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

晚清史的知识架构，一方面是内容，另一方面是认知观点。就内容而言，“八大事件、三大高潮”的设定，曾经影响了狭义上的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学界很多年，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情形有所改变，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元素融入其中，“三大高潮”说渐次回落，不过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依旧是事件史的书写模式。至于观点方面，近几十年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对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评判上，其中有起伏，也有反复，更有颠覆。那么，未来的晚清史知识体系会有什么变化？会走向何方？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回到清末，依托学界观点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成形的中小学、幼稚园和师范学堂的教材，从当时人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寻觅答案。这是一个需要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一、清末的知识建构奠定了晚清史的内容框架

就清末而言，晚清史就是当时人的当代史。1908年，由章嵚等编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该书分远代史、中代史、近代史、今代史4编，其中第4编今代史“始自天命讫于今日”[1]总目录18，整个清朝的历史就是清末的当代史。那么，清末的当代人是如何选择晚清史的内容，如何构建晚清史的知识体系的呢？大致说来，可分为如下两种情形。

其一，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纵向书写。1904年12月，由姚祖义编辑、夏佐曾与张元济参阅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2](初等小学用)出版，该书的使用对象是初等小学，分四卷，每卷40课，其中卷四部分乃清代本朝历史，起于“大清开国”，终于“义和拳”。“晚清”部分共计19课，第22～40课依次为鸦片肇衅、发匪之乱一、发匪之乱二、捻匪之乱、剿平回匪、北京条约、基督教、中俄新界、重定新疆、收复伊犁、中法之战一、中法之战二、中东交涉一、中东交涉二、中东交涉三、让割台湾、戊戌变政、义和拳一、义和拳二。归纳起来，其内容主要涉及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收复新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1904年12月，由姚祖义编纂、金为校订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3](高等小学用)出版，该书共分4册，其中第4册60课，晚清史为第37课至60课，依次为鸦片肇衅、江宁条约、粤匪之乱、湘军讨贼、克服江宁、剿平捻匪、平定陕甘回匪、英扰广东、英法北犯、内地传教、中俄改定新界、重定新疆、收复伊犁、法侵越南、中法构兵、谅山之役、中日交涉、朝鲜内乱、中日构兵、马关订约、让割台湾、戊戌变政、拳匪肇乱、两宫回銮。内容涉及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收复新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适用于初等小学的还是适用于高等小学的，因层次接近，又均为姚祖义所编，因此，内容方面只是详略有差异，展现的历史事件完全相同。

1908年，由沈恩膏编辑、朱寿朋校订的《历史教科书本朝史》[4](中学及师范用)出版，该书共计5章，其中第4章为晚清史，包括19节，依次是中英开衅、剿平粤匪、英法入寇、帝室之定变、剿平捻匪、剿平陕甘云南回匪、收复新疆、咸同之际、帝统承继之诏旨、法争越南、缅甸之亡国及暹罗之割地、日本灭琉球、日本争朝鲜、各国租借军港、戊戌政变、义和团之乱、日俄东三省之战、西藏之新约、预备立宪。内容涉及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清廷统绪、中法和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预备立宪等。

上述三本教材除因出版先后的缘故而在截止时间上有所不同外，总体所涉事件大体一致。不过，还有另外的情形，即所载史料的截止时间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

1907年，由吕瑞廷等编纂的《中学堂教科书新体中国史》[5]出版，该书从古至清，共分6卷，其中第6卷又分2篇，第2篇是清史，涉及晚清的有4节，依次为鸦片之战争、发贼之兴起、英法之来寇及发贼之平定、台湾及伊犁之纷议。1909年，由汪荣宝编纂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6](教育部审定，中学堂、师范学堂用)出版，该书将清朝的历史分为开创时期、全盛时期和忧患时期，其中忧患时期包括6章，即嘉庆朝各省之叛乱、回疆之骚动、鸦片战争、洪秀全之大乱、英法同盟军之入寇、大乱之平定。1904年出版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涉及了中法和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甚而包括预备立宪，而之后出版的《中学堂教科书新体中国史》《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却只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戛然而止。如此提早结束，此中因由，与回避现实有关。

其二，以类别区分的横向书写。1908年出版的由章嵚等编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涉及帝纪、武功、外交、人物及制度、地理及内部之社会、文明史等。文明史部分又分上下两部，上部包括学术之概、宗教之概，即泛论、儒学、艺能学和佛教、道教、喇嘛教、回教、基督教；下部包括人生伦常之概、人生利赖之概，即礼仪论、道德论和农业、工业、商业、钱币考、度量衡考。仅就晚清史而论，主要集中于武功和外交的叙事当中，如武功方面就包括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7]32-36等，外交方面也包含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涉及了义和团运动)[7]38-53等。当然了，该教科书将对内战争中镇压民众起义的事件表述为“戡定粤匪之兵”“戡定捻匪之兵”“戡定苗匪之兵”“勘定云南回匪之兵”“勘定关陇回匪之兵”[7]32-36等，列入武功范畴，涉及了史观问题，若以战争或争战来表述会更恰当一些。

由此可以看出：其一，在清末，尽管时人也认识到了变局的到来：“国初惟广东之澳门，有西商租地，此外皆无之，自鸦片之战，而我国之局势一变。”[4]24中英“两国以鸦片贸易之纷议，生意外之葛藤，终至以兵力相见，于是数千年来闭关自尊之中国，不得不一变其面目，公开商港，与世界各国订互市之约，故鸦片战争，实近世中国变局之造端也”[6]41。然而，从课程编排看，鸦片战争并不被认为具有割裂、阻断清代或中国历史的界标地位。对清代的历史应贯通理解，这正是今天大多数近代史研究者所需要遵循的。其二，以类别区分来横向书写通史，如武功、外交方面的叙事，不仅对后人理解清王朝的灭亡很有益处，而且对于当今的通史书写具有借鉴意义。其三，内容选择注重清廷统绪，而对洋务运动关注不够，此乃传统的王朝统绪史观所致。不过，正统史观左右下的历史叙事，竟然与之后民众史观的历史叙事在事件的选择上大致趋同。

二、晚清史知识体系建构的三个重点和难点

在晚清史知识体系建构中，有关鸦片战争中道光帝与林则徐被贬问题、戊戌变法中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处理问题、义和团运动中慈禧的责任问题需要关注。这三个方面内容既十分重要，也是晚清史书写的难点所在。

1.鸦片战争中道光帝与林则徐被贬问题

受时代制约，对晚清史领域里当政者行为的表述有三个比较敏感的难点，其中一个就是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与林则徐的被贬问题，对认同当政者和认同正当者之间的矛盾处理，确实是个难点。

处理方式之一，不满道光皇帝。《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22课《鸦片肇衅》道：“英人自与我通商，其商货大宗，首推印度之鸦片，流毒日甚。道光时，林则徐上书，请申禁，宣宗嘉之，命则徐任其事。则徐至广东，严谕外国商人，尽出所藏鸦片，焚之，且约后有犯禁者，罪至死，各国皆允，而英商尚有私售者，则徐以故禁其通商，于是英人愤甚，突率兵舰犯广东，则徐战守甚固，英军不利，改犯他省。朝廷忽归咎则徐，竟褫其职，更命琦善至广东议和，琦善尽撤各地之兵，以媚敌，然其议仍不协，英人以我无备，再犯江浙，东南大震，道光二十二年，复遣使至江宁议和，偿巨款，割香港，且开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口为商埠，是为江宁条约。”[2]37-38“朝廷忽归咎则徐，竟褫其职”一语，道出了作者对道光帝不满的立场，只不过主要归咎于琦善“媚敌”而已。《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38课《江宁条约》所述类之：“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闽，英人皆惮其有备，遂改犯浙东，陷定海宁波，英舰至余姚，胶沙而止，已而率舰北犯，侵入白河口，则徐竟褫职，寻戍伊犁，命伊里布、琦善赴广东议和，琦善恐和议不成，尽撤沿海要防，遣散练军，务媚英人。英人佯撤浙东兵，伺广东无备，突陷其炮台，关天培等死之。上怒，逮问琦善，渐知琦善有私让香港事，遂籍其家。”[3]36可见，此书也是将对道光的不满寓于责备琦善“媚英人”之中。

处理方式之二，归罪臣工。《历史教科书本朝史》第4章《道光中叶至光绪纪元以来》第1节《中英开衅》，其所述中英争端起自鸦片和任用林则徐等情形与《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表述一样，不过，在处理林则徐被贬问题上，该书采用了“朝旨中变”(即朝廷旨意在推行过程中发生变化)的解释方式。其文称：“嗣后夹带鸦片，甘受死刑，义律耻之，阴令其国商船悉配兵舰，来犯广东，不得逞，转而犯闽，又为邓廷桢所挫，英人请复互市，并索偿烟价，则徐斥不许，奏饬江浙诸省严防海口，而英人已犯浙东，陷定海等处，又北犯天津，入大沽口，于是朝旨中变，则徐与廷桢皆削职戍伊犁，命琦善等赴广东议和。”[4]24其后在提到虎门关天培提督、定海葛云飞总兵等“战殁”，裕谦总督自杀，乍浦长喜都统、吴淞陈化成提督“战殁”，以及牛鉴总督“遁”之后，“琦善始得罪，命耆英等赴江宁议和”。《江宁条约》签订后，其文道：“是时穆彰阿用事，文宗即位始黜之。”[4]25“朝旨中变”表述得更为委婉，否定的对象除琦善外，另添加了穆彰阿。

处理方式之三，不满林则徐。《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4编《今代史 “始自天命讫于今日”》中第4章《本朝四》第60节《外交三之上(鸦片之战及南京条约)》和第61节《外交三之下(鸦片之战及南京条约)》，在表述上相对而言更倾向于站在道光帝而非林则徐的立场之上。其文载道：“鸦片产自印度，英人蚕食其地，鸦片之输入中国者日多，值朝议严禁，英商勾通内奸，百计私售，宣宗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促使英商占报存储烟土，不应，恫之以兵，乃交出全数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函，则徐焚之，而战祸方始矣。”“鸦片之报达欧洲，英人旋决议与我构战，令义律率军舰东来，锁广东，掠舟山，进迫宁波，旋至天津要抚，朝廷罢则徐官，命琦善赴粤议和，议不协，琦善罢职，命奕山进剿，兵败后，朝廷廑意漕运咽喉，命耆英、伊里布，与英帅濮鼎查会议于南京……约成，英兵去。”[7]38-39书中“则徐焚之，而战祸方始矣”和英军北上“朝廷罢则徐官”二语，暗含了对林则徐的不满，而对琦善了无指责之意。

处理方式之四，综合各种认知于一体。《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第3编《忧患时期》中第23章《鸦片战争》，叙述篇幅最大，所涉内容包括对林则徐的不满与奸臣诬陷和对道光帝、琦善的不满。在批评林则徐方面，该书道：“湖广总督林则徐，厉行禁令，设局收征烟具，数月之间，成效大著，其覆奏之语，尤剀切，略言：‘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无可用之兵。’宣宗大感动，特诏则徐来京，面受方略，佩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兼节制广东水师，实行杜绝鸦片贸易之策，时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也。”[6]44-45林则徐到广州后先是虎门销烟，“复欲为杜绝来源之计”，推行具结(即书写保证)，“义律不欲，请则徐更遣委员至澳门会议，则徐严斥不许，以七月下令沿海州县，绝英人薪蔬食物，于是龃龉益甚而祸作矣”[6]46。“先是英国政府方针，务以平和为主，又国人中重德义守正道者如铁儿额尔……皆以鸦片贸易为侮辱大不列颠国旗之事，力排击之，故英政府尝谕义律，不得以军舰驶入珠江，召中国政府之猜忌，及则徐严绝英人饷馈，且令退出澳门，义律将妻子及流寓英人五十七家，聚居尖沙嘴(香港对岸)货船，而发军舰二艘，武装货船三艘，进迫九龙，假索食为名，开始炮击，然义律初不过以此为示威之计，非真愿决裂，及见则徐坚持不动，又恐我水师围攻尖沙嘴，乃以八月介葡人转圜，愿削‘人即正法’语，余悉如约，则徐以与各国结语不一致，又新得训令，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之语，遂固执前说，略不让步，于是九十月间，英舰屡于川鼻岛尖沙嘴附近，发炮攻击，至十一月八日，朝廷遂宣布停止英吉利贸易之谕……自此谕下，中英间之国交，遂无转圜之望。”[6]46-47言语之间，流露出的是对林则徐缺乏灵活应对和未能处理好禁烟与避战之间的“度”的不满。

在奸臣诬陷林则徐方面，该书载道，英军先犯广东福建，接着是浙江，“而定海遂以六月为英军所占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彭彪，皆束手无策，是时承平日久，沿海空虚，诸文武大吏，惧祸及，颇不悦则徐所为，及定海陷，诸大吏益造蜚语上闻，中伤则徐，于是廷议动摇，诏两江总督伊里布赴浙视师，密访致寇之由，谕沿海督抚遇洋船投书，即收受驰奏，又切责则徐空言无实，转生波澜，而大局始一变矣”[6]48-49。

论及道光帝和琦善，该书曰：“十月，琦善至广州，则力反则徐所为，裁撤水师，解散壮丁，尽废一切守具，欲以释英人之猜嫌，顾又不敢轻许商埠，惟允偿烟价七百万圆，时加至义律病不预议，甲必丹义律独当谈判之局，见琦善易与，词色转厉，于前索六款外，复提出割让香港之议，琦善方以笔舌之力，再三坚拒，而伯麦遽以十二月十五日……率舰队进攻，陷虎门外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大惊，即夜移书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外许开放广州，割让香港，义律亦许还付定海及大角沙角炮台，以是月二十八日议定草约，于是英人一方则召还舟山列岛驻屯舰队，一方则于香港出示，起造房屋埠头，视为己有。而朝廷得英人进军之报，勃然震怒，遂以二十一年正月七日，再下宣战之谕，先后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提督杨芳、尚书隆文为参赞大臣，赴广东，调江督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饬伊里布回江督本任，夺琦善大学士，全局又一变。”[6]49-50浙东三城之战后，“浙抚刘韵珂方力主和议，已以前月奏请起伊里布来浙主款，廷议复为之一变矣”，“于是上用刘韵珂言，赏伊里布七品顶戴，赴浙效力，以尚书耆英为钦差大臣”[6]56。“廷议多变”是批评道光，至于琦善主要是批评其对外软弱。

综上可知，在对鸦片战争中道光帝与林则徐被贬问题的处理上，清末的史学界对其观点不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样态。

2.戊戌变法中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处理问题

有关戊戌变法时期的表述难点，在于处理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光绪皇帝和垂帘的慈禧都是当政者，而在戊戌变法问题上却处于对立状态，时人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归咎康有为。《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2册第38课《戊戌变政》载：“我国自败于日本后，外人见我之弱，益肆凌侮，德法诸国，又以胁还辽东事，索重酬，未几托租借之名，德据胶州湾，俄据旅顺大连湾，法据广州湾，英亦据威海卫，我国要隘，尽夺于外人。今上愤甚，力图自强，会主事康有为，屡上书请变法，遂得信任，旋擢用新进诸臣，锐意变法，且诏天下，遍设学堂，由是中外士民，日上书陈新政，仅三阅月，旋奉皇太后听政，并以康有为，有逆谋，捕治之，有为与其徒梁启超，亡海外，其余新进诸臣，悉被诛黜，且以新政多流弊，罢之，朝政皆复旧。”[2]46-47以上表述明确认同光绪，认为光绪是因列强侵略压迫而力图自强，因自强而实施新政，至于慈禧中断新政，与康有为的“逆谋”等有关。

《历史教科书本朝史》第4章《道光中叶至光绪纪元以来》中第15节《戊戌政变》道：“英俄德法先后索租我要地，于是瓜分中国之说，腾播于中外，上忧国事日非，发奋求治，工部主事康有为，上书言变法自强之策，上悉采纳之，其党不次擢用。光绪二十四年四五月间，革新之诏数十下，士民条陈新政者日数十辈，部臣疆臣，日不暇给。秋八月，康有为事败，亡走海外，其弟康广仁，及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杨锐、林旭等斩于市，诏罢新政。慈禧皇太后已归政九年，至是复听政。”[4]44其表述同上述《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

其二，帝疾说。《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58课《戊戌变政》道：“初，穆宗崩，无嗣，孝德显皇后亦相继崩，孝贞显皇后，及孝钦显皇后，迎立德宗，年仅四龄，两宫同听政，主事吴可读，争立穆宗后，以尸谏，得两宫懿旨，俟皇帝生子，上承穆宗。”光绪“十五年，册立皇后，孝钦显皇后归政。自中日议和后，欧美各国，益肆凌侮，帝愤甚，锐意自强，会主事康有为，屡上书论国事，二十四年夏，帝严饬中外诸臣，实行新政……于是中外士民，条陈新政者，日数十辈。八月，孝钦显皇后复听政，征天下名医，视帝疾，召直隶总督荣禄，入赞枢要，责康有为等谋围颐和园，大逆不道，捕治之，康有为及其徒梁启超，遁海外，诛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有为之弟)，大臣徐致靖、李端棻、张荫桓、陈宝箴等，分别治罪，虑新政多流弊，悉罢之。明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湖南拔贡唐才常，倡言勤王，谋煽乱，捕诛之，并穷治其党”[3]53-54。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孝钦显皇后复听政，征天下名医，视帝疾”的表述，将政局变动——慈禧再次垂帘，归咎于光绪生病。

此外，还有一种表述是不置可否、没有立场倾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4编第5章《本朝五》第85节《外交二十七(义和团之变及辛丑条约)》写道：“光绪二十四年夏，德宗与诸臣谋变法，仅百日，太后复听政。”[7]51这本书没有评论是非对错，极力规避时讳。至于《中学堂教科书新体中国史》和《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等，所述内容结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更是唯恐避之不及。

总体来看，清末时人在处理戊戌政变问题上，大多将其归咎于康有为或光绪帝，至于慈禧则处于正统地位。需要强调的是，清末有关戊戌变法问题，均以“戊戌变政”或“戊戌政变”为主题，而非“戊戌变法”，强调的是变政，即统治权的变更，而非变法，这与今天的侧重点大不相同。

3.义和团运动中慈禧的责任问题

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表述难点，在于在对待义和拳的剿抚政策上慈禧前后态度的转变，对此，相关表述如下。

最常见的表述方式是归罪刚毅等守旧王公大臣。《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2册第39课《义和拳一》写道：“自订约许外人传教，内地莠民，欺教士耳目不及，多借从教为护符，鱼肉良民，漫无忌惮，官吏畏外人，良民讼之，又多不得直，始有仇教之心，义和拳匪乘之，卒酿大乱。义和拳故为邪教，初起山东，光绪二十六年，渐入直隶，以扶清灭洋为名，乡愚方苦教民，争附之，匪势益炽，诸王大臣，亦为所诱惑，拳匪遂入京师，焚杀外人，寻与官军合，围攻各国使馆，英法等八国闻变，皆遣军援救，已而攻陷天津，官军不能拒，京师亦陷，今上不得已，奉皇太后西幸。”第40课《义和拳二》又写道：“光绪二十六年，两宫西幸长安，乃命庆亲王、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今上奉皇太后，还京师，痛定思痛，复行新政，并诏各省，广设学堂，优定学生出身之路，专设学务大臣以董其事，我四千余年由唐虞至今之古国，盖将于学生有厚望矣。”[2]47-48由“莠民”之过而至“诸王大臣”“为所诱惑”，导致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至于当政者西太后则与光绪一起成了善后者。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4册第59课《拳匪肇乱》所言更为明确：“初山东奸民，倡义和团，立大师兄、二师兄等名目，设坛习拳，以妖术惑民，诡言能避枪炮，山东巡抚袁世凯，捕治之，遂窜入畿辅，时内地莠民，假入教为护符，乡里被鱼肉，积忿日久，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乘机煽之，以扶清灭洋为名，焚教堂，杀教士，并毁铁路电报等局，诏遣刚毅、赵舒翘赴涿州，相机剿办，刚毅等遽扶之。匪入京师，端王等复误信之，遂焚劫商市，京师大扰，杀日本书记官杉山杉，及德国公使克林德，愤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持正论，矫诏戮于市。复与乱军合，环攻使馆，各公使告急于本国，援兵麇至”[3]54第60课《两宫回銮》续道：“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帝奉孝钦显皇后，抵太原，京师陷，闰八月，西幸西安，诏庆亲王、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帝顺中外之请，奉孝钦显皇后回銮……举行新政。未几，日俄二国，交战于我东三省，日本以立宪政体，上下一心，大败俄人，德宗有鉴于此，遂命预备立宪，改官制，行学校，练新军，期以雪耻自强，海内喁喁望治焉。”[3]54该书将引发八国侵华的责任明确指向刚毅和端王等王公大臣，而撇开了应当负责的决策者慈禧。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述内容结束于1904年，当时正处于立宪思潮风起云涌之际，饱含了对立宪的殷殷期待。

再就是误解说。《历史教科书本朝史》第16节《义和团之乱》，在认同“奸民”误国和归罪刚毅、端王等王公大臣的同时，提出了误解一说为慈禧开脱：“康有为之脱走也，英舰载至香港，其徒梁启超则走日本，政府百计索之，两国以为国事犯，不允交还，且尽力保护，政府大混，遂误认拳匪为义民，欲借之以排外。”[4]44-45以此之故，直接导致“光绪二十六年夏，义和团焚教堂，杀教士，毁铁路、电线，京津道梗，驻京各国公使征兵自卫，责我政府速平祸乱，我政府答辞支吾，各公使告急于本国，于是英、俄、法、德、美、日、义、奥八国联兵而至”[4]44-45。误解说暗含有将责任归于列强的意味。

上述两种表述方式尽管有所不同，不过其核心都是站在当政者的立场之上为慈禧开脱的。

三、结语

从清末中小学等教材的历史叙述发现，对于清末有关晚清史的知识建构，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书写，都是事件史的书写模式，其所选择的事件与20世纪以来的晚清史书写内容主题相似。由此可知，清末所形成的晚清史知识体系对后世研究具有深远影响；之后的晚清史内容，在清末基本定型，并且一直延伸至今。清末有关晚清史的知识建构，影响在于内容，而非史观。在今天看来，不仅晚清史的知识建构需要回到清末去进行探寻，其他领域的知识建构也一样，也需要重新回归到历史中去，以追寻历史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