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淇铭

有明一代，边疆危机以“南倭”和“北虏”为主，前者于嘉靖年间为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荡平，后者则遗患甚久。关于戚继光抗倭的相关问题，学界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还有一个现象似值得深究，即有学者曾提道：“明王朝为充实九边，也常将内地诸镇的名将北调，如戚继光在倭患平定后便被调到蓟镇。”〔1〕蓟镇攸关京师防卫，如此调动足见朝廷之重视。据《明史》载，隆庆初年，大臣吴时来向穆宗上疏，“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宜用之蓟镇，专练边兵，省诸镇征调。帝皆从之。”〔2〕继谭、俞、戚之后，又有胡守仁、汤克宽等抗倭名将奉命北上御虏。本文试图以“名将北调”这一现象的重要参与者戚继光为中心，对其中的历史经纬进行考察。

一、对“南倭”与“北虏”的再审视

作为一种将多位南方御倭名将调赴北方的现象，“名将北调”与明朝主要的边疆危机——“南倭”与“北虏”有着直接联系。因此，当考察这一现象时，有必要对“南倭”与“北虏”进行讨论，从而有助于更好把握“名将北调”这一现象的时代背景。

（一）抗倭名将的“御北”经历与情怀

有研究显示，抗倭名将唐顺之曾作《日本刀歌》抒发驰骋边关的保国之志，然而，“唐顺之手持倭刀之时，所思虑的却是北边之危，与对‘北虏’的切齿之痛。”〔3〕他对“北虏”的忧心，是否也符合其他抗倭名将的所思所想抑或是直接行动呢？在这种追问下，可对几位抗倭名将的相关经历进行简要梳理：

俞大猷，字志辅，晋江人。自小爱好读书，对兵学思想有独到研究，爱好习武。父亲死后，他“弃诸生，嗣世职百户。”嘉靖二十一年（1542），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攻入山西，朝廷“诏天下举武勇士”，俞大猷向巡按御史自荐，尽管他对军事的见解折服了宣大总督翟鹏所，使其“下堂礼之，惊一军”，但并未得到重用。〔4〕之后，俞大猷平定南方叛乱，开始了平定反叛和征剿倭寇的道路。嘉靖三十七年（1558），御史弹劾胡宗宪放走倭寇，而胡宗宪“委罪大猷纵贼以自解。帝怒，逮系诏狱，再夺世荫。”〔5〕俞大猷入狱后，在其好友陆炳的帮助下，才得以释放。两人俱在大同巡抚李文进手下，一起筹划军事对付北方骑兵，“乃造独轮车拒敌马。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6〕后来，俞大猷受到荐举，被朝廷重新录用，并在恭顺侯吴继爵回京后代之，获得平蛮将军印。此后，俞大猷一直在福建、两广一带平倭患、剿匪徒。隆庆初年，吴时来荐举北调将领人选时，俞大猷俨然在列，最终未能成功赴北，而是继续留在了南方。

谭纶，字子理，宜黄人。他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进士，曾任南京礼部主事、台州知府等职。东南御倭时，他与戚继光等一同投身练兵事业中。后来，“倭犯栅浦，纶自将击之，三战三捷。倭复由松门、澶湖掠旁六县，进围台州，不克而去。转寇仙居、临海，纶擒斩殆尽。”〔7〕隆庆元年，他与戚继光一同被荐赴北练兵，总督蓟、辽、保定军务。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其父戚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入为神机坐营，有操行。”〔8〕戚继光自幼家贫，喜好读书，于嘉靖中期备倭山东，取得系列战果。嘉靖倭寇平定后，他在吴时来的荐举下，始任北京神机营副将，后总理蓟门、昌平、保定练兵等事务，从事抵御“北虏”事业十六年。

胡守仁，字子安，号近塘，在戚继光麾下任职，一路随戚平定倭寇。隆庆元年（1567），戚继光调北练兵，胡守仁留守浙江杭嘉湖。第二年十一月，戚继光因练兵所需，“奏遣偏将胡守仁等，往募南兵鸟铳手三千赴蓟”〔9〕，胡守仁因此也由东南赴北，开始了短暂的北方“御虏”之途。与胡守仁一同北调的，还有在抗倭战争中立下大功的李超。

陈第，字季立，号一斋。他本是“学宫子弟”，爱好音韵学，曾被抗倭名将俞大猷招揽至幕下，“教以古今兵法，南北战守方略，尽得其指要，劝以武功自见”。谭纶对他评价极高：“俞、戚之流亚也”，后来，陈第亦赶赴北方，在戚继光手下为将十年，他常与戚继光论兵，两人“扺掌相得，慨然有长驱远略之志。”〔10〕

汤克宽，邳州卫人，“承世荫，历官都指挥佥事，充浙江参将。”在平定倭患的过程中颇有战功，与俞大猷、戚继光等曾并肩作战。之后，由于犯错，“寻赦免，赴蓟镇立功。”〔11〕

此外，还有嘉靖、万历年间的抗倭名将、戏曲家汪道昆。他在任义乌县令时配合戚继光招募“义乌兵”，与之建立深厚情谊。他对“北虏”也极为关注，曾多次向皇帝上奏折《蓟镇善后事宜疏》《辽东善后事宜疏》《保定善后事宜疏》等，并在隆庆六年（1572）赴辽蓟巡视边防，作《蓟门会阅》等诗，描绘北部边疆的情景，并肯定戚继光的练兵成绩。

上述几位抗倭名将或十分关注“北虏”边患，或因各种原因而亲身参与到御北事业中去。从抗倭名将的“北虏”情怀与具体经历中，亦可感受到“北虏”问题的严峻性。朝廷在倭患渐平时便急调几名大将赴北练兵，以及汤克宽赴北“戴罪立功”直至战死沙场的残酷结局，也是对“北虏”之患十分危急的佐证。

（二）军功中的南北差异

关于明朝军功的记录，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出“北虏”之患的严峻。

《明史》载：“正统十四年造赏功牌，有奇功、头功、齐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阵斩将夺旗者，与奇功牌。生擒瓦剌或斩首一级，与头功牌。虽无功而被伤者，与齐力牌。盖专为瓦剌入犯设也。是后，将士功赏视立功之地，准例奏行。北边为上，东北边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内地反贼又次之。世宗时，苦倭甚，故海上功比北边尤为最。”〔12〕可见，在世宗之前，若“视立功之地”而论功行赏，北边之功赏最多。

赵翼也观察到南北军功的“迥异”之处：“有明中叶，战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异者。大率用兵于南则更易于荡扫，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较之黔、粤用兵，何啻千佰之十、一，而乃以之入功册，迁官秩，可知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尽庸将也。”〔13〕俗语有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北方功赏远高于南方，印证了“北虏”的危急性与紧迫性。

（三）“南倭”渐平而“北虏”未止

自明朝建立以来，“北虏”就是明朝北部边疆一大威胁。明朝设立“九边”就与“北虏”密切相关。〔14〕嘉靖年间，俺答在蒙古内斗中独占鳌头，对中原造成了巨大威胁。“庚戌之变”中，俺答兵临北京城下，与明王朝军事冲突达到了极其激烈的地步。实际上，至少在“庚戌之变”二十一年前，俺答等就不断侵扰明朝北方边疆，并一直持续到“庚戌之变”及其之后的几十年：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宁夏塞，总督王琼率兵御却之。”

“（嘉靖——引者注，下同）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五月，犯陕西。冬十月，犯大同。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

“十六年，虏寇大同，调辽东游兵备之。已出边，遣回，而令此后非重警勿调。”

“十八年移三边制府镇花马池。是时，俺答诸部强横，屡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晋阳南北烟火萧然。”巡抚都御史陈讲请求朝廷派兵加强防御，朝廷同意，“然兵将率怯弱，其健者仅能自守而已。”

“十九年七月，俺答诸部大举进犯宣府。”

嘉靖二十二年，巡按山西御史陈豪进言：“敌三犯山西，伤残百万，费饷银六十亿，曾无尺寸功。”

“二十五年，蓟州告急，宣、大总督翁万达请调山东、河南、保定兵及京营军挑选者。下枢臣议，止调保定兵。已，给事中齐誉言：‘京师之兵，居重驭轻，不宜以小警轻出。’帝然之。”

“二十九年，俺答攻古北口，从间道黄榆沟入，直薄东直门，诸将不敢战。敌退，大将军仇鸾力主贡市之议。明年开马市于大同，然寇掠如故。又明年，马市罢。”

“四十五年春正月，俺答寇宣府塞西阳河。”〔15〕

足见，“北虏”的常年进犯，对明朝北方边防造成了持续性威胁，再加上迁都北方的因素，这一威胁便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南倭”所无法比拟的。而把眼光投向东南战事时，则会发现，在嘉靖末年到隆庆初年，“南倭”已经不足为患。〔16〕

与之相反的则是同时期北方不断恶化的局势：嘉靖四十三年“四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土蛮黑石炭寇蓟镇，总兵官胡镇、参将白文智御却之。二月己酉，伊王典楧有罪，废为庶人”〔17〕；嘉靖四十五年“秋七月乙未，俺答犯万全右卫。冬十月丁卯，犯固原，总兵官郭江败死。癸酉，犯偏头关。闰月甲辰，犯大同，参将崔世荣力战死”〔18〕；“（隆庆元年——引者注）俺答数犯山西，是秋长驱破石州，而土蛮同时入寇，蓟镇昌黎几不保。”〔19〕

另外，为巩固海防而著的《筹海图编》有云：“今比年海内忧世之士，游谈聚议，必曰南倭北狄。然言倭事者略矣。”〔20〕这句话亦可作为反证之用。此前大明“忧世之士”对“北狄”的“游谈聚议”更甚于“言倭事”，而《筹海图编》是为了弥补“言倭事”之不足而作。

二、明朝边防与戚继光等的大练兵

嘉靖年间，明朝空虚而羸弱的边防与边兵，为俺答等的“来去自如”提供了“便利”。而作为一种现象的“名将北调”，也正是以练兵固防为名义开始的。

（一）边防羸弱与募兵

对于明之边防，雷海宗曾如此评价：“明朝是盛唐以后汉族唯一的强大时代，不只中国本部完全统一，并且东北与西北两方面的外族也都能相当的控制。”但这种状况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到了明末“渐不能自保”。〔21〕这一评价较为符合实情。明朝建国时通过几次北伐重挫蒙古的军事力量，结束其对中原的统治，边境在一定时间内得到稳定。后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有“天子守国门”之说。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边疆危机愈发激烈，“特别是在北部边疆及东南沿海地区，偶尔的征调作战往往变成长期性的在外流动作战，世居一地的卫所制逐渐运行不便。加之世袭军户制度弊端的日益显现，卫所士兵大量逃亡，往往卫所能征可战之兵数量极少。”〔22〕伴随卫所士兵逃亡的是边兵战斗力低下，致使明朝边防岌岌可危。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边疆局势，明朝不得不通过雇佣的形式募兵，以补充军队的建制。作为一种兵役制度，“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世兵制”。〔23〕而为了提升所招募士兵的战斗力，地方军事将领开始关注对士兵的训练。而谭纶与戚继光二人，正是其中表现突出的两名将领。

（二）戚继光的大练兵战略

戚继光在嘉靖倭患时期，就十分关注练兵。他力排众议，亲自招募本地义乌兵，创立“戚家军”。《明史》记载：“乡兵者，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其隶军籍者曰浙兵，义乌为最，处次之，台、宁又次之，善狼筅，间以叉槊。戚继光制鸳鸯阵以破倭，及守蓟门，最有名。”〔24〕针对原来戍守东南的“客兵”战斗力不强的问题，戚继光招募英勇善战的本地士兵；针对江南水乡特点和倭寇战法，他又设计了用“狼筅”“叉槊”等组成鸳鸯阵法。可以说，戚继光在南方练兵的突出表现，应是他被看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训练边兵并固防，正是朝廷将之北调的目的所在。

隆庆元年（1567）十月十四日，戚继光被调往北京，始任神机营副将。第二年春正月，戚继光迫不及待地向朝廷上《请兵破虏疏》，他首先向朝廷表示忠心与决心：“西北有警，召臣还京听用，正臣立功报主之日也。”接下来，他力陈时弊，认为此前“掣肘多而便宜难，议论多而责效速”。他请求朝廷能“授臣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经由训练之后“布昭神武、问罪匈奴”，使国富兵强、一劳永逸。如果不能满足十万人的练兵需求，那么训练五万兵马也能“一当匈奴，令其不敢南牧”；如果五万兵马都无法满足，训练三万士兵也能“待虏来，伺有可乘，因而击之”；如果连一万人都无法训练，则“缓急无益于事”。对于具体练兵练将人选，他认为应当给予充分自由选择权，“臣旧部将与新访堪认将领者若而人，列名奏取赴京，与臣等歃盟，同心共济。”〔25〕然而，戚继光的“破虏”方案没有被朝廷接受。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六日，朝廷命谭纶总督蓟辽保定等地军务，谭纶立刻向朝廷上奏：“今之策虏事者，皆曰乘障，曰设险。然蓟昌十区之地，东西两千余里，见卒不满十万，而老弱且半，又分隶于诸将之手，散布于二千余里之间。”在北部边防整体羸弱的情况下，敌人只需要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即可轻易进犯。因此，谭纶“亟请练兵”。〔26〕谭纶请求练兵的数量与戚继光的“预算”相比大大减少，“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另外，练兵非朝夕就能见到成效，“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由于边臣对练兵之事多有掣肘，谭纶还建议：“今宜责臣纶、继光，令得专断，勿使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对此，“巡抚刘应节果异议，巡按御史刘翾、巡关御史孙代又劾纶自专”。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穆宗用张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纶，而谕应节等无挠。”〔27〕经过谭纶“打折扣”式争取，朝廷终于同意让戚继光总理蓟、昌、保定的练兵事务，并且调南方名将胡守仁、李超率三千浙兵（南兵）赴北。隆庆三年（1569），当胡守仁带领的南兵出现在蓟州郊外时，“天雨，军士跬步不移，边将大骇。自是蓟兵以精整称。”〔28〕

戚继光练十万兵马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清人认为，戚继光“出镇之后，当事掣其肘，不得行，中道龃龉，卒以罪废。”〔29〕朝廷的做法正是如此：“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因此，“召还总兵郭琥”，命令戚继光为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30〕如此一来，戚继光职务被削弱，由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变成了蓟州总兵官。〔31〕自此，戚继光只能专注于加强蓟州一隅的防务，离“问罪匈奴”“一劳永逸”的愿景越来越远。

戚继光在东南以练兵效果显著而闻名，在北调后却无法全力发挥才干，不得不说是一种损失。但是，戚继光仍然坚持在蓟练兵。在他练兵之前，“蓟人夙多木疆，律以军政即不堪。”〔32〕还有人评论：“以故嘉靖间，蓟州练兵，终不能成列，王思质中丞，以此坐重辟。”后至“隆、万间，戚少保（继光）为帅，反用浙兵于蓟，由是精兵称朔方第一，亦时势使然。”〔33〕

三、东南名将御“北虏”

尽管多有掣肘、大材小用，但是戚继光并没有因此而懈怠，而是专注在蓟一隅履职。这位闻名于东南的武将在大明北疆，仍然展示出名将风采，为抵御“北虏”做出贡献。

（一）整顿防务

戚继光在得知朝廷不会允许他训练十万兵马用以主动出击“御虏”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在蓟镇一隅有所作为。上任不久，他巡行塞上，认为蓟州当下之急是构筑敌台。〔34〕他提出：“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隆庆五年秋“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诏予世荫，赉银币。”〔35〕据载：戚继光在“练兵之议寝不行”之后，“大修边墙二千里，楼橹敌台，翼然壮丽”。此后，“比年，东西卤（虏）谋入犯，西酋得蓟状，恐，巫卜不详，遂谢去，东胡款关入贡。部言卤（虏）数苦蓟内备，不战而伐卤（虏）谋，即军正无所课功，其功上上。”〔36〕

除了修筑敌台之外，戚继光还加紧对蓟镇军队的整顿。首先，戚继光认为明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弱，需要做出改变：“无驮载马骡，往往枵腹数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焉望鏖战？”由此而大大影响到明军的行军与作战能力，而“北虏”骑兵机动性强，“不知驰骛之虏，行百里矣。故虏入内，必变客为主，我军常以主为客。”为此，他请求增设辎重营，因为这是“军中所必用而不可缺者矣。”〔37〕戚继光敏锐地观察到明军在抵御“北虏”时常因辎重问题而“以主为客”的现象，因此才建议设立辎重营。

在设立辎重营的倡议得到同意后，戚继光又建议设立车营。《明史》载：“至隆庆中，戚继光守蓟门，奏练兵车七营……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朝廷对戚继光建议设立车营的建议表示支持。然而，接下来的记载则是：“然特以遏冲突，施火器，亦未尝以战也。”尽管车营“未尝以战”，但是之后“辽东巡抚魏学曾请设战车营”；“万历末，经略熊廷弼请造双轮战车”；“天启中，直隶巡按御史易应昌进户部主事曹履吉所制钢轮车、小冲车等式，以御敌”。上述几位戍北将领，对设立车营“情有独钟”，尽管其“皆罕得其用”。对此，《明史》中的观点是：“大约边地险阻，不利车战。而舟楫之用，则东南所宜。”〔38〕对此，有学者曾质疑，认为史书对明代战车持否定态度是不合理的，史实证明，明代战车曾参加过战斗，并取得战果，只是在当时的作用不能高估罢了。史书的否定态度本身则表现出缺乏戚继光、熊廷弼等文臣武将的远见与革新精神。〔39〕实际上，除了对未来战争形式发展的高瞻远瞩外，戚继光之所以提倡设立车营，或是因为车营是其在蓟门一带整顿防务、构筑“防御体系”的一个环节。所谓车营，应与“马步军”“拒马器”“长鎗”“筤筅”“辎重营”等相互配合使用，这是专门针对“寇骑”进攻特点所构建的防卫体系。〔40〕

在戚继光整顿防务之后，“蓟州军容”成为边镇中的翘楚。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东南抗倭时，“戚家军”便以军纪严明立身。在北方，戚继光仍然格外关注军队风气：“自将领以及军士，皆以阿谀奉承为念，只顾眼前，再不虑后事如何也。”〔41〕在戚继光的整顿下，“边镇修举，虏不敢犯。”〔42〕

对于戚继光在整顿防务方面的贡献，明清之际的张岱评论：“戚继光在边日久，其所置亭徼、烟墩、炮台、谯丽之属，坚如铁桶，虏不敢窥视内地。”又“嘉靖间以其身为边塞之安危者几二十年。今之至蓟门者，观其关隘、台垣、亭障、器械，其功烂焉不可泯也。使后之人能读其《纪效新书》《练兵要略》，尊其法而固守之，胡人犹能牧马南下，吾不之信矣。”〔43〕对戚将火器应用于边塞防卫的做法，时人颇有赞赏：“戚继光帅蓟门，又用火鸦、火鼠、地雷等物，虏胡畏之，不敢近塞，盖火器之能事毕矣。”〔44〕今日来看，戚继光的诸多兵学实践，仍值得深入研究。

（二）出兵御虏

戚继光在蓟构筑了层层防御，使北方敌人一时难以入关。再加之隆庆年间，明廷高拱、张居正等人筹划对俺答封王、通贡和互市，大大减少了明朝与蒙古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一时“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然而，好景不长，北蛮小王子“徙居插汉地，控弦十余万，常为蓟门忧”，还有“朶颜董狐狸及其兄子长昂交通土蛮，时叛时服”，再次为大明北方边关带来危机。万历元年（1573）春，北蛮小王子与董狐狸筹划进犯明朝边关，他们率兵驰往喜峰口“索赏”，遭到拒绝后便在当地“肆杀掠，猎傍塞，以诱官军。”戚继光出兵“掩击，几获狐狸”。夏天，董狐狸又进犯桃林，被戚继光再次击退。董狐狸之侄董长昂随后进犯界岭，又被击败。“官军斩获多，边吏讽之降，狐狸乃款关请贡。”朝廷同意了他们献关求赏的请求。万历二年，董长昂联络董狐狸共同逼迫董狐狸的弟弟董长秃“入寇”，被戚继光击溃并活捉。于是，董狐狸等人率领亲族叩关，董狐狸身穿素服苦请赦免董长秃，戚继光与总督刘应节等商议后，接受了他们的投降。董狐狸等将之前所劫掠的边人归还，并且“攒刀设誓”。董长秃被释放后，双方像之前一样通贡，“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45〕不久，戚继光因戍边有功，升左都督。万历四年（1576）六月，炒蛮求赏不得，在古北口关附近劫掠，同为北调名将的汤克宽中伏而战死，戚继光因此而被弹劾。

由于蓟门固若金汤，“土蛮数侵边不得志。”〔46〕万历七年十月，数万土蛮骑兵进犯辽东，从前屯锦川营进入。大将李成梁等率军与之交战，戚继光率军急忙赶往，“偕辽东军拒退之”，〔47〕第二年十月，十万土蛮进犯辽东锦州，戚继光再次率兵援助。戚继光因功被封为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这就是戚继光被称为“戚少保”的缘由。

如何评判戚继光镇守蓟门的效果？这可以从黎民百姓的呼声中窥得一二。万历十一年（1583），五十六岁的戚继光被调回南方任广东镇守，都督南粤军事。蓟门“阖镇父老诣阙请留，当国不允，虽罢市遮道拥泣，攀辕追送出境者不绝。”〔48〕后来，“及北卤（虏）入黑峪关，蓟人愿亟召还，不得请，则勒石颂功德尸祝之。”〔49〕《明史》有评：“自戚继光镇守十年，诸部虽叛服不常，然边警颇稀。”〔50〕可见，戚继光在蓟镇确实起到了御敌于外的作用，并获得了百姓拥戴。

（三）戚继光御北期间的人际交往

戚继光北上之后，注重与上级和同僚保持较好的关系，这为他镇守蓟门提供了种种便利。《明史》有云：“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确，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51〕由上可见，当国大臣对戚继光颇为器重，其中，以张居正最为突出。

张居正入阁之后，对边关之事十分关注，他曾力劝明穆宗封俺答为顺义王，以保证北方稳定。明人曾赞其风格：“江陵（指张居正——引者注）行事虽过操切，然其实有快人意者……至其结冯保以收诸内竖之柄，北任戚继光而虏不敢窥塞垣，南任谭纶而倭寇服，其才智明决，有过人者。”〔52〕《明史》也云：“居正喜建竖，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俺答款塞，久不为害。独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东北直辽左，以不获通互市，数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53〕对于戚继光、李成梁等镇北将领，张居正尽可能为之在朝堂之上提供便利。

倘若对明朝文武关系有所了解，便可知张居正此举极为难得。明中期以来，朝廷素有“崇文黜武”的氛围，而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好文”的风尚。〔54〕黄仁宇曾为武将鸣不平：“将士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55〕由此可见张居正在这一背景下的格局与远见。沈德符曾感慨：“若武帅之重，则提督之外，如今上初戚继光在蓟镇，以总兵官加总理，专司训练，并督抚麾下裨将标兵俱属操演调遣，生杀在握，文吏俱仰其鼻息，则江陵公特优假之，非他帅所得比。”〔56〕然而，这种特别的“幸运”恐怕也易在另一方面带来不幸。在党同伐异的明廷之上，戚继光等北调将领既然能获得“江陵公”的“特优假之”，他们自然也要因“江陵公”权势倒塌而被视为同党。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及江陵歾，人言波及，继光移镇南粤”〔57〕，回到南方之后，戚继光郁郁不得志，竟在贫困交加中陨落。

除了与张居正交好外，戚继光与谭纶亦是友谊深厚，他们两人共事多年，常为外人称“谭戚”。隆庆二年（1568），谭纶亦被调赴北方，任蓟辽总督。他与戚继光一同商议巩固边防问题，从居庸关到山海关修筑上千座防御台，因功升任兵部尚书。万历五年（1577），谭纶于任上去世，在蓟门的戚继光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他充满深情地写下祭文。首先回顾了谭纶在御倭中的功绩，而在之后则使用了更大篇幅来写两人在北方的交往。当时，北方“大为虏创，春复告急。烽燹后百无所资，”谭纶在此时“上疏重创筑，慎训练，立车营，增敌具，刑逋逃”，如此一来，“边垣有待”。戚继光还回忆谭纶对他的支持与信赖：“某咨白一切报可”；“以国士待某”。〔58〕

另外，在明朝名将中“如郭登、戚继光、陈第、万表，皆有诗名。”〔59〕戚继光的诗名则在蓟州广泛传扬：“至隆万间戚少保为蓟帅，时汪太函、王弇州，并称其文采，遂俨然以风雅自命，幕客郭造乡辈，尊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道扬镳。”〔60〕对于戚继光、萧如熏等名将与文人的交往，有载：“蓟镇戚继光有能诗名，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府。如薰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61〕有学者指出：“戚继光的文化交游活动是晚明社会‘武臣好文’现象的典型代表”。〔62〕钱谦益也对此有如下评价：“生平方略，欲自见于西北者，十未能展其一二，故其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君子读而悲其志焉。”〔63〕在“文人尚武”背景下，戚继光所写诗歌，时而流露出战场肃杀气氛，时而抒发忠诚保国之心，时而感慨边关失意之情，无疑能引得文人墨客的满堂喝彩。另外，关于名将俞大猷与文人交往的研究也显示：通过与文人“谈兵”，“俞氏主动争取社会威望，构建并维护自身的官场人脉资源也是不争的事实。”〔64〕

结 语

在明朝中后期的边疆危机下，曾诞生一批有为名将。这一群体不仅投身于抗倭事业，也曾拥有“御北”经历抑或情怀，他们共同谱写了“名将北调”的历史。诸北调名将的不同结局，亦值得深思。

与戚继光一道被提名北上练兵的俞大猷，最终未能成功赴北，成为其人生遗憾。清人查继佐有评：“一时海内称俞、戚，以大猷为龙，继光为虎。然大猷每以不得当卤（虏）为恨，而继光在蓟，又值卤（虏）受欵，未尽展所能为，则正以不一当卤（虏）为功。嗟乎！负五等之才，而须其时。”〔65〕俞大猷的军旅生涯因“御北”情怀而起，但却未能为巩固明朝北部边疆发挥才能，只能含恨嗟叹。

早在戚继光遭受牵连之前，一同北调的谭纶就已于万历五年卒于任上。谭纶素与张居正交往甚密，对先于张居正而卒的他来说，没有遭受牵连，反而获得了百官尊崇的谥号“襄敏”，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

跟随戚继光脚步来到蓟州的胡守仁，在万历年间又回到福建担任总兵，继续完成追剿倭寇的任务。对他而言，“北调”不过是其人生履历中的一个阶段。然而，连他也逃不过“清算张居正”的牵连，以罢官返乡收场。

当戚继光离开蓟州归南后，对于赴北追随戚继光的名将陈第而言：“已而俞老戚罢，边事隤废，督府私人，行贾塞下，侵冒互市金钱。公力持之，为督府所怒，叹曰：‘吾投笔从戎，头须尽白，思洒一腔热血，为国家封疆大计。而今不可为矣，仍为老书生耳。’遂拂袖归里”。〔66〕作为坐镇蓟门十年的游击将军，陈第在官场失意、致仕归里后，醉心古音，竟成为著名音韵学家，令人唏嘘感叹。

万历初年，抗倭名将汤克宽调赴蓟镇“戴罪立功”。“万历四年，炒蛮入掠古北口。克宽偕参将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战死。”〔67〕汤克宽的战死沙场，赢得了军人荣誉。

对戚继光等北调的武将而言，生不逢时、才不尽用、命运多舛，是为将生涯的悲剧；对大明王朝而言，则有可能引发灭顶之灾；最为痛苦的则是蓟门黎民百姓，他们曾在流离失所时等到戚继光等赴北名将，终于能够免遭掳掠之苦，获得保全生命的希望。可是，这种希望也不过持续了十余年。

“名将北调”是朝廷在“倭患”渐平和“北虏”强势的大背景下采取的应急之举，它以戚继光、谭纶奉调北上练兵为开始的标志，而戚继光的南归，即宣告这一现象渐入尾声。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名将北调”现象的代表性人物，在蓟州镇守十余年，为明朝北方边疆的防卫建设贡献了才智。北调伊始，他怀着满腔热情向朝廷进言，力陈过往军事行动中的弊病，希望能练出一支精锐之师，有朝一日，为大明“布昭神武”。然而，在种种现实原因下，其雄心壮志接连受挫，只能在蓟一隅竭力施展自己的兵学才智，力保一方安宁。从“名将北调”重要目的——大练兵来看，这批地跨朝廷南北的调动有其局限性，因为谭、戚之所以倡议大练兵，并非一厢情愿，而正符合朝廷“名将北调”的初衷。然而，对于真正懂得练兵的武将，朝廷却无法给予必需的空间与资源，反而发生诸多龃龉与不幸。

陈第曾云：“自嘉靖庚戌，虏大举入犯，至隆庆丁卯，一十八年，岁苦蹂躏，总兵凡十五易。自戊辰南塘戚公来蓟，时总督者，二华谭公也。至万历壬午，一式五年，胡尘不起，民享生全极矣。乃论者谓其不宜于北，竟徙岭南，嗟乎！宜与不宜，岂难辨哉！”此言抨击了那些认为戚继光不宜北调的“论者”，其证据便是谭、戚在任时边关平稳无虞、人民安居乐业。王世贞也曾赞赏戚继光在南北两地均有作为：“自两浙、闽、广，以及蓟门边塞，大小数百战，所杀虏数万计，称东南名将无偶。”〔68〕作为一种现象的“名将北调”在一定时空内起到了积极影响，也展现出戚继光等将领的报国热情、使命担当与兵学才能。其中的历史经纬，对以“安国保民”为追求的后世兵家而言，不乏镜鉴意义。

【注释】

〔1〕肖立军：《明代边兵与外卫兵制初探》，《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38页。

〔2〕《明史》卷210《吴时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564-5565页。实际上，俞大猷最终未能赴北练兵，而是留在东南剿灭海贼。

〔3〕刘晓东：《嘉靖“倭患”与晚明士人的日本认知——以唐顺之及其<日本刀歌>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第109-111页。

〔4〕《明史》卷212《俞大猷传》，第5601-5602页。

〔5〕《明史》卷212《俞大猷传》，第5605页。

〔6〕《明史》卷212《俞大猷传》，第5605页。

〔7〕《明史》卷222《谭纶传》，第5833页。

〔8〕《明史》卷212《戚继光传》，第5610页。

〔9〕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37页。

〔10〕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陈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542-543页。

〔11〕《明史》卷212《汤克宽传》，第5609-5610页。

〔12〕《明史》卷92《兵四》，第2261页。

〔13〕赵翼：《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廿二史劄记校证》卷34，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14-815页。

〔14〕《明史》卷91《兵三》，第2235页。

〔15〕以上可次第见于：《明史纪事本末》卷60《俺答封贡》，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11页；《明史纪事本末》卷60《俺答封贡》，第911-912页；《明会要》卷60《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157页；《明史》卷91《兵三》，第2239页；《明史纪事本末》卷60《俺答封贡》，第912页；《明史》卷91《兵三》，第2240页；《明会要》卷60《兵三》，第1157页；《明史》卷91《兵三》，第2240页；《明史纪事本末》卷60《俺答封贡》，第924页。

〔16〕《明史》卷18《世宗本纪》，第248-249页；《明史》卷212《戚继光传》，第5612页；《明史》卷91《兵三》，第2246页。

〔17〕《明史》卷18《世宗本纪》，第249页。

〔18〕《明史》卷18《世宗本纪》，第250页。

〔19〕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6，第197页。

〔20〕郑若曾：《筹海图编》，李致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88页。

〔21〕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22〕芮赵凯、兰延超：《<全浙兵制考>若干问题再探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第21页。

〔23〕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37页。

〔24〕《明史》卷91《兵三》，第2251-2252页。

〔25〕戚继光：《请兵破虏疏》（隆庆戊辰），载《戚少保奏议》，张德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5-38页。亦可见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7，第201-203页。

〔26〕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322《谭襄敏公奏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32-3433页。

〔27〕《明史》卷222《谭纶传》，第5835-5836页。

〔28〕《明史》卷91《兵三》，第2241页。

〔29〕张怡撰：《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魏连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72页。

〔30〕《明史》卷212《戚继光传》，第5614页。

〔31〕关于戚继光在北方职务问题的探讨，详见范中义：《戚继光大传》，第137-139页。

〔32〕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8，第241页。

〔33〕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兵部·士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3页。

〔34〕参见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八，第250页。

〔35〕《明史》卷212《戚继光传》，第5614-5615页。

〔36〕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9《戚继光传》，第2407-2408页。

〔37〕戚继光：《戚少保集·建辎重营》，载翟清福主编：《中国边境史料通编》，第10110-10111页。

〔38〕《明史》卷92《兵四》，第2268页。

〔39〕刘利平：《明代战车“未尝一当敌”“亦未尝以战”质疑》，《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40〕《明史》卷212《戚继光传》，第5615页。

〔41〕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8，第253页。

〔42〕张怡撰：《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第373页。

〔43〕张岱：《石匮论赞·石匮书·兵革志》，栾保群校点，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42、120页。

〔44〕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火药》，第433页。

〔45〕《明史》卷212《戚继光传》，第5616页。

〔46〕《明史》卷238《李成梁传》，第6186页。

〔47〕《明史》卷212《戚继光传》，第5616页。

〔48〕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12，第410页。

〔49〕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9《戚继光传》，第2408页。

〔50〕《明史》卷239《尤继先传》，第6225页。

〔51〕《明史》卷212《戚继光传》，第5616页。

〔52〕谢肇淛：《五杂俎》卷15《事部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29页。

〔53〕《明史》卷213《张居正传》，第5646页。

〔54〕参见陈宝良：《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关于“文人尚武”与“武将好文”，亦可参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8页。

〔56〕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22《督抚·提督军务》，第555页。

〔57〕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9《戚继光传》，第2408页。

〔58〕戚继光：《祭大司马谭公》，《止止堂集·横槊稿下》，王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4、226页。

〔59〕王士禛撰：《池北偶谈》，靳斯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0页。

〔60〕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武臣好文》，第434页。

〔61〕《明史》卷239《萧如熏传》，第6222页。

〔62〕万明：《从戚继光的文化交游看晚明文化视域下的“武臣好文”现象》，《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63〕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下集《丁集中·戚继光》，第540页。

〔64〕秦博：《论明代文武臣僚间的权力庇佑——以俞大猷“谈兵”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54页。

〔65〕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9《戚继光传》，第2408页。

〔66〕张怡撰：《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第373-374页。

〔67〕《明史》卷212《汤克宽传》，第5610页。

〔68〕张怡撰：《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