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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2023-01-21牛天秀

关键词:共同富裕发展

○ 牛天秀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艰巨任务,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和艰苦奋斗,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踔厉奋进,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绝对贫困” 难题,把古代先贤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的大同梦想变为现实。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求,其发展过程具有历史性和承续性。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明确使用过 “共同富裕” 这一概念,但在其著作中,让每个人都 “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管理”[3]460、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787等意蕴共同富裕的论述彰显着他们对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的憧憬,饱含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和为民本色。认真梳理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理论,把握其核心内容和主要特征,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根本遵循。

一、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理论的核心要义

1.关于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人类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生产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恩格斯指出: “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5]684只有当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空间完全释放出来时,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普遍存在的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压榨与被压榨的不平等关系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3]460到那时,无产阶级要做的就是扛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从而率领全体社会成员进入无压迫、无剥削、无压榨的理想社会。

没有坚实的物质条件做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只能是空中楼阁。马克思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5]531言外之意,人们没有物质层面的丰裕与充足,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活动就无从谈起,生存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就完全无从考虑。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过美好的设想和细致的勾画,并对其中一些设想和勾画付诸一定程度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是忽视人类社会发展所必备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等。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演进变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则总是服务于现实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说: “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4]689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影响甚至决定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终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5]614。生产力愈发展,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压榨愈加全面而隐蔽,这是通过任何改革都无法解决的痼疾和顽瘴,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最根本原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唯有不断变革,才能最终战胜直至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跃升就具有无比坚实的支撑。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所说的那样: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592因此,只有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实基础上, “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7]365,实现人人创造、人人享有,各展其才、各尽所能,从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

2.关于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具有先天性缺陷,是阶级分化、阶层固化、社会内部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对拉萨尔等鼓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7]361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革除自身弊病、消除社会危机和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奠定相应的制度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掌握社会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是极少数既得利益者, “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8]。这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掌控生产资料的优势,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榨取劳动者所创造的工作成果,最大限度、毫无底线地攫取剩余价值,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对立局面。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9]743-744相反,社会主义社会是更先进、更完善、更优越的社会形态—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劳动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不存在以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与收入畸高的情形,从制度层面彻底消除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可能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活力充分迸发是促进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关键因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说: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9]96在马克思的设想中,社会生产将会摆脱资本主义时期的野蛮扩张、无序增长状态,将依据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和正当需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尊重劳动成果、尊重知识创造,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收入所得与社会劳动时间成正比,劳动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获得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增强。 “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670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层面描绘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可行性,当时合作社的成功经验也在实践层面充分论证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自担风险、有利可图地经营大工业(如兰开夏郡的纺织业)。”[7]329

(二)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理论的鲜明特征

1.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与资本主义社会追求极少数人、极少数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所达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即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787,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5]689。马克思在这里所言的 “享受” 和 “福利” 不是狭隘的、自私的、可怜的极少数人的特权,而是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共同获得的快乐和享受。列宁也进一步强调: “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10]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真正英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应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享有者。

2.共同富裕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富裕

马克思恩格斯畅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理想社会,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每个人都能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深刻指出,在那个社会里, “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537。在生活资料极其充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人们将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被奴役、被压榨、被剥削的生活困境。 “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11]200,这样,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可以充分展现,每个人的创造性都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己命运的主人。

3.共同富裕的实现是阶段性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将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指出: “财富生产的‘规律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总的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11]209马克思依据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两个发展阶段,即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和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这两个阶段并不是孤立发展的阶段,而是相互衔接,缺一不可。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囿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而出现个人所得存在差距,但不会引致贫富分化的极端现象,会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在后一阶段即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生活资料极度充盈,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基本分配原则,劳动不再是一种强迫性社会活动,而是一种自觉行为,人人主动创造,人人充分享有,彻底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二、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个别富裕,在追求物质层面富足的同时,还要追求高质量发展中精神生活的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目前,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认识、深刻把握由前期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

(一)收入分配体系不够完善

习近平强调: “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12]241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看到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需要直视相关问题。其一,在初次分配中,讲效率兼顾公平,这是基础。需要重视劳动、知识、技术等要素分配机制在一些领域体现不充分,区域间初次分配关系不平衡等问题的解决。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不仅会影响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也会影响要素报酬的合理分配。要进一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解决劳动力市场当中的分割问题,包括身份歧视问题,使劳动市场能够更加公平,能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就业机会,使初次分配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二,在二次分配中,讲公平兼顾效率,这是关键。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社保缴费制度等,使收入高的人多缴费,收入低的人少缴费,最终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三,三次分配讲自愿和道德,这是配套和辅助补充。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居民虽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社会公益、社会捐款等方面参与不足,公益慈善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较弱,三次分配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应重点培育和发展优良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税收制度,靠社会公众、社会团体、企业主体的积极参与,使更多慈善公益人群特别是高收入人群参与三次分配。

(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是共同富裕道路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基尼系数常被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越平均,基尼系数在0.4~0.5时收入差距较大,0.5~1时收入差距悬殊。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为0.3,然而在2010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为0.48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精准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2022年5月12日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 “中国这十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十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或者说差距由2.88:1降到了2.5:1,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474降到了0.466,但仍处于收入差距较大区间。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首要解决的问题。应通过有针对性的增收政策,确保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步增长,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负,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这对提高相对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三)区域发展不够协调

区域发展不协调导致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过度无序的流动,带来极大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这是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下,区域经济发展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有重点地发展地区经济,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各种优质资源向东部地区倾斜,有序发展中西部地区,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此战略虽然目的在于实现共同富裕,但事实上进一步拉大了东西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中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但其可支配收入总量较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据统计,2020年,西部落后的甘肃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3.4万元)与东部最富的上海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15.9万元)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13]。当前,西部地区仍面临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不够健全等问题。同时,以黄河为界的 “南强北弱” 局面进一步显现,南北地区城市在经济总量、科技创新、社会辐射力等方面差距较大。新发展阶段下,南方地区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范围,而北方部分城市仍面临资源转型的难题,南北差距也成为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政策重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加速生产力的优化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通过扶持性政策,尽快地提高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

(四)教育资源不公平问题较为突出

李克强指出: “机会公平中,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 。教育的不均衡会直接刺激地区和社会的分化。教育公平不仅关系到国家人才培养,甚至还影响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教育公平并非意味着千篇一律,而是意味着机会和过程的平等。在传统教育体制下,不同地方的教育差异主要取决于学校的办学水平,而学校办学水平主要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师教学水平的差异是教育资源不公平的主要体现。如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不仅表现在教师教学水平有差异,也表现为学生在学习过程和接触知识的过程中存在不均等。此外,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在一些地区突出表现为基本办学条件存在薄弱环节、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资源使用率有待提高等。因此,教育资源要有意识地向落后地区倾斜,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合理配置资源,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使得权力的运用、优质资源的配置公开透明。

(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底线和良知,社会保障制度是改善民生、保障正义、维护公平、增进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还有如下方面需要完善。其一,共享性不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的公共服务资源不能做到均等地配置,从而导致社会分化。为了让人人都能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要充分实现资源在不同区域、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机构之间的流转,比如让教师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进行交流,将公共资金、技术和专业人才更多地向农村边远落后地区分配。此外,政府在利用行政化手段促进资源向边远落后地区倾斜的同时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二,保障水平不高。当前我国农村老人仍面临养老金数额较少、报销比例不高等困境,国家要重视提高养老保障待遇,特别是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医疗保障水平等,充分发挥社会保障覆盖面大的应有作用。

(六)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向改革要动力,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2]260城乡融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迫切需要。目前,城乡融合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城乡间的要素不能够顺畅流动和平等交换。其一,就劳动力要素而言,在农村的劳动力特别是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时,城市未能放宽落户政策,不能给予农民工稳定、公平的就业机会。因此,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平合理的公共服务,也要完善城市人才流入农村的相关激励机制,只有劳动力要素的双向流动才能够带动农村长期持续的发展。其二,就资本要素而言,未能建立健全金融支持城乡融合的政策体系。需要加强对农业资金投入的统筹整合,吸引社会资本的积极投入。其三,就土地要素而言,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导致农村土地、房屋等资源闲置荒废,谁来推动、怎样推动农村走向共同富裕显得更加重要。城乡融合发展问题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会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三、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理论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党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是党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庄严宣誓,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鲜明本质特征,也是向全世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优越性。在新时代大背景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各项工作,需要深刻领会、精准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理论的核心要义,围绕当下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现实困境,着力解决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征途中的主要矛盾,寻求具体、可靠、有效的现实路径。

(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公抑或分配失衡,严重影响到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正义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严重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进度,是影响人民幸福生活的 “拦路虎” “绊脚石” 。因此,科学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亟待进行的工作重点。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公平竞争,必须始终坚持社会的各要素主体平等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需要 “立足市场不断完善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要素贡献评价及报酬机制;再次分配中的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机制;公益慈善等协调机制”[15]。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步伐。必须借助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契机,加快打通全社会的流动,打破市场 “隐形” 壁垒,缓解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风险,化解外部市场的金融风险,让大部分人能够享受我国改革所带来的惠民政策与福利待遇。三是细化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健全工资增长制度与职位晋升机制,进一步细化企业员工工资收入保障制度,合理化设置与分配从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两种类型员工的工资。按照 “多劳多得” 原则,增加一线、基层、骨干等类型的员工工资,适度削减参与劳动较少的企业高层员工工资。此外,需要依法取缔非法所得、隐性收入、灰色产业等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平的财富收入,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16]47,确保共同富裕中形式与实质的双向公平。

(二)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

我国城镇化率逐年上升,确保农村朝着高质量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村人口同样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政策红利,稳中向好地提升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缩小各区域的发展差距,助推我国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实现。一是加大农村帮扶力度。自从农村帮扶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依然需要预防扶贫过后再返贫的风险。必须加大对西部的帮扶力度,开拓帮扶的领域,创新帮扶的方式方法,完善帮扶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与人才交流,使城市对农村的帮扶真正落到实处。二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严格规范农村与城市的用地界线,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与承包权的制度建设,不断通过改革的手段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用获得的资金修补农村居民的老旧住房,填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空白和不足。三是推动农村产业振兴。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深入农村实地考察,组织农业农村问题专家学者调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与当地企业、村民委员会等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规划,着力打造某一项目或某一领域的乡村品牌,并视情况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水果种植等附属产业,让农村居民的腰包鼓起来,让农民的笑脸多起来,让农村的环境美起来,让农村的文化丰富起来,以此来缩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迈出坚实的步伐。

(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破解各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难题,将 “非均衡” 发展变为 “均衡” 发展,是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一是发挥 “都市圈” 的辐射功能。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土开发与人口协调的空间格局, “发挥市场对人力资源区域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产业集聚发展规律,尊重流动就业人口的自主选择,壮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西南沿海地区等大江大河三角洲的城市群,和中西部地区的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等城市群”[17]。其他有能力带动周边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中心城市,也可以灵活套用现有城市群的宝贵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区域的共同富裕。二是创新引领发展。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6]35为此,必须加大前沿科技的研发与应用,更新换代传统落后产能,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以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用创新发展理念带动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由 “量” 到 “质” 的转变。三是奋力补齐发展短板。发展中的短板是我国共同富裕道路上的 “拦路虎” “绊脚石” ,若在处理短板问题时不注意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出现前功尽弃的风险。因此必须深入分析短板产生的原因,不避讳问题的存在,用改革的手段革除发展阻力,用有效的方法弥补漏洞,用前瞻性的思维预防短板的再次发生,确保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领域做到齐头并进、均衡发展。

(四)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高低,是检验、检视共同富裕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标准。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也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题中之意。一是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发达的经济基础,人民的生活品质无法取得长足的进步。必须坚持科技惠民的原则,让人民群众能够感触到最新的科技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能够便捷地获得生活必需品与高档耐用品。二是强化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助益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向度,表现为两者前提的一致和基础的契合,即强调了以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前提的目标牵引。”[18]一方面需要完善教育体制的配套措施,建设高标准的教育体系,健全社会文化公共服务,在基础层面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充分的、平等的、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文化自信的培育与宣传。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裕,更是精神上的富足。可以在社区、学校、企业中大力宣传我国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样态与发展奇迹,增进人民群众的精神幸福感。三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9]必须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发展经济中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在绿色发展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不断提升人民对居住、生活、工作环境的满意度。

(五)健全社会保障兜底体系

社会保障兜底体系 “在减少突发损失、增加临时救助、保障基本生活、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一是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全国 “一盘棋” 的制度优势,充分激发社会、政府、市场等各个主体的能动作用,在我国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兜底工程中发光发热。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社会保障兜底体系,离不开完备的顶层设计,因此必须做好全篇的谋划、全局的考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作出全方位的战略部署,多维度把握好我国社会保障兜底建设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三是健全社会保障兜底的法制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兜底体系,不仅要靠政策的推行与实施,还需要法制的配套保障。需要强化社会保障兜底的立法,解决现存法制中的焦点问题,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全链条保障社会始终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行。

(六)探索全人类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21]“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6]60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但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零和博弈增多等问题摆在了全人类的眼前。在推进中国共同富裕的同时,应该秉持胸怀天下的情怀,综合考虑和探索全人类共同富裕的可行性,向世界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真理力量。一方面需要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亚洲投资开发银行等项目的持续推进,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认可。必须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在现有基础上与国际社会探讨人类共同富裕这一深刻命题,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为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努力。另一方面需要分阶段、阶梯式推进全世界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阶梯式推进的过程,是一个从局部共同富裕到整体共同富裕拓展的过程。”[22]不同国家间的生产力水平有高低之分,社会制度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够急于求成,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分情况、分阶段稳步推进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进程,在各个领域谋求人才与科技合作,阶梯式逐步奠定各国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朝着全人类的共同富裕理想进发。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深入论述与展望,不仅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性,也揭示了达成共同富裕目标的艰难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原则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化解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难题与挑战,使共同富裕落实到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各个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必将不断充盈丰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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