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靖子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统一战线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内容涵盖统一战线工作的各个领域，成为指导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南。总体上看，这些重要论述搭建了一个较以往更为宏阔的统一战线工作框架和思想格局，统战不再仅仅是一种统战之“术”，而是上升到执政之“道”的层面，与大国治理的悠远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之间形成了更紧密、更强有力的呼应和联接。阐释这种作为执政之“道”的统战思想背后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本文选择从“文化政治”角度切入，以更深入地理解“大统战”思想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何为“文化政治”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是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文化的多元性和政治的复杂多变，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近些年来，文化日益成为理解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体上看，围绕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有两条研究脉络，可概括为“政治的文化”与“文化的政治”。后者构成了本文所采取的研究视角。

所谓文化政治，并不是“文化”与“政治”的简单叠加，而是对一个“文明国家”政治机理的本质描述。文化政治理论大体上发端于十九世纪晚期，以本雅明等人为代表，其核心的理论意图在于分析、应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问题，试图借助文化的抵抗来消解资本主义霸权。而国内学者则更多从文明国家的角度探讨文化政治。如张旭东指出，“政治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生存的政治，而生存的政治也就是最广义上的文化，是一种文化和价值上的自我意识、自我肯定、自我辩护和自我实现”，“文化和政治都是一个民族热爱自己的存在，对自己的存在世界表达感激的基本方式；是把自身理解为一种价值体系、一种人生的最高价值、理解为自己的生活世界的自我肯定的冲动，这就是文化政治的基础。”[1]356这种政治“是一种民族国家的政治，是基于‘生活世界’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基于自己的‘存在的必然性’和‘共同体的命运’的价值的自我肯定。”[1]218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文明国家”而言，其法律、政治秩序、体制、道路的历史实质和内在构造都是文化；政治的内容，就是围绕着国家的概念组织起来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认同；而文化则为政治与法律结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框架性支撑。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政治的基本逻辑，就是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贯通与重合，二者的一致性、一体性或同一性，为一个国家带来了与其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和国家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传统伦理下的中央集权政治便是文化与政治高度重合一致的典型表现。西方学界长期困惑不解的“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其核心便在于这种文化—政治结构的稳定性，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不因一朝一代的政权更迭而衰亡，而是能够维持一种长期的、稳定的生活形式和国家形式。[2]

不过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的侵入给中国传统的文化政治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所指的便是对文化政治根基的动摇。为了救亡图存，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文化、制度乃至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开始走向分离和断裂。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变革与政治革命日益激烈，使得文化—政治间的断裂日益加深。可以说，在整个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与政治都处在分离、对峙的状态，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集体及个体层面的不同程度的社会焦虑和认同危机。这种焦虑和认同危机并未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而自动消解，而是始终弥散在政治文化之中，并体现为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民族宗教等领域的一系列风险挑战。这些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化解，最终将导向亨廷顿所谓的“撕裂的国家”。在此背景下，重申与重构当代中国的集体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二、习近平“大统战”思想的主要特征

“大统战”是习近平统战思想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学者已经总结的，其之所以称之为“大统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大战略

“大统战”首先是一种事关国家治理总体布局的“大战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的工作”，要求建立“大统战工作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会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对“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集中论述，而且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等作出了专门论述，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为统一战线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着力重点。可见，统一战线工作已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

（二）全球视野

“大统战”也意味着着眼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大视野”。方今之世，全球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技术进步、经济交往、人口流动等因素，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命运的一种总体性、根本性的界定。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这就要求统战工作者必须具备国际视野，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做好国内统一战线工作时，也要注重在国际交往中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汇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参与突发公共卫生风险防范应对等全球治理中的重大问题，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3]

（三）创新思维

“大统战”还必须拥有不同于传统统战工作的“新思维”。尤其是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言论表达日益多元化、碎片化，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做好统战工作，是关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就要求统战工作既要向网络延伸，也要运用好网络，尤其是要理解和运用“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的典型特点是用户思维、跨界思维、流量思维、大数据思维，对统一战线而言，其借鉴作用在于，统战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及时回应统战对象的需求，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达成广泛共识，并努力形成统战工作者和统一战线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四）文化共识

“大统战”从内在价值层面，还意味着一种“大文化”的理念。文化是基础性、持久性的力量，文化认同和文化共识比其它任何方式都更能凝聚人心和力量。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4]，要坚决摒弃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全盘西化论等社会思潮，要以中华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载体，积极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宗教文化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努力打造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大文化”理念大大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内涵和外延，文化共识和政治共识成为了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统一战线从此以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基础，摒弃了文化中心主义，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3]

“大统战”思想与以往的统战思想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和超越，后者集中体现在统一战线从“术”到“道”（“执政之道”）的转变。从历史上看，“统一战线”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或斗争策略而出现的，具有很强的功能主义或工具性色彩，即所谓的“统战之术”。这也使得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因时代背景、政治情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某些特殊时期甚至会被搁置，仅仅作为一种抽象的政治符号而存在。[5]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将统一战线摆在了国家治理更基础性、根本性的位置上。“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的核心是要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大统战之所以“大”，大就大在统战工作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与力量对比，关乎一个政权最根本的合法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统一战线不再仅仅是一种策略性、工具性的“术”，而上升到了“执政之道”的层面，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

三、“文化政治”视野下习近平“大统战”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大统战”思想的内在脉络。总体上看，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在文化政治层面有着鲜明的特征，即以中国特色为切入点，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最终形成“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为本位”的思想特色。这一思想特色和精神实质贯穿到统战工作中，便形成了一种既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勾连、又有着长远战略意义的“大统战”观。

在结构意义上，“大统战”思想与传统文化深度勾连的一个关键点，是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政治框架。“大一统”的观念，早在上古时期便有萌芽。如《尚书·尧典》中记载“百姓昭苏、协和万邦”，说的就是民族之间、邦国之间要平等对待，和谐相处。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此，“大一统”意指尊崇、归依于万物的本体，以获得一个超越的存在价值。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动乱的政治实践中，“大一统”一词经由诸子百家的“争鸣”，逐渐引申出“天下一统”之意——不仅是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还包括文化上的统一。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梁惠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汉书》则写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由此可见，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万邦和协是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哲学理念、精神模式和政治抱负。此后，秦灭六国，首次实现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并通过郡县制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一系列制度，将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与文化“大一统”变成了现实。秦虽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经由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汉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为更好地维护帝国的稳定和统一，统治者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控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大一统”理念，扩充了它的内涵，使天下一统和万民归心的观念从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经济、艺术、思想等各个方面。随后历朝历代都将“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政治理想，不管时局如何动荡变迁、社会如何分和无定，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却始终如一，并沉淀为中华民族共有的、不可动摇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可以说，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中华“大一统”的发展史。

在当今中国，中华“大一统”仍然是各类不同思想潮流都必须共同坚守的价值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大统战”思想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强调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一论述不仅是对马列主义共同体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即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正是“大一统”传统在当代新的表现形式。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建立在文化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基础上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正是今天中国实现社会政治整合、锻造出一个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和文明国家的根本前提。统一战线作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6]，其“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7]就此而言，统一战线在维护团结联合与“大一统”，在维系主权者同全体人民息息相通、呼吸与共的紧密关联，在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不断增强整个社会在思想文化上的凝聚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制度功能。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这不仅是一种政治竞争或经济竞争，更是一种文化竞争或文明之间的竞争。所谓“中国道路”，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意义上的中国道路，也必然是探索意义、价值等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中国道路。置于这一背景下，如何在价值与文化层面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为本位”，实现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大团结”“大联合”，构成了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的最根本问题之一，也是“大统战”思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切入对习近平“大统战”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揭示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当前以及未来统战工作的指导意义，进而更深入地思考统一战线对于文明国家构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