陈家慧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据郭店楚墓竹简（下简称郭店楚简）版本，《老子》第五十七章为：“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也。 夫天多忌讳， 而民弥叛。 民多利器，而邦滋昏。 人多知天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礻富。 我亡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1］113

与其他版本相比，郭店楚简本《老子》第五十七章有诸多异文。 仅就“我无事而民自礻富”一句而言，无论是“礻富”字的隶定还是该句在第五十七章中的位置，都与通行本不同。

通常，“礻富”字被释义为“富”字，因此多理解为“我无事而民自富”，大意为：圣人不横加干预，百姓自然生活富足。 然而， 学界对此不是没有疑虑的。 彭浩仅注释“礻富”读作“富”[2］。 丁原植虽然也按一般说法认为礻富字假借为“富”字，但同时提出这里的“富”不应当解读为“富足”[3］。徐临江《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圣人观探微》一文中，直接列《老子》第五十七章原文后半段为：“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福，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4］与通行本的“我无事而民自富”不同的是，他文中写的是“我无事而民自福”。

另外， 郭店楚简本中，“我无事而民自礻富”排在其他三句前面， 这是其他版本都没有出现的语序。 高明注意到了第五十七章后半部分的语序问题，但他仅仅注意到有些版本中“我好静”句在“我无事”句前的现象，还是认可“我无为”句在首句的一般排序[5］。

“福”与“富”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足以影响整章的理解，更何况还有语序不同的问题，这都会影响对老子思想的把握， 因此这种差异是值得引起注意的，特加辨析。

一、以“福”释“礻富”的可能性

“礻富” 字是专家学者通过对郭店楚简上的字形综合考辨得出的隶定字， 其在竹简上的古文字形为“”。 “”字从“宀”从“示”，在《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中，整理者将其视为“富”的假借字、异体字。 “富”字与“福”字同从“畐”得声，“富”字从“宀”，“福”字从“示”。但考察其他被认为是“富”字（1）的楚系文字如“”与“”[1］18-20，“”与“”[6］等字可以发现，它们的字形大部分从“贝”，反观“”字的字形中并没有“贝”的存在，因此有理由怀疑该字是否为“富”字。 而被认为是“福”字的现存楚系文字几乎全部从“示”（2）。 《古文字谱系疏证》中将“”字归为“”字，注释说读“福”，是“福”字的繁文[7］，而“福”的早期文字也存在在原有字形上加“宀”繁化的情况[8］，因此从字形本身来说，“”字是“福”字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

“福”与“富”字的上古音都在职部、帮纽[9］，古音相同。 《释名》曰：“福，富也。 ”[10］段玉裁据此称“富与福音义皆同”[11］。 在《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的《老子》中，也有隶定为“福”字但当成“富”字来理解的例子，第九章“贵福（富）乔（骄），自遗咎也”[1］113就是如此。 同样是郭店楚简，《成之闻之》有“福而贫贱”句，裘锡圭认为这里的“福”应读为“富”[1］167-169。 不止如此，《性自命出》《尊德义》等篇都有被认为是“福”字但注释中却解释应读为“富”字的语句。郭店楚简的《语丛四》中的“”字，学界至今不确定释义为“福”还是“富”字。 由此可见，“福”与“富”这两个字在当时很有可能是可以通用的关系。 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但在这种字形相近、音义相通的情况下，传抄中释义出现讹误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后世诸版本之“民自富”的释义可能就是传抄所误。

并且，将“民自富”释义为“富裕”也不符合老子原意。 老庄道学整体而言都是重精神而轻物质的。 他们主张安贫乐道，不追求甚至是排斥物质享受的。 “金玉盈室，莫能守也。 贵富骄，自遗咎也”[1］113，老子认为荣华富贵不能长久，反而容易滋生骄傲，可见他对“富”的态度不是正面的。而第五十七章原文“我无事而民自礻富”的情感色彩显然是褒义，如果原文真是“我无事而民自富”，岂非自相矛盾？ 事实上，在通行本《老子》中，只有第九章、第三十三章和第五十七章出现了“富”字。虽然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三章“知足者富”（3）句的确为褒义，但河上公注曰：“人能知足之为足，则长保福禄故为富也”[12］45，可见河上公认为这里的“富”也应释义为“福”，这更加从侧面佐证了“民自福”的合理性。

再者，除了第五十七章，在《道德经》的其他章节，老子也几次提及人民物质生活的问题，但都停留在物质知足阶段。 如《老子》第七十五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12］84这里老子提到不要让“民饥”，言下之意仅仅也是只要让人民可以吃饱饭。 在第三章里，老子也只提到要“实其腹”、“强其骨”[12］15而已。用通俗的话来说，比起人民是否吃好，生活是否富足，老子更注重人民是否吃饱的问题。而且老子贵生，一再强调不要过分养生，只要人体健康就好。因此如果第五十七章原文真是“我无事而民自富”，反而是背离老子思想的。

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历来注家也有对“民自富”的其他理解，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强调“四民各业”，再言“自富”，以河上公章句《宋刊老子道德经》（下称河上公本）为例。河上公本注“民自富”为“我无徭役征召之事，民安其业故皆自富”[12］68，这恰恰说明河上公也认为“民自富”非“人民富足”而是“民自福”之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謂备”[11］，丁原植认为“礻富”是“指万物各自所完成而齐备者，即各自所处的定位”[3］。 据此，“民自福”可以释义为“人民各得其所，生活顺利”。 这与河上公、丁原植所说都不矛盾。 二是将第五十七章理解为个人养生之术，以葛玄为例，他认为“我无事而民自富”句“谓人无事，则形气、精神、血脉充溢也”[13］。 且不说将“国”与“民”理解为个人身体是否合理，即便将其视为养生，以“福”释之，人的精气神完备顺畅，毫无阻塞，岂非更合乎自然养生之道？三则认为“富”为知识丰富之意，以李荣为例。 李荣说“人皆知之为富”[14］，这种理解更加违背了老子原意。 《老子》其书，不止一次地强调“无知”“弃知”，其态度已经不言而喻。

因此，将郭店楚简本中的“礻富”字释义为现在的“富”字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相比之下，释为“福”字更有说服力。

二、从第五十七章语序看以“福”释“礻富”

除了郭店楚简本，《老子》 其他版本不仅大多以“我无事而民自富”为准，且将该句放在第二句或倒数第二句的位置。 为充分体现第五十七章后半段的语序不同问题，兼顾对版本时间的考虑，故以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老子》（下称帛书本）、河上公本和严遵《道德真经指归》（下称严遵指归本）为例，第五十七章分别为：

“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知，而何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民自富。 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15］（帛书本（4））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圣人之言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16］（严遵指归本）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12］67-68（河上公本）

《老子》一书，逻辑性极强，章节之间和章节内部往往可以相互对照理解。如按以上版本中的“我无事而民自富”理解原文，且语序如上，那么章节内部之间就无法对应。以帛书本第五十七章为例，前半段中的“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与后半段中的“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可以对应理解的只有最后一句，第二句也勉强说得通。 仅看后半段，也难以看出其内在逻辑。如若语序如郭店楚简本，以上版本的“民弥贫”虽然可以与“民自富”对应，但“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就理解为：保障人民生活富足再进行精神教化。这其中的思想，较早在《论语》中有所体现。 《论语·子路篇》有“先富之再教之”[17］的提法，《管子·牧民》对此有所继承和发展，其中有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18］说百姓丰衣足食， 才知道礼节和荣辱。 这显然是有为之言，不符合老子一贯的思想主张。

但将“我无事而民自福”代入，细读《老子》第五十七章前半段，就会发现“夫天多忌讳，而民弥叛。 民多利器，而邦滋昏。 人多知天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与后半段“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礻富。 我亡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的确有着非常巧妙的对应关系。 而这种对应关系， 暗合了老子的治民思想。

“夫天多忌讳，而民弥叛（5）”，在一个国家中，如果人主设置了非常多的禁忌， 人民就很可能反叛，所以圣人治国采取的办法是“无事”，即“我无事而民自福”，不干预百姓的生活，那么百姓就会一切顺利，各得其位，自然不会想着背叛人主了（6）。以史为鉴，人民的“反叛”往往是在上者苛政暴政所致，所谓“官逼民反”，大抵如此。 即使以通行所言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为准来解读，“民自福”仍然可以对应，毕竟对百姓生活横加干涉，就无法使百姓各安其业，自然会导致百姓生活贫苦。

“民多利器，而邦滋昏”，高亨谓“利器”即“武器”[19］，魏徵则认为“利器者，权也”[20］，无论百姓是拥有过多的武器，还是执掌过多的权柄，都是非常危险的，国家都会混乱不堪。因此圣人“无为”而治，尊重自然律例，百姓井然有序，自然教化，以致“利器”无用，百姓必然舍弃。

“人多知天而奇物滋起”， 如果人民自以为聪明，多用心机，汲汲于钻营与猎珍，那么天下奇巧物件盛行，则奢靡之风群起。苏辙据“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文本认为是指“人不敦本业而趋末伎”，致使“非常无益之物作矣”[21］，虽然理解不同，但面对这些情况，只要圣人“好静”，以身作则，虚心无邪，引领人民一心向“道”，持身为正，人民就不会再费心于身外之物，就会回到正途、本道上来了。

“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法，好也。 ”[20］如果人们开始彰显物品的好坏优劣，有了比较，就有了物欲，那么盗贼就多了起来。 严遵、成玄英等人则认为此句意为“法令”繁琐密集，百姓不堪苛虐，沦为盗贼者众多[22］，但究其源头，也在欲求。 因此圣人要清心寡欲，无欲无求，如此上行下效，家安俗乐，人民自然质朴。 王弼注曰：“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 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 ”[23］正是此意。

除了章节内部的对应，仅从后半段来理解，圣人以“无事”“无为”“好静”“欲不欲”教化百姓，民“自福”“自化”“自正”“自朴”，百姓达到生活顺利，精神教化的状态，从而拥有忠正质朴的品质，这样刻意的语序安排才显得更加自然， 符合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

因此，从《老子》文本的分析上来说，郭店楚简甲本中第五十七章的语序才是更符合老子原意的排序，“福”字才是更合理的释义。 另外，《文子·微明》有引老子此章内容来论述自己的思想主张，虽有异文，但其语序也是“我无事”句在“我无为”句之前[24］，与郭店楚简本吻合。 《老子》后半段应为：“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福。 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我无事而民自福”应在另外三句的前面。

三、从老子治民思想看以“福”释“礻富”的合理性

老子在第五十七章揭示了国家与人民互相影响下的四种不良情况，并由此阐述自己“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112的治国之道。

第五十七章中，“夫天多忌讳， 而民弥叛”与“我无事而民自福”，“民多利器，而邦滋昏”与“我亡为而民自化”的对应关系，正是老子“居亡为之事”，无为治民思想的阐释。

老子主张清静无为，这一点在《老子》全书中有多次体现和强调。 “亡为而亡不为”[1］118，万物由道而生， 依道而行， 道不干预万物任其本性自然而生，看似无所作为，实则无所不为。 因此老子一再提及“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垂夬 垂夬”[12］68的政治情况，反对人主过分干涉人民生活。 老子认为最高境界的君臣关系是“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乎其贵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 ”[1］121百姓只知道人主的存在，丝毫没有感受到人主之为， 就已经功成事遂了。 这是最“自然”的君臣关系，人主隐而不显，政策有还似无，这给了人民最自在的发展空间，使每一环都在“道”的把握中，各得其所，才能成就最理想的社会。 西汉初年，曹参接任萧何的宰相之位后，对于萧何之前定下的规矩丝毫不改，照样执行，看似毫无作为， 却使西汉政治延续了萧何任内的清明安定[25］。 这个著名的“萧规曹随”的故事，正体现了当时黄老思想指导下无为而治的智慧。 如果曹参因为皇帝的责问转而大刀阔斧地推行有为的政策，依照当时急需休养生息的现实情况，只会民怨沸腾，西汉政权短时间内恐怕无法稳定，更难以拥有后来雄厚的实力。 而“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12］70-71（第六十章），自然无为最终要达到圣人不仅能够与民不相伤，更能够达到与鬼神两不相伤的状态。 所以老子自然要在第五十七章中反对“天多忌讳”和“民多利器”，认为这样才能使“民自福”“民自化”。 君主和圣人强制干涉并不会使人民幸福、国家安定，只有无为而治， 人民在无为之中产生自我自主循道的驱动力，才能使国家合乎“道法自然”。

另外， 郭店楚简本与其他版本在第五十七章的前半段还有“天多忌讳，而民弥叛”与“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的不同。郭沂就认为今本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句没有因果关系，于理难通，而且老子也并不否定贫穷。 他赞同简本“贫”作“叛”字解，意为“要让人民自然而然，不要给予太多的制约；否则，如果‘多忌讳’，则人民更容易叛乱”[26］。 由于此句与“民自福”有对应关系，这样理解不但正合乎“福”字所含的“百顺”之释义，也应合老子无为治民的思想。 不仅如此，他认为“‘叛’为元母并声，‘贫’为文母并声，声纽相同，韵部亦近”，因此提出这种讹误是由音近导致的[26］。 但也正是基于此句与“民自福”的对应关系，或许也有可能是因为“福”字在后世《老子》文献中讹误成“富”字，某些学者注意到第五十七章整章逻辑关系的混乱，为了弥补这个思维上的漏洞，将“叛”改成了“贫”。 当然这只是一种臆测，还有待考证。

只是“无为”，不能保证长治，还要配合“教化”维持。 第五十七章“人多知天而奇物滋起”与“我好静而民自正”，“法物滋彰，盗贼多有”与“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这两段对应关系体现出的“少私寡欲”“涤除玄览”的思想，正是老子“行不言之教”的内涵，在《老子》其他章节也有表现。

如《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知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 则无不治。”[12］15-16第十九章曰：“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 绝伪弃虑，民复慈孝。 ”[1］111可见老子更欣赏“无知”和“绝知”的状态。 所以在第五十七章，老子揭示出了“多知”的后果，一如既往地表达了自己反对“多知”的态度。要知道，老子所反对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聪明的名声。 真正的智慧是不显“名”的，因此老子也不支持彰显贤者的名声，他所不尚的，不是“贤”本身，而是“贤”名。众所周知，若“名欲”盛行，世间则多虚伪之人，比如伪道学家满口仁义，实则人品恶劣，比如假隐士借隐居求名，以求终南捷径，等等如是。 老子要绝的是“名”欲，这才是圣人要抛弃的多余的欲望，也是圣人教化人民要抛弃的内容。 这更加印证了李荣所说“知之为富”的荒谬。 也正是因为一切争端源于欲，因此圣人才引导人民要“少私寡欲”，务必“涤除玄览”，放下对名利的欲求，时时刻刻观照自身。 因此第五十七章，圣人才会反对“人多知”、反对“法物滋彰”，并且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引导人民“自正”“自朴”。 人民自我安定、主动尚朴，是圣人潜移默化的引导，也是老子所理想的治民效果。 这两组对应关系与前两组对应关系构成了完整的第五十七章的内容， 也是完整的老子治民思想的体现。

由此，以“福”字释义“礻富”字，结合郭店楚简本第五十七章的语序， 整个第五十七章所表达的圣人治国的主张，完全符合老子一贯的治民思想，是老子治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老子》第五十七章中的“礻富”字更应该释义为“福”字而非现在一般认为的“富”字，第五十七章后半段语序以郭店楚简本为准，“我无事而民自福”应在第一位次。因此该章也符合老子一贯主张，体现了老子“居亡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治民思想。

由于资料有限与个人眼界的狭隘，《老子》第五十七章尚有诸多有待辨析之处。 但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 一定会有更多证据帮助我们拨开迷雾，进一步接近《老子》一书的原本面貌。

注释：

（1）考察多种出土文献整理资料可知，除特别标记或注释，编者多半以“隶定”作为“释义”，故本文不特别区分，以“被认为某字”来强调某字的释义而非隶定。

（3）本文引用《老子》原文以郭店楚简本为准，因楚简本与帛书本均有残损，故楚简没有的以河上公本为准，不再另外说明。

（4）帛书有残缺，故据帛书甲本，以乙本补。

（5）“叛”大致有两说：一为“叛乱”；二为“违背礼与道”，参见尹振环《论<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简、帛<老子>比较研究》（刊于《文献》1999 年7 月第3 期）。 本文取前一说。

（6）本文对老子原意的解读以郭店楚简本《老子》原文为准，理解差异甚大的文中有提及。

（7）郭沂认为二字声母相同，韵母相近：一为“元”母，一为“文”母，故推断其音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