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亮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 400000)

三峡文化是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区域文化，也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对这一区域的文化现象，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人关注，而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研究亦代有呈现。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长江三峡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后来长江三峡工程全面开工，使得学术界对该区域的文化问题，特别是历史文化问题关注度陡增。新世纪以后，随着三峡考古工作的推动，一批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持续引入到三峡历史文化研究之中，研究成果出现井喷之势。总的来看，四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的三峡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在实证中细化，在多元中发展的特点。为总结过往，启迪未来，本文对这一时期三峡历史文化研究的状况进行综合述评，如有疏漏，祈请指正。

一、关于三峡文化概念的界定与研究

相较于巴文化、蜀文化、荆楚文化等文化概念，三峡文化产生时间较晚，1993年林永仁在《理论月刊》[1]发表论文《三峡文化之特色及其开发战略》，首次提出三峡文化这一学术名称，他认为三峡文化博大精深，涵盖巴楚文化、山水文化、工程文化、名人文化、民间文化等五大资源优势，但其并未就这种文化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次年，杨定发与杨铭分别撰文《试论长江三峡文化资源的整体优势》[2]、《关于‘三峡学’与‘三峡文化’的构想》，其中杨铭在文章中指出，为“便于三峡水库的早日建成、发挥效益服务，这就需一批有识之士来研究和宣传三峡与三峡工程，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提出‘三峡学’与‘三峡文化’这两个新的学术命题。”[3]该文进而指出“由传统的历史文化、现实的旅游文化和即将形成的库区文化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三峡文化的主要体系和内容。”可以说，杨铭之文虽然仍未对三峡文化进行定义，但已经对该文化类型的研究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初步构建了三峡文化的研究框架，这对以后学者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94年12月随着三峡工程的正式开工，有关三峡文化的议论出现井喷。相继有马尚云《北览长城 南游三峡——三峡文化精神之沉思》[4]、汪沧涛《长江三峡文化特色与巴楚文化渊源初探》[5]、郑敬东《试论中国三峡文化的主要要征》[6]、傅舟《简论三峡文化审美价值的三个层面》[7]、张道葵《略谈三峡文化及其特色》[8]、易前伟等《三峡文化主要内涵探究》[9]、曾超《杜甫夔州诗与三峡文化关系论说》[10]和《宋代昭德晁氏家族与三峡文化的建构》[11]等一系列成果问世。上述研究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从整体上建构了三峡文化的范围、概念以及研究的取向与价值。大量论文的涌现为专著的产生，带来了丰厚的学术积淀。

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如刘宗发主编《长江三峡文化开发战略》介绍了巴楚文化、山水文化、工程文化、名人文化、民间文化等五大资源，论述了文化优势及其开发价值、文化战略及其发展思路、文化工程及其开发布局等问题。《重庆历史文化丛书》编写委员会主编《重庆历史文化丛书·三峡文化》一书，则概述了重庆地区的“三峡文化”，讲述了数千年来三峡的历史与传承，长江三峡地区古代的文化演变及历史，展示了三峡水系对重庆地区历史文化影响。还有如傅舟《三峡文化与巴渝文化》则是对三峡地区的自然风貌和人文艺术的评析。同时还对当今三峡的特殊情况在现实社会中的合理利用作出了深入讨论。

而真正对三峡文化首次进行清晰界定的则是郑敬东，他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三峡文化概论》一书中提出：“所谓三峡文化是指人类在我国长江三峡地区经过长期社会实践所创造的具有显著的流域性、地域性特征，并与我国其他文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精神财富的总和。”[12]同时，作者将三峡文化概括为三峡地区历史和文物古迹、三峡工程文化、三峡地区的科技与教育、三峡历史文化名人及名著、三峡文学艺术、三峡民族宗教文化、三峡旅游文化、三峡饮食文化等八大类内容。进而认为三峡文化具有历史源流的古远性、文化积淀的丰厚性、多种成份的交融性、文化形态的奇特性、文化内涵的深邃性等五方面特点。可以说，郑敬东对三峡文化的论述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也是最具理论价值的。而在郑敬东之后，又有黄中模主编《中国三峡文化史》将三峡文化定义为“在古代三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峡库区范围内，以自有人类以来的以精神文化为重点并兼及带有精神文化因素的物质文化的发展历史。”[13]显然，黄中模对于三峡文化的定义，相较于郑敬东，无论是文化所依托的地域，还是文化的内容范围，均有明显收缩，是建构在小三峡范围内对物态文化层的一种认识。或是受到二人影响，邓新华在《现代视野中的三峡文化研究》一书中，即将三峡文化定义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类型。“狭义的三峡文化，是指文化地理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三峡地区的文化。广义的三峡文化，是以三峡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位置优势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换言之，即三峡地区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其概念内涵既有专门性和特指性，又有包容性和序列性。”可以说，他对三峡文化的定义，实际是突破了前述二人的叙述框架的，一方面，在地理上以三峡地区代替黄中模所谓的三峡库区，地理范围有了极大的延伸。另一方面对于三峡文化的认识上，则将其纳入文化体系的认知脉络中进行把握，完全超出了一般性的文化研究视野。此后黎开锋、严红、余学新主编《三峡文化与旅游发展》更进一步阐释邓新华观点，认为三峡文化，是“以长江三峡为主要文化区域的、具有巴文化底蕴和巴楚文化融合特征的、进入库区文化发展阶段的地域文化。她以巴楚文化为底蕴，以名人文化、山水文化、水电工程文化、旅游文化为主体内容和主要特色。作为一种地域的文化，广义的三峡文化是三峡地区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为繁衍生息和社会进步而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非物质成果；所谓狭义的三峡文化则主要指三峡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非物质成果所表现出的文化因素，也就是指人们常说的精神文化。”[14]

在讨论三峡文化概念的同时，金科否定了将三峡文化称为“巴楚文化”的观点。认为“巴楚文化各有其地域特色，它们的交融只是非主体意识的一种边缘文化，用这种交融来概括化并无自身特点，只是受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影响而已。三峡地域是巴人生活的主要地区，说它受巴文化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巴人与楚人长期交往、战争、杂居，自然也会受楚文化影响；说三峡文化同时也受中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影响，这也无可厚非。单纯称之为‘巴楚文化’也就忽略了其他文化的影响，至少是低估了这种影响。”[15]

此外，诸如汪长星《三峡文化综论》[16]、屈小强等编《中国三峡文化》[17]、胡绍华主编《中国三峡文化教程》[18]、曹诗图《长江三峡学概念》[19]、李玉秀主编《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20]也都深入地研究了三峡文化的源流，并结合峡江民俗、历史遗存遗迹，对三峡文化的特点、价值以及现实影响等进行了探究。

在宏观论述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各种子文化的研究也异彩纷呈。所出成果涉及历史文化、工程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山水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其中有些子文化类型，已在前述学者对三峡文化的概念讨论中有所申述，但更多则并未纳入，所论对于修正，或是完善对三峡文化内涵的认知方面仍多有借鉴意义。如在专著方面，杨华编著《三峡先秦考古文化》[21]，叙述了三峡文化中从旧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说是一部通论性的论著，在三峡文化研究方面尚属首次。陈宇京《三峡传统民歌文化研究》[22]则分三峡传统音乐文化、三峡传统民歌及其文化研究两大部分，对三峡地区传统音乐的地理人文背景、类别特点、民歌种类等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又比如胡绍华《长江三峡宗教文化概论》，全面梳理了长江三峡地区的各种宗教文化事象。既描述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三峡地区的传播方式、特点、历程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概貌，并对以巫文化为代表的民间宗教形态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综述，对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民俗信仰等泛宗教文化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而郑敬东、刘放主编《长江三峡旅游文化》[23]则意在讲述解决三峡旅游文化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古往今来人类在三峡地区的旅游实践活动进行了总结。梅龙著《中国三峡导游文化》以导游的笔触，探索性地论述了导游文化的基本理论。对于什么是导游文化、导游与文化、导游与旅游等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以大三峡地区的视角，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三峡地域导游文化。杨斌著《三峡石刻文化研究》[24]分六章，对三峡石刻的种类，三峡石刻与三峡文学的形成，三峡石刻文化的艺术特征，三峡石刻文化的自然审美品位等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如张道葵著《三峡山水文化》[25]、龚红林著《三峡橘文化》[26]、曹诗图著《三峡旅游文化概论》[27]，余甘霖、陈代斌主编《长江三峡中医药文化研究》[28]、余远国主编《三峡民俗文化》[29]、郑敬东著《长江三峡交通文化研究》[30]等也都就三峡文化内某类子文化现象进行了研讨，所述观点亦颇具参考价值。

此外，曹诗图、孙世强在1994年曾经率先提出建立“长江三峡学”的想法，并以宜昌市长江三峡文化研究所课题组的名义在《宜昌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发表《创建“长江三峡学”的初步构想》[31]一文，得到了学术界的响应。随后，管维良在1997年发表了《大三峡文化与三峡学》[32]，郝明工在2001年发表名为《三峡文化与三峡学试论》[33]的文章，程地宇发表了《“三峡学”建构之我见》[34]、《“三峡学”的世界意义》[35]二文，也分别提出了创建三峡学的构想。还有不少关注三峡文化的学者已不满足于一般地域文化理论意义上的描述与探讨。他们越来越感到，三峡文化研究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更多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在开拓新课题的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重新审视。

二、三峡区域历史文献的整理及挖掘

三峡绝险，偏于楚蜀之一隅，故此一区域文化非但不能与中原、东南相较，就是同处蜀地的成都、眉、泸等州府亦显逊色，致使自先秦以来，有关三峡地区的传世文献资料极少，仅存者亦多残篇断章。为最大限度地还原史料，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力支撑，数十年来，重庆文史学界在文献整理上也是颇有建树。相关成果主要有三类：

一是对残篇文献的辑录、汇总。如黎小龙主持的重庆社科重大委托项目“三峡历史文献整理研究”，认为“三峡历史文献浩繁广淼，从政治经济到民风民俗，几乎无所不包。整理与研究三峡地区沉淀下来的历史文献，如果泛泛而论，其结果必将一事无成。对三峡历史文献进行辑录，应以发掘、梳理为手段，以整理、研究为宗旨，在广泛搜集的基础上，将先秦到晚清几千年间关涉三峡地区的史料辑录出来，举凡三峡地区的专著、诗文、辞赋、石刻、简牍，包括佚文残篇，无不在网罗之列。然后对史料进行系统地甄别、整理和编纂，形成多方面大范围的概括中国三峡地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面貌的大型丛书。”[36]基于上述认识，该项目首先从方志文献入手，对传世史料进行全面梳理，凡有只言片语出自明以前三峡方志者，均与摘录，并撰写提要，最终形成《三峡古方志辑录》[37]一书。而在此之前，蓝勇主编完成《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38]，该书材料取舍主要专注于三峡区域，所辑史料，大量补充了三峡文献，特别是舆地文献之缺，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另有张云昌、栾临滨主编《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历史文献汇编：1918-1949》[39]一书，则围绕三峡工程之兴建，将1918年至1949年间，各类有关三峡工程之档案、史料、文稿均汇编成册，为研究者了解三峡工程提供了生动的历史信息。而针对过往文献散佚无闻，研究者不明其数的问题，薛新力编写《巴渝古代要籍叙录》[40]，该书所叙文献虽有出于三峡区域之外，但研究者仍可据以掌握有关三峡文献存佚情况。另外，还有如颜其麟编《三峡诗汇》[41]、贾雯鹤主编《夔州诗全集》[42]等则是对该地区历代诗词文献的汇集刊布。而原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三家合编《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43]一书，作为三峡工程修建前期历史资料调查的开拓性成果，则以时间先后为序，收录包括三峡洪灾史料在内的川境洪灾文献四千多条，为三峡工程营建提供了切实有用的史学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之外，四川学者先后编订的《巴蜀珍稀山水文献汇刊》《巴蜀珍稀传记文献汇刊》《巴蜀珍稀舆图文献汇刊》《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巴蜀珍稀教育文献汇刊》《巴蜀珍稀交通文献汇刊》《巴蜀珍稀金石文献汇刊》等大型文献集成中，所收诸书，如《峡江滩险志》《峡江救生船志》《江程蜀道现势书》《夔行纪程》《巴船纪程》《入蜀日记》《入蜀记》等实为三峡研究的经典文献资源，尤需研究者所珍视。

二是对既往著述的点校。如黎小龙就主持对明代人吴守忠所编纂《(万历)三峡通志》进行整理，使这部反映三峡地区历史变迁但仅存于上海图书馆的重要方志得以重新面世。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44]，点校重庆主城为核心的地方志八部，即明代《(成化)重庆郡志》(残本)《(万历)重庆府志》(残本)《(道光)重庆府志》《(乾隆)巴县志》《(同治)巴县志》《(光绪)巴县乡土志》《(民国)重庆乡土志》《(民国)巴县志》。此外，重庆库区区县中，如万州、云阳、奉节、石柱等地方志办也组织对本地古方志进行了点校出版。涪陵则将现存历代所纂涪州志委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尽数原样扫描线装发行，以上各地各单位所做工作，对于今后三峡研究，无论是版本学、文献学或是古史的疏正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志之外，一批三峡本土文人文集等也相继得以研究出版。如胡问涛、罗琴著《冯时行及其〈缙云文集〉研究》[45]，该书上编列“缙云文集校注”，包括五卷，收有五言古诗48首；七言古诗35首；五言律诗75首；七言律诗99首；文章44篇。下编则为“冯时行评传”，包括“历任县官，为民请命、勤奋写作，诗文长存”等八章内容。该书所存文献对于研究冯时行及两宋之交三峡库区的政治、文化、军事乃至民族状况、经济发展情况等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外，对于谯定、阳枋、周煌等人的著述，学界亦在进行精深的整理，姑不逐一列举。

三是传世文献之外，学界也很好地利用了本区域考古资料，举凡石刻、出土器物、建筑遗存等均有整理出版。如较为著名的涪陵白鹤梁题刻就先后有龚廷万、孙华、黄德建、曾超、王晓晖、刘兴亮等人整理。先后编著《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报告》①《白鹤梁题刻》②《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46]《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47]《白鹤梁题刻整理与研究》[48]等，为该处题刻的进一步研究及石刻本体的申遗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如原重庆博物馆所编《重庆文物总目》[49]、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50]对重庆境内不可移动文物点进行了梳理归类，其中大部分文物点均属三峡区域，特别是后书，虽名“地图集”但所存文物点，凡有只言片语可资记录者，均予收录，实为一部价值重大的文献工具书。除此以外，因三峡考古而产生的大批库区考古报告也可谓重要的文献成果。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三峡古栈道》[51]《瞿塘峡壁题刻保护工程报告》[52]《万州大坪墓地》[53]《奉节新浦与老油坊》[54]《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55]《忠县翠屏山崖墓》[56]《巫山大昌古镇》[57]《忠县石宝寨》[58]《三峡湖北段沿江石刻》[59]，等等。

三、三峡历史的研究与把握

相对于文化问题的探讨及文献资源的整理，对于三峡历史的研究，就显得相对寂寥，这直接导致至今学界尚无一本足以囊括三峡古今风貌的区域性通史问世。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时段：即先秦时期和近现代以后。其中对于先秦时期三峡历史的探讨又与巴文化研究密不可分，正如朱世学所言“巴人生活在三峡地区，巴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三峡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峡文化历史久远，源远流长，不仅是早期人类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巴文化诞生和发展的源头”[60]。因此，此类成果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余西云《巴史——以三峡考古为证》[61]，该书在全面梳理三峡地区先秦时期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这一地区的时空框架；然后以谱系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三峡地区的文化过程。重点讨论了族群认同理论、以巴人为核心的三峡及周边地区古代族群的识别、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初步探讨了三峡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性。又如朱世学主编《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62]亦利用考古发掘的大量新资料，尝试对以三峡为中心的整个巴人分布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收集大量材料，致力于将巴文化研究从文献研究为主向考古研究为主转变。还有如杨华《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63]，以三峡地区夏商时期考古资料为线索，从多角度对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历史进行分析和研究。他认为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而来的土著文化是三峡地区的主体文化，往后过渡到夏商时期的巴文化。除上述所列，诸如陶丽萍《长江三峡地区巴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策略》[64]、彭学斌《论三峡地区先秦聚落的分期与命名》[65]、周传发《巴楚文化与三峡地域的传统民居》[66]、赵冬菊《从三峡考古看巴人所处的生态环境》[67]、王善才《试论三峡文化中的早期历史文化》[68]等人所论也均立足巴文化源流谈三峡区域的变迁与开发。

而对近代以来三峡历史的考查则主要围绕清末以来峡江区域地理交通、水利、社会建设等诸方面展开。具体研究中，有专对三峡区域古旧地图的历史地理解读。如蓝勇《近代三峡航道图编纂始末》[69]，李鹏先后所发《清末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现代性》[70]《近代长江上游巡江工司与川江内河航政建设》[71]《旧瓶装新酒：近代川江本土轮船公司的成立与〈最新川江图说集成〉的编绘》[72]《近代外国人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73]等文即属此类。又有对近代三峡交通问题的宏观思考。如朱培麟《三峡地区近代交通史略》[74]一文，主要论述了三峡地区进入近代以后在铁路、航空、综合联运，以及三峡地区的几个主要中心城市的交通发展状况。还有如贾孔会对于近代三峡开放与经济近代化问题的探讨，杨东煜对于近代以来三峡地区工矿业发展分布方面的研究，李鹏对于近代三峡人口的考查，也都从不同侧面，对三峡研究议题有所开拓。

在以上两大时段之外，对于汉唐以来及至明清时期的研究，议题则相对广泛，大概以三峡文学研究为主，其次则为考古学视角的观察，此外诸如政区地理变化、物产状况、民间信仰、移民问题等等均有涉及。文学方面如李小波、吴其付《唐宋时期三峡地区的志记、咏记、游记与历史旅游景观研究》[75]、陈建华《唐宋时期三峡地区旅游文学》[76]、鲜于煌《试论唐宋诗人“三峡诗”的乡土特色》[77]、李俊《论唐以来历代文学家在三峡中的经行》[78]。考古学方面如向渠奎《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79]、吴小平《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80]和《三峡地区唐宋时期的借室葬研究》[81]、李映福《三峡地区出土唐宋瓦当的类型和时代》[82]、朱世学《三峡库区唐宋时期土坑洞室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83]、陈丽琼《茶文化的起源、发展与三峡地区出土的唐宋茶具》[84]、刘辉《三峡库区唐宋时期墓葬出土瓷器研究》[85]、刘自兵、刘行健《明清时期长江三峡南岸入蜀陆上通道考察》[86]，李敬君、刘自兵《唐宋时期三峡地区几种奇异花卉》[87]等。其它，还有诸如董春林《论唐宋时期三峡地区城镇仓储建设之嬗变》[88]提出唐宋时期三峡地区城镇仓储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半地穴式仓窖转变为半地穴式仓窖和新式的仓屋混合使用，仓储的外在形式也呈现出非规则特征。白昌红《唐宋以来三峡地区信仰民俗的变迁》认为唐宋时期，三峡地区信仰民俗景观极具特色，主要表现为焚山祈雨、好淫祠祭鬼神等。明清以后，这些民俗事项因汉族移民迁入而逐渐消亡。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89]一文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清代方志及洪水题刻等大量史料，详细分析了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蓝勇在《清代三峡地区移民与经济开发》[90]一文中提出，三峡地区直至清中叶以前人口稀少，移民多为沿长江两岸东西走向迁移，移民及土著的主要经济开发区多局限于沿江平坝、丘陵台地及附近山地。马剑《唐宋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军政地位之演变——以夔州治所及其刺史人选为中心的考察》[91]一文，则从三峡政区地理研究的视角出发，提出汉唐时期，险峻的白帝城一带乃是三峡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其战守利害关系到长江上、中游的政局，于总体政治地理格局亦有重要影响。

此外，诸如唐春生《清代至民国初期三峡地区救生船之制度安排》[92]、张莉《清代川东三峡移民与三峡民间风俗的嬗变》[93]、刘宗萍《清代三峡地区的人口与土地问题试探》[94]、田强《清代长江三峡地区的食盐问题分析》[95]等文也均对三峡地区古史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四、研究展望

总的来说，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鄂、渝、川等地学界对于三峡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亟需后人继续在相关议题上作进一步的拓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它区域文化相比，与区域外学人的研究相比，本地史学界对于三峡历史文化研究仍需久久为功，戮力前行。

1.文化概念亟待厘清

如前文所述，有关三峡文化的概念，前人已有多种界定，但是至今尚无一种被学界广泛采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三峡文化提出时间相对较晚，至今不过区区三十年左右，研究的积累仍未完全成熟，而研究队伍主要集中于三峡沿线的学术机构，域外影响甚微，难以形成学术品牌。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三峡文化概念界定，所依托的“三峡”之地理范围认识各有不同，以往界定有所谓大三峡之称者，有中三峡之称者，更有小三峡之称者。三峡地区、三峡库区、三峡流域等名词均成为指代三峡的称谓，这种指称的多元化，势必造成认识的混乱，自难以形成被学界广泛遵从的概念范式。此外，对于文化本身认识的不同，也是影响三峡文化概念被一致接受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文化的存在形式，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若从短期看，物质形态的文化会相对凝固于物理空间，其变化的起因常常是一种自然销蚀或灾难毁损。与此有所不同的是，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通常在“事”中或者以“活动”展现出来，在短期内可能表现为变动不居、形象隐晦，给人以个体差异很大的感觉。而实际上，这种形态的文化也是群体甚至民族长期记忆的结果。所以说，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通常会以制度、价值观、习俗等形式展现出来，当然他们往往也需要借助物质形态才能完整地表现其全部内涵和特征。在一定时期内，文化的核心成分或其先进的、积极的成分会呈现某种变化的惰性，甚至会不断延长其影响力从而形成文化的相对稳态。华夏文化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能力，其实就可以在这一层面上加以解读。由于文化的共享性和传承性两大特征，决定了文化的观察尺度应该超越短期的视野和个体的维度。只有从长期的角度和宏观的尺度，才可以观察文化的精髓，也才不会曲解文化的本质。邓新华、黎开锋等人在阐释三峡文化时，即将三峡文化分为广义三峡文化与狭义三峡文化分别予以界定。但是对于广义三峡文化到底需要从哪些地方着手去思考，去探查，概念提出者却多略而不谈，这就造成一些研究成果虽标榜从大文化概念出发，但具体论述中，所列工程文化、名人文化、山水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等仍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这种自相矛盾的叙述方式，自然影响到研究议题的拓展，也限制了研究深度的挖掘。同时，造成泛文化现象的出现。比如一些学者在讨论三峡文化时，即提出所谓三峡火锅文化、三峡奇石文化、三峡码头文化、三峡棒棒文化等，诸如此类实际上造成了三峡文化研究的庸俗化，实质是一种反文化现象，亟待研究者深思。当然，概念并不是先验的东西。但作为三峡学理论研究的先导，同时作为解释历史的依据，叙述三峡地区历史的架构，是亟待厘清，并形成定见的。

2.子文化研究课题亟需深入

一直以来，有关各类子文化课题的讨论与研究是三峡历史文化研究的核心所在，对于具体研究的成果及内容特色，前文已作综论，故不赘述。不容否认，相关研究的大量涌现，丰富了三峡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但就整体而言，我们也应该看到，三峡各类子文化研究仍较为薄弱。这种薄弱表现在，首先各文化类型研究的深度不够。只停留在制度层、精神层这些宏观层面，未能落实到微观实践方法的研究，未能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系统的文化体系。比如对于三峡石刻文化的研究，所出成果，至今多是对沿江石刻分布情况的概述，亦或是对石刻价值的空泛议论，除白鹤梁外甚少有对各类石刻，如造像、题记、题刻、碑铭等内容的整理和解读。需知，物化内容的充分挖掘，是认识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故如无充分且大量的对三峡石刻进行微观考察的成果，对其文化价值的判断，自会是无源之水，极易失之于武断。又如，三峡地区民俗文化的研究，研究者多据传史料进行转述铺成，貌似鸿篇大作、内容精详，但甚少有人进行科学的民俗学考察，致使民俗研究极易出现历史民俗与现实民俗的脱节，自然也就无法解释传统民俗与现实民俗的继承与联结问题，致使受众虽读全书，仍存惶惶之惑。其次是问题意识的缺失。问题意识是每一位研究者所应该具有的重要素质。从目前三峡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来看，太多宏观议论，教科书式的叙述模式，缺少问题导向，客观上造成研究成果创新性不足，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最终影响学术界对三峡文化研究的认同。当然，问题意识的淡漠和缺失，客观地说，不是三峡历史文化研究独自面临的问题，而是目前学术界的一大共性问题。但是，对照现实，我们不可否认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正是三峡文化概念迟迟无法被广泛接受，理论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认为，正是“问题意识的缺失”造成了三峡学理论建构研究的短期化和“在看似愈来愈规范的学术研究中，理论与现实渐行渐远”[96]以及文化的缺魂少核的现象。

3.历史实证研究尤需着力

按照西方史学家柯林伍德的观点，历史的演进，体现了文化所特有的生存样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追求，是一种存在的事实的表达。所以，所有的文化问题其实都是认知者或者阐释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与事实的关系进行审视、判断、认知的立场以及态度。可以说，历史是文化现象存在的母体，一切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综合各种因素而产生的。基于以上认识，要想在三峡文化研究中更进一步，就需要研究者对三峡地区历史有较为系统地掌握。遗憾的是，由于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三峡地区虽非文化的荒漠，但作为政治的边缘地带，极少受到官方历史书写者的眷顾，由此导致传世史料中对于此一地区历史记载缺失较多，而历代所产生私家撰述，虽有对三峡诸地的记载，但成系统者不多。以明代万历时人吴守忠所编《三峡通志》为例，该志虽号称“骥受披阅，其中封疆之遐迩、恢隘山岩之崴嵬、寥逖川涛之滞汩，潺潺滩碛之突兀，漩激风气之浮浇，与夫神宇仙宫、雄关窃阻、窃境平郊，诚一览毕照。”[97]然于三峡一带历史沿革、制度变迁等，虽辗转抄录，仍缺漏甚多。又如，管维良、李禹阶主编《三峡学》，虽无通史之名，但就内容来看，实志于通史之作。其叙述脉络上至远古时代，下至中华民国以后，唯对秦汉至宋元以来历史记述过于简略，不过区区十余纸，大量史事首尾难具。因此，对三峡人文历史脉络的精细化梳理是极有必要的。只有对历史问题有了清晰的实证，才会对三峡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我们对新议题的开拓。

4.研究机构间的沟通与交流仍需强化

学术研究之外，近年来有关三峡文化研究的机构也纷纷成立，相关学术杂志及专题论文集亦频频出版。比如，位于三峡核心区域的重庆市就于1994年依托长江师范学院设立长江三峡文化研究中心，定期组织学术会议，并结集出版《三峡文化研究论文集》。2000年，又有重庆三峡学院发起成立了重庆市三峡文化研究会，其宗旨在于“开展长江三峡文化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总结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及三峡区域性文化的优秀遗产，发掘、整理和研究自远古时期至近、现代三峡地区的丰富文化成果，弘扬民族精神，促进长江三峡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为长江三峡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98]另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设立三峡文化研究所，并创办《长江文明》(辑刊)，主要围绕三峡文化选编论文。而在湖北，2002年亦成立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该研究会依托三峡大学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运行，创办《三峡文化研究》辑刊，设立区域文化研究、区域经济研究、三峡文化的源与流、三峡文学艺术研究、库区开发研究、三峡旅游文化研究等栏目，具有较大学术知名度和影响力。武汉大学成立有三峡研究院，专职从事三峡文化交流及传播工作。《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恩施博物馆主办的《文博之友》等刊物也都有定期开设的三峡文化研究栏目。此外，位于重庆的西南大学成立有三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将三峡文化研究作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之一；重庆师范大学则有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然上述机构或期刊栏目虽寄名“三峡”或“三峡文化”，相互合作却不甚紧密，特别是缺少有效的学术交流机制，未能搭建起学术信息共享、发布等平台，故无法形成研究的合力，最终无助于三峡文化研究的迅速展开。因此，全国范围内三峡文化研究机构，特别是鄂、渝两地研究机构间的沟通与交流势在必行。

总之，三峡历史文化的研究，学术空白点尚多，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做到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的互通互助，如何利用好三峡新出土文物资料，如何整合多学科资源，在更大的学术平台和格局下进行文化思考和研究，也是需要研究者关注的课题。

四、结语

总体来看，经过学界四十多年的努力和辛勤劳动，三峡历史文化研究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一，积极关注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域外文化研究理论方法，使三峡历史文化研究与国内文化史学研究接轨，同时体现了三峡学的研究特色。第二，积极撰写三峡历史文化研究论著，虽多属宏观层面的讨论，但为今后作微观探查，奠定了学术基础。第三，一批域内学者逐步确定了自己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并能够就研究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多层面思考。第四，在研究主题的选择方面，虽仍缺乏问题意识，但具有浓烈的现实关怀，而这恰恰是文化研究课题的价值所在。

注 释：

① 龚廷万《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报告》，未刊稿，1972年。

② 黄德建《白鹤梁题刻》，未刊稿，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