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鸣雁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一、引言

“佳人才子” 叙事是中国传统文学描写男女爱情的主要叙事策略，曾一度成为日本明治政治小说叙事的主流模式。有学者考证，截至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日本出版过《长恨歌传》《游仙窟》《美人谱》等47种中国古典小说和几乎全套的传统戏曲， “日本几乎出版了中国古代各时期的经典小说”[1]， “在德山藩收藏的全八部中国古典戏曲（《传奇四十种》《元人百种》《西厢记》《琵琶记大全》《玉合记》《六才子书》《名家杂剧》《盐梅记》）中，除《盐梅记》外，其余七种均收录于《御书目目录》内……”[2]很多明治政治小说家出身江户旧士族家庭，他们精通汉学、熟读汉籍，因此其政治小说多见中国传统小说的痕迹。柴东海所作《佳人奇遇》多处引述中国经典，如形容散士与红莲、幽兰起舞对饮为 “湘妃汉女，交相劝杯” 。末广铁肠在其《花间莺》中编第一回 “满天风雪警官护送囚徒 一瓶毒酒少年醉倒巡查中，明言激进党营救武田猛一节借鉴了《水浒传》中 “智取生辰纲” 的故事情节。

明治政治小说中的 “佳人才子” 叙事虽有对中国 “佳人才子” 叙事的借用，但是其文化内涵已偏离中国本源，或者说仅保留了 “佳人才子” 这一叙事外壳。首先， “佳人才子” 叙事的文化内涵发生改变。明治政治小说的 “佳人才子” 叙事不再如中国传统小说以渲染男女追求缠绵爱情为主要内容，而代之以具有全新时代内涵的 “政治+爱情” 的叙事，纯粹的青年男女之情无形之中遭遇政治理想的贬斥和压制，以共同追求政治理想为爱情纽带的新 “佳人才子” 叙事模式受到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