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斯鹏

中山大学中文系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曹锦炎先生最近著文公布了一对战国虎形青铜钟虡底座的铭文，并做了很好的研究。(1)曹锦炎： 《阜平君钟虡铭文小考》，《中国文字学报》第11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91—95页。范常喜先生也续有讨论。(2)范常喜： 《“外乐”新证》，《音乐研究》2021年第6期，第35—40页。范文根据有关新闻报道推断，这套钟虡应盗自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徐洼村的武王墩古墓葬。参见陈慧珺： 《染指武王墩墓和廉颇墓28人受审》，《安徽商报》2020年1月16日；陈尚营、马姝瑞： 《安徽破获盗掘楚墓大案追回国家一级文物26件》，新华网，2019年8月5日。铭文中钟虡自名前所未见，颇有意思，特别引起我的兴趣。故特将不成熟的意见写出，以供同好批评。

虎形青铜钟虡底座的颈部有铭文作：

阜平君外乐A B。

其中“A B”显然应该是钟虡的自名。二字分别写作：

其实，A是“虎”字应该是没问题的。其下半作似“丑”非“丑”、似“又”非“又”之形(比较B所从典型的“又”，可知不宜将之视为“又”)，实为代表虎身虎尾部分形体的讹变。战国文字中“虎”字有不少写法与A极相近似，例如：

这些“虎”字中代表虎身虎尾的部分也都变成了似“丑”非“丑”、似“又”非“又”之形。虡铭“虎”字只不过虎头和虎身虎尾两个部分断开而已。

作为钟虡自名，最合理的自然应该指向钟虡本身。范先生之所以设想将“虎”字改释为“虡”之异体，我猜想，可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但是，“虎”在字形上既能得到确认，又与器物造型相合，应可无疑。然则在自名“虎”之中，“虎”应以理解作修饰成分为妥，而不宜当作自名的核心成分“虡”来考虑。

甲骨文中有一个从“网”从“兔”之字，诸家多认为即“罝”字初文，当是。字在卜辞中即多用为动词，例如：

(《合集》110正)

(《合集》149)

(《合集》10750)

“罝”字由以“网”捕“兔”会意，演变为以“又”(手形)捕“兔”会意。类似的演变路径，可举“渔”字合观。“渔”字甲骨文中比较原始的写法，作双手张网捕鱼之形，后来省去网形，发展出从“廾”(或“又”或“攴”)从“鱼”的写法，即以手形捕“鱼”会意。

那么，“罝”字在这里应该怎么讲呢？我有个比较大胆的推测，就是直接读为钟虡之“虡”。“罝”“虡”上古音韵部同在鱼部，声母一属齿音精母，一属牙音群母，似有点距离。但文献中却有不少二声系间接相通的例证。“虡”与“巨”声系通。如《诗·大雅·灵台》“虡业维枞”，《说文》“业”字条引“虡”作“巨”；又《汉书·司马相如传》“立万石之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虡”作“巨”。信阳楚墓竹简2-03“一灭盟之柜”，范常喜先生读“柜”为“虡”，(5)范常喜： 《信阳楚简“乐人之器”补释四则》，《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62页。近见刘思亮《说“土蝼”》(《出土文献》2022年第1期)也从范说。也是可信的。“虡”字异体“鐻”从“豦”声，而“豦”声字与“巨”声字相通就更多了，如“據”通“岠”通“距”，“遽”通“讵”通“巨”通“渠”，“醵”同“”，等等。(6)详见张儒、刘毓庆： 《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6页。而“巨”声系又与“且”声系相通。如《史记·孔子世家》“宦者雍渠参乘出”中人名“雍渠”之“渠”，古书中或写作“疽”“鉏”“雎”。(7)详见张儒、刘毓庆： 《汉字通用声素研究》，第384页。可见，从“且”声的“罝”与“虡”至少也应属于辗转可通了。

又，北大汉简《妄稽》简29云：“我与女(汝)豦訾，孰之瘣(愧)者？”“豦”字原整理者误释作“处”，当从何有祖先生改释。(8)何有祖： 《读北大简〈妄稽〉条记(一)》，简帛网，2016年6月5日。何先生读“豦”为“噱”。而王晓明先生则读“沮”，(9)王晓明： 《北大简〈妄稽〉校读简记(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论坛讨论区“学术讨论”版块，2016年6月9日。萧旭先生则读“诅”。(10)萧旭： 《北大汉简(四)〈妄稽〉校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6年7月4日。从文意看，似以后二说为优。若“豦”读“沮”或“诅”确可成立，则“且”与“虡”二声之相通，便有了更直接的证据了。

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可以联想起西周中期的匡卣铭文：

(《集成》5423)

从陈氏之说，则“罝”“虡”之相通更有了愈加直接且时代愈早的例证了。如此一来，匡卣之以“(虡)”为“罝”，与阜平君钟虡之以“(罝)”为“虡”，其用字现象适前后呼应，相映成趣。彼此相互为证，殆非可以偶然视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