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瑞雪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元至正十三年(1353)三月，元朝廷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此时刘基由台州赴杭，改任江浙行省都事，力主剿捕方国珍，“以为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斩之。”(《行状》)[1]631-632方国珍乃至京重赂省、院、台官。元廷再次允准招安，并分别授方国珍、方国璋、方国瑛兄弟徽州、广德、信州路治中。然方国珍拒不解散徒众，仍据海道，阻绝海运。而力主剿捕方国珍的中书右丞脱脱、刘基等人则以“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的罪名被罢职，刘基被羁管于绍兴。

从1353年底被羁管，至1356年初被檄复起用为江浙行省都事，自募义兵，招安山寇吴成七等，刘基在绍兴度过了两年有余的时间。此间他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序记。从刘基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怀，再结合多位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共识，可以差不多确定大部分《拟连珠》也应作于此。

一、“连珠”的源起及其演变

作为古代文体的一种类型，“连珠”在诸多文体中并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不属于赋，也不属于骈文，却兼具赋与骈文两类文体的特征，并往往以联章的形式出现。沈约《注制旨连珠表》中说：“连珠者，辞丽而言约，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2]1021说这种文体像是珍珠贯连在一起而“互相发明”，揭示了连珠体以“组”为构架的形式特征；“辞丽而言约”则揭示了连珠体的语言特色。较早的傅玄说得更加详细：

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令贤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2]1035

此段话历述了连珠体的文体特征及其在东汉、魏晋时期的发展，并着重述及连珠体的文学特色，如班固所作的连珠体“喻美辞壮，文章弘丽”，蔡邕的连珠“似论，言质而辞碎”，傅毅的则“文而不典”。刘勰说连珠体是扬雄的首创[3]147，但同样揭示出其“文小”“事圆”“音谐”的文体风格。

连珠体的表达有其独特性：“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令贤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简单来说，即是对于帝王君侯的过失或错误，连珠会采取一种含而不露、委婉讽谏的方式提意见表达看法，这既符合于古诗的“讽兴”之义，又合于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美学的追求。曹道衡先生就曾指出连珠“是章表的一个旁支”，具有奏议、章表的谏议功能。这从它的文体结构上可以得到证明，且傅玄的记载中首句即指出连珠乃是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而作之”。

较早时期的连珠体一般有“二段式”和“三段式”两种。“二段式”往往是“臣闻……，……”，“臣闻……，是以……”，“臣闻……，故……”等的行文方式；“三段式”往往是“臣闻……，是以(故)……，故(是以)……”，或“臣闻……，何则？……，是以……”的行文方式。前提与结论多是并列、意义相近的两联，其目的即是使所持观点和所用比喻在最小的限度内达到最充分的发挥。既然以“臣闻”开首，则言说的对象必然是帝王君侯。而这种由彼及此的推类(论)方式，也显示了早期推类思想的言说形态。杨帅、罗积勇在《连珠体与墨家推类思想》[4]一文中将这种推理方式与先秦墨家的“三知”(闻知、说知、亲知)进行比较，指出连珠借鉴了墨家针对前提与结论所述对象的基本属性在类同的前提下进行推断的方式，是“后人在论辩中继承发展了墨家推类实用性的结果”，可作为上古时期人类推类思想发展的典范。对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严复则直接将其划归于形式逻辑和名学辨学一类。在翻译英国哲学家耶方斯的形式逻辑论著《名学浅说》时，严复将形式逻辑中著名的“三段论”直接以“演连珠”命名：

凡论一事理，而有所断决者，虽语势文理隐现不同，质而言之，要皆从二原而得一委。或由一例一案而得一判，千殊万诡，莫能违者。[5]51-52

严复在解释这一命名时说，“演连珠”最早见于《文选》，被列为骈文一类。其体例常以“臣闻”起，前一排言物理，后一排据此为推；用“故”字转，一般为两层含义。虽然亦有“三段式”推理，但究其含义，也仍以两层为主。又指出连珠所用词基本上以正面述说为主，但也有用反意来述说的，如《战国策》中陈轸说楚昭王勿伐齐之事，即以“画蛇添足”的故事为寓，从反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因其以骈文(四、六文体)行文，“语多俳俪，遂生云雾，致质言难见耳”。据此可知，《文选》中所选连珠恰恰因为它所使用的俳俪的语言，才导致了它的真实意旨反而云遮雾罩而显得含混暧昧。

从“辞丽”“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且“合于古诗讽兴之义”的创作宗旨看，连珠与赋有着极近的亲缘关系。然而连珠并没有赋的铺张扬厉的浮夸之气，它体式短小精悍，三言两语即道出作者的旨意，具有明显的谏说优势，刘熙载说它“以精神代色相，以议论当铺排，赋之别格”[6]474，实是的当之评。它以四六对偶的形式，语言上讲求藻饰和用典，文章虽小而论点明确，用词省净而意义流转，堪称“小而精”的文体典范。如扬雄《连珠》之一：

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荐善，不废格之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

扬雄据“明君取士”和“忠臣荐善”两类行为会指向类同的结果“人才不会被埋没”，然后做出“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的逻辑推理。他巧妙地将较为繁复的“指说事情”形式融进了结论之中，使结论既含蓄，又有寓意，短小凝练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

扬雄之后，竞相模仿创作连珠体者代不乏人。东汉时期，无论是班固、傅毅，还是潘勖、贾逵、刘珍、杜笃，他们的连珠体皆以“臣闻”一式，秉承了“臣闻……，故(是以)……”的行文方式。因文思较为蹇涩，被刘勰讥为“欲穿明珠，多贯鱼目”，说他们不过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徒增其丑[3]148。直至曹丕，因其帝王的特殊身份，创作连珠时将“臣闻”置换为“盖闻”起首，这才使“连珠”的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自此之后，“连珠”不再仅局限于谏诤，而是发展为一种普通的文体；同时，其创作宗旨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由较为单一的谏诤君王走向自由抒写发表议论，这无疑解放了连珠的文体价值和表现范畴。

创作连珠，需要具有文学表现与逻辑思维的双重才力。刘勰将陆机的50篇《演连珠》视为连珠体文的最佳代表：

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3]148

因陆机在这些连珠中体现了“理新文敏”的特色，刘勰认为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陆机的这些连珠(章)体能够真正成为不折不扣、“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的“连珠”。当然，刘勰所关注到的，更多是陆机的文学表达符合于他的审美标准；但既然体为“连珠”，就必然在逻辑推理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如其一、其二：

臣闻日薄星迥，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一)

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故明主程才以效业，贞臣底力而辞丰。(二)[7]722-723

前一章以天道喻人道，为全文之总括；后一章以权衡、明镜之用喻人臣才力之用，明主必衡量臣子之才而授职，人臣须尽致其力方受爵。从意旨上来看，仍论贤主用才和政治人事等主题；从形式结构风格来看，陆机的这组《演连珠》，不仅能够熟练地运用扬雄以来的“二段式”的推理结构，其“三段式”的表达，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归纳、演绎、类比等推理形式，运用得炉火纯青。如果前提和结论都为四句，则其句法为四四相对或四六相对；如果前提是四句而结论是两句，则结论句法即为六六相对。这使整篇文字既保持了结构上的匀称和平衡，又富有行文上的活泼变化。恰当的用典和工整的属对也使这组《演连珠》既凝练含蓄，又富丽丰赡，成了“连珠”史上的丰碑。

此后庾信《拟连珠》开启了“言志”的先河，讲求声律之美，注意平仄相对，用连珠寄寓他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其例俯拾即是：

盖闻彼黍离离，大夫有丧乱之感；麦秀渐渐，君子有去国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犹瞻灞岸；德阳沦没，非复能临偃师。

盖闻廉将军之客馆，翟廷尉之高门，盈虚倏忽，贵贱何论？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门下宾客，任安独存。[8]242

通篇不再出之以精辟的议论，而是感情真挚，深沉动人，艺术感染力十足。从句式的运用上看，庾信的连珠骈俪化突出，几乎丧失了原有“谏诤”“议论”的思想性特质，而使其与骈文归于一途，连珠体差不多成为骈文的附庸而趋于寥落。

这种情形直至元末才重新被扭转颓势，有了新的生机，其代表作即为刘基的68篇《拟连珠》和同时的宋濂《演连珠》50篇、王祎《演连珠》16篇等。与陆机、庾信等人相比，刘基的《拟连珠》有了新的变化。

盖闻民情本质，文过则伪；人道本直，虑佚则倾。是故圣人制礼，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贞。盖闻观形于声，未必见形；求实于名，未必得实。是故飘风不可以调宫商，巧妇不可以为家室。(其十)[1]197

盖闻谲不可恃，人觉则穷；伪不可长，情见而极。是以剪彩为葩，不可以受风雨；画布为函，不可以当戈戟。(其六十四)[1]200

盖闻甘雨祈祈，不起断根之木；长风烈烈，难行折舵之舟。故渭滨星殒，孔明力殚于兴汉；洛都鼎震，苌弘志屈于扶周。(其五十)[1]199

从句法看，刘基的连珠多用奇句散句，每章每句字数也多少不等。尽管在形式上仍然保持比较整齐对称的句式，但对仗与隶事用典则大大减少，语言明白晓畅，风格自由而流贯如珠，并不讲究文风骈俪，重新恢复了这类文体重议论重思想重谏诤的质朴之风。夏钟高度评价刘基的《拟连珠》：

刘先生神识天挺，雅不从人间来，故其为文得意冲口，无经营惨淡之迹。

《拟连珠》如千首此类选言，虽极骈俪，要之洞悉古今治乱源委，人物情性，咳唾随风，自成珠玉，非缀缉为工者所可同日语也。[9]302

将刘基的连珠与前代的“文人才子”式连珠加以比较，指出正是它突出的思想性与强烈的现实性使那些缀缉为工者无法与它相媲美。

虽然清代洪亮吉等人在连珠的创作方面又有发明，但随着帝制的消亡和文化语体的转型，连珠体事实上已失去了它原本承载社会现实功能的土壤与环境，它像其他传统文体一样，终于成为历史的一段记忆，在时代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式微了。

二、刘基《拟连珠》的思想内容

刘基68篇《拟连珠》涉及其思想的方方面面，举凡自然、政治、人事、社会无所不包，当然其重中之重，仍在于“揭示弊病，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从内容上来说，刘基的《拟连珠》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用贤任人；二、为政以德；三、居身涉世。前二者乃是针对统治者而言，后者则针对个人而言。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这组《拟连珠》略加分析。

如何选拔出真正的贤人为世所用，这历来都是统治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乎时代的兴衰和国家的治乱。最早出现的扬雄《连珠》，所谈即是如何取士荐贤，此后，这似乎便成为“连珠”不言而喻的主题要旨。班固《拟连珠》言及真正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所凭借的乃是自身的实力和真正的价值；曹丕的《连珠》则告诫自己用人时决不能宠幸小人而疏远贤人。陆机《演连珠》50篇以华美的篇章不厌其烦地谈到明主用才和才为世用的两大问题。刘基《拟连珠》秉持了连珠体产生以来的传统议题，对如何举贤用能反复申张：

盖闻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君不自强，士多则强。故媢嫉之人庸，则士隐而君独；掊克之吏进，则民夷而国伤。(其十五)[1]196

盖闻植嘉谷必以粪壤，铸洪钟必以土型。故物无必贱，而贱不可轻。是以海纳污然后成其大，君纳众然后保其荣。(其四十二)[1]198

盖闻物无全材，适用为可；材无弃用，择可惟长。故一目之人，可使视准；五毒之石，可使溃疡。是以穰苴治师，智勇贪愚，咸宜其任；公输构厦，栋梁枅棁，各得其良。(其八)[1]195

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系于人才，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统治者应海纳百川，以宽容的襟怀兼收并蓄。是否具有吸引人才的氛围和土壤，是否能够举贤授能恰如其分，也都是统治者必须要格外注意的事宜。英明的君主与仁人志士，必当互为依辅，才能风云际会，实现更高的政治抱负：“盖闻志大业者，必择所任；抱大器者，必择所投。”(其二)人才各有所长，怎样才能使贤能各得其所，需要人主具有非凡的才具和辨识力，既能用其“长”，也能用其“短”：“君欲任贤，当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长，乃克奏功而济事”(其三十三)，应如司马穰苴治师，“智勇贪愚，咸宜其任”；又如巧匠公输盘构厦，“栋梁枅棁，各得其良”。惟其如此，方能使贤才乐于为世所用。

要重用那些经验丰富、忠心耿耿的老臣故仆：

盖闻知风莫过于老驼，识路莫逾于老马。是以家有老仆，则故物不委诸途；国有老臣，则旧章不求之野。(其六十二)[1]199

刘基以老驼知风、老马识途为喻，指出老仆、老臣对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国家朝政的重要意义。用贤的环境同样重要，绝不为那些奸佞险恶之徒造成为非作歹的可乘之机，清明的政治环境和理顺的君臣关系，可以达致国富民强、重礼识义的理想境界，因此清除君侧宵小就显得尤其重要：

盖闻百廛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觝牛。是故士有悍妇，则良友不至；国有妒臣，则贤士不留。(其三十七)[1]198

噬犬和觝牛是扰乱秩序的根源，悍妇与妒臣在侧亦是君子与贤人远离的重要原因。当奸谗当道，谄佞横行，有识之士则会避世而归隐；当最高统治者暴虐贪酷不恤民生，志士仁人则会远遁丘山。用贤的环境如此重要，刘基不仅在这组连珠中再三致意，且在此后创作的寓言集《郁离子》中，他又讲述了一个类似主题的故事：

楚王问于陈轸曰：“寡人之待士也，尽心矣。而四方之贤者不贶寡人，何也？”陈子曰：“臣少尝游燕，假馆于燕市。左右皆列肆，惟东家甲焉。帐卧起居，饮食器用，无不备有；而客之之者，日不过一、二，或终日无一焉。问其故，则家有猛狗，闻人声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宪容，则莫敢蹑其庭。今王之门无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艰其来也。”(《郁离子·枸橼·噬狗》)[1]24

这则寓言与此章连珠后先相映生发，表达了刘基对贤人志士出为世用的政治生态环境的最低要求。

那么该如何才能吸引贤才大德以治天下呢？这就涉及人主君王的道德品质及其对待贤才的态度了。《拟连珠》首章即言：

盖闻空谷来风，谷不与风期而风自至；深山囿木，山不与木约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徼，德盛则集；功不可幸，人归则成。(其一)[1]195

当人君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自然就会吸引志士贤人纷纷而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刘基用富有文学与哲理性的语言，给孔子的这句名言以生动的注脚。人君唯有“德盛”，方能带来福祉好运，引来凤凰般的贤能之士辅佐他。刘基用该章作为这组《拟连珠》的开篇，绝不会是无心之举——他相信当朝皇帝能够明白他的这种正面勉励。第十八章的内容与该章很相类似。在第三十八章中，他则以反面类比和正反对比论证的方式对同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表述：

盖闻蛭螾之薮，神龙不栖；蒿荻之区，嘉谷不植。故秦庭虎视，而芝歌逸响于商山；周峄鸟鸣，而紫气流光于西极。(其三十八)[1]198

如果环境肃杀鄙陋，卑劣不堪，则好的事物不会由中成长，优秀的人才也会如鸿鹄般高飞远逝，这正如神龙不会到蛭螾集聚的泥泞之地栖息，嘉谷不会生长于恶臭的沼泽一样。倘若像秦国的政治那样急功近利巧取豪夺，则正人君子必将高蹈归隐；然而如果像周文王那样仁人爱民，则祥瑞的紫气必将笼罩于朝廷。对此，《郁离子》也专门以一段文字表达了态度：

或问致人之道。郁离子曰：“道致贤，食致民，渊致鱼，薮致兽，林致鸟，臭致蝇，利致贾。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则天下无不可致者矣。”(《郁离子·枸橼·噬狗》)[1]23-24

对比其用词遣句与思想表达，基本相差无二。这是刘基对致贤用贤的看法和主张，虽并不写于同时，然其思想却是一致的。他又将两种治理百姓的态度进行了鲜明对比：

盖闻植善倾恶，天道之定；好安恶危，人性之常。是以顺天之道，则人归而王；逆人之性，则天怒而亡。故伐罪吊民，而周祚延于孙子；兴徭树怨，而秦祸发于萧墙。(其二十六)[1]197

归其源，则植善倾恶，伐罪吊民，方能使政治清明，民生安乐，国祚绵长。宵衣旰食的大舜与手胼足胝的神禹可作为君主励精图治的楷模。

68篇《拟连珠》中，近一半的篇章是就政治或统治者的德行而言的。与正面勉励的方式相比，从负面或侧面发表看法的，所占数量更多。诸如：

盖闻石不乱玉，惟瑊玏为能乱玉；枭不混凤，惟鹔鷞为能混凤。故妖声冶色，君子远之必严；伪行辩言，圣人惩之必痛。(其五)[1]195

盖闻骄者谄之招，故谄集而贤路塞；暴者贪之使，故暴用而怨府开。是以荣夷操轴，而若神之严，弃社稷以如莽；来革秉权，而如毁之室，与珠玉以同灰。(其四十五)[1]198

盖闻俗有厚薄，运有废兴。故去伪就真者，盛之兆；舍实徇华者，衰之征。是以艳舞妖歌，末世所好；奇技淫巧，先王所惩。(其三十四)[1]197

劝谏告诫统治者要远离妖声冶色，奇技淫巧；戒骄戒暴，去伪存真。倘若结合当时蒙古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发现刘基的这些话绝不是毫无所指，信口而谈。至正初，元顺帝一意图治，整饬吏治，征召隐逸，蠲免赋税，削减盐额，实行儒治，元朝一度曾呈现蒸蒸日上的局面，这也是刘基之所以对元顺帝抱有期待的重要原因。然而至正八年(1348)后，元顺帝便没有了勤政的兴致，宠幸佞臣哈麻，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迷信密宗所谓“男女双修之术”。还在宫中建清宁殿，绕殿一周建百花宫，终日荒淫逸乐，不理政事。又巧于机械，其自制宫漏，奇妙绝伦。清代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说他“绝人巧智，惟事荒恣；纲纪懈弛，用殄厥世”。《元史·文宗纪二》载天历二年(1329)政院臣奏：“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皇室日用靡费惊人。皇帝又大嗣赐田勋贵，土地兼并侵夺屡见。政府买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肆意诛求，聚敛无度，百姓不堪朘削，视官府官吏为盗贼。醉生梦死的贵族统治者们像是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寻欢作乐，纵情享受。在《吊泰不华元帅赋》中，刘基曾以激烈的感情痛斥这种上下一体昏愦腐朽不知死活放纵恣肆的行为和窳败的现实：“上雍蔽而下不昭兮，下贪婪而不贞”，“奸何为而可长兮，忠何为而可尤？尸比干而奖恶来兮，白日为之昧幽！”[1]205刘基对此忧心忡忡，苦口婆心试图唤醒这些沉睡者：

盖闻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是以宴安日久，诘戎兵而听者忽忽；老成人丧，语典刑而闻者嗤嗤。(其十二)[1]196

盖闻积仓之家，独喜凶岁；舞法之吏，不乐清朝。故民由此困，而欲由此浇。是以去奢尚俭，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王所以清烦嚣。(其六十八)[1]200

只有最高统治集团去奢尚俭以身作则，才能变更邪侈之风；不聚敛扰民，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盖闻天下有道，则贵者劳而贱者佚；天下无道，则贵者佚而贱者劳。是以弼亮惟寅，而万姓协睦；姻娅朊仕，而四方绎骚。”(其五十二)刘基以或深或浅，或深情或激切的言辞，希望能够耸动统治者的视听，引起“疗救”的注意。与其养痈患而去大奸，不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那些难以驯服的丑恶奸邪势力，刘基认为这种匪类，朝廷绝无必要姑息养奸：

盖闻暴于物者，众志之所诛；妨于众者，舆情之所疾。是以虎狼堕阱，仁者见之而不怜；枳棘当道，行者过之而必诘。(其四十八)[1]198

盖闻侏俪之舌，可习而变；矇瞍之目，难涤而明。故教可行于质近，而道难化乎性成。是以御龙之智，不能训猿以礼；神农之圣，不能服豕而耕。(其六十五)[1]200

既然是众怒所归，人人得而诛之，那么枳棘当道，誓必除之；虎狼堕阱，毋生怜悯。既然明知不可驯化，又何必一定要养痈遗患、自讨苦吃呢？他深切地提醒最高统治者：“丈夫深戒妇人仁，养虎遗患悔莫及。”[1]290

这些有针对性的言论，皆是刘基发自肺腑的深思熟虑之论。在刘基的仕宦经历中，方国珍造反之事对刘基的影响甚大，刘基被羁管绍兴，正是由于建言坚决剿灭方氏势力所致。对于朝廷的处罚，刘基当然痛心；然而对方国珍之流犯上作乱反复无常的奸恶行径，他更加恨之入骨。史载方国珍曾贿赂刘基，被严词拒绝；后再次因执政者皆偏袒方氏，“遂置公军功不录”[1]632，于是刘基对元廷这种混淆是非、抑忠庇恶的行为绝望，乃愤然辞职，归隐乡居，著《郁离子》以抒其抑郁不平之慨，讽刺时风，批评朝政。对比《拟连珠》与《郁离子》，能够感受到刘基的思想与情感前后的变化和差异。与《拟连珠》谆谆告诫的平和风格有所不同，《郁离子》庄重严肃，时而语言锋利精警，刻露犀利，以“规执政”的形式，直陈治国矫弊方略，与言辞剀切的奏陈几无区别，徐一夔将其比作可以治病的“药石”和可以疗饥的“五谷”[9]407。

刘基还阐述了一些有关个人修身处世的哲理和智慧。刘基的仕途绝非一帆风顺，虽然他禁暴戢奸，视民如子；振惰奖勤，拯艰息疲，“以廉洁著名，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1]638，却往往因廉正谠直而时常被抑。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妥善处理自己的情绪？刘基阐述了人面对困境时应摆正心态：

盖闻神龙未云，沕渊沦而无闷；凡鱼得水，挂罔罟而莫知。是故圣哲识时，以远悔吝；愚蒙竞利，以冒倾危。(其七)[1]195

盖闻能盈而不能谦者，虽成必隳；知进而不知止者，虽得必失。是故附蠃以升高而枯，蝜蝂以任重而踬。(其三十六)[1]197

盖闻方石不可以为磨，直木不可以为轮。故至情有时而当隐，正论有时而不陈。是以明夷利贞，箕子以之处己；危行言孙，尼父以之诲人。(其五十七)[1]199

真正能大有作为的志士仁人一定也能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挫折和打击，“良工铸金，忌其踊治；智士怀材，贵乎藏秀。”(其二十五)“闭藏当有待，保养慎无失”[1]341，又何必为一时的不顺而抑郁烦闷呢？

其他对于自然宇宙、社会人事等主题的阐发，不一而足，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倾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丰富性情鲜明的刘基。张宏敏《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一文认为刘基的思想来源于孔、孟、荀、墨以及《易》、名、法、兵家和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既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的要义，这“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10]，此说可与本文所述互为表里。

三、刘基《拟连珠》的复古情怀

逻辑推理的各种形式，举凡类比、归纳、演绎、对比等手法，在刘基的这组大型连珠作品中得到了圆熟的体现。68篇连珠差不多做到了章章蝉联，在结构与内容上形成了有机的连贯，真正做到了“历历如贯珠”、义明词净、事圆音泽、磊磊自转的艺术效果。当然，刘基并没有十分着意于艺术的表达，而重点在于阐述清楚自己的治世用人居身涉世的思想，通过正反对比、归纳演绎、类比推理的方式去申述为君为臣为民之道，充分体现了拟连珠这一文体的实效性和警诫意义。

刘基为何偏偏选择“连珠”这种文体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回答这一问题前可先就扬雄开创“连珠”的意旨略加探讨。作为西汉赋大家，扬雄何以要开创“连珠”这种新的谏诤文体，其个中原因颇值得玩味。汉赋大家无论是司马相如，还是枚乘、东方朔、吾丘寿王，都不希望君主世人将自己视作弄臣，因此不管阐述何等文字，铺叙何等闳衍，但最终都要曲终奏雅，卒章显志，会在篇章末尾将自己的一片谏诤之心揭示出来，使文章主旨归之于“正道”。然而，汉赋大则大矣，美则美矣，其铺张扬厉，沈博绝丽，“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12]3575过分渲染的文字，使殷殷讽谏之忠诚淹没于丽辞美句之中，终至“劝百而讽一”，其所起到的谏诤效果，也就寥寥无几，甚至反而激起帝王君主的纵欲享乐之心，史称汉武帝读罢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反“飘飘有凌云之志”。因此扬雄转而鄙弃汉赋为“童子雕虫篆刻”，乃壮夫所不为。既然篇幅规模都足称“巨丽”的赋最终都要归之于“讽(谏)”，然而又该如何达到讽谏的目的和效果呢？于是，三言两语便揭示旨意的短小凝练的“连珠”便应运而生了。沈海燕教授指出连珠事实上相当于长篇议论的纲要，或赋末段点明题旨的一段：它虽篇幅短小，却言简意赅，自成章法；且前后关合呼应，引古论今，反复证明，颇具从容婉顺之趣[13]。从这方面来说，刘基创作《拟连珠》68篇，亦与扬雄有着相类的心迹和题旨，并不难理解。

元代之后，连珠体的创作其数量之多，远迈前代；其内容之广博，亦超逸群伦，举凡赞君祝寿、评论文章、写景记事、读书心得、怡情娱乐等，均可运用此等文体加以表现。陆机之后，连珠体的骈俪化就已成为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近人刘师培评价它说：“首用喻言，近于诗人之比兴；继陈往事，类于史传之赞辞；而俪语韵文，不沿奇语，亦俪体中之别成一派者也。”[14]252其内容也由较为单一的论谏君臣关系、用人治民等主题一步步扩展到遣怀抒愤、怡情自娱甚至是交游酬唱，它初始的谏诤功能被大大削弱，连珠也从寓教化说理的“公器”变成了抒愤表志的“私人工具”，其创作越来越个人化、个性化了[15]。当然，不是每位创作者在使用这种文体进行创作时都有趋同化倾向；在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情形下，一些优秀的创作者仍然可以体现自己的个性特征，而这与作家本人的诗学观是根本一致的。刘基始终都主张学以致用，认为作文的目的在于明道以厉行，而不在于徒逞文辞之美以夸耀于后世：“圣人作经以明道，非逞其文辞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后世也。学者诵其言，求其义，必有以见于行。”[1]64他认为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即为诗，因此无论美刺还是风戒，都应有裨于世教，能够以之验风俗，察治忽[1]74。他特别赞同诗人之作主于风谕：

盖欲使闻者有所感动而以兴其懿德，非徒为诵美也。故崇奖之言，异其有所劝而加勉；示事之告，愿其有所儆而加详也。然后言非空言，而言之者为直，为谅，为辅仁，为交相助而有益，而闻誉达于天下，而言与人相为不朽，不亦伟哉！[1]76-77

这就是刘基的诗教观。本着这样的创作主张，刘基创作68篇《拟连珠》的意旨，也就可以明确了。在这些连珠中的哲见明思，刘基后来又将其以寓言的形式进行了更加明白无误、深入细致的阐发，虽文体有差，而其所遵循的诗教观，则前后并无二致。

刘基毅然复规了连珠体最初的谏诤和讽兴教化功能，以古朴晓畅之语出之，这对连珠文体“廓清宇宙，还其清明”实有不朽之功，当然也使他的这组作品成为连珠史上别具一格的佳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复古主义者，他将这一思想充分贯彻在他的诗文辞赋诸多文体的创作中，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