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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与莫比乌斯环
——奥克塔维奥·帕斯《大街》评鉴

2022-12-21王辰龙

星星·散文诗 2022年26期
关键词:维奥奥克莫比

王辰龙

大 街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这是一条长长的寂静的街道。

我在黑暗中行走,跌跤,

爬起来,踏着干枯的落叶和沉默的石子,

深一脚,浅一脚。

我身后也有谁将它们践踏:

我停,他也停,

我跑,他也跑。

当我转过脸,无人静悄悄。

一片漆黑,没有出路,

我在街口转来转去

总是又回到原处,

那里没人等我,也没人将我跟随,

我却在将一个人紧追,

他跌倒了又爬起来,

一见我便说:没有谁。

(赵振江 译)

黑夜静寂得近乎无人,似幻似真的追踪者如影随形,文本末尾处的反转富于戏剧性却又艰涩不明——这些要素构成了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笔下的《大街》,充满晦暗的气氛,抽象而诡秘。《大街》仿佛一件线索残缺的悬案:“我停,他也停/我跑,他也跑”。“我”身后是谁在跟随?“当我转过脸”,为何“无人静悄悄”?最后,“我”缘何又变成了追踪者?同时,《大街》也像一则语焉不详的寓言,带有悬念性的氛围、情节和终局,营造出整体性的象征。《大街》如同一座有着多个出口的迷宫,在试图破解它的过程中,不同的判断和抉择将会引向迥异的目的地。倘若,将诗中气氛的晦暗认知为心绪消沉的外化,它便对应着某种生存困境。一个人暗夜行路,跌跌撞撞,这似乎喻指着个体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生活可能性的寻找。这个历程孤独而艰难,“落叶”的“干枯”,“石子”的“沉默”,渲染着枯索寂寥的境况;“深一脚,浅一脚”,意味着茫然但仍勉力坚持的试探。诗中的“我”,急切地想走出原先的生存范畴,在对个体生命之“进步”的期待中,“我”渴望蜕变成一个“新我”。由此而言,那个尾随的、似无实体的“他”,便是被“新我”从身心剥离下来的“旧我”。“旧我”连同这过往的阴影,“他”的紧跟不去,则是对“新我”发出的一声声质问:过往究竟是怎样一种罪愆或重负,迫使你如此急切地想要逃离?抑或,仅仅出于对现状的焦虑,便任由自己开始没有方向的突围?旧日的地方和人们,难道没有值得记忆或纪念的部分?最终,“总是又回到原处”,以及“我却在将一个人紧追”。显然宣告了更新自我这一意图的失败:被跟踪的“我”成为跟踪着的“他”,“新我”与“旧我”难解难分。“他”是“我”在探索与找寻受挫之际,陷入自我怀疑后的分身;也可能是在与过去诀别时,不得不弃绝某些珍贵的所在,这引发的背叛感和自责感幻化为“他”清晰的脚步和虚幻的肉体。

一句“没有谁”,以戛然而止、短促脆裂的语速中断全诗。留白处重重的悬念,终究在余韵的蔓延间沉淀为一些严肃的命题:当人类在自强不息、天天向上等“进步”话语的指引下,去探索与找寻个体生命的意义时,是否必须采取持续否定当下、不断弃绝旧日的态度?是否存在一种与当下、旧日和解但也不妨害“进步”的可能?换言之,难免引发当下(日常、社会和同时代人)与时不时成为重负的旧日(传统、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冲突,是否在完全的意义上是个体之“进步”的对立面?帕斯曾在《泥淖之子: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扩充版)》一书中,就青年反叛精神的现实针对性这一层面,对主体意识中的否定和弃绝做出过分析:“青年的反叛是对当下的否弃,但它并非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尝试。年轻人想要终结当下的局面恰恰因为它是一个以空想未来的名义压迫我们的当下。他们抱有本能但却迷惘的希望,就是对这一当下的破坏会带来异类的当下的突然出现,连同其肉体的、直觉的、魔法的价值。总有那种对异类的时间,真的时间的追寻”(陈东彪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4页)。据此而言,《大街》中孤独而昏暗的氛围,恰如其分地具化着帕斯所谓的“抱有本能但却迷惘的希望”;诗中原地徘徊的困局,也准确指示着否弃行为中并无“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尝试”。当然,除了将《大街》解读为围绕个体生命“进步”命题展开的寓言外,还可将其意义延展为有关人类历史“进化”命题的沉思和隐忧。诗中,“一条长长的寂静的街道”是物理意义上线性的时间,它原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黑暗中行走”的“我”则是笃信历史之“进化”的观念;但当“我”“跌倒”并“爬起来”后,却陷入“在街口转来转去”并“总是又回到原处”这一诅咒般的循环。“进化”话语以及由此激发的人类实践,其开端正是诗中出现的“原处”。这一“原处”或许遍布了野蛮、蒙昧和贫乏,于是人类尝试着谋求历史的“进化”,认定它将实现幸福的愿景。然而,《大街》中戏剧化的象征性场景透露出诗人对于“进化”话语的悲观。诗中的“他”,像是人类在“进化”话语下未经重估就被轻易否弃的事物的亡灵。

帕斯在《泥淖之子: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扩充版)》一书中,“认为历史是一场持续的进军,尽管不无磕绊和跌倒,这一信念是以多种形式呈现的。有时它是达尔文主义在历史和社会领域的天真应用;有时它是将历史进程视为自由,正义,理性,或别的某种类似价值的逐步实现。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历史甚而等同于科技的发展或是人对自然的通知或是文化的普世化。所有这些理念都有某种共同点:开拓未来是人的命运。近年来出现一个急剧的变化:人们开始恐惧地望向未来,昨天才被看作进步的奇迹的东西今天已经变成了它的灾难……有人预见到自然资源的枯竭,有人看到的是地球本身的污染,还有人看到一场核子爆发。进步的成就被称为饥饿,毒害,挥发”(第220-221页)。据此反观《大街》,便不难发现诗人为何设计了一个莫比乌斯环式的文本结构。莫比乌斯环是将纸条的两头,反转180度后连接起来,将正反面统一为一个面,形成无限的循环,不管从纸面上的哪个点出发,绕了半圈似已绕出,但再继续半圈后,便又回到原点。现代战争中杀戮的升级,城市化引发的乡村陷落和诸多“都市病”,都佐证了历史“进化”话语并不能完全解决“原处”的野蛮、蒙昧和贫乏。不加反思地追求“进化”,其消极面便是《大街》中莫比乌斯环式的困局。当然,在私密却带有普遍性的个体“进步”命题与宏伟却也潜藏危机性的历史“进化”命题之外,《大街》或许也隐喻着人类逃离各种类型的“坏世界”的本能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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