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剑 肖光荣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对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形成了革命和建设时期从中国土壤中产生、具有中国特色、指导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协商民主思想，不仅为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协商民主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还构成了新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深入理解毛泽东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贡献，对于当今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党内协商民主的理论贡献

一是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为党内协商做好充分准备。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做调查研究，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做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好第一手资料，才能在党内协商中做到有理有据，凭事实说话，而不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从而做到以理服人，达到理想的协商效果。大革命时期，党外有人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党内也有人附和这种观点，要限制农民运动。为此，毛泽东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民运动开展地，深入群众，走访群众，实地调研，既开调查会，又实地察看成效，历时32天，从而写出了极具份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组织大家开调查会时，会充分考虑参会人员的代表性，事先拟好调查会提纲，会上注意方式方法，尽可能让与会人员消除疑虑，增加互信，从而让与会人员畅所欲言，了解与会人员的真实感受与想法，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见解。撰写出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既有大量调查研究材料作支撑，资料翔实，实证充分，又有全面客观的理性分析，从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以至于在党内讨论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时，能派上用场，分清是非。

长期以来，党内存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与束缚，开展党内协商或党内决策时，有个别人喜欢拿本本来说话或照搬照套外国模式和经验，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专门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予以抨击，认为本本主义会害了中国革命，提出党内协商、党内决策前必须要有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时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做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1]如果在党内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其本身也是党内协商的重要体现。如果超出了党内这一范围，通过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也能获取第一手资料，比较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从而为党内协商做好充分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强调要搞调查研究，针对“大跃进”所犯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错误，毛泽东于1961年1月作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搞好调查研究。1961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出现失误，就是因为许多领导人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以至作出了不符合实际或片面的判断和决定。信中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其他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遵照执行，从而为党内协商成效化、党内决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二是健全党委制，为党内协商做好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重要决策、重要人事安排、重要决议、重要指示、重要命令等都要按先民主、后集中的原则和程序作出。为了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以贯彻执行，防止个人包办以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一，防止个人独断专行，保证党内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委制。党委制，完整的表述就是“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意为党的各级党委会要通过会议研究、决定重大或重要事项的会议制度。实行党委制，既可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又可以将“议事宜广其谋”和“任事宜专其职”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有效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可以集思广益，尽可能地避免决策失误，使客观结果与主观愿望相一致；既可以通过协商形成共识，又可以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通过集体把关。

针对当时党内存在不请示不报告的情形、存在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形、存在搞“独立王国”的情形以及存在个人包办无视集体领导的情形，毛泽东于1948年撰写了《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不仅阐明了健全党委制的意义和重要性，还明确指出健全党委制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要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要定期、定时开会，否则，党委就会形同虚设。二要建立健全会议决策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的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2]1341三要建立健全集体领导制度。党的重要问题的解决，要由党委会做决定；要通过协商沟通解决委员间存在的分歧，做到实质一致而不是形式一致。既要有集体领导，又要有个人负责，两者不可偏废。

健全党委制还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科学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又撰写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并予实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开好党委会。首先，要做好会议准备，不要搞临时动议。“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2]1330其次，要充分讨论，互通情报，形成共识。最后，要提高效率，不开冗长、空洞无物的会议，讲话要简明扼要，提倡开短会。二是党委会如何决策。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不要背后议论，要在会议上充分讨论，讨论时“班长”和委员之间要相互尊重与谅解，还要征求下级意见，集思广益，从而形成会议决策。三是党委会如何体现集体领导。一把手要善于当班长，不能一人说了算，要团结多数，即便与自己意见相左或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也要团结，要做调查分析，做到“胸中有数”，在此基础上做到准确判断，形成决议、决策、方案与措施并付诸行动、重在落实。上述健全党委制的一系列举措，内含了党内协商民主的诸多内容，从而为党内协商民主提供了制度安排与制度保障。

三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党内协商提供良好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正是因为有“八七”会议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有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批评与纠正，才能有对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支持与肯定，才能完成革命的重大转变；正因为有遵义会议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有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批评与纠正，才能有正确军事路线的确立与形成，才能有党的历史上生命攸关的重大转折；正因为有延安整风运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彻底清算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才能真正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本人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才有党的七大这一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召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正式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任何事物包括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3]1096。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而要实现它们，就必须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而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内同志只有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才能在党内协商中真诚相待、坦诚相待，才能虚心接受其他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才能既不遮掩自己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批评与自我剖析，也毫不避讳别人存在的问题与毛病，实事求是地予以指出并帮助其改正。有这样优良的作风作支撑，党内协商才能更好开展，才能更有效果。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要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广民主的作风，有什么矛盾大家一起讨论、协商，最终获得工作上的进步，使得自己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

二、毛泽东对中国特色政党协商民主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一党之私利，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解放、自由的新中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面对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众多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味排斥、拒绝合作，而是求同存异、建立统一战线。

大革命时期，当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向中国共产党抛来橄榄枝时，中国共产党没有拒绝，而是积极回应，在保留共产党身份的同时全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建立了民主的联合战线。在这个民主统一战线中，两党有过良好的合作，也有过平等协商，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从而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农民运动也得到蓬勃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占据上风，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声，主张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爱国人士一起共同抗日、建立抗日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先是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后是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两个先锋队”思想，既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当全民族的先锋队，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的赞同与支持，国民党爱国人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既有斗争，也有合作；既有协商，也有摩擦。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是以统一战线不破裂为前提，在斗争中求团结，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尽管明知合作协商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但为了民族解放大业，中国共产党还是力争维护，发挥抗日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大效能。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与协作还是愉快的，它们之间和衷共济、相互支持、平等协商，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抗日爱国之歌。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一致要求和平呼声的压力，也为了做好内战准备，假惺惺地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国是。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而然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最后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频繁会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与他们共商国是，相互交接意见与看法，增进信任与支持，取得良好效果。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召开，五方代表即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从一定意义上讲体现了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精神，但由于并非国民党本意，最后无疾而终，政协会议成为掩耳盗铃的假把式、一场政治骗局。

解放战争后期，1947年蒋介石国民政府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倒行逆施让民主党派感到愤懑和寒心。共产党的节节胜利让民主党派看到了希望，共产党的真诚相待让民主党派深受鼓舞。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愿意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奋斗、共同反蒋，陈嘉庚、沈钧儒等提议中共向各民主党派通电，召开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回应，表示愿意与民主党派“携手前进”、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代表会议并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向党中央请示“五一节”口号发布内容，毛泽东将“五一”口号初稿的第五条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二十四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4]。毛泽东的这一改动，表明其具有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视为初心使命，希望与各民主党派同舟共济，共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也表明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建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各民主党派一方面通过实践即参与旧政协和“行宪”国民大会看到了蒋介石国民政府所谓协商民主以及宪政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庐山真面目”；另一方面通过“五一”口号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盛情邀请看到了共产党的诚意。

毛泽东曾亲自致信给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和沈钧儒，在信中写道：“在目前的形势下，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5]“五一”口号发布的当天，中共中央致电中央上海局、香港分局：“（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民主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二）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三）“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第五条则说：“上述各点，请你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电告。”[6]94

上述信函与电文饱含诚意和协商之意，表明中国共产党盛情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北上共商国是与平等协商的态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南下，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北上，构成了当时两条靓丽的风景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开启了新的时代，掀开了新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了政治协商的平台，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直接在人民政府担任一定职务，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地方事务；另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国家或地方各层次政协委员，行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为新中国的发展献计献策、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有人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国家权力的功能已经完结，是否可以取消政协、各民主党派，毛泽东明确给予否定回答，认为政协必须继续保留，可以履行参政议和民主监督的职能，民主党派也不可取消，保留比不保留好。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两者是“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关系。毛泽东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7]这就为政党协商定下了正确基调，为以后的政党协商指明了方向。

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党群协商民主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人民群众，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中国共产党才有强大的力量、才有生命力。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走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经常教育党员同志：“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2]1162也就是说，共产党要植根于人民群众，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倾听群众的呼声，问计于人民群众，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6]547从而提醒全党同志要“知水性”、“知水恩”，要了解人民群众的急难盼愁并切实予以解决，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告诫党员同志：“要学先生，就得先当学生。”[8]要求党员同志向人民群众学习，要问计于民、问策于民、问政于民和问需于民。正因为如此，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坚持群众路线，就必然要求实行党群协商民主，把人民群众当作先生、当作大地、当作衣食父母、当作主人去看待，和人民群众协商办事，了解人民群众的冷暖与疾苦，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随时随地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宝贵经验，从而做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实行党群协商民主也是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和主要体现。人民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起就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就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不再受奴役、受压迫、受剥削。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为群众翻身得解放着想，才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毛泽东从小就有民主情结，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更是明确了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民主的初心与使命。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9]563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与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含义也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民主的革命。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哪个时期，毛泽东将人民民主要求贯穿始终，都将人民民主视为奋斗目标。毛泽东还撰写了《新民主义论》一文，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作了系统论述，对未来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表述，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9]675，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9]649。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郑重指出：“现在世界的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是一种逆流。”[3]1103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他毅然来到重庆进行谈判，只可惜蒋介石不希望人民民主，仍在做到个人独裁的美梦。

当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提问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这说明毛泽东通过深思熟虑，通晓历史规律，找到民主新路并充满在未来付诸实施的坚定性和自信心。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郑重宣告，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所有一切都来源于人民，其所有权力都来自于人民，其军队是人民军队，其政党是人民政党，其政府是人民政府，其公检法是人民公检法，其银行是人民银行，等等，就是提醒党员干部和一切公务员要记得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人民民主理念贯彻到全国范围内的治国理政之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多商量，多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实现好人民民主。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是党和政府实施科学决策的有利保证。同时认为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并做出决定。如果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6]63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建立了保障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制度体系，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构筑了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毛泽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予高度评价：“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3]1057正因为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党群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摆脱历史周期率的途径，因此，完全可以在人民民主中融入党群协商民主，在党群协商民主中实现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