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华

意识哲学对身体的界定，虽然推动了生物医学的发展，但这种理性化之路也制约了医生实践智慧的提升。尤其是到了高新医学时代，受“扬心抑身”价值取向的影响，医生视患者为绝对他性的异己性存在，会加重医患关系的疏离化和陌生化，甚至引发技术的自噬效应。如果说意识哲学造就了主体性，那么身体哲学则造就了主体间性。医患关系的现代性迷津，迫切要求以身体哲学来开辟新的实践进路，通过弘扬共同体文化，统合处于分离状态的医患关系，并将医患关系治理融入到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通过身体和谐达致医患和谐，进而达致社会和谐。

1 意识哲学视域下的医患交往

意识哲学的理论流派主要有古希腊的灵魂认知、中世纪的身体沉沦、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意识哲学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对生命教育进行整体性的精密规划，使得传统生命教育的话语体系以理性化、逻辑化为特征。意识哲学预定出生命的理性本质，在身心层面，视身体为对象性的存在，割裂了身心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了“扬心抑身”的偏见；在人际互动层面，形成了“自我”对“他者”的压制和贬损。

意识哲学支配下的医患关系受二元对立的对象化思维定式的影响，以“主体-客体”为运作的逻辑基点，蕴含着同质化交往环境的文化想象。意识哲学框定了医患双方的出场路径。医生将患者置于技术座架，使得医患双方尽管同时在场，但却是主体与客体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