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 才

译诗的困难，从根子上说，就是诗本身的困难。

说到底，一切译诗的问题都同诗相关。译诗的最高境界是译出诗，译成诗。译诗的问题，千言万语，拐来拐去，仍然得拐到诗上来。我们是为了诗在译诗，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

译者要回答这些问题：什么是一首诗？一首诗是如何生成的？一首诗怎么被读解？是谁在读解？读解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由此可以引出语言：诗歌的语言性。须知，一首诗的精神生命是经由语言的血肉身体生成的。所以，一切都“在语言中”。

形式者何？内容者何？格律者何？音韵者何？意境者何？原意是什么？原意的原意呢？……应该强调作者与语言的相遇，同时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语言的相遇。

忠实？谁忠实？忠实于谁？怎么才能忠实？由此可以引出差异性。忠实观，其实源自人类对同一性的天然迷恋。人天然地追求同一性，但得到的却是差异性。忠实是愿望，差异是结果，是事实。

愿望并不自动导致结果。为什么？这中间有译者，这个中介物，这个轴承，这个十字路口。也许悖论在于：一首诗（原文）只有变成“另一首诗”（译诗）后，才能保住自己。这就是过渡的奇迹，创造的奇迹。诗的，也必是更新的，创造的，这才是“诗的”这个词的本义。译诗不管怎么变，都得变成“诗的”，变成任何别的东西都是背弃原诗，这才是最大的不忠实。

“忠实”这个原则，在译诗的运用中，必须另有理解，也就是必须忠实于诗，忠实于一首诗的整体，整体的氛围、力量、修辞、风格乃至精神生命。翻译上的风格论，看来也是不成立的，除非译者有能力在译诗中生成另一个风格，但这个风格绝不是原文的风格，而是译者和作者共同给予的。作者的贡献是提供质料，译者的工作则是生产译文。

风格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破碎了，散落了，我们还能到哪儿去找到风格呢？风格隐匿了，不在了，变成了某种可回忆的可能性。这个风格能否再次在译诗中生成？作者和原文都只能隔岸观火，帮不上忙了。能帮上忙的，只有译者，只有译文。译文生成的风格，是黏附于译文的语言身体的，其实是另一个风格，作者如父亲，译者如母亲，他们又另外生出一个孩子，血缘是可验证的，也理应得到验证，但脸相已不同一，生命已不同一。

未来，是翻译的意义所在。因为翻译的现在就是对过去事物的翻译所得，翻译的未来已经隐伏在创作的现在体内。应该进一步强调译诗的过渡作用，在这种过渡过程中，另一个文本被生产出来。

一首诗总是期待着被翻译，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到另一些语言，而且一首诗在被译成另一种语言之后，也总是期待着被重译，再重译，因为时间的变化带来语言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又产生翻译的需要。可见，翻译一首诗，不会一次性完成，它是一个永不能完成的语言工作。翻译本身已经包含了再翻译一次的可能性。我们从翻译里打开的就是可能性，理解他者的可能性，与他者相遇的可能性。

未来是什么？未来就是可能性。诗的意义也就是可能性，因为可能性意味着自由，意味着重新生成的机缘和创造力的空间。

译诗的本质就是过渡，从已经实现的创造力过渡给尚待实现的创造力，从已经完成的文本过渡给可能生成的文本。人类的文化就是这样，既保护了各自的独特性，即多元，又向综合的混血性敞开，即再生。

一首诗真的写好了，翻译就很难毁坏它。就是说，一首真正的好诗是译不坏的。各种各样的“译本”，总是多少能“译出”一点真东西来。一次翻译如同一次尝试，被读者抛弃，当然意味着失败，但译者总是可以再尝试一次，另一个译者总是会接过接力棒，再尝试一次，用另一种方式，用另一些词语。一首诗的可怕之处，反倒是它仅仅存活在原文之中。

一首诗在一种语言内生成了，那么它理应在其他语言里产生回响，因为语言的创造力是全人类都愿意分享的，因为诗的意义是所有语言中的人都能够领悟的。过渡，再过渡，一次不成功，再来一次，一个译者做不好，另一个译者接替他……翻译的事业是未竟的事业，它永远向着未来敞开自己，向着不确定性尝试着去生成“另一个”。

这“另一个”，就是译者与原诗之间永恒的互动关系。“另一个”仍然面临着变化。从一个到另一个（另一些），这就是变化的原理。在翻译的过程中，唯一值得强调的原理，就是变化的原理。变则生，则存；不变则死，则亡。这是生命依循的原理，也是翻译依循的原理。一首诗是有生命的，是一个生命体。翻译一首诗，就是创造“另一个”生命，以转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既古老，又现代，既是为了接续，更是为了再生。

原诗对译诗来说，其实并不是作品（已完成的作品），而仅仅是一种质料，一个出发地，它因为需要被翻译而不得不从“已完成的作品”重新返回到未完成状态中，或待完成状态中。尤其是，如果我们确认一首译诗本身是一件作品，一个文本，一种语言创造活动的话，那么，原诗就更是一种特殊的质料。

它需要在译者的目光下被打碎，也即从篇返回句子，从句子返回词，一系列的返回，直到一首诗的每一个词的声音都被倾听，都被听见。它需要在译者的理解中被凝合，即再写出一次，再创造一次。确定了原诗对于译者的这种质料身份，就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为什么翻译本身是一种写作，是一种创造。

至于译诗的命运如何，我们也就可想而知：正像一切写作，它的成败与否取决于是否阅读，而不是原诗。可以说，一首诗被翻译得越好，它就越脱离原诗，离原诗越远。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如影随形，而是血缘相亲。

译诗是一门另外的艺术。它很特别，在不同的侧面充斥着误解，在不同的层次又悖谬迭出。译诗很像诗，却又不是诗。它从翻译诗歌这个初衷出发，抵达时又总是“偏离”或“超出”这个初衷。由于诗本身的高度，译诗通常位于原诗之下，但也不见得不会跃居原诗之上。

翻译一首诗。标准何在？哪些是标准？像评判一首诗一样，评判一首译诗的标准也总是不够丰富。也许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弗罗斯特所说的，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这无疑十分正确。第二种，有点像谚语所示的，“美文不信，信文不美”（法国人爱说，女人漂亮就不忠诚，女人忠诚就不漂亮）。

误解，源自人们对求证原意的执迷不悟，同样，悖谬来自许多方面。译诗同译叙事散文不一样。一段史书，一篇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精妙），是“用”词语做出来的，而一首诗（不管是什么诗）是“同词语一起”生成的。比如翻译《红与黑》，只要保住了叙事的骨架，让人物的个性和行为还能让人辨认出来，那么不管谁来译，也不管译得多么不忠实，它仍然是司汤达的作品。诗就不同，比如波德莱尔的一首诗，不管译者乃至是研究专家的态度多么严肃，对歧义、多重性、音韵、修辞等等了解得多么细致、精确，译出来的那首诗都不能归于波德莱尔。这首译诗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既不属于作者，也不属于译者，它成了自足的作品，在最好的时候，它成了一种工具，一个手段，一种过渡，来帮助读者抵达（驶向？遥想？）原诗。

叙事性作品本身就有“说出”的部分，即故事本身，语言所承载的故事本身。绝大多数好诗则不然，它们同生成它们的语言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无从剥离。就是说，翻译一首好诗，必将遭遇好诗内部的不可译性的抵抗。

我们在译诗中能找到的，只能是与原诗不同的“另一个”。译诗不光是一门另外的艺术，甚至是另一个文学种类。

一首译诗，有义务同生成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原诗保持一种可核查的关系，仿佛父子之间的血亲关系。对一首诗的翻译，或者说对任何一种文本的翻译，都免不了会出差错。就诗而言，“精确的”翻译，根本就不存在。

同诗意这种神秘不可见的“真实”建立关系，并非只有一种方式。诗从古代流变到后现代的今天，首先是一种可想象物。一首诗译成后，一方面，它必须同原诗的诗质内在地相连，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语言身体的再次生成”彻底从原诗中蜕变出来，以致不用再去考虑原诗，因为它已是一首自足的诗。

诗更是空间。想象力并不凝固在原诗里面，而是为译诗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如果说一首原诗是从“无”起飞的，那么一首译诗则是从“有”起飞的，意象有了，节奏有了，韵律有了，一句话，形式有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断言，无论从“无”还是从“有”，诗是语言超越于心灵的一次起飞，一次飞翔，一次飞越，一次超越。所以，译诗永远是过渡，它把自己过渡给另一种语言，另一些目光。它自足，也自我忽略。

存在“一首译诗”吗？也许不存在。在时间的先后上，一首原诗总是期待被过渡为一首译诗，即便在同一种语言中情况也一样：拉丁语已过渡为法语，古汉语已过渡为现代汉语。

不是非得相信这种结论：后来的译诗必然不如先前的原诗。这种结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都可以证明：青出于蓝又可以胜于蓝。说到底，有多少诗篇，我们已无从查证它的来源，它的来源的“来源”。最初源头在哪里？也许已经消失，也许已被遗忘。

这样思考并不意味着，对一首诗的翻译可以不顾及原诗。恰恰相反，这是狭义的翻译得以成立的理由。所谓翻译，就是指有出发点，有一个已在，有一个原文。完全离开原文的翻译，就不成其为翻译。这是就翻译的本义而言：从这儿向哪儿。

至于能否抵达诗的目的地，全看译者的能耐和造化。译诗的唯一参照，永远是可找到的那首原诗，即时间源头。时间本身没有源头，无始无终。但人就活在时间中，人活着就是以时间为参照，为依托。所以我们敬畏时间，尊重时间。

人的不可能的愿望也即诗的愿望：超越时间的阻隔，语言的阻隔，想象空间的永恒，同在。

于是，翻译的劳动就不得不从原文的一切要素开始，对一首外语诗，一个人如果语言上不懂，他也就无从译起，尽管所有从“懂”出发的翻译会有这个错那个误（总有译者“不懂”或“懂不透”的地方）。最出色的译者也会成为误读或误解的受害者。它从命运上无可避免，在实际劳动中只能尽力避免。

没有一首译诗称得上完美，也没有一首原诗真正完美。顶点是不完美的。完美是空间的想象，不是时间的现实。

译诗由于种种悖论，既复杂又困难，有辉煌之时，更有悲惨之际，令人兴奋又令人恐惧，无用之极又极其有用，更关键的是，同所有其他艺术一样，它也是一种不可能。

诗是隐喻性的语言，所以隐喻成了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是诗歌的“歌”，它既是音乐性，也是诗中一个个词语的声音、节奏……更是每一个诗人灌注进诗句字里行间的呼吸、情感。

翻译的本质性特征之一，是它的跨语言性。考察翻译过程，必须运用“动态”这一原则。意义从来不是固定的，它移动，朝各个方向，经由不同的译者。

创造行为，总是某种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