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宇 娜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27)

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的进程与经验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尤其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有的学者从突发事件这一宏观视角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类型、特点和经验启示等进行了总结；有的学者聚焦于某一段历史时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的历史与经验。但是从建党百年历史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进行历史回顾与逻辑阐释的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在梳理建党100周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重大疫情的发生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能力，并总结其中的经验，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巩固执政地位和提升治理能力提供有益借鉴。

一、困境与应对：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的百年历史回顾

2003年5月9日，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291重大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不仅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给国家造成大量损失，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在建党100年的历程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境，面对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疫情，结合不同社会背景的演变提出了应对疫情的策略。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应对重大疫情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革命根据地深处偏僻的农村，生活环境恶劣，农民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知识，加之革命战争年代伤员不断增多，造成了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腿溃疡等多发病的流行。重大疫情的发生和传播极大地威胁着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也挫伤了广大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2]310在这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相继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卫生运动指导工作条例》《关于加紧卫生防疫运动规定》《卫生运动纲要》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要求在根据地大面积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太行地区等地在抗战前就常有天花、肺结核等疫病的流行，严峻的斗争形势更是加速了疟疾、痢疾、天花、麻疹等疫病的蔓延。当时《晋察冀日报》报道：“病人之多，病祸之延续与反复，死亡率之大，可说是百余年来所未有。”[3]除此以外，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还对中国采取了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1年，七三一部队认为鼠疫菌是最有效的，并且将生产的细菌扩散到中国的很多城市。为了有效预防并防止疫情大面积扩散，毛泽东主张中西医结合，他指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4]15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后，东北解放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正是日军七三一部队留在东北的大量白鼠所致。从1946年8月哈尔滨市平房附近的义发源屯发生首例鼠疫病人后，其他两个屯和市内也相继发生鼠疫，到1947年达到高峰，直到1949年才大幅下降。[5]48总之，这次东北鼠疫大流行，是历史上骇人听闻，剥夺人类生命较多、危害性较大的疫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鼠疫流行达到高峰，波及20多个省。1945—1948年东北地区的患者总计16 320名，死亡13 693名。[6]235东北解放区各种疫情的肆意蔓延对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也大幅度地削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斗力。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在曲折中前进

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蔓延至新中国成立后。据统计，1950—1955年，吉林省的15个县以及黑龙江的哈尔滨市和泰来县，鼠疫发生率居高不下，其中吉林省的鼠疫较为严重。[7]34除鼠疫外，吸血虫病在长江两岸及以南地区也猖狂蔓延。毛泽东“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诗句形象比喻了吸血虫病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毛泽东作出重要指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开展这项工作。”[8]1761952年以来，华北各地相继发生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和白喉等疫病，华北各地政府迅速打响了疫情保卫战。毛泽东指出：“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9]521

1958年，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一些地区对本地的疫情发生情况盲目乐观、数据把握不准确，多数报道都带有虚假、低估等特点，使得人民群众极大地放松了对疫情防治的警惕，不可避免地导致疫情新一轮的流行和进一步的蔓延。1961年广东阴江县出现霍乱病疫，拉开了中国埃尔托霍乱流行的序幕。在这期间，副霍乱病也逐渐由东南亚侵入我国，其危害性不亚于霍乱病。1962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关于预防和消灭副霍乱的规划。1964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浙江省防疫指挥部关于副霍乱疫情的紧急报告》，要求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以最快速度控制疫情。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也随即暴发，当时周恩来就提出建议“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10]721，并立即展开工作。1968年后，各地疫情逐渐趋于平缓。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疫情逐步走向国际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为中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也使得一些国外的疫病传入中国，无形中加重了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1987年11月底，上海暴发了甲肝疫情，是由上海市民食用被甲肝病毒污染了的毛蚶引发的重大食物中毒。1988年2月18日，新华社报道：“上海市最近一段时间因部分市民食用不洁毛蚶引起甲型肝炎流行，延续至7月中旬，总得病人数达30万例。”[11]841此次重大突发疫情的发生迅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警觉，要求积极改善上海卫生条件，并于1989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2年“非典”暴发后，党和政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方案并部署防治措施，陆续出台《非典型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推荐治疗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试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抗击非典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2009年4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美国和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同年5月11日，卫生部通报四川确诊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面对全球甲型流感的扩散，我国迅速研发出甲型H1N1流感疫苗并投入使用。

2020年武汉市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随即全国其他地方也陆续暴发。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截至2021年12月25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10万多例，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亿7 931万例。[1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阻击战、总体战，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取得了抗疫战争的伟大胜利，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

二、审视与成长：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的百年反思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黑格尔认为：“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13]7回顾建党100周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的重大疫情，除了对逝去的生命和经历的苦难表示同情和怜悯，更重要的是审视灾难原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而鉴知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100年来，重大疫情的发生虽然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很多挫折，但是辩证来看，中国共产党善于抓住处理重大疫情提供的历史机遇，战胜了各种风险和困难，使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从而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一)建党百年重大疫情发生的原因审视

首先，100年来重大疫情的暴发反映了当地人民群众长期受封建统治的影响，思想观念落后，受教育程度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封建迷信猖獗。20世纪30年代，苏区疫病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严重。他们错误地认为小孩死后不能埋，往往将死了的小孩随意丢在附近的山坡上，久而久之就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加速细菌的蔓延，加大人群感染的概率。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发现，当地群众“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14]33。新中国成立前，很多老百姓迷信风水，在感染了疫病之后，他们第一时间不是看病吃药，而是选择相信神和巫术的力量，认为烧香拜佛能够驱赶病魔。迷信的盛行不仅延误了病情，而且使疫情得不到控制，导致很多人交叉感染。毛泽东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15]1011在东北地区，长期饱受鼠疫之苦的人民群众对鼠疫有着深深的恐慌心理。为了解除恐慌，人们往往把鼠疫称为瘟神，每当鼠疫发生时，多数人抱着宿命论的思想，以为是瘟神降祸于百姓，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灵处理，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结果延误了治疗。

其次，100年来中国重大疫情的暴发反映了当地人民群众卫生意识淡薄，生活习惯比较差。在旧社会，很多疫区居民大都是人畜混居，饮食不卫生，他们大多将池塘当作生活用水来使用，很多生活污水直接流入饮用水井中，导致很多地方水污染严重。在抗日根据地，日军的“三光”政策使得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人们住在山洞、野地，靠吃野菜、树皮等维持生活，导致抵抗力大大降低。不良的生活习惯及恶劣的生活环境滋生了苍蝇、跳蚤等病原物的繁衍，加大了当地居民疫病的感染概率。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边区旧社会遗给我们的产业、愚昧和贫穷而外，最使我们苦恼的，是不讲卫生。”[16]234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仍然屡见不鲜。当时《解放日报》对上海毛蚶引发的甲肝疫情进行了报道：“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倒在马路旁，尽管旁边就是个大饼油条摊，也从不顾忌。”[17]

最后，100年来重大疫情的暴发说明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尚未完善。从客观方面来讲，旧社会医疗卫生条件差，医疗资源稀缺。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的根据地都位于远离大城市的农村，卫生工作队伍和机构以及药品、器械供应不足。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急迫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疫情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控制。从主观方面来讲，中国共产党缺乏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以及疫情监测精准到位的理念。疫情监测是否精准到位，疫情报告是否准确及时，是疫病防控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能否最大限度避免社会恐慌的重要一环。

(二)重大疫情防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能力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宣传教育活动和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防疫知识，使人民群众的卫生理念逐渐树立起来，起到了减少疾病和移风易俗的作用。这项工作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央苏区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毛泽东曾指出：“必须教育干部……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8]176新中国成立前，各地根据当地疫病流行的情况制定了鼠疫、霍乱等疫病防疫方案，并根据中央内务部下发的《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要》规定，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工作，使群众学习疫情防治的方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文教工作大会，毛泽东号召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讲卫生的习惯作斗争”[15]1011，进一步促进了根据地反封建迷信的宣传与动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旧中国的卫生状况和传染病严重流行的现实，中共中央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先后开展了以粉碎敌人的细菌战、除“四害”等不同主题的大规模群众卫生运动。1960年党中央颁布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大张旗鼓，大作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18]308。改革开放以后，爱国卫生运动依然是推动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19]47

其次，中国共产党逐步领导构建了卫生防疫体系，进一步健全了应急管理机制，有力地捍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第一，卫生防疫体系体现在制度体系的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苏区卫生防疫工作之初，就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条例、法规、纲领、决议等，这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防疫制度体系的雏形。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汲取中央苏区依法防疫的成功经验，于1937年颁布了《暂行卫生法规》，之后又陆续颁发了《卫生部门暂行工作条例》《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等，使抗日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有章可循。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预防第一”的工作原则，先后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暂行条例》《鼠疫预防暂行条例》《传染病预防管理规则》等，有效地预防并控制了解放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传染，为新中国重大疫病的防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卫生部陆续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预防接种实施办法》等。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卫生防疫制度步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03年“非典”的暴发引发政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极度重视，并随即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对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印证了卫生防疫制度在统筹推进防控工作中的引领作用。第二，卫生防疫体系还体现在机构体系的建设方面。1931年之后，各苏区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防疫委员会，分管苏区的各项卫生防疫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军委总卫生部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以中央系统、军委系统、边区系统为主力，其他群众性民间卫生组织为补充，自上而下的健全、灵活的医疗卫生网。[20]335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共中央为响应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的“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号召，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21]48中国共产党为了满足不同疫病的防治需要，使疫情防治更加科学化、精准化、专业化，有效控制病毒的蔓延，逐步建立了寄生虫病等各种疾病专门防治机构和基层各级卫生防疫组织。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着力打造的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的过程，就是消灭疾疫，保障人民健康，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三、总结与前行：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的百年经验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2]149历史进步的前提是善于化危机为机遇，总结经验并从中汲取教训。中国共产党向来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的政党。建党100周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应对重大疫情的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视精神的凝聚作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是我们党在战胜疫病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防治重大疫情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应对重大疫情的关键所在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首先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决策。重大疫情作为传染性疾病，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面对重大疫情，能否做到科学决策直接决定疫情防控的成败。建党100周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击各种疫情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决策。科学决策包括迅速决策和果断决策。迅速决策是指面对突发疫情，能够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在最短时间内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抓住问题的关键，迅速采取行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地迅速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果断决策是指面对变化多端的严峻形势，能够当机立断作出符合事件发展态势的决断。面对“非典”疫情，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果断实施严格管控举措，同时成立了“非典”指挥部，全面加强预防和防治。其次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面对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重大疫情，做到全国一盘棋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表现。在防治“非典”疫情中，党中央成立了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疫情防治工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习近平指出：“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23]最后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人民至上的首要表征是生命至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执政力的深厚基础。习近平指出：“面对疫情，我们要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24]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对人民负责、对生命负责的鲜明态度，全力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二)重视精神的凝聚功能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的动力因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精神的力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22]139精神力量在抗击重大疫情中的动力首先体现在每次重大疫情以后，中国共产党都会总结相应的精神，以纪念逝者，鼓励生者，传递求真、向善、尚美的正能量。在2003年抗击“非典”过程中，催生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些精神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抗疫过程中自然体现的，是中国人民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不懈奋斗，在抗击重大疫情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孕育而成的，既为全国各族人民战胜疫病灾害提供了精神动力，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时代内涵。其次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自觉能动的预测，这种思维方式表达了对未知灾难的担忧。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25]183在公共危机管理理念中，危机处理的理想结果不是如何高效地结束危机事件，而是尽早地发现危机的苗头，尽可能地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或者提前制定出正确的预警防范措施。从观念上树立忧患意识，及早预防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防止疫情发生后人们思想上的恐惧和行动上的慌乱，就成为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必备的修养。

(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的力量源泉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经受灾难迫害、又坚持不懈与灾害进行斗争的历史。抗击疫情是一场全民行动，人民群众是这场斗争的主体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战胜疫情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疫情的力量源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2]310苏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促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了疫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苏区疫情防治的良好效果。东北解放区鼠疫发生时，人民群众在各级卫生委员会和卫生防疫人员的宣传和组织下，积极投身于各项卫生防疫工作中，有效弥补了东北解放区防疫人员不够的困境，最大限度地控制了鼠疫的蔓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就确立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动员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对抑制传染性疾病发挥了长期持久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再次强调：“爱国卫生运动是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26]314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有力地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坚强意志是战胜病魔的力量源泉。实践充分说明，面对重大疫情的发生，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将全社会的人力资源调动起来，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构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