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燕，辛琛

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如何在“此岸世界”构建新型精神生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英雄是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对其他个体起着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集体英雄”叙事在新时代文艺作品中的“复兴”反映了文艺生产者对资本逻辑弊端的自觉克制和超越，这既可以揭批文艺生产传播中某些“唯经济利益论”导致的精神贫困和价值偏离等问题，又可以以“润物细无声”的感性美学对人民群众进行价值观引领。但是，如何弘扬文艺作品中的“集体英雄”叙事，使之成为人民美好精神生活的引领性发力点和持续性动力补给站，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尚未引起充分的重视，亟待进行深入研究。

一、“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群众史观根基及其历史“景观”

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艺作品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极力张扬不同，“集体英雄”叙事在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的呈现既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义的必然反映，也有着深厚的唯物史观理论根基即群众史观。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集体英雄”叙事的壮丽景观，则是新时代“集体英雄”叙事“复兴”的历史根基。

1.“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群众史观根基

所谓英雄观是人们对何谓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何以产生、如何评价英雄人物等一系列问题的知情意追问。当现代社会罢黜了前现代社会的神性救赎之后，英雄就成为了人们在世俗社会重塑崇高性道德伦理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尽管社会需要英雄，人们渴望英雄，由于人们在时空、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英雄的内涵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差异多样性。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英雄观却共享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将英雄与群众进行二元对立。

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将群众称为“群氓”，认为群众没有精神生活，因而不可能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者。针对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将他们讽刺为从事 “批判的批判”的“神圣家族”，并针锋相对地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1]可见，在《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明确地看到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批判的批判”并没有污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给界定自己“优先级”的权力。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人民群众的精神创造性力量并不比“批判的批判”弱。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针对资产阶级文人将工人阶级污蔑为低下卑劣的精神堕落者的言辞，一方面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伦理的虚假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工人阶级精神生活缺乏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阶级有着强烈的精神需求，而且他们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保持着团结合作、互帮互助、反抗压迫等革命精神的种子，这些种子将在革命实践中生根发芽，工人阶级将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者。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强调了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了劳动人民应该具有的主体性地位，而共产主义在价值观上就是扬弃“异化劳动”，实现劳动者群体即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的“复归”。《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出场，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为马克思主义英雄观奠定了理论根基。在确立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时势与英雄二者关系的实践性、辩证性、过程性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英雄是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人物，对于普通个人和英雄即杰出人物是按照个人在社会历史中产生的作用来进行划分的，即是否“反映历史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代表进步阶级或阶层利益，对社会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的著名人物”[3]。每一时代的英雄都是无法脱离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的个人，有着无法脱离时代的烙印，产生于与其匹配的社会历史之中。因此，应当避免对英雄精神做抽象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唯物史观强调英雄出自人民，并不意味着将英雄与其他人在社会贡献、社会价值、社会影响上进行无差别的对待，更不意味着无需对英雄事迹和英雄精神进行弘扬。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一定有其超出一般人的贡献和价值，因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大于一般人。英雄不能骄傲自大，但社会需要大力弘扬英雄精神，用英雄精神引导其他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发展。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4]在历史进程中无数的个体曾经和正在现实地存在着，但只有少数人历经时空还能获得非形体性的永生，其精神与事迹得以代代相传，他们就是杰出的历史人物即英雄。英雄来自群众，而群众也可以被英雄精神激励成长为英雄，这就是英雄精神作为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集体是指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团体。一般意义上的集体只能拥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并且特指具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共同的社会利益等的团体。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的人民性价值诉求决定了其英雄观的集体主义导向，十分重视“集体英雄精神”的弘扬。“集体英雄”在社会主义国家层出不穷，成为社会存在的美丽“景观”，而集体英雄精神既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阈中的英雄观，又实现了对群众史观的有益补充。“集体英雄”具有的精神力量本质上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出发点是全体人民，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归。

2.新中国文艺作品中“集体英雄”叙事的历史“景观”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十分重视英雄精神尤其是“集体英雄精神”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引领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集体英雄”借鉴了苏联文艺尤其是苏联的英雄勋奖制度。苏联的英雄勋奖制度彰显了英雄叙事的人民群众价值导向，实现了表彰对象的群众化、广泛化、集体化。“以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为己任的苏俄/苏联从一开始就把功勋表彰作为勋章唯一的作用价值，以功绩大小作为勋章唯一的授予标准。”[5]苏维埃政权自1918年9月设立红旗勋章用于授予立有战功者，其后又陆续设立了多种勋章和奖章，用于奖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杰出的军人、公民与集体。1938年12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设立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表彰在国家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一定贡献的劳动者。最后，以金星和镰刀锤子两种高级奖章的设立为标志，苏联勋奖章已经形成了全民化、多领域的表彰体系。

新中国成功借鉴了苏联经验，英雄表彰也体现出了全民化、多领域的倾向。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一系列英雄称号，这些称号包括“战斗英雄”“劳动英雄”“群众工作模范”“模范医务工作者”“战邮模范”等。中国共产党对于劳模的推崇和表彰，体现了不以分工定贵贱的英雄全民化倾向，任何个体在任何岗位作出成绩都会获得尊重、表彰与荣誉，当时在极大程度上发挥了英雄精神的激励作用。由于苏联的集体主义英雄导向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英雄精神”的异曲同工之妙，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苏联文艺作品中的“集体英雄精神”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继承发展，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英雄精神。

新中国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文艺到逐渐世俗化的转型。革命文艺中的英雄叙事注重以共同的革命理想、革命目标、革命话语、革命行为联结成一个整体, 这无疑使群体或个体英雄具有了同构性[6]。这在当时确实突显了“集体英雄主义”的力量，起到了很强的社会传播和价值引导作用。但此种叙事使用个体英雄与“集体英雄”相对立的方式，将二者进行简单性的中西思想性质、阶级属性划分，尚未探察到集体英雄与个体英雄彼此对峙的精神意识层面[6]，因此，此种意义上的“集体英雄”叙事实质上依托的底层逻辑只是群体英雄带来的审美震撼，其中传达的“集体英雄精神”仍无法脱离近代文学中英雄叙事空于形式、脱离现实所带来的价值观与审美意蕴相分离的“窠臼”，这也为之后英雄主义价值观的损害和消解埋下了隐患。这个时期的英雄叙事还存在政治标准与审美难以平衡的问题。既然被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民间英雄叙事也就必然会被改造被局限在对民间文学形式的利用上，而民间文艺形式仅仅是一种形式，一旦溢出形式的含义不是遭到政治标准的抵制，就是遇到审美上的抵制和排斥[7]。

当时英雄文艺作品的“敷衍”“隔靴搔痒”的逻辑叙事与“生搬硬套”的方式，损害了文艺作品价值观传达的作用，导致大众由反感“无内容”“无逻辑”的作品本身转向反感“概念化”的英雄主义价值观。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坚持“集体英雄主义”，但是市场经济监管不当导致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开始滋长，甚至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英雄精神是“假大空”的抽象概念，仅仅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宣传口号。这在消解英雄的同时，往往也容易使人失去人生的参照系，失去自我超越的力量[8]。随着资本逻辑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渗透，文艺作品评价出现以“卖座”取代公共价值引导的不良现象，商业片、娱乐片、宫廷剧等占据了影视艺术作品的半壁江山。主流文艺作品在创作英雄精神相关作品时出现了面对崇高性和世俗性如何进行取舍的问题，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的世俗特征开始显现。随着90年代以来社会阶层的日趋分化，英雄已不再仅仅是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各种具有英雄气质的当代社会中的各阶层公民成为英雄叙事中的主角，实现了由“革命英雄”向“公民英雄”的转型，英雄类型世俗化特征明显增强[9]。需要警惕的是，英雄精神叙事在主体向平民回归、叙事向现实靠拢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滑向媚俗化、恶俗化的不良现象[8]。但事实上，社会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渴望英雄尤其是“集体英雄”的出现，依然对英雄怀有敬佩和敬仰之心，人们只是对英雄叙事中的表达无力、审美无能困境有所不满。因此，如何摆脱英雄叙事的简单化甚至污名化，如何走出个人与集体、英雄精神的崇高性与世俗性、政治引领与审美能力无法辩证统一的问题，就成为新时代“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最重要任务。

二、新时代“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复兴及其原因剖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日新月异，当14亿中国人民摆脱绝对贫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新时代，随着“集体英雄”事迹层出不穷，“集体英雄”文艺叙事也开始“复兴”。“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复兴”，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情怀、舍己为人精神等，回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英雄观的本真含义，更蕴含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最终目标，是未来价值观可以实现其引领力量的建设性构想路径。

1.“集体英雄”叙事在新时代文艺作品中的“复兴”

作为传达精神观念的载体，影视作品往往具有其他载体所不能比拟的特征，如受众广、影响大、易“共情”等。英雄作为影视作品描绘的重要主题之一，其演变历程与相应作品的叙事主题、人物形象和价值观的变化是一脉相承的。近年来，影视作品中“集体英雄”现象级的集中性流行和暴发，体现了“集体英雄精神”深刻的价值意蕴，反映了“集体英雄精神”作为精神观念的当代复兴。新时代的“集体英雄”文艺叙事则呈现出了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完善史”，其中的历史性、现实性、教育性取向开始逐步取缔幻想的、僵化的、灌输式的“英雄虚无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对“历史虚无主义”“道德任意主义”提出了现实反驳。新时代的“集体英雄”文艺叙事还突破了英雄的主体限定与英雄行为的时空限定。由黄渤、贾玲、张译等主演的《穿过寒冬拥抱你》写实抗疫电影，是以“异时空”为叙事地点、以无日常交往关系的各行业群众为英雄人物形象、以抗疫为最终目的进行的各类活动。

新时代有关英雄的叙事主题可分为革命主题、灾难主题、自我救赎主题三类，三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交和互融。首先，革命主题的影视作品的叙事为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集体英雄”行为。近几年此类主题的“集体英雄”影视作品以《觉醒年代》为例，其中的英雄叙事在主体塑造上摒弃了以往革命者生活缺位、道德无瑕的“神化”，同时对“小人物”和“大人物”的英雄行为进行了“群像”刻画，承认了“集体英雄”及其精神的同质。其次，灾难主题的影视作品如《流浪地球》作为灾难与科幻融合主题的电影，突破了以往同类型电影对“单个英雄”“单一时空”的被动或“天选”实践活动的凸显，具备了“集体英雄”的主体自觉的超时空行为，印证了“集体英雄”对主体精神自觉的引导作用。再次，自我救赎主题的影视剧《欢迎光临》以普通服务人员的日常生活为叙事中心，刻画了一群都市“打拼族”在跨时空中作为集体实现的自我救赎、对素不相识的他者的影响，将“集体英雄精神”与世俗特征完美融合。这些不同主题的影视作品，打破了以往英雄文艺作品在传达英雄精神时将个人“神化”作为“唯一最优解”的路径，突破了英雄叙事在兼备价值观与审美意蕴的传达上长久“无能”的状况，摆脱了以个体与集体英雄观对立造成的英雄精神在英雄叙事中的尴尬境地。

新时代“集体英雄精神”的变革就在于它突破了以往英雄精神的职业指向，以人民群众本身的真实故事为塑造对象，实现了英雄精神影响的扩大化。需要注意的是，西方世界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当代中国的“集体英雄精神”是异质异构的。作为向人民大众传达文化内涵精神的最常见载体，电影体现了中西方在英雄精神表达上的差异。在漫威系列电影中，英雄形象不仅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而且饱含“美国是救世主”等价值意味，而中国的银幕英雄则更多体现着集体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情怀[10]。正如前文所述，“集体英雄”的发生主体并不是个体数量的叠加，其行为的超时空特征也不是通过掌握架空现实的超能力进行的；漫威英雄是否具有集体主义色彩在电影分析中有诸多争论和探讨，但其显然不符合当代“集体英雄”的精神内涵。厘清“群体英雄”与“集体英雄”的区别，是考察“集体英雄精神”实现变革的关键点。

2.“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原因剖析

(1)社会存在中“集体英雄”的涌现

“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复兴”，是观念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的新“现象级”事件，其根本的和首要的原因是新时代“集体英雄”事件不断涌现、频繁发生。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是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观念上层建筑从根本上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近年来，抗疫集体英雄、公安集体英雄、禁毒集体英雄等英雄群体影响力和关注度不断提升。通过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英雄团体占比达73.3%，在救援者职业分布情况数据中可以发现大多数是职业群体，消防员和军人占比最大，均为 14.29%[11]。可喜的是，近几年，“集体英雄”主体呈现出由特殊贡献型职业向自发型群体演变的特征，其行为体现为以超时空方式参与的非正式组织性实践活动。2022年8月17日，涪陵区城区周边发生山火，一个个赛车手、摩托车手无意间自发形成的志愿救援队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改编自现实的电影相呼应，他们在现实中演绎出了当代“集体英雄”的力量和作用。 “集体英雄”作为当代中国“现象级”的实践活动，其中蕴含着振聋发聩的集体英雄精神。可见，人民群众作为自觉自发的主体进行的“集体英雄”实践活动已然在突破“群己”对立的价值观，实现了“集体英雄”作为社会存在的复归。

(2)主流价值观对文艺作品的引导

与当代中国的“集体英雄”事迹呈正相关，“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复兴整体上克服了价值观传达与审美意蕴的对立，越来越呈现出超越崇高性与世俗性的对立逻辑。“集体英雄”作为价值观念的传播离不开国家的整体引导，我国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方向，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对“集体英雄”及其精神的正确认识。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性，“集体英雄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空前提高，“集体英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精神引领，将会以其时代性、继承性和超越性为英雄精神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未来建构中发挥引领作用，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领力量，对建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断提供精神助力和现实动力。而这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为目标、在新时代对实现文化价值观作用的重视息息相关。

(3)人民群众对西方文艺作品中商业资本逻辑的抵制

“集体英雄”的当代现身本就源自中西方英雄的不同发生传统。一方面，当代中国于“集体英雄”的认同度有着其他文化不具有的基础，如人民群众对警察群体、医护群体等特定群体的信任和认可；另一方面，由普通人在危机情况下构成的互助集体在中国具有不低于具有职业属性的“集体英雄”的认可度。除却形而上认同与世俗经验信赖的不同，“集体英雄”的“复兴”对照出了资本逻辑及其价值观的丑恶，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中商业资本逻辑的自觉抵制能力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能力。

近年来，我国人民认识到了以漫威电影为例传达的价值与精神是资本逻辑的“翻版”，其中的“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的英雄叙事逻辑已然沦为嘲讽和抵制的对象。西方资本逻辑下的价值观传达的是“白人至上”“富人至上”，这种价值观通过与影视作品中个体英雄主义的结合，目的在于披着看似万能的“英雄”外衣，潜移默化中宣扬“拜物”的精神。钢铁侠科技感十足的外衣、瓦坎达的“震金”武器，甚至美国队长注射的“血清”都是资本赋予的，而他们实则也只维护着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下的假公平假正义，并进一步确立了个体不服从资本逻辑必然灭亡的“真理”。例如，漫威英雄电影中的《钢铁侠》，电影将主角“钢铁侠”私人占有大部分社会资产和科技宣扬为无可置疑的，赋予了他个人解释世界、操作政治的权力，同时，将他的种种不良行为“洗白”为精神缺失必然导致的后果，最后为他披上“英雄”外衣，强行吹捧。对“集体英雄”的自发认同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纯粹商业资本主义恶俗价值观的抵制，正是对西方电影商业资本逻辑的厌倦和抵制，“集体英雄”叙事的电影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和赞赏。更可喜的是，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对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价值观产生了质疑，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尤其是“集体英雄精神”形成了自发性认同，开始建构属于自己的“集体英雄精神”新形态。

三、新时代“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三重价值功能

对集体英雄精神的社会存在基础、理论基础进行探究和反思，其落脚点就是要发掘“集体英雄”叙事在新时代价值观塑造中的产出转化价值功能。“集体英雄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显著要素，其在新时代文艺作品叙事中的复兴，彰显了社会主义艺术的人民性价值取向，表明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对文艺生产中资本逻辑弊端的自觉克制和超越。新时代文艺作品的“集体英雄”叙事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既可以揭批文艺生产传播中的唯经济利益所产生的精神贫困、价值偏离和文化入侵等问题，又可以通过文化艺术作品中的价值观叙事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引领，从而成为不可忽视的引领性发力点和持续性动力补给站。

1.“集体英雄”文艺叙事有助于消解西方个人利己主义等不良价值观

“集体英雄”打破了长久以来英雄精神中对个体力量的过度推崇。英雄精神内涵的区别源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独特的“超能力”的特殊个体式英雄主义传统。首先，西方基督教精神中“外求”的倾向与中国自我救赎精神不同。西方式英雄大多受“宗教殉道意识”影响[12]，而中国式英雄是出于“殉德”进行自我牺牲的代表。其次，在古希腊神话的英雄体系中，人与神具有严格的“天定”区别，阿喀琉斯、赫拉克勒斯等人神结合体，由于具备凡人属性带来的致命缺陷，最终无法逃离悲惨宿命；而在中国神话体系中，凡人英雄拥有向神“晋升”的通道，与西方英雄完全不同。近代西方英雄仍是不同意义上“超能力”的特殊个体。究其根本，英雄精神内涵的中西之别，反映了中西对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不同认知，更体现了两者价值观的异质。西方英雄精神中蕴含的“个体-上帝”的直接对应关系，导致了个体与集体之间严重的现实割裂，也成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价值观层面盛行的“助推器”。

现代社会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经济利益至上的资本价值逻辑，原来基于血缘、地缘等形成的“集体”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逐渐“势弱”。如何面对个人发展与共同体进步的关系问题、如何在现实中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共同发展，随着社会历史进程变得更加迫切。哲学家黑格尔也陷入了个体和集体的矛盾冲突之中，不牺牲个别性就无法上升为普遍性，而牺牲了个别性又等于消解了普遍性问题本身[13]。人们在对金钱利益的追逐过程中，由于受资本主义构建性的拜物教价值观的影响，只能以丧失个体的个别性换取基本生存条件，人最终只能沦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辩证理解，主张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中构建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并为二者冲突的限度做出合理规定。新时代的“集体英雄”叙事拒斥以虚假自由、概念自由为集体和个人带来的新的桎梏，从而杜绝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在此基础上，“集体英雄精神”以正确的“群己”价值观为引导，有助于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向进程。

2.“集体英雄”文艺叙事有助于破除当代人的生存意义困境

在追求自身目标中缺乏价值观引领而导致的迷茫与焦虑，促进了当代个体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探寻。在《穿越寒冬拥抱你》电影中，当个人面对疫情来袭时，展现出了迷茫、焦虑的个人情绪，产生了对个体生存意义的思考；作为普通人，他们认识到抗击疫情并不是社会的必然要求，也不是个体的必然遵循；但个体在追求自己价值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把这种抗疫行为作为打破自己当前生活“瓶颈”的手段，最终达到在“集体英雄”实践活动中的自觉，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个体全面发展与集体进步的统一。

而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其在意志与精神等层面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英雄形象与“神”的形象不同，就其现实性来说，英雄并不一定具备肉体上的“超人”特征，但是英雄能够实现包括认知、行动力、道德等层面的超越。价值观和深层精神激发的“超越性”曾被作歪曲化、“逆人性”和“超现实”的解读，这种做法会造成个人与英雄的现实距离的不断增大，进一步加深当下人民群众的现实精神困境和精神仰望；另一方面，英雄被过度神化，容易导致普通个体在精神生活中出现一定的外在性物质依赖和自我价值感丧失，最终演变为价值观上的拜物教倾向。对英雄观的损害进一步造成个体在形形色色价值观中的迷失，而“集体英雄”文艺叙事的“复归”则是对各种错误价值观进行及时而有效的矫正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价值观的“有效”并不等于功利，更不等于“概念输出”，精神生活的异化现象必须用具体的实际的方式来消灭，只有进入“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人才有可能真正认同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

不可忽视的是，新时代“集体英雄”文艺叙事中内含的集体英雄精神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民主”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不仅来自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的“续航力”，其根源就在于中国人民对拼搏的世俗生活中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的天然认同，就在于人民群众是当代中国的“集体英雄”的自觉主体。 而发挥“集体英雄精神”，有助于实现个体自觉主动摆脱概念性的限制标签，在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而集体英雄精神作为价值观的内核，能够引导个体在集体的实践活动中自觉拒斥从抽象价值观概念出发的虚假建构，实现个体在精神中对英雄崇高性的信赖、对“集体英雄精神”的自觉追求。新时代的“集体英雄”文艺叙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新形态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特呈现，实现了国家主流价值观在人民群众认同与践行方面的新结合和新飞跃，体现了文艺创作对人民主体地位的一贯坚持。

3.“集体英雄”文艺叙事有助于建构美好精神生活

社会主义文化从本质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文艺作品叙述则着力打造体现人民心声、服务人民发展的精神生活与价值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指出，人们对精神的需求实际是十分强大的，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示了工人阶级糟糕的精神状况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无视，来自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精神自由的剥夺。价值观引领作用在我国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文艺工作者价值观建设必须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才是有意义的，革命的文艺中的人物应当根据生活实际创造。邓小平在1983年则对文艺界出现的“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进行了批判，警惕其对精神的污染。价值观要建立在对具有崇高性的中国精神的信赖和自觉认同中，而集体英雄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14]，并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15]，“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16]。事实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英雄具有天然而独特的情怀和感情，而以“集体英雄”为全民族学习和崇拜的对象，实现“集体英雄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质合一，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价值观的现实激励与引导作用。

“集体英雄”文艺叙事对于英雄情怀和精神的提倡，一方面承继中华文化传统中对英雄的崇尚，另一方面又饱含着现代性的气息。在当代，我国人民群众以“集体英雄”形式作为集体应对危机的“现象级”自发性现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现实确认和体现。“集体英雄”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家国一体”的中国精神，“集体英雄精神”与中国精神造就的“集体英雄”根本上拒斥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结合，是人民主体地位与力量的现代性确证，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个人与集体辩证统一的契合点。“集体英雄”所本质内含的“集体英雄精神”以其时代性、继承性、超越性和引领性实现了中国精神中英雄精神的崇高性回归，已然成为人民最为认同的价值观之一；在破解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意义困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补充和创新的基础上，也将在未来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提供中国力量。

“集体英雄”实践背后蕴含的“集体英雄精神”作为价值观发挥了驱动的内发性力量，而“集体英雄精神”则成为实现价值整合的载体，也成为个体自发认同现行价值观并进行实践活动的源头活水。由此，“集体英雄精神”使得人民群众在精神层面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普遍性认同。新时代应继续构建具有继承性、时代性、超越性和引领性的“集体英雄精神”，“集体英雄”文艺叙事可以以“润物细无声”的感性美学对人民群众进行价值观引领，实现“集体英雄精神”的复兴，从而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建构美好精神生活，并最终实现精神共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