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亮 卞文娅

鲁迅的《阿Q正传》从1921年12月4日起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从第二章开始转入“新文艺”栏目连载。自小说发表以来，对《阿Q正传》写作的逻辑，尤其是对于主人公阿Q的革命及其“大团圆”结局，文坛学界就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郑振铎于1926年11月21日发表在《文学周报》的评论文章中对革命与“大团圆”结局的商榷：“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①郑振铎：《“呐喊”》，原刊于《文学周报》1926年11月21日第251期，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8页。

针对郑振铎的这一质疑，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给出了回应称：“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②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显然写作者鲁迅并不认同郑振铎的这一批评意见。由此阿Q究竟是国民性的代表还是革命党，其革命的原始动力又来自何处，便成为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

一、酒店与馒头：商品与食物的双重性

要理解阿Q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还原作者的写作逻辑，而在《阿Q正传》中恰恰有这样一段从逻辑上看颇为古怪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