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向阳，夏华阳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当代著名作家孙犁的中篇小说《村歌》，把土改过程融入民间日常生活图景的描写，将劳动伦理观的建构过程通过民间日常劳动生活图景展现。通过人物双眉参加互助组，互助组展开劳动竞赛，在竞赛过程中一步步将一个土改后新人的形象展现出来。同时，在此过程中将主人公双眉的爱情置于先进与落后的劳动伦理观之中，体现了革命对传统民间男女情感与关系地位的重塑，并为我们展现了“革命的第二天”新人与革命秩序的冲突与调和过程。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置于民间生活图景与劳动伦理话语基础之上来表现，这一过程也融入了孙犁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其诗性意蕴的展露，不落窠臼而特点鲜明的革命生活图景的书写都不同于同时代作家的表达。

一、延安时期劳动伦理观的建构过程

要理解孙犁《村歌》中劳动伦理观怎样指导叙事的发生，必然离不开延安时期劳动伦理观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是彰显延安时期生产运动与劳动价值的重要部分，也是土改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体主义生产运动一个重要前提及预兆。只有理解延安时期劳动伦理观的建构过程，才能更好地共情于同时期有关土改叙事的意义。

延安时期劳动伦理观建构的重要的起点便是大生产运动，通过大生产运动调动工农兵生产积极性，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劳动伦理观的关键是劳模形象的树立，通过吴满有式劳动模范的树立，将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传播开来。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在目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1]249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号召。大生产运动真正达到高潮是1942年左右，当时为了应对严重的经济生活困难，“在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确定：‘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1]248-249自此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便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边区的物资供给，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工农兵的生产积极性。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劳动模范以及对劳动模范的宣传，使得集体劳动观与劳动光荣的伦理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在此时期典型的劳模形象便是吴满有，吴满有的事迹被《解放日报》陆续报道,并刊发以吴满有为对象的文学书写与艺术创作。吴满有逐渐成了边区广为人知的劳动英雄。各种艺术体裁以吴满有为对象进行创作，例如艾青长诗《吴满有》，古元著名的木刻版画作品《向吴满有看齐》，秧歌剧《吴满有》，歌曲《吴满有挑战》等；通过感性的艺术宣传方式将吴满有的劳模形象传递给大众。艾青的长诗《吴满有》这样描写吴满有：“像一个年老的新女婿/你一身全是新的/新的黑棉袄/新的白棉裤/新的灰毡帽/你是一个新农民。”诗歌用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新型农民形象。而这个劳模新农民的重新焕发是“革命来了……/你参加了游击队/”，“革命胜利了/劳动者翻了身/你领到了牛和羊/领到了一个山头的土地”，然后“你工作很刻苦/窗子还没有透光/就起来喂牛……那个冬天/别人都吃闲/你却不休息”。[2]25我们可以看到在艾青的笔下一个新型农民形象建构的过程，为大众展现吴满有这个新型农民形象，穿上了新的衣服，参加游击队，分得牛羊和土地，为着自己的革命成果不懈劳动。而这一切是因为边区革命农民分得地主的土地，进行正义且光荣的自我奋斗得来的。这也传递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及劳动光荣、劳动正义的伦理观。

古元的木刻版画《向吴满有看齐》中通过更为直观感性的木刻版画形式进行宣传。在古元这幅木刻版画《向吴满有看齐》中，吴满有在视觉图像上呈现的是一个穿戴整齐、焕然一新且周围有牲畜与粮食围绕的新型农民形象。“古元画中的吴满有则更能代表边区通过革命翻身、生产致富的新农民形象，这也更符合在大生产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吴满有运动’这一典型政治的内在诉求。”[3]46这种诉求体现不仅符合大生产运动的政治需要，也是通过吴满有形象建构劳动伦理的一条且重要路径。这种具体的形象展现更能发挥潜在的劳动伦理话语影响，起到对群众的情感召唤作用。

在劳模运动兴起之后，农民吴满有、锅炉工赵占魁等相继成为宣传的对象，并在具体艺术宣传中配合着颁布相关法案。《关于调查历年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予以奖励的命令》规定:“为更进一步提高边区人民农业生产热忱，发展吴满有运动……调查历年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予以奖励。要求给奖时召集附近居民召开群众大会，且将受奖者姓名、履历及受奖条件在全县利用各种会议或民众组织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4]53-54通过劳模榜样的形象展示与立法颁布，向边区群众昭示劳动的重要性，以及在道德上的光荣性和法理上的合法性。在艺术宣传与政策上展开轰轰烈烈的学习劳模运动，在实践上劳动大生产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如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展开了一场场生产竞赛。“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1941年到1942年，先后分四批全部开进南泥湾。到1943年就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达到了粮食全部自给，经费自给。”[1]254并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边区合作社。集体劳动观念、劳动光荣观念的价值观，从思想上进行合法性的建构，制度上进行实际的保障，生产上进行价值观念的践行。“劳动光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进步观念逐步确立。有了劳动伦理价值的基础，解放区文学中关于土改叙事便有了一个个斗地主分土地，开展劳动生产走上新生活的叙事逻辑内涵。

延安时期的劳动伦理观建构不是一个空洞的过程，而是通过具象宣传的实施以及劳动实践一步步形成的。在这种道德伦理观念的指导下，土改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生产互助组织劳动生产才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农民获得土地，并不是再回到小农经济时代“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产观之中，而是在集体劳动中获得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实现。劳动伦理观构造了“劳动光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潜在价值话语，但这种话语不仅作用于农民自我劳动伦理的塑造，而且也通过大生产实践运动昭示着集体劳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二、“劳动伦理观”与《村歌》的土改新人问题

在延安时期劳动伦理观的价值观念引领下，再结合1947—1948年孙犁下乡土改的工作及劳动经验，《村歌》这部反映土改的小说及小说中双眉作为劳动新人的改造过程才具有道德与经验常识的基础。

小说《村歌》中描写最为突出的人物便是“双眉”，双眉的塑造体现出孙犁独特的美学风格，不仅仅展现了劳动伦理观下土改工作的进行与新人塑造问题，还展现了民间乡土生活风貌与人情之美，以及“革命的第二天”后土改新人与土改革命秩序的冲突与规范问题。当然这一切的书写，并不是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一样具有激烈的文本张力，而是如一曲村歌缓缓展开，呈现出一幅民间日常生活的图景。这种民间生活化图景是民间文化形态的体现，所谓民间文化形态“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了民间文化艺术特有的审美功能”[5]35，所以《村歌》中土改新人改造的叙事是以民间生活图景为基调，贯穿劳动伦理价值在其中得以展开的。

首先，孙犁对双眉的描写是从双眉身份认定开始，双眉的身份揭示犹如一次解谜般的书写。双眉是谁？为什么不去开会？这是老邴初见她时的疑惑。双眉的开场出现，不像其他作品中苦大仇深，或是刚刚解放一幅风风火火准备大干一场的劳动妇女形象。对于双眉的初登场，孙犁是这样描写的：“这姑娘细长身子，梳理得明亮乌黑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身，下身穿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6]4并且展现了活泼的性格，“一眼就望到区长的脸上，笑了笑，扔下青秫秸，和孩子哼哈说笑着转身走了”[6]4。这样的一个农村姑娘形象，让人眼前一亮，在孙犁的作品中是少见的。茅盾评价孙犁的作品“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这种描写并没有落入俗套，“孙犁在处理这类形象时有其特殊的方式，既让其充分展现女性的风情意趣，又通过有效的叙事干预，使其稳定地停留在可控的状态”[7]175，这样一种风趣的描写，并不是一种媚俗的体现，而是着重表现人物的一种“真”，真性情，真实自然的状态才是人情美的关键所在。同时,根据孙犁所接受的古典传统文学的阅读经验来看，双眉的描写有一种民族审美传统。孙犁在接受记者问答时也谈及自己所推荐的书目：“中国短篇小说很多，但是我想，中国旧的短篇小说，好好读一本《唐宋传奇》，好好读一本《今古奇观》，读一本《宋人平话》，一本《聊斋志异》就可以了。”[8]108在诸如《聊斋志异》中对于女性的描写，多是本色展现且带有强烈的女性艳丽色彩。孙犁在小说中采用古典小说建构的民族传统审美模式与此有关，而且着重对女性人物的姿态外貌进行了刻画，但这是一种展现女性自然本色的书写，不是有意带有性别色彩意味的暧昧书写。

双眉真实的性情表现，使得劳动改造新人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自然而不刻意。双眉生活在一个被指认为“流氓”的舆论环境中(一开始村里妇女因之前双眉参加剧团、登台演戏、夜晚演戏、出村演戏等行为，将这些视为流氓行为)，但她的真实与生活经历打动了土改工作人员老邴，帮助她澄清了身份问题。之后双眉积极参加互助组，并与其他互助组展开生产竞赛。双眉参加互助组的动机之一，是与他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关。双眉为了得到新的身份认同，证明自我而要求加入互助组，这是一种朴素的进步思想。在双眉加入互助组之后，才更加深刻认识到劳动所带来的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的价值观念。双眉已经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不然她也不会说“我一天能卸三个布。好说好笑是我的脾气，赶集上庙是我要买线卖布，穿的花布是我自己纺织的”[6]7。在群众的生产经验中已经有了一种朴素的劳动伦理观念和自在的情感价值，但要通过具体的互助组集体劳动价值伦理观念进行改造。

在加入互助组后，双眉自我证明与身份认同的赌气式动机在劳动生产实践中逐步得到纠正，体会到集体劳动的正义性和真正革命后的新人先进性。一成立互助组双眉便挑战了李三所在的最为先进的互助组，制定了全年的生产计划，争做模范先进。双眉自然成了新成立互助组的带头人，身份的转变让双眉不自觉就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面对小黄梨的问题，双眉对组内的成员说：“我们去帮小黄梨翻山药蔓吧！”即使面对大顺义的反对她也坚持自己的意见。“她一个人翻不完那么一块山药蔓，我们去帮她。”[6]25双眉真正体会到了集体劳动的重要并担当好自己的身份角色。同时，孙犁突出了双眉与小兴的这条感情线索，通过双眉与小兴朴素真切的情感进步要求，体现土改革命如何重构传统民间情感价值，重塑男女关系与地位。

在双眉加入互助组准备风风火火大干一场的时候，小兴却在部队当逃兵中途跑了回来，这在要求进步的双眉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羞耻，“我要是你，我就扎在这水坑里死了”[6]18，所以双眉将小兴拉进互助组帮着互助组制定计划。在通过互助组与画报事件之后，小兴在这种劳动价值伦理的感召之下又重新回到了部队，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爱情观念已经置于先进与落后的劳动伦理观之中，双眉参加互助组自我要求进步，对小兴作出先进的进步观要求。这里完成了男女地位身份的置换，妇女不再处于依附地位而是也要求自我进步。革命不仅要完成对农民的翻身，也要“翻心”，“翻心”的同时更要完成妇女的解放运动。延安时期，丁玲就《三八节有感》提出“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9]62，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董桂花，《暴风骤雨》中的刘桂兰等也都在谈及土改语境下妇女的进步与解放。土改中的女性解放话语是通过劳动进步的妇女形象来体现。土改促进妇女解放，同时妇女也会极大推动土改工作的进行。毛泽东曾说：“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10]98-99所以土改题材中妇女的形象书写，要与革命工作需要相结合，体现劳动妇女的进步与独立。《村歌》中的双眉不仅领导了新的互助组，也体现出双眉这样一个比男性形象更加积极进取的新人形象。所以不仅仅是将爱情置于劳动伦理之中，还置于妇女解放的话语意蕴之下。双眉与小兴的爱情建构在先进的革命道德话语基础上，最后以小兴挂彩和双眉相遇作为两个人感情的开始。这是极富意味的一个画面：“‘你参加战争，我参加斗争！’双眉低声说，在镜子里轻轻一笑。”[6]73革命与爱情实现了双重鸣奏，革命促进了爱情的成长，在爱情中双眉与小兴也以参加革命斗争的方式证明着自己的先进性。

孙犁的书写是基于真实的民间生活经验，生活往往是鲜活的人物与经验组成的，“由现实出发——描写具体时间，具体表现人物。现实是复杂的生动的”，“世界成功的作品大多是通过凡人俗事，而创造出划时代的雕梁画柱来”[11]350。双眉的人物塑造是基于生活真实基础上的选择，同时也为作品增添了不一样的风景。双眉思想上具有一定积极性的诉求，同样是一个人对于自我与所处环境自然真实的选择，是一个普通率真的农村女子的真实表现。《村歌》中劳动伦理观改造新人并非单单是写斗争，孙犁通过生活化的民间劳动生产场面和富有人伦常情的书写进行展现。

三、孙犁对“革命的第二天”问题的应对方式

在土改及土改复查工作后，虽然建构起集体劳动价值伦理观念以及高涨的土改革命热情，但也面对“革命的第二天”的种种问题。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但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的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12]75土改复查之后理想化的土改状态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面对着分得的土地与生产工具的分配使用，个人权利与集体规则的不相融合等种种问题出现。小说对于“革命的第二天”的回应也是以一种民间文化形态的处理方式进行的。

小说不仅仅写互助组怎样进行生产劳动，更多展现了集体劳动生活中的矛盾问题，这种矛盾是伴随着个人利益与革命后集体利益的冲突，以及不顾实际情况操之过急、盲目高涨的情绪。互助组成员们包括双眉，大家都是在矛盾的调和中慢慢成长。

土改复查前双眉请求参加互助组的赌气式动机就是一种盲目革命的体现。在参加生产运动中双眉才逐渐体会到集体的重要性，调节大顺义与小黄梨的矛盾，最后号召大家团结帮助小黄梨翻山药蔓。土改复查后，小黄梨不懂集体生产工具也要细心照顾，导致集体财产牛与大车遭受损失。这种革命过于积极而不顾实际情况的劳动现象，也警示土改之后生产工作该怎样结合实际在合理有序的范围内开展。还有在分得胜利果实后，大顺义不通过分配，随便拿东西，拿那串“大钱”给自己干儿配锁，体现了个人私利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当然还有双眉，作为主要着力描写的对象，革命后的双眉也展露出这样那样的小毛病。正如李三对双眉所说：“可是，我看见你带领妇女大队，手里也是捉着那个家伙。”“我看见你把青秫秸指到小黄梨的鼻子上。”[6]47双眉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积极性的劳动新人形象，通过一些小小的越轨行为，表现出工作中操之过急、过于盲目积极的情况。在土改复查之后，双眉又要成立剧团，又要干这干那，保持着高涨的积极性。但也容易产生自满，双眉认为“就凭这次复查，我自己觉得就够入党条件”，而李三则给双眉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不能抱着功劳来入党”[6]47，体现出革命后操之过急、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这些正是偏离土改革命秩序的问题，但是通过李三的耐心批评指导及开会商量批判的缓和方式将这些问题解决。这样处理既体现“革命的第二天”后个人与集体、个人行为与革命秩序的越轨与冲突，又保证了土改革命秩序的总体前进方向不会走偏；以此展现日常劳动生产与斗争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所以说土改新人的改造并不是一蹴而就，不仅仅要给农民“翻心”，还要注意个人与集体以及革命秩序的冲突问题。一方面，要展现土改革命带来的新气象，歌颂新式农民新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要解决好面对“‘世俗世界’、‘物质欲望’、‘特权’、‘官僚化’的‘侵犯’，它们摇荡于真实与理想之间，试图以文学的、想象的方式，借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解决’这种‘侵犯’，并且越到后面就越加依仗这种意识形态”[13]130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破坏革命事业的大问题，而是革命后必然面对的矛盾冲突，这也是生活真实的一种体现。

所以，“革命的第二天”是土改叙事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孙犁用自己的方式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村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多表现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产生的不适与矛盾，这种不适是革命打破原有生产习惯与生活思维后建立新秩序过程中出现的不调和，所以会出现越轨行为。但这种越轨行为也为人物塑造的立体性以及推动叙事的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功能作用，也更加符合生活逻辑与革命发展规律。孙犁没有刻意去刻画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人物，诸如双眉、大顺义、小兴、小黄梨等人物都是本色展现，突出生活自然的观念而少政治干预，以此表现革命秩序建立过程中的冲突与调和。这样的书写方式减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冲突对于土改的表现方式更多的是寄托在一种“民间隐形结构”[5]13上来展现解放区小说所展现的土改大环境下的“共名”书写。孙犁并没有像同时期诸如丁玲及其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呈现出对于土改大环境“共名”书写的显性文本结构，而是通过土改过程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状态及行为结构进行一种隐性文本结构的书写。小说并没有大肆表现土改政策及典型土改斗争叙事，而是通过民间农村的日常生产生活及具有民间农村人情味儿的方式来解决(如李三进行土改工作对待村民及双眉的耐心指导，与具有民间语言的风趣氛围)，让生产组的成员自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认识到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就避免了过于激烈尖锐的斗争冲突而使得文本中的紧张张力得到缓和，叙事过程如一曲村歌缓缓流露。这也是孙犁风格不同于当时一众土改作家的地方。

四、结语

在土改主题的创作上，孙犁给出了自己的方式，是基于民间乡村生活图景和民间话语书写来呈现，通过具体而微的集体劳动生活细节展现。在面对“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时，孙犁也巧妙地淡化了矛盾，小说运用了一种“民间隐形结构”的文本结构，通过现实民间农村生活中具体生活事件与自然本色的人物性格对土改进行主题的呼应。

《村歌》中土改话题和新人形象通过独具孙犁特色的美学经验呈现，孙犁在展现土改主题的“共名”上更加民间化。这种民间化，不是孤立地使用本民族的民间形式，“孤立地使用‘民族形式’和‘民间语言’说明不了小说真正的艺术成就”[5]38。孙犁的民间形式运用根植于亲身体验的真实日常民间生活，以民间人物自在朴素的情感状态来展现土改过程及新人改造。这体现了别具一格的革命性、抒情性，具有浓郁而独具孙犁特色的“革命抒情美学风格”[14]。

孙犁投向民间的创作经验以及个人亲身体验的共情写作也启示着我们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会议上对文艺工作所提出的希望，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立足于人民，立足于民间，向人民真实生活去汲取宝贵经验，讲述具体而微的人民生活，透过人民的日常生活展现伟大中国梦的复兴过程，用人民的语言(即孙犁经验中民间生活风貌、民间生活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