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迪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橘树形体优美、花色素雅、果味清新，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果树和观赏植物。橘树由于适宜种植于温暖地带的生物特性，基本上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由橘树分布南多北少的自然现象而衍生出橘树“纷缊宜脩”“深固难徙”等人格内涵，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宋前文人歌颂的对象。这一人格内涵发端于屈原的《橘颂》，是古代先贤自比君子的写照。由此，橘树之君子意象在橘文化中日益兴盛，唐宋时达到顶峰，于明清衰落。本文通过整理橘文化中君子形象嬗变的过程，以期对橘文化中君子内涵的流变作出一些分析与思考。

1 先秦两汉时期：橘树君子形象之发端

橘树之起源始于荆楚、江淮一带。《中山经》记载：“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芜、芍药、芎。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1]170又载：“东北百里，曰荆山，……多橘櫾。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1]141舜帝的两位女妃葬身湘水，而“荆山”“漳水”位于现今湖北郧西县，可见，战国至西汉初年，荆楚一带已经有大量的橘树。《禹贡》有云：“淮海维扬州……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2]《禹贡》成书时间在战国至汉初，说明当时江淮一带也是橘树的分布地带。同时，橘树作为楚国的社树，是楚国的形象象征之一。[3]因此，多分布在荆楚一带的橘树，最先在屈原的笔下成为人格化的文学形象，与其地域分布、自身特点和政治特性都有着一定的联系。

《庄子·外篇·天运》记载孔子西游于卫时曾教导颜渊：“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4]孔子将礼义法度之美以柤梨橘柚之味相比，这种类比之法，使橘之甘甜带上了儒家礼法的温润之风，可以说，这是橘与儒家君子的首次交融。《吕氏春秋》言：“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5]橘之美，不仅在于其形之美、色之美、味之美，更在于其自身诸多的自然特性而延伸出来的君子人格内涵。橘树之君子人格，主要表现在君子橘树和幽谷橘树两个方面。

君子橘树始于屈原。屈原眼中的橘树是“后皇嘉树”，这既是屈原眼中的橘树之貌，亦是屈原心中对自己的写照。在屈原眼中，橘树是“绿叶素荣”的，清新雅致而不妖冶艳丽；橘树是“纷缊宜脩”的，气韵芬芳，仪度潇洒；橘树是“深固难徙”的，是屈原所说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6]1651和“淑离不淫，梗其有理”[6]1654。这是对橘树极高的褒扬，也是屈原自身审美观点的文学性表达。在屈原眼中，践行君子标准的士大夫应该以橘树为原则来树立行为规范。清人林云铭赞扬道：“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7]也是自屈原笔下，橘树有了自身的第一个人格化印象，是一位自持风骨、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谦谦君子。自屈原之后，诗词中有关橘树的人格化内涵意蕴，一直以君子形象作为内核，这种审美情趣与儒家以“仁德”为中心的君子教化辅车相依，也为后世文人推崇备至。

及至汉代，随着汉大赋的兴盛，橘树开始在汉赋之中崭露头角。扬雄《蜀都赋》言：“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8]其《扬州箴》言：“夭矫杨州，江汉之浒。彭蠡既潴，阳鸟攸处，橘柚羽贝，瑶琨篠簜。”[9]111二文都用橘树之多、橘果之珍来表现蜀都、扬州的富庶。这种表现，一是因为汉代大一统之后，社会逐渐稳定、物产逐渐丰富，橘树成为经济作物之一，成为财富的象征。作为珍果的橘树成为贡品，开始向北方流通，为北方士人所熟悉。二是因为橘树的多寡成为国力盛衰的表征，又因汉大赋钟爱铺陈排比，故其中常出现千户橘之类的语词。但是，随着汉王朝统治逐渐衰弱，汉赋的流行体式也逐渐由汉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文体的变化更有利于橘树由其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向着人格形象嬗变。这种嬗变继承了屈原笔下橘树内涵所延伸出的君子特性，是橘树能够在后世文学作品中扎稳脚跟的土壤。

汉末文人在思想觉醒的同时又饱受社会离乱之苦，由此，产生了许多哀叹自身遭际的诗歌作品，其中一首《橘》诗成为“幽谷橘树”这一形象的渊薮。其言：“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10]335这首诗通过写橘果甜美但无人问津，虽然被奉上玉盘，最终仍旧为人所弃的悲惨遭遇来抒发诗人不受重用、无人赏识的悲愤之情。社会落差与理想追求的对冲，致使东汉文人的审美体验从西汉时期的大气磅礴向着幽微婉约、消沉低迷发展，“幽谷橘树”形象也应运而生。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古代文人价值观中往往有着极强的家国情怀和建功立业的进取心，同质化的价值观趋向致使其对嘉树处空谷高度共情，因此，这首五言古诗对东汉之后的文人影响颇大。

自东汉之后，关于橘树君子的形象的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开始发展。一方面，文人对自身品格道德的关注让“君子橘树”的形象屹立不倒；另一方面，朝代的更迭、仕途的崎岖又不断给“幽谷橘树”这一形象注入了新的活力。

2 魏晋南北朝时期：橘树君子形象的合流与新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橘树君子形象发展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人，文学自我意识已经觉醒，文人追求自我解放的盛行，让君子橘树的形象大放光彩;另一方面，政局的动荡让文人更加渴望受到重用以安邦定国。因此，以幽谷橘树为核心的作品也层出不穷。

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将“君子橘树”和“幽谷橘树”之形象融为一体的文学作品。北魏曹植《橘赋》有言：

“有朱橘之珍树，于鹑火之遐乡。禀太阳之烈气，嘉杲日之休光。体天然之素分，不迁徙于殊方。播万里而遥植，列铜爵之园庭。背江川之暖气，处玄朔之肃清。邦换壤殊，爰用丧生，处彼不雕，在此先零。……仰凯风以倾叶，冀炎气之可怀。飏鸣条以流响，晞越鸟之来栖。”[11]

前半段曹植大力赞赏橘树因生于南方而秉承太阳之光热，这实则是作家从审美感官之上对自我内心写照的重现，及至言及橘树根深难迁，则是暗喻自己坚定的情操。后文笔锋陡转，原本该生于光热之处的橘树，却“背暖气”而“处玄朔”，即是“幽谷橘树”之表现。这是作家哀叹生不逢时，“仰凯风”“冀炎气”“飏鸣条”“晞越鸟”，都是曹植内心渴望受到重用之表现，但这种渴望却难以实现，幽谷橘树之悲戚也愈发浓重。西晋潘岳的《橘赋》有言：“嗟嘉卉之芳华，信氛氲而芬馥，既蓊茸而萎蕤，且参差而橚矗。”[9]1478潘岳以清丽之笔辞描画橘的君子形象，着重表现出橘树端庄雍容、挺拔磊落的外形，以此突出橘树高洁的品格，这种体物写志的手法，与屈原之《橘颂》一脉相承。最后“三清既设，百味星烂，炫熀乎玉案，照曜于金盘”[9]1478一句，却是以“幽谷橘树”之笔触体悟而写，这与其年轻时累年不得升迁有一定的关系。除此之外，左思之《白发赋》言：“子观桔柚，一暠一晔，贵其素华，匪尚绿叶。”[10]则是托举橘树外形与内核，反劝世人更加重视自我修养，是君子橘树之表征。而赵至的《与嵇茂齐书》，则是并举“植橘柚于玄朔，蒂华藕于脩陵，表龙章于裸壤，奏《韶武》于聋俗”[9]534来衬托出幽谷橘树之无奈，抒发作者“固难以取贵矣，夫物不我贵，则莫之与，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9]534的心酸难言之苦楚。

南北朝时期，君子橘树和幽谷橘树的意象开始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上至帝王、下至士人，常常以橘树自比。一是因朝代快速更迭、政局难以安定；二是因南北朝时期，南方文人集团辞藻日趋浮华，隶事用典渐成风尚，以橘树为典的频率有所上升。其中：君子橘树之内核除了原本“君子死而冠不免”的固地坚贞，又被注入了凌冬之新内涵。北齐虞义橘诗曰：“冲飚发陇首，朔雪度炎洲，摧折江南桂，离披汉北楸，独有凌霜橘，荣丽在中州，从来自有节，岁暮将何忧。”[10]1609诗人将橘之凌霜与桂之摧折、楸之离披相对比，显示出在冲飚和朔雪之下，凌霜之橘的傲然姿态。南梁庾肩吾《谢赉菱启》也有“凌霜朱橘”之称。南梁吴筠《橘赋》言：

“增枝之木，既称英於绿地，金衣之果，亦委体於玉盘。见云梦之千树，笑江陵之十兰。叶叶之云，共琉璃而并碧，枝枝之日，与金轮而共丹。若乃秋夜初露，长郊欲素，风赍寒而北来，雁衔霜而南渡，方散藻於年深，遂凝贞於冬暮。”[9]1478

橘树之素丽，有赖于琉璃绿枝与金轮丹实的共同映衬，尤其是寒风北来之时还能凝贞于冬暮，更显其气节之高贵。橘树之坚贞开始由其根深难徙向凌冬内质转变，基于其原本不耐严寒的自然特性，也与南朝气温由暖转寒有关。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流域多有极端霜雪现象，[13]原本不耐严寒的橘树，却能在寒风冰雪中卓然挺立，不可不赞。称颂橘树之凌冬，与儒家君子内核之“岁寒松柏”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气节不谋而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使“幽谷橘树”之意象在文人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梁简文帝《咏橘诗》曰：“萎蕤映庭树，枝叶凌秋芳。故条杂新实，金翠共含霜。攀枝折缥干，甘旨若琼浆。无假存雕饰，玉盘余自尝。”[10]1595萧纲一生为朱异、侯景所害，全诗最后一句点明了主旨，即玉盘中的金橘自尝之苦，金橘此时或许是诗人自身之写照，是贵为天子的诗人难以施展抱负安邦定国的顾影自怜之语。南朝刘宋鲍照之《绍古辞》有言：

“橘生湘水侧，菲陋人莫传。逢君金华宴，得在玉几前。三川穷名利，京洛富妖妍。恩荣难久恃，隆宠易衰偏。观席妾凄怆，睹翰君泫然。徒抱忠孝志。犹为葑菲迁。”[10]1297

鲍照出身寒门，仕途多舛，“幽谷橘树”这一意象与诗人自身之经历也颇为贴合。梁徐摛“咏橘诗”曰：“丽树标江浦，结翠似芳兰。焜煌玉衡散，照曜金衣丹。愧以无雕饰，徒然登玉盘。”[9]1478该诗也是对幽谷橘树之形象的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君子橘树与幽谷橘树的形象既是独立的，又是合并的，这是因为两者基于同一个意象内核，在同一个意象之中，橘树形象之改变取决文人的审美感受和自身情感的抒发再现。

3 唐宋及宋后：橘树君子内涵的继承与衰败

历经魏晋南北朝、隋末唐初的动荡，文人安邦定国的意愿愈发迫切。科举制度的完善逐渐打破了士族门阀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使得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然而，唐代科举制度的局限，如取士少、周期长、需干谒等，使得唐朝文人的仕途崎岖。由此，唐代文人对于“幽谷橘树”之形象有着很强的共情。如唐初李峤的《橘》一诗便是“幽谷橘树”之遗响：“万里盘根植，千秋布叶繁。既荣潘子赋，方重陆生言。玉花含霜动，金衣逐吹翻。愿辞湘水曲，长茂上林园。”[14]719李峤的诗写得含蓄得体，诗中化用的“千头橘奴”和“潘子赋”等典故表明诗歌的主体是橘，而最后一句“愿辞湘水曲，长茂上林园”则道出诗人渴望受到重用而不固守原地的心声。张九龄的《感遇》诗：“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14]572这首诗也是通过橘树来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张九龄之后的孟浩然也曾写过一首《庭橘》：“明发览群物，万木何阴森。凝霜渐渐水，庭橘似悬金。女伴争攀摘，摘窥碍叶深。并生怜共蒂，相示感同心。骨刺红罗被，香黏翠羽簪。擎来玉盘里，全胜在幽林。”[14]1629比之李峤和张九龄，孟浩然最后一句“全胜在幽林”辛辣讽刺了执政者缺乏伯乐之才，颇有东汉橘诗的神韵风采。

同时，唐代“幽谷橘树”之形象，开始朝“隐逸君子”的方向发展，《全唐诗》中咏橘或是含有橘意象的诗歌约有288首，以君子内涵出现的橘树形象诗歌共有24首，其中：以隐逸君子形象出现的共有12首，以“幽谷橘树”形象出现的共有10首。这一现象与唐代中后期高涨的隐士文化大有关系。顾况《谅公洞庭孤橘歌》便是这一转变的写照：

“不种自生一株橘，谁教渠向阶前出，不羡江陵千木奴。下生白蚁子，上生青雀雏。飞花檐卜旃檀香，结实如缀摩尼珠。洞庭橘树笼烟碧，洞庭波月连沙白。待取天公放恩赦，侬家定作湖中客。”[14]2948

诗人通过“一株橘”之意象对比“千木奴”之盛况，意在突出自身之孑然独立，而“旃檀”“摩尼”则是佛家之用语，有别于前人对橘花、橘果之形容，使其多出超拔世俗的清净庄严之意，最后一句点明主旨，透露出诗人对隐逸生活的渴望。与顾况有过交游的唐代僧人皎然也曾以洞庭之孤橘为对象作诗：

“洞庭仙山但生橘，不生凡木与梨栗。真子无私自不栽，感得一株阶下出。细叶繁枝委露新，四时常绿不关春。若言此物无道性，何意孤生来就人。二月三月山初暖，最爱低檐数枝短。白花不用乌衔来，自有风吹手中满。九月十月争破颜，金实离离色殷殷，一夜天晴香满山。天生珍木异于俗，俗士来逢不敢触。清阴独步禅起时，徙倚前看看不足。”[14]9263

在诗人眼中，洞庭仙山不生凡木，橘树是超脱世俗的仙种，而“四时常绿不关春”的特点，则是诗人逍遥自在的写照。诗歌最后“看不足”三字，则是诗人与橘树之物我融合，既是诗人对橘树之审美再现，也是诗人对自身品格的寄托。唐人牛僧孺《玄怪录》中记载了橘中仙人的故事，言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以商山四皓之隐逸来比喻橘中之妙乐，即是隐逸君子的写照。

及至宋代，文人对于橘树君子品格之赞扬的角度有所扩大，橘诗的角度涵盖了橘花、橘果、橘树多个角度。《全宋诗》中带有橘意象的诗约有910首。但以“幽谷橘树”来抒发不平之思的诗歌大量减少，对于橘树君子品格的描写，逐渐着眼于橘树本身的物性而延伸出的形象特点上，这使得很大程度上，“幽谷橘树”形象继承了唐人隐逸君子的内涵，并逐渐取代了原本的不平之思。杨万里《秋日见橘花二首》(其一)“花净何须艳，林深不隔香”一句开篇点题，与“无风也自香”互为表里，写出橘花明净而芳馨，“春落秋仍发，梅兼雪未强”则同“得秋何恨脕，胦暑却生凉”互相映衬，写出橘花傲然秋风的飒爽之姿。同样以橘花为内容的还有王柏的三首和诗，其中“芬芳满宇宙，那肯媒东君”和“秉心高洁寄清赏，世人只解歌春红”两句，便是以隐逸之乐取代不平之思的佳作。除了橘花之外，郑獬《感秋六首》(其一)便是通过橘果来寄托诗人之情志，诗曰：

“我思洞庭橘，赤金三寸圆。磊落火齐珠，缀树团紫烟。病肺燥不治，嘘吐气欲然。玉醴埋九地，凿井不得泉。我欲涉洞庭，采橘秋云边。骇浪破我舟，蛟龙怒腾骞。安得万里风，吹落堕我前。”[15]6818

结尾“万里风”之唏嘘，是对“骇浪”“蛟龙”之无奈，也是诗人仕途受阻后发出的不平之鸣。

唐宋时期，对于橘树各个方面的描写趋近于鼎盛，橘的意象在唐宋诗歌中的大量出现，与橘树在唐宋时期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不无关系。唐前中期时，气温升高，甚至出现梨树和李树在冬季开花的现象。气温的升高对于橘树的种植有益，并有利于扩大橘树的种植范围。北宋的气候承接了唐末的冷期及明清的小冰河期，尽管气候波动明显，但柑橘的种植界域却在向北扩展，甚至到了淮北一带，陈舜俞有诗言：“地过长淮种橘难，僧房今见锁朱栏。秋来赖有黄金实，几被行人作枳看。”[15]4976然而，北宋后期气温明显下降，柑橘的种植又开始向南缩退。到了南宋，橘树种植的中心进一步向东方和南方进行转移，到了温州附近。从南宋开始，我国开始逐步进入小冰川时期，宋徽宗即位以后，有关气候寒冷的资料突然增多，连续霜雪“伤麦”“损桑”“杀苗稼”“损蚕麦”，以致“天寒地冻”或“人多冻死”，甚至出现江河“溪鱼皆冻死”的现象。[16]到了明清，在气候寒冷和雪灾的打压之下，南方地区橘树之种植越显式微。《太湖备考》言：“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为产,多或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今橘产甚少,盖因此树最难培植,节次冻死之后,不再补种也。”[17]296又言：“(明弘治十六年)冬,大雪,积四五尺,东西两山橘柚尽毙,无遗种。王文恪作《橘荒叹》。”[17]537叶梦珠《阅世编》记载了顺治十一年至康熙十五年的二十二年间，江西橘树被冻死，兼之新苗难以种活，江西果农不再种植橘树之事。[18]清人王士正曾有记载：“庚午冬，京师不甚寒，而江南自京口达杭州，里河皆冻。扬州骡纲皆移苏杭，甚至扬子、钱塘江、鄱阳、洞庭河亦冻。江南柑橘树皆枯死。其明年，京师柑橘不至，惟福橘间有至者。价数倍。”[19]在橘树种植整体萎靡不振的情况下，橘树原本“凌冬质”“根深难徙”等君子内核的赞扬迅速流失，对其君子特性的颂扬也转移到了其它物像之上。

元代时,有关橘树君子形象的诗歌趋近于无。明代柑橘种植产业振兴之后，有关柑橘的诗歌创作才逐渐复兴，但却远不及唐宋。清朱彝尊所选《明诗综》中收录含橘诗歌仅四十余首，其中：仅有2首是以“君子橘树”之笔触写成，还有2首是以“隐逸君子”的笔触写成。由此可见，橘树之君子形象与内涵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橘树之君子形象，从最初“君子橘树”形象的“纷缊宜脩”“深固难徙”的坚贞而被注入不畏冰雪、凌冬独立的傲然，以及延伸而出的“幽谷橘树”和“隐逸君子”等多重内涵，是在时代环境、个体命运以及自然气候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形成的。其君子品质的核心，是历代文人用以勉励自身的标杆。在提倡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如何做好橘文化君子内核的重新激活，实现橘之君子内涵在当代的延续，是一个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