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唯正

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经济范畴。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国对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卓炯所提出的具有增值含义的“社本”概念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专用名词”，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资本中性”概念，又到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使用“资本”范畴，学术界才真正开始了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讨论[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历经了几十年实践后，如何思考和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关注点之一。其中，既有关涉资本一般到资本特殊的论述，也有从资本一般到金融资本的范式转换[2]；既有激活“资本文明面”与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的深度思考[3]，也有资本范畴认知转型、理论确证与应用方法论探讨[4]，等等。笔者以为，除以上诸多思考向度外，至少还需要深度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四个向度：价值导向、新发展理念导控、金融风险防范、新义利观倡议。本文拟就此展开阐述，以供学者参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价值导向

市场经济离不开资本，资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驱动力和核心范畴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对要素市场的分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即呈现为市场导向。仅依靠资本市场的资本逻辑驱动最终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采取公司制后，虽然公有资本具有支配权力和劳动剩余价值的控制权，但所有权和分配权归全体劳动者所有。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所呈现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1.公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压舱石”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资本范畴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使用了“资本”概念；中共十五大之后启用了“公共资本”“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逐步完善了“资本要素”等范畴；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5]15。中共二十大提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6]29。这一系列论述充分说明了公有资本、国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导力量。对于什么是公有资本，高云涌[7]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资本历史形态——公有资本，从而使建构、完善公有资本逻辑成为当代中国必须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杨志臣[8]认为，公有资本正是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创造性产物；周丹[3]认为，公有资本是指国家或集体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占有和支配关系，兼具公有性和增值性的双重属性，按照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划分，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资本成分和集体资本成分。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首要条件，是包括国有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所以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必然居于主体地位，是“压舱石”。那么，正如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资本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相结合必然涌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新秩序。正是由于坚持了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我国的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实施，2020年的“六稳”和“六保”措施才能落实，全世界最先进的四通八达的高铁等公共设施才能逐步建设，等等。正如张雄[9]所指出的，对社会主义来说，有没有自己的红色资本实力，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强大，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话语权问题。概言之，公有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中是核心力量。

2.非公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激活器”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后，必须认识到非公有资本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资本成分和集体资本成分一样，是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资本，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民营资本基本上没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规模一般属于中小企业，或者说“船小好调头”，转型灵便并充满活力，从而在逐步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既可以作为公有资本的重要补充，发挥“鲇鱼效应”；又可以多方位创新发展，激活市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曾多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岀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0]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11]259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5]249-250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6]29从以上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非公有资本的三个重要定性：一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与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一样不可侵犯；三是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3.经济制度内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5]16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提供了价值导向。因为这样的经济制度在基本产权制度上既可以坚持公有资本为主体，又可以将各种所有制资本作为重要补充，从而推动我国社会在实践中涌现出有着历史进步意义且规范化的社会新秩序。正如张雄[9]所指出的，对制度形成相关组织系统的象征符号与事权确认，使得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得到有效内化，并且始终在执行力、贯彻力方面得到充分保障和显现；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货币、资本、财富等运动不可能没有疆界，它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圆点，以追求实现社会利益和履行责任为半径，在有序空间中运动，在强国富民制度框架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从这段论述中至少可以看到关涉资本范畴的三点启示：一是经济制度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社会的资本价值内涵得到有效内化；二是资本以“人民”为“圆心”，以社会利益和责任为半径而作有序运动；三是市场导向与价值导向辩证统一，实现协同效应，涌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丰富了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内涵，并且赋予了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这样规范化的社会秩序建构，可以让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协同并协调起来，一起壮大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用价值导向保障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目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新发展理念导控

自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制定都特别注重对资本的驾驭和导控问题。从“发展是硬道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从“可持续性发展”到“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确立，都是对如何导控各类社会资本推动国民经济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的理论创新。尤其是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步入了新发展阶段，必须用新发展理念导控社会主义资本，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构建了新的发展格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11]197这说明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后，必须用新发展理念来导引整个社会，尤其是导控资本市场的经济行为步入规范性的社会秩序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 红绿灯。”[12]111新发展理念关涉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导控主要包括：其一，创新发展的导向作用。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才能通过社会总动员激发各个层面的社会发展活力，为全社会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立创新型社会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从而把广大人民群众从被动创业群体转变为积极参与的创新型社会“主人翁”。其二，协调发展的平衡作用。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用政策引导社会各类主体性资本对城乡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做到有效助推。一方面，能够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资本可以顺应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助推经济协调发展，从而理顺各个层面的利益关系，避免唯“市场至上”等传统市场经济逻辑及其内在局限性。其三，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政策导向上扭转了人们对自然的对抗性认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敢于长期投资绿色项目，从而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短期利益至上”的狭隘观念。其四，开放发展的提升竞争力作用。在新发展阶段，一方面，引进国际资本激活国内要素市场，促进社会主义资本市场更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鼓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敢于走出去，敢于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提高自身全方位的竞争力，从而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的快速高质量发展。其五，共享发展倡议。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比如，共商共建美丽家园的过程，也能够成为共享美好生活的过程，从而用社会主义资本的共享理念超越以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发展理念。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资本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6]3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初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试点到成熟再到全面开放，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从股份制改造到证券市场的建立(1984—1991年)；(2)从探索、试点到有序化、规范化(1992—1999年)；(3)从中小板试点到完成股权分置改革(2000—2007年)；(4)逐步完善多层次的国际化资本市场体系(2008至今)。中国上市公司数量、筹资金额、股标总市值、股票市值占当年GDP比重、证券基金规模、发债总额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证券市场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成长为世界金融市场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证券市场之一，有效地推动了公有制企业的改革、重组和上市，有效地助推了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创新和发展壮大。

3.新发展理念导控未来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

2021年，广州期货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分别宣告成立，这是在新发展理念导控下的资本市场发展的方向性指引。其中，2021年4月，广州期货交易所在广州揭牌成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的成立主要是支持未来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碳排放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正如中国证监会表示的：“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绿色发展，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以产品、制度、技术创新为引领，积极稳妥推进期货市场建设，更好服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13]2021年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指出：“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14]这为未来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可见，高质量发展既离不开资本市场对“碳达峰碳中和”等碳排放目标的助力，更离不开国家政策对新型中小企业参与到资本市场的导向作用。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正是定位于资本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这既从市场规律上尊重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规律，又从市场制度上提升了制度的包容性和精准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金融风险防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是经济的“加速器”，不仅具有保值增值追逐利润的“倍增器”效应，而且也天然具有放大的杠杆效应，其金融资本市场必然具有金融风险。尤其是在21世纪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是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关键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发展的根本宗旨是：国强、民富、公平、公正、共享。中共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我国已经聚焦在对金融发展的引导和监管上，具有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防范金融风险。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6]30这正是针对资本市场面临的主要矛盾，针对近些年金融业出现的“脱实向虚”现象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问题，包括互联网金融平台垄断现象，进行的一定程度的纠正和导控。

1.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

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建设需要有高效且强大的市场资源配置能力的金融资本市场，而金融资本市场只有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做大做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11]279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是要提升实体经济的融资便利性。应通过创新和完善金融服务，使目标经济主体享受到便利的金融服务；疏通金融政策传导机制，使资金有效进入实体领域，防止自我循环、仅仅在金融系统内空转；综合运用各类金融市场的杠杆作用，促进资金有效配置。二是要扩大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保持信用规模的适度增长。三是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改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利益分配，从而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四是优化实体经济的融资结构，协调发展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尤其是加快推动直接融资，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资本形成能力和融资能力。中共十八大后，政策导向引导贷款资金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民营中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尤其是改革并设立多层次证券市场，先后设立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包括推行注册制等，都是为了进一步推动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2017年以来，国内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明显加大。截止到2021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同比增长11.6%[15]，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同比增长23.2%，增速比上一年末低1个百分点[15]，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50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9.1万亿元，同比增速24.9%[16]。截至2021年末，科创板上市公司达377家，总市值规模共计5.6万亿元，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下新上市企业共262家[17]，一批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2.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从世界经济金融史的视角看，历史上全球性金融强国都是开放的，唯如此，才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资产价格定价中心。我国必须扩大金融开放，必须成为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配置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11]287我国资本市场从2002年就开始实施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随后逐步提高外资参与额度，同时在2007年在国内开始推行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允许合格的机构在额度限制下有序参与境外市场。中共十八大之后，我国有序加快金融开放，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解决民族资本、国际资本多种资本的交互运动发展问题。尤其是2014年之后，沪港通、深港通等跨境交易均逐步开通，投资者有了双向选择。在双向开放金融资本市场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确保国家金融安全。2017年11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旨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11]279除房地产的信贷问题外，防控证券、债券、期货市场的风险也是重点，因为金融天生具有杠杆率的问题，降低金融杠杆率就成为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融资体系新模式的去中介化或者“脱媒”现象必然会提高监管的难度。因此，新时代的金融监管有必要利用新技术手段如大数据降低杠杆率，防范重大金融风险。而一个能够对不确定性风险实现金融对冲、保险制度完备的社会是一个公正、理性、和谐的理想社会[18]。

3.深化金融改革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21世纪是金融化的世纪，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金融体制的全面改革。金融监管不能成为金融管制，这也就关涉到顶层设计与自由竞争如何辩证统一的问题。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证券市场的发展指出，“要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19]65，并对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19]68这段话至少可以引申出深化金融改革的双重导向：其一，充分发挥好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金融市场的权力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发挥政府职能，该管的金融秩序一定要管到位，并坚决扭转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同时，健康的资本市场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2020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明确指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这充分表明了我国为构建可持续稳健发展的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坚定决心。另外，金融全面开放与国际化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构建新时代金融新秩序的战略性方向。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命题。“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正是“驾驭资本”的重要内容，我们需要从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层面探索与研究“驾驭资本”这一宏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全球信用货币体系中掌握经济发展的能动性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主导性，正是新时代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重点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必须由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来规制和导控资本，而不是由资本驾驭社会。但是当下的信用货币体系是掌握着信用货币定价权的发达国家通过发行大量金融衍生品，不但吸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同时达到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控制的目的[20]。因此，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是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主要难题。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新义利观倡议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义利观进行了论述：“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21]这是一种超越原有西方民主国家之间“零和博弈”和“强则霸”发展模式的新义利观，其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和合精神，秉承着国际社会之间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

1.“一带一路”发展倡议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了国际共商共建共享的互利合作理念，为国际合作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该倡议提出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展望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是多元化和协作化的，这也是国际合作的主要特征，而不再是“小圈子”之“强则霸”的霸权主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力量的逐步国际化，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走向了更加开放的国际化之路；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必将推动国际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在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我们将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我们将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14]

2.“亚投行”的世界意义

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在北京正式成立。对建构国际金融新秩序来说，“亚投行”的设立具有打破金融霸权、推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世界实践意义。“亚投行”的决策机制是必须获得75%的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尽管最大股份的拥有者——中国具有一票否决权，但是欧洲国家等亚洲区域外的国家联合起来一样可以拥有否决权，从而保障了区域外国家的正当权益。尽管“亚投行”的设立有对美国金融霸权“一股独大”之国际金融秩序的挑战，但这正是加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强金融合作的不同路径的尝试和探索，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合作原则，也正是“亚投行”建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基本精神，更是新义利观倡议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相信秉持着“和合精神”、坚守着合作共赢理念的“亚投行”，必将带来不一样的国际金融公共性秩序。

3.“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提出了“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倡议，这也是用新义利观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建议。他指出：“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歧视性、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不搞割裂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要巩固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密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推进结构性改革，扩大全球总需求，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韧性的发展。”[12]493这段话至少给出了三点启示：一是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需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二是巩固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三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是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2]这个文明新形态就包括了对社会主义资本范畴新的诠释和实践的四个向度：一是价值导向，经济制度内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二是新发展理念导控，用新发展理念导控市场行为步入规范性的社会秩序中；三是金融风险防范，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新“义利观”倡议，倡导全社会恪守互利共赢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商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