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全球学术语境下，一提到所谓“国别区域研究”，通常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或美国式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美国的区域研究不但出现时间最早，成果最为丰硕，其理论方法和研究框架还主导了这一学科世界通行的知识生产范式。正因如此，有必要基于历史视角对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发展和流变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从而深化国内学界对于“国别区域研究”的基本认识，并为全球大变局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源头：东方学与比较政治学

尽管美国的区域研究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才正式形成，但就像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这位区域研究的奠基性人物所强调的那样，“二战绝非区域研究之母”，①其起源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尤其是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书写中所倡导的希腊/蛮族两分法。然而，就事实上的联系而言，区域研究作为一门主要以非西方世界为考察对象、以社会科学理论为方法论基础的实用性学科，需要在现代社会科学及东方学这一旨在“对东方进行宰制、重构并施加权威”②的知识体系中找寻其思想原点。换句话说，美国区域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源头有两个，在话语和观念层面，它是东方学忠实的继承者，而在研究方法上，它则和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紧密相连。

从东方学的历史沿革来看，其出现不晚于14世纪。1311年，教皇克莱门五世在维也纳召开天主教大会，并于次年通过决议，决定在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博洛尼亚大学、阿维尼翁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等知名学府设立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教席。此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又分别于1632年和1636年相继成立了面向阿拉伯世界的专业研究机构。英语国家对于远东社会的学术研究则始于1784年在孟加拉国建立的亚洲研究学会；几乎与此同时，法国也于1789年在巴黎创建了东方语言学校，专门从事针对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语言教育和社会调查工作。东方学在西方发展的最高峰以1783年巴黎东方学学者国际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该会议随后又举行了28次，一直延续至1973年。正如萨迪克·贾拉尔·阿齐姆(Sadik Jalal Al-Azm)所言，东方学“体现为一整套被创造、累积的理论及实践体系和一种意识形态的顶层结构”，③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存在是为了维护西方对于东方的统治霸权并直接服务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事业的。正因如此，东方学对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生产呈现出以下一系列特征。首先，东方学建立在西方/东方、文明/不文明、善/恶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东方被描述为落后的、僵化的、野蛮的“他者”，处在文明等级序列的最底层，有待西方的统治、利用和引导。其次，东方学与现实政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东方学对世界地理的划分与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边界相重合，其研究成果也常常被直接应用于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的行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最后，由于东方学将东方视作缺乏历史动能的、一成不变的实体，所以其研究对象不是当下的非西方社会，而是以语言和宗教为代表的古代文明，其研究方法也以历史文献学考察为主。

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这些一般性的社会科学还是东方学，都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背景下现代世界体系和专业化社会分工的产物，二者虽然一个聚焦于西方世界内部，一个以非西方世界为鹄的，但其基本预设却完全相同：由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法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础，而作为现实世界外在向度的时空也被重新组织和定义，西方代表了一切事物的中心和原点，非西方则被压缩到边缘或放逐出历史。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所展现的是从正面进行阐发的普遍性叙事，而后者所依循的则是从反面加以证明的差异性叙事。在叙事的过程中，东西方由同一套价值标准和话语体系所规范，而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却被本质化了。正如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库珀(Fredrick Cooper)所论述的那样，这两种叙事看似矛盾，却相辅相成，共同支撑了帝国统治的“不朽”基业。④

发展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面动摇了西方文明的价值基础，使其优越性和普遍性广受质疑，战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更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西方霸权无法再以殖民统治的方式直接强加于东方之上，通过经济、文化和思想控制进行间接统治成了切实可行的选项。这一巨大转变，再加上二战当中了解亚太地区非西方国家的现实需要，共同推动了区域研究的兴起。

大多数研究者都将“战略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成立视作美国区域研究的开端，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更称其为“第一个重要的区域研究中心”。⑤“战略事务办公室”由号称“疯狂的比尔”(Wild Bill)的间谍头子威廉·约瑟夫·多诺万(William Joseph Donovan)设立于1941年，其初衷是招募各领域最杰出的专家“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所有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为美国的战时决策提供参考。一大批顶尖学者的名字都出现在“战略事务办公室”的顾问名单上，他们当中包括中国研究的奠基人费正清、“交换机之父”保罗·巴兰(Paul Baran)、著名女人类学家杜宝娅(Cora DuBois)、知名经济学教授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gdelberge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f)、比较历史研究的开创性人物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马尔库塞、“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这些学者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政治倾向，却出于打倒法西斯的共同目标，团结一致，相互协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由此奠定了美国区域研究跨学科合作的重要特征。

二战甫一结束，美苏冷战便粉墨登场，二战期间“由战争滋生的对区域研究的热情及其快速发展”的态势得以延续，类似于“战略事务办公室”这样由政府主导的产学研模式也继续主宰着区域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实际上，由于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美国政府一方面在二战后进一步加强了与大学、研究机构及私人基金会的联系，试图获得对于“所有其他土地和其他人群的精确认识”。它们之间的高度渗透和密切协作不但赋予美国区域研究以政策性、战略性的鲜明色彩，还促使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跨越式发展。美国政府早在1943年就通过ASTP(陆军专业训练项目)和CATS(国家事务培训学校)项目，在全美60多所大学开设了相关语言、政治、经济与文化课程，初步建立了区域研究学科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1958年，美国国会又表决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开始向高校提供大笔资金，资助其区域研究课程、项目和学术中心的建设，从1958年到1973年，总投入在2亿美元以上。⑥此外，美国政府还分别于1958年和2002年设立了FLAS(外语和区域研究奖学金项目)和NFLI(语言领航项目)奖学金，向前往目的地国家从事语言学习和实地考察的美国学生发放大量津贴及补助。另一方面，私人基金会也深度介入其中，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在二战后都曾向区域研究项目捐赠过巨额款项，特别是福特基金会，俨然成为美国区域研究的最大金主，从1950年到1973年的二十余年间，通过FAFP(外国地区奖学金项目)等项目，总计资助金额达2亿7800万美元。⑦在政府、企业界和高校的共同努力之下，同样是在这二十余年间，在美国大学当中所开设的区域研究专业从20家增长至320家，共培养本科学生35000人、硕士生14700人、博士生5000多人。反过来，区域研究的发展也促使中央情报局等致力于情报搜集与决策咨询的政府核心机构在组织和人员方面做出调整，设立相应的管理、研究与行动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政府、大学、基金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黏合剂，学术团体在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立于1943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美国第一个专业性区域研究社团；1946年，SSRC(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又组建了“世界区域研究专委会”。这些学术团体不但常常就学科发展问题向美国政府献计献策，还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以决定“大学机构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迎合政府对于区域专门人才和特殊培训项目的现实需求”，成为政治权力与学术研究相互连接的抓手。例如SSRC就曾于1947年、1948年、1950年、1951年和1973年分别委托罗伯特·霍尔、温德尔·贝内特(Wendel C. Bennet)、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D. Lambert)等人对美国境内各区域研究项目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度考察，编写调查报告，并提出整改意见。这些调查活动的展开，为美国政府充分了解学科现状、积极出台各项应对措施、全面解决现有问题并适时调整其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尤其是霍尔的首次调查及名为《区域研究：以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为关注重点》的工作总结，明确界定了美国区域研究的指导思想、治学路径与学科规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虽然区域研究和东方学一样，主要以非西方世界为研究对象，但新的世界格局和美国全球战略的现实需要却促使区域研究生产出一套以对象国当下境况为中心、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必须深刻而全面，其对总体性和精确性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专注于历史文献的东方学的能力范围，就像区域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白鲁恂(Lucian W. Pye)所宣称的那样，“欧洲过去的研究传统和视角已经不再能够描绘现实世界的丰富性了”，⑧区域研究亟需在旧有人文研究方法之外，引入各种“客观、实用、以问题为导向、聚焦于社会现实的”⑨理论论述，而社会科学无疑正具备上述一切优点。实际上，霍尔原先设想的是通过区域研究达成人文同社会科学领域间的协调一致与相互融合，⑩然而，由于研究标准化程度更高，并在产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方面拥有人文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社会科学很快便压倒后者，主宰了区域研究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范式。所谓跨学科协同合作也因此变成了社会科学一家独大。美国政府和学界普遍相信，只要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发现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对于当下非西方世界的整体认识。受其影响，相关知识生产过程和学科专业体系遭到进一步细分、割裂，进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术分工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划出一条畛域分明的界限，将其人为地断裂开来，所有涉及“前现代”非西方社会的知识都归属于人文研究的范畴，而所有涉及“现代”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则被纳入社会科学的考察对象；社会科学家们占据了大大小小的以特定区域命名的研究中心，而人文学者则把在全美高校中先后设立的语言文化系当作自己的大本营。就区域研究所采用的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看，同时期风靡美国学术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理论在这当中又居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作为英美经验普遍化的思想产物，行为主义政治学基于量化分析，构建了一套抽象宏大、“普遍有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有意淡化了各类政治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它们一股脑儿地置于以政治社会化为特色的美国模式之下，依照固定的政治功能指标对其进行“客观地”衡量与评价。换句话说，行为主义政治学进一步强调了由西方特别是美国所代表的“人类普遍性”，将地区间的现实差异简化为数值的高低，使其能够相互比较，并由此凸显美国霸权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建立在这一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之上的区域研究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定量化、模式化、普遍化”的基本特征，其知识生产以自由经济、民主制度为准绳，以现代化发展为目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将众多非西方国家整合进由美国所主宰的世界体系之中。

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风险资产通过证券化的形式转化为现金，有助于降低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和改善各种财务比率，提高资产的运用效率，满足风险资产所占总资产的要求。例如：根据我国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平稳运营的商业银行，资本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应不小于8%，核心资本不小于4%，通过资产证券化，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提高了资本金充足率。

一方面是区域研究对西方社会科学普遍性叙事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其对东方学差异性叙事传统的吸收和改造。用日本研究权威哈里·哈鲁图尼恩(Harry Harootunian)的话来说，区域研究对东方学而言“不是复制品……而是它的来生和后世”。区域研究所吸收的，不是东方学所倚重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而是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话语策略。在区域研究中，我们/他们、西方/东方、文明/野蛮的二分法被原封不动地移植了过来，成为对非西方世界进行区分、归类和定义的基础，并展现为这样一幅国际政治的宏观图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保卫“文明世界”，使其免受“邪恶势力”的威胁。前者的团结建立在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而后者作为“异己力量”的化身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代号，从“共产主义巨兽”到“恐怖主义分子”，再到“咆哮的中国恶龙”。区域研究将原有的东西对立包装成朋友/敌人、盟友/对手这样的政治性划分，刻意生产一部分知识，却掩盖另一部分，以强化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并通过对“文明”终将战胜“野蛮”的推断，一再确认了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的等级秩序和不平等关系。而针对被纳入西方阵营的非西方国家，区域研究则基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代之以中心/边缘、先发/后发的对立，其知识生产的权力框架也从直接的殖民统治转变为由跨国资本和流行文化所推动的输入性改造。例如，在东亚和东南亚研究领域，就先后出现了“红色中国”和“太平洋边缘”这两大“根隐喻”，分别对应着上述两种差异性叙事模式，它们的存在为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统治提供了必要的智力资源。

当下流变

1991年的苏联解体及随后冷战的结束，在宣告美国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也使其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成为当时人们眼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法则，一时之间，历史终结的呼声甚嚣尘上。福山由此断言：“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一个全球化的、技术上互联互通的人类共同体的到来，这表明建立在民主和自由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迎来了狂飙突进式的胜利并向全球各地拓展，地区间的差异将被最大限度地消除。”在一个政治分歧被逐渐抹平、社会经济加速融合、思想文化变得越来越同质化的世界中，区域研究似乎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开始持续衰落，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数量锐减，更出现了所谓“全球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转向。

尽管如此，新千年以来接连发生的诸如“9·11袭击”、“反恐战争”、美俄争端、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嬗变，很快便让全世界从“美国治下和平”的迷梦中醒来，意识到未来冲突、对抗不断加剧的可能。这一改变同样赋予美国区域研究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在由地区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漩涡中，变得愈发功利、保守、富于侵略性。一方面，区域研究开始重拾“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观点，承认基于不同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之上的“国家性”的差异，并以国家体制作为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另一方面，强调扩张和制衡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了区域研究的主导理论，强调全球化时代已悄然落幕，世界各大国即将“回复到他们各自文明的基础上来”。以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为代表的一大批“强硬派”学者主张重归“进攻性的现实主义路线”，采取全面遏制战略，从而帮助美国在面对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所预言的“多秩序的世界”时凭借决定性的优势从地缘冲突和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获胜者。

启示意义

纵观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与流变，有诸多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借鉴与反思。尤其是在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拟将“区域国别学”纳入《学科专业目录》、新学科建设迫在眉睫的形势之下，借鉴美国区域研究的优点并革除其弊端，无疑是一条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的现实路径。美国区域研究的成功之处在于，一是坚持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基本宗旨，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研究导向，进而催生出一大批能够直接应用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二是在学科创建的过程中，先由政府牵头组织规划，提供政策和法律保障，并在财政上予以倾斜，再由社会资金广泛参与，向指定机构和人员提供充足的项目资助。大学作为执行者，负责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是知识产品的直接来源，而各学术社团则在其中扮演着润滑剂和黏合剂的角色。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团体等多方力量紧密联系，形成良性循环，为其后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绝的动力。此外，各专业学者通力合作，利用跨学科方法，针对具体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察，同样有助于打造更为科学、全面的知识体系。

然而，就其本质而言，美国区域研究仍然是西方霸权为其全球统治进行背书的一种知识及话语生产手段，是“美国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学术领域的再现。它一方面将美国自身的国家意志放大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准则，以此为基础构建统一的世界体系，并按照美国的标准对非西方国家加以区分、定义和归类；另一方面，它又延续了东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通过将其转化为民主与集权、自由与专制、发展与停滞的本质化差异，进一步宣扬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主宰者、支配者的优越性与正当性。这种隐藏在美国区域研究背后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及扭曲了的权力关系正是我们首先应当予以批判和摒弃的对象。我们必须跳出二元对立的陷阱，明确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不是同美国的对华新战略相抗衡，也不是通过划定周边势力范围为中国的大国崛起提供知识储备，而是要在思想层面上建立一种新的、更为平等的全球磋商与协作的共识机制。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千姿百态方为世间真谛”，对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间在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给予充分的了解与尊重，或是像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所说的那样“负责任地进入另一个群体所拥有的空间”，或是将当地学者的研究纳入学科话语体系，让他们为自己发声；我们还需要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针对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设置议题，深入交流，密切合作，在统一的框架内展开学术研究并共享其公共产品。与之相应，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制定的区域研究的基本规范，例如把历史和现实割裂开来、以数工具为载体、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等等，也需要被打破和改写，从而帮助我们在过去与现在、人文与社科、个体与组织的相互联系中，将区域研究引入更加广阔的文化领域，并由此获致更为丰富、多元的关于人类整体的深刻认识。

①Robert Hall,AreaStudies: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irImplicationsforResearchintheSocialSciences, New York: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Progra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8, p.12.

②Edward Said,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p.2-3.

③Sadik Jalal Al-Azm, “Orientalism and Orientalism in Reverse”,Khamsin, Vol.8(1981), p.5.

④Jane Burbank, and Fredrick Cooper,EmpiresinWorldHistory:PowerandthePoliticsof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5.

⑤Sigmund Diamond,CompromisedCampus:TheCollaborationofUniversitieswiththeIntelligence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

⑥Peter Johnson, and J. Tucker, “Middle East Studies Net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MERIPReports, Vol.28(1975), p.7.

⑦⑧Lucian Py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Area Studies”, inPoliticalScienceandAreaStudies:RivalsorPartn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2, p.4

⑨Biray Kolluoglu-Kirli, “From Orientalism to Area Studies”,CR:TheNewCentennialReview, Vol.3, No.3(2003), p.108.

⑩Vicente L. Rafael, “The Cultur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SocialText, Vol.41(1994), pp.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