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江 波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在国际社会中，传播力和话语权互为条件、相互作用，形成国际传播话语的强大合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对外主动权和全球影响力。国际社会纷纷聚焦于国际传播话语场，“他塑”与“自塑”相互争斗，“称霸”与“反霸”互为压制，引发了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激烈争夺。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作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形塑下，国际传播话语权出现全方位的新变化，再分配格局在竞争中重构，再运行秩序在场景互动中重组，新生态机制在智能化表达中重置。总体性把脉智能驱动下的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革新性转向机遇，针对性剖析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新挑战和新风险，有助于我们探索创新国际传播话语权系统化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实践进路，推进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民主化、大众化、时代化。

一、人工智能赋予国际传播话语权转向机遇

科学技术深刻改变着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走向。科技革命“引起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2]173，造成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并由此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时代化课题，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更迭和迁移也必然会表征这一相应的时代主题。蒸汽革命开启了英国获取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时代，电气革命加速了美国夺取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步履，第三次科技革命成为美国彻底掌握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助推器”，信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革命深刻冲击和重塑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原有格局。

人工智能的内蕴逻辑促进国际传播话语权分配平等化。互联网技术内蕴开放、平等参与和自由的基因，拥有一种去权威、去中心、去政治、去传统的属性[3]，有能力改变传统国际传播话语权集中于霸权国家的原有格局。人工智能加速了传统国际传播话语格局的解体步伐。智能算法排斥政治价值权威，是冲破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重要技术力量。人工智能传播的发展，突破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三者之间的权力闭环，破除资本力量对国际传播话语权力的垄断，推动过往以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传播话语权体系转向国际传播主体离散化的全球性话语空间。虽然霸权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领先态势，但是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作”[1]等特征，可增强国际传播话语权力主体多样性势能，削弱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控制力、引领力、影响力，冲破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封锁圈”，促进国际传播话语权分配的正义性、平等性。

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中推进国际传播话语权运转秩序化。康德认为，技术是一种“已获得的技巧”，与人的理性相对立的“实践能力”。科学技术的独立性，赋予了其能动性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具有实践能动性。人工智能以算法为运行基石，改变以往的“以传者为中心”的国际传播话语范式，建构以满足传播对象需求为中心的国际传播话语精准生产、有序传播的智能化话语范式。智能化的国际传播话语生产，发挥其能动性、实践性动能，不但从技术层面削弱西方发达国家依据其意志和价值取向操控国际传播话语的议题、规则、内容、真伪和分析范式，改变了原有国际传播话语的霸权独尊的闭环内循，实现国际传播话语的开放性、包容性，还在话语实践中扼制国际传播话语权“恶意中伤”的混乱局面，引领国际传播话语权回归有序、良性竞争模式。

人工智能多重驱动形式凝聚多主体表达，构筑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负责任生态。马克思、恩格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科学技术引起的道德责任，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4]193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主要是通过其改变原有国际传播话语生产的机制、内容、形式、路径，以及改革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竞争图景来实现。推荐算法、识别算法、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形成的多重实现形式，在赋能国际传播话语的过程中，融内容、用户、模式、平台等数据于一体，通过判断用户偏好、话语表达等趋势，打造国际传播话语智能表达的多样化新形态，不仅实现了国际传播话语在现实和虚拟中，可瞬时切换，还革新了国际传播话语权的传统分布结构和态势，实现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运行机制明晰化，遏制了霸权国家“暗箱操作”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空间。而且，在人工智能加持下，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精英乃至普通个人等国际传播话语主体，成为平行性主体，实现国际传播话语的主体多样化，不但优化各主体随时随地自我发声、传播信息、制造热点、实现意图、建构行为等议程设置生态，还增进国际传播话语权构成的可解释性，限制国际传播话语霸权“趁火打劫”能力，持续构建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负责任”空间。

二、国际传播话语权面临人工智能技术“利维坦”的挑战

算法歧视、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和可解释性难题形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维坦”主要样态。“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5]776人工智能技术似乎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难以预测的后果，增添了新的风险。算法歧视放大国际传播话语的既有分化，巩固了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西方垄断；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加大国际传播话语的时空紊乱，助长了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霸凌威胁；可解释性难题降低了国际传播话语的相互信任，凸显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道德“黑箱”。

(一)算法歧视加速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西方垄断

算法是人工智能输入和输出的媒介，由此造成的算法歧视停留在机制问题层面。大数据应用提供数据输入来源、互联网平台运行以及机器学习算法的自主化机理，实现了算法对传统决策歧视现象的复现、加剧与新增。[6]算法歧视深藏在数据、人的偏见以及算法和数据环境的互动之中，主要体现为数据型、主观式、交互式三种不同类型。在算法歧视的加持下，霸权国家不但持续巩固其既有国际传播话语霸权，而且不断拓展在融合了现实和虚拟的全景时空中国际传播话语的霸主领地。

首先，数据型算法歧视客观上有利于霸权国家积聚国际传播话语权。数据型算法歧视主要是由于算法所依据的样本数据本身存在的偏见而生成的歧视性后果。数据库样本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偏差，是因为监管的、半监管的或非监管的数据，都受限于硬件或软件的限度而呈现出一种相关性关联，戳破了算法设计所谓的技术正义、客观性、中立性原则。“数据的收集、控制、发布、解读，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的运行能够产生‘权力般’的实质性影响，成为国际传播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竞争要素和竞争领域。”[7]在大数据权力的催化下，算法歧视加剧了国际传播话语领域的歧视性鸿沟，增进了国际传播话语的权力偏差。在数据优势赋权和算法歧视赋能的内在逻辑下，霸权国家上升其地方性数据为全球性数据，推动国际传播话语更加集聚在霸权国家普遍使用的话语领域。数据型算法以大数据技术的原初优势遮蔽了霸权国家在国际传播话语数据库的地方性、偏见化实际，不但不可能缩小当下国际传播话语的权力鸿沟，还进一步扩大了国际传播话语权在国家之间的极致分化，导致国际传播话语权向霸权国家深度集中。

其次，主观式算法歧视加剧国际传播话语权垄断操控。算法背后往往隐藏着设计者的倾向性立场。立场代入算法，赋予了算法特定的思想和具体倾向。个人的主观性无形中影响着算法运行，算法亦在运行中放大个人立场。主观式算法歧视集中体现在就业、种族、性别、年龄等社会领域。算法歧视以技术的方式介入国际传播话语权，带有鲜明的主观性，背后隐藏着技术的被操控行为，放大了算法主体力量的不对等，本质上是算法主体权力的不均衡造成的，集中体现了技术霸凌的特征。霸权国家以算法技术霸权介入国际传播话语领域，对国际传播话语的内容、形式、应用目的、点击率、曝光度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系统化操纵，促进国际传播话语在全球性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生活的全景空间中向着有利于其掌控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方向扩张，在“自我实现的歧视性反馈循环”中加剧国际传播话语权力的强弱两极分化，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进一步增强对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垄断地位。

最后，交互式算法歧视助力霸权国家获得国际传播话语权竞争优势。交互式算法歧视主要是在人、机和应用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普林斯顿大学艾琳·卡利斯坎(Aylin Caliskan) 等学者在利用网络上常见的人类语言进行训练时发现，机器学习程序从文本语料库中自动推导的语义中包含了类似人类的偏见。[8]算法在深度学习过程中与应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将用户更大点击率、更多频率应用的内容优先排列，相反则排列在后，持续性放大数据偏差，造成了歧视性后果。交互式算法歧视反映了设计者或应用者是人工智能歧视的真正操控者，决定着算法技术全过程、全方位的发展进程。在国际传播话语权竞争过程中，算法与应用环境持续互动，有利于高显现率的国际传播话语拓展传播时空、扩大传播对象，提升了高频率国际传播话语拥有者的竞争力、影响力和传播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拥有高频率国际传播话语的绝对优势，在激烈的国际传播话语权竞争中限制和打压其他国家后来居上，以维持和增强其国际传播话语霸权地位。

(二)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助长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霸凌威胁

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是人工智能工具性应用的负面化。基于某种邪恶动机或恶意政治意图，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中势必会形成新型网络犯罪、网络攻击以及基于该技术的政治紊乱，乃至政治颠覆等有害活动。在传播领域，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地被用于新闻报道，以干预现实的政治生活，引起人们对“越来越真实”的假新闻和媒体操纵问题产生担忧。在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中，假新闻的“戈培尔效应”(Goebbels effect)和媒介的资本和权力操控等现实问题，已为国际传播话语增添了难以防守、道德无底线等新的困境和挑战。

首先，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增强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原有威胁。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为国际传播话语插上了邪恶的智能化“羽翼”，不但驱动国际传播话语霸凌呈现指数级增长，还提升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真实度”。虚拟现实、算法推荐和技术垄断既转移公众对真相的感知，又造成谎言成本降低和传播方式多元化、隐性化，便于传播者操纵“事实”，迫使公众相信其陈述，传递其意识形态。[9]霸权国家操纵“真实”的国际传播话语遮挡事实真相，化装为“义正词严”者或伪装成言语受害者，不但占据了国际传播话语的正义“制高点”，而且掌握了垄断国际传播话语权更加锋利的芒刃。为增强对国际传播话语权掌控的广度、深度、强度，霸权国家以“双重标准”式手段扰乱国际传播话语的全球秩序，以所谓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行国际传播话语权霸凌之实，极力压制、恶意攻击其他国家尤其是被认为是其竞争对手或敌对国家，使其处于“失语”“失声”“失能”态势。

其次，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引发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新颖威胁。一是智能攻击上线。对抗攻击、高级持续性威胁(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APT)、恶意代码攻击等智能攻击，呈现出极具针对性、复杂性和严峻性等特征。运用智能攻击手段，霸权国家操纵、捏造、垄断国际传播话语，创新国际传播话语智能化威胁样态，达到左右国际舆论、提升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目的。二是技术风险新现。人工智能本身就存在新的风险和威胁。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指出：“我们对人工智能应该非常谨慎。如果非要我猜什么会对我们的生存造成最大威胁，那大概就是它了。”[10]5技术赋权意味着，谁掌握了更加高级的人工智能，谁将拥有更为可观的权力。只有政府或大型科技公司才有能力垄断数据资源，承担得起需要超大投资、海量数据、技术复杂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场景应用。[11]大型科技公司看似独立，但仍受控于其母国。这表明国家才是技术的最终拥有者，是技术权力的操控者。人工智能技术赋权下，霸权国家依仗技术优势，霸凌国际传播话语，垄断国际传播话语权。三是道德风险新样态显现。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给予了国际传播话语霸权压制、剥夺其他国家传播话语权的重大威胁，致使国际传播话语的道德风险呈现出全时空融合、话语权极化、操纵精准化、真相霸权化等新样态，严重危及国际传播话语领域的公平正义。

最后，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引起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典型性威胁。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会使攻击特别有效，目标明确，难以定位，并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系统中的漏洞。其一，攻击效率提高致使预防风险和威胁的难度加大。人工智能的高效性、可扩展性和超人能力特性，克服了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攻击频率与规模、高效之间失衡度。这不但实现了霸权国家国际传播话语攻击危险的规模化、高频率、持续性和实时性形成同频共振，还使得对象国难以制定出实时性、针对性的预防性方案，无力推出针锋相对的国际传播话语施加对等、凌厉的回击。其二，攻击目标明确导致风险和威胁的力度增强。恶意使用人工智能者常常将其攻击的注意力限定在诸如某些具有高净值的资产或与某些政治团体有关联的目标上，而且还根据目标属性调整攻击。人工智能的高效性、可扩展性以及识别与分析潜在目标的能力，突破了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的传播效率与可扩展性之间的二律背反。这不但助力霸权国家向特定的群体或区域实施精准传播，还使得对象国难以确定被侵犯的群体、区域或防范代价过高、过大，无从针对性防范。其三，难以定位致使风险和威胁更具隐匿性。人工智能的匿名性、尚未解决的漏洞以及应用的普遍性，不但霸权国家获得了诋毁他国、吹捧自身的国际传播话语优势，还致使受害国对于防范谁、如何防范、怎样防范以及反制难以精准施策。

(三)可解释性难题遮蔽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技术和道德“黑箱”

可解释性难题是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神经网络的复杂性结构呈现出指数层级的叠加，削弱人工智能本身的可追溯性，造成类脑机器与人之间以及因智能模型的内部机理和结果产生“信任危机”，成为人工智能应用难以绕开的重要问题。在国际传播话语权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和社会双重属性，驱动可解释性难题不仅从技术和社会两条路线干扰着国际传播话语的应用场景，还为国际传播话语权带来了严重的技术和道德问题。

可解释性难题担负起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技术责任。可解释难题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工智能的可信任问题。以深层神经网络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形成的“黑箱”，使得人们既难以理解其内部架构和运行机制，又无法清晰解释系统给出结果的深刻缘由。应用者可以借此把其应用人工智能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推卸到人工智能技术身上。在可解释性难题遮蔽下，国际传播话语霸权既被“装饰”成人工智能自为运行和决策而来的结果，又被“粉饰”为人工智能技术与国际社会生态持续互动的客观必然，具备了逻辑正当性和道德合理性。可解释性难题与国际传播话语霸权互为条件、相互作用，成为霸权国家增强国际传播话语权控制力、维持国际传播话语权全球霸主地位的“助推器”。长期往复循环的累积，意味着强者更强、弱者更弱。霸权国家牢牢掌控全球国际传播话语权，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可解释性难题遮蔽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伦理责任。可解释性难题的解决，有赖于有效反映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关联性关系。人工智能基于全量数据能够有效解决情景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关系。关联性虽然能够很好地描述基于事实而来的规律，但是，难以洞见事实之间内蕴的因果关系。可解释性难题为人工智能增添了透明性、信任性、可靠性等重大伦理问题。只要可解释性难题存在，这些道德问题将始终缠绕着人工智能所介入的各个领域。例如，可解释性难题带来的道德问题限制了人工智能在医疗、自动驾驶等领域更广泛的应用。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人工智能推动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自由放纵、野蛮生长态势，造就了国际传播话语领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种态势有利于霸权国家占据国际传播话语的“国际道义”制高点，遮蔽国际传播话语的虚伪性和排他性。可解释性难题助力霸权国家“洗白”国际传播话语的霸道逻辑，遮蔽国际传播话语的霸权“原罪”，逃脱国际传播话语公平正义的伦理责任。只有扯破可解释性难题的“遮羞布”，才能够突破霸权国家对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重重布局，证实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非正义性。

算法歧视、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和可解释性难题筑牢了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壁垒，是霸权国家继续控制、最大可能独裁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有力“帮凶”，成为中国突破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网络必须破除的重要技术障碍。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反制、有效利用而非完全拒斥算法歧视、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和可解释难题，变恶性使用为良性应用，推动形成国际传播话语权良性竞争的包容性格局，构建国际传播话语正能量应用“共同体”，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人工智能破解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实践进路

应对算法歧视、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和可解释性难题对国际传播话语权挑战，需要发挥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技术优势，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反制国际传播话语霸权聚集、规范国际传播话语秩序、优化国际传播话语伦理生态。

(一)破除算法歧视引致的国际传播话语霸权壁垒，增进国际传播话语权平等性

削弱算法歧视通过数据样本、主观故意以及人、机与应用环境互动赋能西方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霸凌国家传播话语权，需要从算法技术自身和政策治理两方面着手，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平权性和民主化。

以算法优化应对算法歧视，增进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平权性。其一，要在深掘算法推荐多样化进程中提升国际传播话语平等的可能性。用户的多元化偏好要求算法推荐具备多样性功能，克服算法歧视认知窄化的局限性。算法推荐的多样性，有能力促进国际传播话语广泛化应用、多元化发展、宽领域覆盖，增添了国际传播话语权力平等化的可能。其二，在优化数据样本的代表性和分布基础上改进国际传播话语的不平衡性。算法所应用的数据样本，要基于“全量数据”，提高数据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而非“钓鱼式”筛选形成的窄量化、分布失衡、代表性缺失的数据样本。针对数据样本的本身偏差，要采用人工介入和技术研发“双保险”对抗算法歧视。话语数据样本的代表性和分布均匀化，有能力从根源上改变算法歧视造就的国际传播话语“一家独大”格局和国际传播话语权“两极分化”的鸿沟。

以算法治理应对算法歧视引起的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反民主性。技术虽然具有自主性，但是在实践中“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12]6。技术总是与其应用者、应用场景紧密关联。智能算法在应用者的掌控下，在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进程中，转变为影响应用对象的力量，体现着资本和应用者的意志，深刻打上了权力的烙印。技术权力的指针始终偏向资本和技术的优胜者。凭借算法赋权，霸权国家在算法应用进程中，增强了在国际传播话语领域的意志与意图，拓展国际传播话语的目标范畴和价值诉求，以更牢固、更隐秘的方式控制国际传播话语的传播方向和言说内容，持续巩固其国际传播话语的霸权地位。突破算法歧视加持下的霸权国家对国际传播话语的垄断，以高质量、高效率战胜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长期性、广域性，中国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有效政策，高效发挥智能算法的积极作用。既要精通算法运行逻辑，破除数据驱动系统性偏差，从数据源头清理因算法歧视造成的国际传播话语歧视性后果；又要促进算法与其应用的国际传播话语环境良性交互，摒除算法自我学习过程中形成国际传播话语的偏见性歧视；还要削弱人为主观意图影响，消除国际传播话语的量和质的不平衡性，达到制衡国际传播话语霸权、促使国家传播话语权的公平公正分配的期许。

(二)遏制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助力国际传播话语霸权威胁，推进国际传播话语权竞争范导性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常态，丛林法则是无政府状态的显著特征。这是导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重要根源。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话语的发展。国际传播话语的无政府状态造就了国际传播话语领域的丛林法则，导致国际传播话语霸权主导国际传播话语秩序，掌控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走向。哪里有霸权，哪里就有抗争。国际传播话语领域正处于国际传播话语民主化、平等化持续发酵、高涨时期。这加速形成了挑战和反抗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主要趋势。引领这一趋势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中国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贯主张的理论化思考和实践性创新，在国际传播话语领域集中体现为新全球治理观的创造性运用。

遵循新全球治理观，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和平应用的全球性规制和规范。新全球治理观，对遏制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具有强大的范导性。范导性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具有规范、约束之意。约束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对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煽惑，必须改变国际社会旧有的治理理念，树立新型的全球治理观。“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13]460“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14]324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全球治理观，不仅改变了国际传播话语全球治理的主体，即从少数人、少数国家说了算转向由多数人、各国共同参与治理、参与决策的模式，还增加了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在国际传播话语领域的道德成本，为国际传播话语霸权国家在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上围上了道德栅栏，应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传播话语全球治理的重要指导原则。

其一，国际社会各国应加强顶层设计，凝聚共识，变恶意使用人工智能为正义应用，构建反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技术共同体”，联合开展国际传播话语的全球性智能技术合作，寻求国际传播话语多样性共存。其二，应以联合国为主导、以现有或新建有关人工智能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为主体，制定国际传播话语安全应用规则。作为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性的惩戒机制是削弱在国际传播话语领域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的关键举措。当下世界各国或一些区域性组织均重视遏制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已经或正在制定违反人工智能安全应用的相关惩罚规定，减少了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对国际传播话语造成的恶性后果。但是，对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的全球性惩戒机制仍处在孕育之中，距离实施还需要相当长的路要走。其三，培育技术人员的人工智能全过程安全意识，以此作为约束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的重要机制。要唤醒技术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制定技术人员共同遵守的反人工智能恶意使用的伦理规范，从专业技术人员层面遏制国际传播话语领域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

(三)拨开可解释性难题的“黑箱”迷雾，优化国际传播话语权伦理生态

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内蕴着发展和规制的双重属性。解决可解释性难题为国际传播话语权带来的技术和道德“黑箱”，还国际传播话语的公平正义属性，不仅要从技术发展属性这一层面廓清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决策行为，还要从社会规制属性层面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AI)，推进国际传播话语领域技术“黑箱”的廓清、人为“投毒”的消弭，优化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道德生态。

廓清算法“黑箱”，创造优化国际传播话语生态的先决条件。算法黑箱主要以技术和人为的两种“黑箱”形式存在。其一，由深层神经网络技术带来的技术“黑箱”。以类人脑的深层神经网络为主要运算规则的深度学习，能够自动收集数据样本进行自我学习，不需要数据科学家在其预测不理想时进行干预，不断实现模型优化，形成成熟模型并最终找到最优解。[15]这导致深度学习如何建立认知、建立何种认知，难以得知。其二，人为“黑箱”。普通民众很难做到与技术人员同等程度理解和掌握算法的内部结构、运算规则等算法机制，也难以做到借助资本力量影响、控制算法技术。这就造成了少数算法控制者以算法“黑箱”的数据优势在商业竞争、政治斗争中占有主导地位，普通民众只能在由少数人利用技术和资本优势建构的“主观”环境中了解、认知、理解。理清可解释性难题的主要缘由，为解决可解释性难题带来的国际传播话语风险提供了明确方向。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构建破解可解释性难题危害国际传播话语生态的可行性方案。其一，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通力合作。可解释性难题增添了国际传播话语互动攻讦的全球乱象，严重妨害了国际传播话语的生态进化。加强技术合作，增进人工智能系统所使用的数据、算法、模型以及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不但有助于增强国际传播话语的智能化技术通透性，还有利于深入认知在人工智能加持下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特征、发展趋势、本质乃至隐性缘由，夯实国际传播话语权全球竞争良好生态的基石。其二，加强完善人工智能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要具备普遍性的道德规制，又要顶层设计出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防止可解释性难题扰乱国际传播话语全球秩序。其中，关键之处是构建制约少数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利用可解释性难题行国际传播话语霸权的有效机制。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普及和持续发展，国际传播话语权在分化中重组、重构。话语可以共存，但话语权难以调和。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竞争一定会决出高低上下、孰强孰弱。我国要审慎对待人工智能风险，打破霸权国家霸凌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态势，促进国际传播话语权民主化、大众化，增进国际社会多声音和话语“和弦”共处、共生、共舞于国际传播话语大舞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