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连翔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深入了解书手的字迹特点，不仅可以为古书传抄带来一些新知，也可以为文本中的疑难文句提供释读线索和思路，新刊布的清华简《参不韦》为此提供了较为突出的案例。该篇有简124支，现存2977字(重文、合文、序号以一字计)，经研究发现，通篇有三种字迹，分属两位书手，如果“以其抄写内容首次出现在整理报告的篇目为代表的命名方式”，(1)贾连翔： 《清华简“〈尹至〉书手”字迹的扩大及相关问题探讨》，《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13辑，成都： 巴蜀书社，2021年，第79—100页。则可称他们为“《保训》书手”和“《皇门》书手”。

《参不韦》是由“《保训》书手”抄写主体(含顺序编号)，由“《皇门》书手”校雠。值得注意的是，后者至少修改了13个字，(2)具体为简3之“”，简18、45、48、65之“民”，简23之“之”，简27之“逗”，简47之“隹”，简64之“夂”，简65之“”，简114之“啟”“天”“则”。如果这些校改都是针对抄写错谬的话，“《保训》书手”在本篇的错误率高达4.4‰，这还不算下文将要讨论的部分内容。与此同时，“《保训》书手”在本篇中进行了两次有一定时间间隔的抄写，以简20为分界，前后字迹颇有不同，但又各自统一，是一种新见的“同卷异写”类型。(3)贾连翔： 《守正与变易之间：“同卷异写”现象的发现与古书底本特色判定方法的反思》，待刊。再联系他在《保训》中所呈现的书写面貌，以及他对一些文字的特殊创造，如将“(殃)”字写作“”(上部从“才”，甲骨文“灾”字即已附加“才”声，《参不韦》中又多以“才”通“灾”，这是以形声字的声符或通假字作为意符；下部所从之“央”的中下半部也变为“夭”，属变形音化)。(4)此承黄德宽先生告示。将这些现象情况综合起来，我们认为“《保训》书手”很可能具有一定齐文化背景，能熟练掌握不同的书法风格和当时通行文字的多种异体，且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个性鲜明的审美追求，但抄写作风着实不够严谨。

基于对《保训》书手特点的认识，我们可以尝试对《参不韦》中的几处疑难文句进行讨论。

一、 由“宪”之讹形释“割(害)”

《参不韦》中见有下列一组字：

1 5 ()() ()2 99 ()() ()3 121 ()472〈〉()() ()

由此联系到简72的“魝”字，倘若如字释读，放诸简文扞格难通。但当我们了解了本篇书手有将“”的上部讹写成“鱼”形的弊病之后，就可以考虑“魝”是“割”字之讹，在文中读为“害”，正契合于文意。

二、 释用为“藏”义的“(橐)”字

简文中有下列一组词义相同的字：

1 46()，()()， ()247()3 60 ()()()()， ()

这组字以“厇”为读音，词义应与“掩盖”“匿”相近。简96又有“勿盍(盖)勿匿”语，与“弗厇弗匿”相应。整理报告将这组字皆读为“宅”，认为“宅”有“隐瞒之义”。此对于文意理解而言是正确的，但“厇”“宅”并无这一类的故训，因此其释读仍可商讨。

“橐”的本义是“盛物之袋”，其名动用法古书习见，义为用口袋敛装。由此进一步引申出“敛藏”义，是比较自然的。传世古书虽未见相关文例，但《汉语大词典》已有“藏”“窝藏”的义项。“橐”与“囊”本义相近，其词义的引申情况亦可相参。《诗·大雅·公刘》：“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毛传：“小曰橐，大曰囊。”(8)《毛诗正义》，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167页。“囊”明确引申有“藏”义，见于《管子·任法》：“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闲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尹知章注：“囊者，所以敛藏也。谓人皆敛藏过行，以顺于法，上事其主。”(9)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903页。《参不韦》中的这组“厇”声字，也正用于“敛藏过行”的语境之中。

三、 区分与“兵”同形的“戒”之异构字

简文中有写作“兵”形之字3例：

“兵”属常见字，上表例1用为本字当无疑问。然简41、94两例，倘若如字释读则很难讲通。整理小组讨论时王磊先生曾提出，后两例可能是“戒”字异体，即将“廾”上所从之“戈”换为近义意符“斤”，从而与“兵”字同形混讹。例2“戒民”与“教众”相对应，例3“自戒”与“自慎”“自质”并列，这个看法显然是可信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同形字的分布，正符合简20前后的分界，可见这一现象属于前面提到的两次抄写的区别。将作为意符的“戈”换作“斤”，似乎符合战国文字一般的异构逻辑，但“戒”的这一异体在文字系统内部已与“兵”字同形，必产生混讹，因此它不宜通行，大概只是“《保训》书手”一时兴起的创造。

四、 由“固”释与“由”同形的“古(辜)”

简文中有下列一组与“古”相关的字：

其中“古1”是标准形体，而“古2”则与楚文字常见的“由”字同形。例7、8之字无疑应释为“由”，“(征)由”即征用。与此同时，因“古1”形体的存在，从同篇内部用字的区别与统一的角度考虑，整理小组最初将“古2”也皆释为“由”。大家都知道，古文字常于“口”形中加入饰笔，因此与“由”同形的“古”字也很常见。如果我们借助上表所举“固1”与“固2”的并列，再结合前面提到“《保训》书手”的“同卷异写”情况就不难看出，“古1”“固1”与“古2”“固2”在文中的分布，也符合简20前后的分界，应是在两次抄写风格不同的情况下所选用的不同形体。在第二次抄写中，“古2”与“由”应视为同形字而分开释读。

“古2”在文中的3处用例均与刑罚相关，应读为“辜”。“不辜”即“无辜”，指无罪而获罪。《尚书·多方》：“开释无辜，亦克用劝。”(10)《尚书正义》，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86页。《诗·小雅·正月》：“民之无辜，并其臣仆。”朱熹集注：“言不幸而遭国之将亡，与此无罪之民，将俱被囚虏而同为臣仆。”(11)朱熹： 《诗集传》，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管子·权修》：“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12)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第58页。《吕氏春秋·听言》：“攻无辠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13)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第292页。此皆可与简文内容相参。

由“古2”和“由”的同形异用，容易想到“”和“”也存在相对应的情况。二者在文中也是同形，据文意，前者应读为“辜”，后者则应读为“由”。

五、 “机速如电，神速如化”句试读

简43—44有这样一段内容：

湄，疑读为“睨”。《墨子·经说上》：“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寡，读为“顾”。“睨”“顾”义近，对举连用。《论衡·初禀》：“天无头面，眷顾如何？人有顾睨，以人效天，事易见，故曰眷顾。”《卜筮》：“吉人与善兆合，凶人与恶数遇，犹吉人行道逢吉事，顾睨见祥物，非吉事祥物为吉人瑞应也。”“如睨”“如顾”，大概指“机”与“神”稍纵即逝、难以得见之意。

读为“睨”的所谓“湄”字(见下表首字)，在战国文字中尚属初见，右侧所从与“眉”有区别，因此上述释读尚可讨论。

关于第一个比喻，如果考虑到“《保训》书手”并不严谨的抄写作风，同时将所谓“湄”字与该书手所写近似部件相比较，尤其是参考简121“神”字右下形体的变化，我认为该字可能是“”字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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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电”本一字之分化，《说文》分析“电”从雨从申，“氵”与“雨”作为同类意符常可互换，因此“”可视为“电”之异体。战国古书也有以“神”通“电”之例。(15)白于蓝编著： 《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02页。古汉语常以“电”形容疾速，如《管子·七法》：“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16)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第117页。《文选·江赋》“电往杳溟”，刘良注：“电，谓疾也。”(17)萧统选编，吕延济等注，俞绍初、刘群栋、王翠红点校： 《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66页。同书收《七命》“千钟电釂”，李周翰注：“电，疾。”(18)萧统选编，吕延济等注，俞绍初、刘群栋、王翠红点校： 《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2294页。

此外，《庄子·至乐》“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成玄英疏：“机者，发动，所谓造化也。”(30)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 《庄子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629页。即指事物变化之所由。又《周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曰：“神也者，变化之极。”(31)李鼎祚撰，王丰先点校： 《周易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2016年，第403页。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机速如电”与“神速如化”皆是说天象变化十分疾速。

六、 据校补字迹试读“民(弥)盈”

简文中“民”字凡21见，多用为本字，如“万民”等。但其中有三处与“浧/(盈)”固定搭配的用法，颇有不同。其文例为：

(3) 乃上隹(唯)天，司几监【简47】(乂)，民(盈)而泩(省)之。【简48】

上述“民”如字读在简文中语义突兀，尤其是例(2)，讲述天象运行，与“庶民”“万民”难有逻辑关联。我认为这里的“民”应读为“弥”，训为遍、满。“民”“弥”声母相同，韵部脂、真对转，中古音皆为三等开口。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简18“行年民旧”，陈剑先生已主张读为“行年弥久”。(32)陈剑： 《〈上博(六)·孔子见季桓子〉重编新释》，《战国竹书论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例(1)中“弥盈”是被量、算的对象，语义搭配是比较合适的，而例(2)(3)中的“弥盈”则都是指天体运行满一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处“民”字都经过“《皇门》书手”的校改，相关情况可参下表。这也是他在本篇中修改最多的单字，现在看来应是与该字的特殊用法直接相关。

“《》”“”“《》”“”18454865《》6《》3《》8《》58《》“”30313945576397110

由此推及“《皇门》书手”所改的第四处“民”，其文曰：

这处“民”也可读为“弥”，训为终。

结语

书手作为写本古书的直接呈现者，对写本的特点有相当大的决定作用。战国竹书中的文字常被认为是当时的“俗写体”，这个“俗”即是对书手个人特点变化多样的总体认识。即便抄写制作古书在当时有大的职业守则，然而就具体执行的每个书手而言，其文字知识水平有高下之别，文化结构背景也可能有国别地区之异，甚至在性格上有的中规中矩而墨守底本，有的颇具才华、善于革新却不够严谨，等等，可以说书手特点是古书抄写流传过程中的重要“变量”之一。我们在整理写本古书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古书抄写流传的复杂性，不得不考虑这些“变量”在文本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尤其是像“《保训》书手”这样个性特点突出的抄写者，其对文字的影响应予以特别关注。这中间遇到的一些文本疑难问题，或许可以尝试通过“跳出文本读文本”的办法来思考解决。

附记：本文草成于《参不韦》整理报告定稿后，部分意见已在整理报告校样修改过程中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