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彦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我们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完整借鉴。现在我们的改革进入了错综复杂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更加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指导“顶层设计”。时代在变化，现实情况也在变化，因此，具体策略也需要适时改变。方法论指导不是具体层面的策略，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指导。我们的改革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是需要把握住其中的唯物史观方法论，以马克思列宁在处理、解决问题时的方法论为指导思想。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存在一个“人学空场”，由于过于强调历史规律而忽视对人的研究。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忽视了马克思对“人”的论述方式。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如何论证“人”？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马克思就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逐渐展现出作为方法论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时而用“现实的人”，时而用“现实的个人”，有时这两者还会出现在同一个文本之中。“现实的人”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含义，“现实的个人”则具有个体性的含义。马克思经常将其混用，就表明“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是对彼此的补充与说明。“现实的人”是由“现实的个人”所构成的人类群体，表征着“现实的个人”并不是某种离群索居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处于现实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28-29“现实的个人”则是“现实的人”的具象表达，是“现实的人”的物质性指证，表征着只有通过“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才能得以构成人类群体。只有“现实的个人”的首先存在，才能说明“现实的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23。因此，二者的关系互相融合于对方之中。为了与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人”形成鲜明对比，本文主要采用“现实的人”这一概念。

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在《莱茵报》时期遇到了关于物质利益的实际问题时，发现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方式并不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因此，马克思开始反思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人”，作为清算自己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终结。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者们——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必须用哲学武器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由1835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为起点，随后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以及施蒂纳的“唯一者”逐一登场，相互角逐。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关于“人的解放”的争论，看似是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过程，但实则都无法摆脱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控制，都无法走出“历史是一部精神展开的历史”的怪圈。“观念、概念支配现实世界”的思想主导着青年黑格尔派。而青黑派内部的分歧则是究竟该用何种“观念、概念、思想”来定义、规定“现实的人”，以及在观念统治的现实世界中又究竟用何种方法拯救“现实的人”。于是，真正的斗争就变成了到底是哪种关于“人”的概念具有永恒价值与意义，“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发生的”[1]19。

一、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

鲍威尔将人的“自我意识”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精神创造一切，肉体则软弱无能”。鲍威尔提出“自我意识”具有超越人的形体的第一性、绝对性及排他性，进而将“自我意识”“精神”与“现实的人”对立起来，并且凌驾于“现实的人”之上，从而反对、拒斥由“现实的人”形成的人民群众。鲍威尔由批判宗教阐述“自我意识”，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自我意识”的发展进程，而宗教则是“自我意识”辩证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环节。“宗教的关系只是自我意识的内在的自我关系，所有那些看来是独立于自我意识的力量，无论是实体还是绝对观念，都不过是被宗教幻想所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的不同阶段。”[2]62现在，宗教已然成为“自我意识”发展的桎梏，“自我意识”要获得自己独立而普遍的发展，就必须摒弃宗教。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中要想获得自由，并不是去信奉基督教，而是应该放弃任何一种宗教信念，转而“信奉解体了的宗教，即信奉启蒙、批判及其结果——自由的人性。(die freie Menschlichkeit)”[3]133。因而，这种从信仰上放弃宗教意识的解放就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意义，就可以为“自我意识”开辟道路，从而达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鲍威尔确立了“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将精神与“现实的人”形成的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否定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活动的主体地位，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且进一步认为历史发展的障碍是人民群众，都是因为唤起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关怀，所以伟大的历史活动才会失败。鲍威尔认为，只有“自我意识”及精神才是历史运动的主体，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一)“现实的人”是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人

意识派生于现实生活世界，现实生活世界是意识的存在基础。鲍威尔正是因为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世界、市民社会中的人，所以忽视了宗教意识产生的现实基础。

“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4]31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没有找到宗教存在的真正根源，因为鲍威尔一直在自我意识中兜圈子。鲍威尔将“自我意识”作为一种实体，并且将本应该是“现实的人”的属性的“自我意识”变成了独立的主体。因此，鲍威尔主张在头脑中、意识中放弃宗教意识。鲍威尔真正的问题在于：只是把犹太人看作一个具有宗教意识的人，而没有在现实的市民社会中、以货币为中介的社会交往中以及工商业实践中看到“现实的犹太人”。“鲍威尔先生只了解犹太精神的宗教本质，但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他把宗教意识当作某种独立的实质来反对。所以，鲍威尔先生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解释犹太教的秘密，而是用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5]140马克思由于脱离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体系，由“抽象的人”转变为“现实的人”，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提出“现实的人”的精神与意识是由他们现实的市民社会生活产生与构造的。依循“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轨迹，发现了宗教产生的现实基础。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意识，其产生的根源存在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市民社会中，而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

(二)“现实的人”是有着世俗的实际利益的人

鲍威尔忽视“现实的人”的利益问题，只看到了精神的绝对独立性，从而只看到了“现实的人”形成的人民群众的表象，唯心史观的分析方法致使鲍威尔误判了历史活动失败的真正原因。鲍威尔基于“自我意识”的哲学前提，进一步将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激进唯心主义，造成了精神与“现实的人”形成的人民群众完全对立的局面。鲍威尔认为：“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他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5]102鲍威尔将历史活动的失败根源归结为人民群众的热情与关怀，由于将精神置于无限崇高的地位，因此错将人民群众的表象——“热情与关怀”，当作“现实的人”的本质，从而将历史活动的失败归咎于人民群众。

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的失败不是因为群众的热情和关怀，而是因为失败的历史活动并不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的。“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5]104“现实的人”是有着实际利益的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187。同时由“现实的人”形成的人民群众也是有着社会整体的实际利益需求。鲍威尔忽视人的实际利益需求，无视人民群众的整体社会利益，从而没有找到历史活动失败的根源。因此，“现实的人”涵盖着人的现实利益内容。历史活动的原则不能仅仅只是抽象的观念存在，还必须以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为基础。历史活动如果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必然会导致历史活动的失败。

二、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批判

施蒂纳反对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类”等概念，认为费尔巴哈的“人”并没有一个现实的根基，依然是以泛化的角度论述人。费尔巴哈用“类”替代了“神”，用“爱的宗教”取代“神的宗教”。这种基于“类”的人还是将人禁锢在一种新宗教之下，无法真正解放人。施蒂纳从与费尔巴哈相反的方向论证人的本质就是利己主义的人，并且将其极端化为“唯一者”。在施蒂纳看来，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成为“我”、成为一个“唯一者”。“唯一者”就是抛却了一切的世俗以及精神牢笼的最高阶段。施蒂纳首先就将当时的热点问题——宗教的神，贬斥为利己主义的神。由神过渡到人，指明一切都是利己主义的人。“人”这一个群体是不存在的，是虚幻的。否定“人”，从而将“我”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唯一存在。应该由“我”这个“唯一者”取代“人”这个“类”。我即是一切，“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7]5。施蒂纳就由只关心自己利益的、具有极端利己主义性质的“唯一者”发展历程构建了以虚无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无政府主义。

(一)“现实的人”是在现实历史冲突与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人

施蒂纳将个人的发展变化的根源归结为个人与自己观念的对抗及和解的矛盾运动，漠视真正的现实的历史冲突与矛盾。马克思赞同施蒂纳将对人的研究进一步落实到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类。但是，施蒂纳对个人的历史发展变化却是依据唯心史观的分析方法，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编造历史”。“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过程只不过是‘骑士’、盗贼和怪影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1]45施蒂纳认为，只有“我”才是世界的占有者，“我”是拥有世界的“唯一者”。

施蒂纳在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将“冲突与斗争”作为重要的转变导火索。“因为每一事物都只顾自己，而同时又与其他事物经常处于冲突之中，故而自我保持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7]8但是，施蒂纳的历史阶段的发展与转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观念进行冲突与斗争。而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跨越，都是个人在精神领域内的意识的跨越。施蒂纳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人的过渡，亦没有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源。在发展阶段上，在每次的观念冲突与矛盾中，都是一次“自我发现”，是意识与精神的自我发现。“精神就是如此力求成为一切中的一切，这就是说，虽然我是精神，但我总还不是完善的精神，并且还必须寻找完善的精神。”[7]12“唯一者”就是每次在自己的精神领域内寻求更完满的精神，精神向完满的每次进军都促成了历史阶段的每个过渡，每次自己对自己观念的战胜都将使得个人与人类跨越到新的阶段。而只有在“唯一者”这个阶段，“唯一者”最终在自己的观念中把世界据为己有，因此一切冲突与矛盾就会消失。“但是，在这样理解历史的时候，真正的历史就被取消了。”[8]239

“现实的人”发展变化的真正根源是现实的历史冲突与矛盾运动，而不是个人思想中的冲突与矛盾观念。施蒂纳把实际的冲突变成观念、思想的冲突，他将个人在实际中遇到的矛盾变为自己思想中的矛盾，进而认为，“问题不在于实际消除实际的冲突，而仅在于抛弃关于这种冲突的观念”[1]324。这种唯心史观方法导致施蒂纳把“正在进行的一切历史冲突和运动说成是次要的，而对这些冲突和运动却一无所知”[1]325。由于不了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现实冲突与矛盾，就采取漠视的态度，以为自己思想观念中的冲突与矛盾的解决就可以决定人的变化发展，殊不知现实中的冲突与矛盾依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只有抛开关于现实冲突矛盾的幻想，认识到“现实的人”的变化发展是在现实的历史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才是真正直面“现实的人”，才能够积极促成“现实的人”的转变。只有将“现实的人”置于现实社会中的冲突与矛盾，才能够遵循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找到冲突与矛盾的现实根源。

(二)“现实的人”的发展变化受制于以前世代积累的和现在的生产力条件

“现实的人”所面临的现实冲突与矛盾，解决的根本途径隐藏在社会生产力条件当中。现实的需要构成了“现实的个人”的本性，但是，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的方式必然将人们联系起来，以此，个人生存方式必然形成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成为真正的“唯一者”，这种虚假的“唯一者”只能是自己幻想中的“唯一者”，幻想只需将自己头脑中的这些观念的冲突与矛盾排挤出去，就可以成为占有世界的“唯一者”。然而事实是，“现实的人”继承以前世代积累起来的和当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施蒂纳的“唯一者”却完全抛弃了这些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妄图自己用思维能力超越世代形成的现实生产力条件与社会关系。“至于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产生意识变化的物质变化和社会变化，施蒂纳自然都不管了。”[1]129

“现实的人”的发展变化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施蒂纳的“唯一者”无形中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维立场，采取思维方法上的虚无主义，导致思维结果的极端利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施蒂纳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规律，无法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在现实中铲除“现实的人”的发展障碍。施蒂纳抽离掉一切现实的生产力条件以及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个别市民关于他想赖以剥削世界的那种‘聪明才智’的空洞幻想”[1]484。施蒂纳误将法律规范、国家以及财产等等束缚小资产者的现实关系仅归结为观念范畴，因此，自己在思维中将这些观念范畴“推到虚无中去”，这些现实关系就无法支配自己。施蒂纳没有看到这些观念范畴产生的背后根源——他们只是现实关系在语言上的表达。“他的唯一的功绩(而这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自己不知道的)在于：他表达了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1]481施蒂纳没有研究“现实的人”变化发展的生产力条件，忽视了“现实的人”周围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因而“唯一者”只能是一种虚妄。施蒂纳在头脑中构造的立即消灭一切剥削自己、压迫自己、支配自己的“唯一者”计划，是将自己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条件相分离，在自己思维中驱逐现实社会关系的唯心史观方法。正如列宁所说：“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9]658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类”的批判

施特劳斯与鲍威尔力求找到宗教产生的根源与基础，从而找到废除宗教的途径。但是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分析方法，致使他们体系中的“人”的概念是一种基于宗教基础的“人”，是一种没有现实基础的“人”。这些哲学家从来没试图跳出纯粹意识领域里的“人”的概念。而真正做到了划时代意义的是费尔巴哈，也只有他才向前跨了一大步。他将问题的核心从“自我意识”转变到“人”本身，因而从根基上掀开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神秘面纱，揭露了整个体系的真正秘密。他主要的伟大功绩是恢复了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旧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是将“人”一分为二了，即精神本来应该是和“人”这个实体相一致的，但是，旧哲学过于强调自我意识，而将自我意识的实体性存在抽空，从而使得自我意识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无论是哪种价值观和概念，都必须确立“人”这个主体。一切意识范围内的思辨，都是建立在“人”之上的。以此，费尔巴哈提出:“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10]1

(一)“现实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人

但是，费尔巴哈的“人”纯粹是抽象理论领域中的人，不了解“现实的人”是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人。费尔巴哈的“人”，主要针对的是宗教神学，力图用“人”破除“神”的权威。因此，费尔巴哈将“人”固定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即“自然人”“生物人”。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是自然界中活生生的实际存在的、需要吃喝住穿的人，是必须得依靠“自然”才能存活的人。费尔巴哈将“人”抽象概括为“类本质”，其本质属性就是感性、感觉。“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10]56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没有全面理解“人的本质”，只是片面理解人仅仅是生物的人。费尔巴哈由于只关注人的自然性而忽视社会性，不理解实践，不理解活动的人。“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1]50他没有看到“现实的人”是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以改造自然界的人，是进行工商业活动以改造人类社会的人。

“现实的人”是在自然界中、人类社会中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现实的人”不仅仅是感性存在物，更具有感性活动能力，具有实践能动性。“现实的人”通过实践确认自己作为人的特性，在实践中确认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本质，当下所看到、所感知到的感性存在与感性世界，就是它的本质所在，是一直如此、始终如一的东西。但是，费尔巴哈忽略了人的实践活动对感性世界的能动作用，正是人的劳动实践，改造着自然界、人类社会这个感性世界。“现实的人”不仅是以被动的感觉、感性确认自己的实在本质，更是通过创造性活动、劳动实践，不断在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打交道的实践过程中，感受自己的存在与本质，感受作为“人”在感性世界中的主体性。“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1]50

(二)“现实的人”的最终解放途径是共产主义运动与革命实践

费尔巴哈从“人”的感性主义、感觉主义出发，认为只有“爱”才是作为“类”的人的解放途径。费尔巴哈将人从“神的宗教”中解救出来，却又再次把人拖进“爱的宗教”里。费尔巴哈崇尚感觉主义，因而将作为感觉最强烈的“爱”的情欲视为人存在的最终标志。“爱就是情欲，只有情欲才是存在的标记。”[10]58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解放的途径就是通过“爱”的核心集结作为“类”的人，通过“类本质”确证、找回人的本质存在。“爱是存在的标准——真理和现实的标准，客观上是如此，主观上也是如此。”[10]59实际上是由于费尔巴哈对现实的无解，而寻求另一种形式的宗教。这种以抽象思辨形式的“爱”去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唯心史观方法，不理解实践，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人可以用自己的实践行动去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诉诸“情感”的解放途径，因而关注的不是“现实的人”，而只是“抽象的人”，这就阻碍了人的实践能动性的发挥，因为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而消减人民的革命热情。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实现“现实的人”的解放，基于“情感”的人类普遍的爱只会丧失人们的积极性与革命性。“人类普遍的爱”的解放途径，依然是基于唯心史观方法，无法从根基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而也无法消除“现实的人”的异化状态。费尔巴哈的“爱”是将“抽象的人”作为感受主体，实际上却陷入了被动当中。其逻辑起点的抽象性，必然导致解放途径的抽象性，从而造成解放依然只是在自己的思想意识当中进行解放，但“现实的人”面临的压迫依然存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是将“现实的人”作为实践主体，以“现实的人”的现实革命实践解除其自身的异化状态。

四、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思想对中国当代改革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在以“现实的人”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人”的过程中，不断揭示出“现实的人”的思想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蕴。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的唯物史观，对我们的当代改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改革的原则：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为现实基础

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更加需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以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为根本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包围下取得伟大胜利，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的历史活动，就印证了马克思驳斥鲍威尔时的思想：历史活动的失败，不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关怀”；相反，历史活动的失败，是因为它不是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因而人民的“热情与关怀”表象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而消散。中国革命作为成功的历史活动，正是因为始终代表、维护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

中国的改革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仍然需要以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为现实根基，“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作决策、定政策的最高标准”[11]。中国的改革能否成功地深入下去，归根到底要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改革不能仅仅依靠人民群众一时的、突然的热情与关怀，改革如果只是依靠一时的热情与关怀，却没有代表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这种热情与关怀终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而逐渐褪去。只有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贯彻到改革的原则中，人民群众才会对改革的历史活动永葆热情与关怀，改革才能得以不断深入持续进行。现实生活世界的人民群众会在不断深入的历史活动中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利益，当改革的原则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不相符时，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与关怀终会褪去，改革就会失去持久的根本的动力源泉。“‘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103从根本上说，改革的原则必须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为基础。“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改革的实际利益由人民共享。“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12]41改革要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以及生态环境等等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为导向，只有将改革原则以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为基础，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群众才会将改革的原则转化为自己的原则。“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104只有当改革的原则变成了人民群众自己的原则时，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与关怀就具有持续性，改革的历史活动才能持续不断地深入进行。

(二)改革的过程：敢于正视与积极解决各种现实的冲突与矛盾

历史是在现实冲突与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发展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解决“现实的人”面临的现实矛盾与冲突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充分估计与预测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冲突与矛盾。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矛盾丛生的运动过程，我们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积极的态度面对改革过程中的现实矛盾。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要求我们以一种历史的宏观角度，认识到改革就是一个不断处理、解决矛盾的历史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12]8而现实的冲突与矛盾是无法忽视的，要尽力驱逐、避免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思想，避免堕入极端利己主义陷阱。不能像施蒂纳处理问题的方法，以主观臆断的方法态度对待现实的冲突与矛盾。无视、漠视以及误判现实矛盾会延误矛盾的解决、加重矛盾的凸显。在改革过程中，要敢于正视现实矛盾，准确把握现实矛盾，积极解决现实矛盾。现实社会的矛盾需要用现实的途径加以解决，同时更加需要正确审视当下的生产力条件，稳妥利用改革解决矛盾，避免犯冒进主义错误。马克思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现实的人”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因为“现实的人”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下——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对抗性矛盾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方式，将生产资料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从而解放生产力，为“现实的人”摆脱异化状态。

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现实矛盾已然发生变化，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从革命转为改革。现实矛盾的解决受制于以前世代积累的和当前的生产力总和，不能凭借自己主观臆断在思想中冲破一切生产力束缚。我们当前的最大实际是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何方面的改革都需要立足于这个最大的实际情况，不能够主观任意地跨越这个实际阶段。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开始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现实的社会状况，准确把握、正视在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冲突与主要矛盾，适时地将主要焦点集中于社会生产这个核心，从而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与扩大，解决人民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现实矛盾与冲突。现实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与冲突，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发生变化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越深入，面临的实际矛盾就会越复杂，我们需要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为主要焦点，认识、了解“现实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现实矛盾。敢于正视改革过程中的城乡矛盾、区域矛盾、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等等，承认现实矛盾存在的必然性，以改革为根本途径，不断提出解决矛盾的新策略、新方法。

(三)改革的方法：充分重视与发展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理论的实践者、思想得以实现的载体。改革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实践活动，“改革依靠人民”,就是在改革中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劳动能力，以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入。青年黑格尔派由于方法论上的错误，不理解、忽视群众的历史作用，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实践能动性，疏离群众甚至与群众对立。方法论上的错误，造成人民群众的缺位，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由于主体实践活动的缺失，因而只能是幻想。“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5]152持续激发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兴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能力，促使人民群众的创新实践为改革的持续深入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以劳动者自身的内生动力为根本，促进劳动者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将人民群众的总体内生动力转化为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改革的第一关键要素在于“人”，人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人具有无限潜能，而社会要发展、国家要进步、改革要推进，就需要激发劳动者作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潜能。“社会主义是干出来，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13]4在思想教育中弘扬劳动幸福观念，以“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将实现个人美好生活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劳动作为一种人的主体实践活动，是人实现自身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现实途径。“现实的人”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关于幸福、关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会相应产生关于幸福与美好生活的思想观念。但是只有将个人的思想意识付诸劳动实践，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将自己的思想观念现实化，才能证明自己关于幸福的观念是否具有真理性，才能找到实现个人幸福与美好生活的现实途径。为劳动者构建自由发展、公平竞争、和谐有序的劳动环境,激发劳动者的劳动兴趣，并且以制度形式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权利保障，拓宽、完善劳动者的咨询渠道。以劳动者内生动力为主要着力点，促使劳动者主动积极进行创新性劳动实践。积极把握住新技术、新业态以及新模式对劳动方式的改善作用，主动提升劳动者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才能在根本上突破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