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上，“区域国别学”榜上有名，被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稍后，钱乘旦先生发表文章指出，区域国别学有三个特征：地域性、全面性、跨学科性或多学科性。①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学者意欲突破现有的学科框架，追求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境。

区域与国别

区域国别学由两个关键词构成：区域和国别。第一个关键词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有关。区域研究是对某一区域或国家的地文和人文进行综合研究并揭示其特质的学问，由于涉及对他者的理解，因而被视为“一种翻译形式”(a form of translation)。②“区域研究”对译英文是area studies，这个英文术语在日文里被译作“地域研究”。无论是中文的“区域研究”，还是日文的“地域研究”，如果将其回译为英文的话，应该是regional studies，德文即作Regionalstudien。③为什么是area studies，而不是regional studies呢？原来，region指地方、区域、地区、范围等，而area除此之外还有视域、功能之意。换言之，region是整体的一部分，area是与整体无关的自律概念；region有明确的领域与边界，area是特定意图和意识作用的产物。④区域研究因为有如上特点，其研究动机必然出乎当下的需求，研究对象也必然聚焦于重要国家或重要问题上。

第二个关键词与“国别研究”有关。“国别研究”旨在对一个个国家进行研究，似乎还没有涵盖所有国家的专门表述。国家既指前现代国家，也指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国家无论指涉哪种形式，取其最大公约数，无外乎疆域/领土、人民/国民、支配/主权三大要素。在中文语境里，“国别”应该指称的是民族国家，当国别缀上“史”字后，国别研究就成了国别史研究，国别史涉及前现代国家、主权国家以及民族国家。

从以上粗略的勾勒可见，在现行的学术体制里，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在内容上有交叉，均以国家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但是，二者在理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强作区分的话，较之国别研究，区域研究更直接地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战略或资助机构的对外需要。此外，区域研究的来历虽然可以溯及久远，但一般所说的区域研究起始于“二战”后的美国。从美国区域研究的问题意识看，Irish studies(爱尔兰研究)和China studies(中国研究)的所指是不同的，前者由于位于西方-欧洲而被归入国别研究，后者因为属于非西方-亚洲而被视为区域研究。因此，区域研究的“区域”不仅仅是自然的地理空间，还是心象的认知空间。现在中国学界提出“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具有或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和品格呢？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其来路。

区域国别学的来路

康德(Immanuel Kant)说，地理学是“世界知识的入门”。⑤16世纪以降，伴随大航海开启的全球化进程，经由“入门”知识，欧洲人进而获取了康德所说的包括人的知识在内的另一部分世界知识，逐渐建构起一套认知他者的体系，这是一种自明的欧洲凝视非自明的欧洲以外的“异域”知识。异域研究产生出各种学问，如埃及学、亚述学、巴比伦学、波斯学、印度学和汉学等，名称很多，其集合单数叫“东方学”(orientalism)。日本的“东洋学”是以此为背景出现的变异体。毋庸赘言，东方学有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批判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以欧洲文明为标准的“科学种族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内容，影响所及，甚至形塑了他者的自我认识，原本自他双方都视为“白色”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最后变成了自他眼中的“黄色”。⑥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东方学是经验观察乃至学科研究的产物，在知识累积上有其不可忽略的作用。

19世纪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世纪，以民族国家为旨归的学术研究促成了“国别研究”的诞生。在现代分科体制下，一个国家的历史属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政治、经济等分别被归入“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中，所谓国别研究是在各个学科之内进行的。回顾以往的国别研究，能够较全面呈现一个国家风貌的只有国别史，但国别史除去包罗万象、点到为止的“通史”外，实际上也被带着“史”字后缀的各学科所分割。

二战以后，对于新兴国家的出现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往的异域研究和国别研究无法对应，倡言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他者的美国区域研究呼之即出。在区域研究的框架下，美国学界生产出大量的论著，还发展出比较政治学、发展政治学等，奠定了当今美国在关于他者认识上的文化霸权。在我所熟悉的美国区域研究——东亚研究领域，有些人把美国的中国研究称为“汉学”(Sinology)，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不嫌粗暴地加以区分的话，与汉学偏重文本和过去相比，区域研究即使研究过去，也是基于当下的问题意识和经验的。比较一下欧洲汉学和美国的中国研究不难看到，汉学脱胎于人文学科传统，而区域研究则以社会科学为主要方法。前者如海底的世界，波澜不惊；后者似海面上的波浪，一波推一波，不断更换主题，建构新的理论。这背后固然有欧洲和美国权势的一消一长，更有美国基于实际需要对他者认识权重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各国对他者认识的需要，区域研究的方法也波及美国以外的国家。被美国视为区域研究对象的日本开始摸索基于自身需要的“地域研究”，1983年东京大学设立“地域文化”专业。与美国的区域研究不尽相同，日本语境里的“地域”有两层含义，一层指一国之内的地域，相当于中文里的“地方”，如日本中国学界的“地域社会论”；另一层含义指非西方国家，东南亚研究即为日本学界成果颇丰的一个“地域”。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二义作用下，“区域”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反思区域研究的局限：将非西方社会视为“被写体”，轻视了其内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西方亦非“自明体”，其自身也需要反省和再界定。由此一来，“区域”不仅不是静止的单位，还是认识自者和他者关系的方法，区域研究呈现出“再造”(remaking)的趋向。⑦

区域国别学的理念

国内名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论著大多着眼于国际事务和国际纷争，这些内容即使可以归入区域国别学，也不是区域国别学的旨趣所在。钱乘旦先生在其文中指出，区域国别学包含国际关系但不等同于国际关系，我对此深表赞同，这里接着略做铺陈。

在理念上，不应将区域国别学视为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之和，而应视为对二者的超越——我个人更愿意称区域国别学为区域研究的升级版。国别研究拘泥于既有的国家框架，是在给定的国家范畴内进行研究的。但是，伴随人的迁徙、物的移动，还有信息和资本等的流转，很多问题是不能在一国框架内研究的，有时需要在两国、三国乃至更大范围内进行跨语言、跨文化、跨国境的研究。区域国别学要想获得别异于国别研究的品格，就应该着眼于“跨界”(trans-border)。“跨界”是后民族国家的特征，区域国别学作为应时而生的学问，应从这一当下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出发展开研究。区域国别学的“跨界”和其来路中的区域研究不无关系，如上文所说，区域研究的框架带有主观意图，因而受到时代的、地缘政治的掣肘，其边界暧昧，内涵不确定，如东亚、东南亚概念即如此。区域国别学承袭了区域研究的这一特性，同时又受到国别研究的牵制。

如果说“跨界”是区域国别学的第一个特性的话，区域国别学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再中心化”(re-centralization)。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中国的学问，其研究必不可少地带有“中国中心”的倾向。应该承认，对他者的研究难免带有自我中心的诉求，问题在于是否具有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能力。西方世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美国的中国(区域)研究内的自我批判——如“在中国发现历史”，日本的中国研究中的“内在视角”和“作为方法的中国”等，均表明区域研究为了接近和理解他者不断在方法论上进行调适。而在区域国别学看来，“再中心化”是建立在自-他关系对等基础上的，因而作为方法的中心是相对的，并非一个宣扬霸权的学术装置。

另一方面，“再中心化”有着客观存在的“中心”做支撑。全球史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历史认识和叙事，但是，在由不同国家和地区构成的“地球”上，无处没有“中心”，确切地说是“中心性”(centeredness)。现代世界的资本市场有中心，地缘政治博弈有中心。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反省以往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叙事，试图建立多中心的、非中国中心的亚洲史，为此将亚洲历史划分为十个时期，结果发现每个时期都有挥之不去的中心性——中国。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是倡言去中国中心化的村井章介，由于这个经验，村井对近年日本部分学者喧嚷的解构“中心性”的“东部欧亚史”持批判态度。⑧

由以上区域国别学的两个特性可知，区域国别学既要关注以往国别研究未曾关注或不甚重视的问题——“现在性”，解释其由以产生的机制，也要着眼于超越国与国关系的问题——“区域性”，捕捉其未来的走向。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预设了区域国别学的第三个特性——跨学科(cross-discipline)。区域国别学要研究的问题不是从哪个学科派生出来的，而是来自其所研究的区域和国别；对问题的认识决定了选择怎样的研究方法，建构怎样的叙述理论。这样，自然要涉及多学科方法的运用，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归纳法有助于区域国别学处理丰富多变的主题。

区域国别学的实际

那么，应该怎样开展区域国别学研究呢？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区域国别学尽管有其“前世”——以往中国学界的外国研究，但根本上是一门新的学科，与美国的区域研究一样，是中国对外需要所致。如何建设这门学科，需要广泛的讨论和实践。在我看来，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区域国别学授予文学、历史学和法学博士学位的条文，既规定了这门学科今后人才培养的方向，也提示了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应有的取向。

区域国别学中的“文学”不是狭义的文学作品、作者和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而应理解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尤其关注于“跨界”“混杂性”(hybridity)等现象。这是有例可循的。在国外，“文化研究”常常被视为“区域研究”。在国内，“文化研究”散处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文学科中，主要在文学专业。文化研究在欧美是一门显学，涉及诸多学科，但在中国始终未能成长起来。如果区域国别学以文化研究为“文学”内涵，不仅可以凸显出别异于文学系或外国文学系的“文学”特征，而且因为给文化研究以合乎名分的位置，也有利于推动该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在区域国别学里，历史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有其独特之处。“国别”和“区域”是构成该学科历史研究的两翼。基于当下存在的一国史框架无法容纳的诸多问题，为探讨其来龙去脉，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应侧重于现代国家的“跨界”问题；而为探究此问题的由来，则须追溯现代国家之前的历史。构成区域国别学另一翼的是区域研究，区域国别学要拥抱区域研究的“空间转向”，⑨把区域研究的新观念注入其历史研究中。尽管上述两翼为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但若想让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历史学成为众所瞩目的领域，全球史和跨国史应该成为其主导方向。在现今“中国史”和“世界史”二分的历史学科中，从事全球史、跨国史研究的学者有着身份的焦虑：到底属于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将全球史和跨国史纳入区域国别学，既可有效地推动相关研究，也可消解学者们的不安。

在区域国别学中，“政治学”是最为活跃的一个方面，但其位置却极为尴尬，因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组织、政治思想等都是既有系、科当中不容“侵犯”的领域。如欲突出区域国别学中的政治学的特性，进而别异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区域国别学就需要强化对现实的研究，以便因应国家的重大需求，提供类似于“智库”的研究咨询。但在我看来，这只是表层的研究，应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一整套理论和方法。2020年出版的由阿·德·沃斯克列森斯基(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主编的《世界综合区域研究：专业介绍》是一本教科书。这本书重点介绍了区域化的内外因素和世界各区域的转型问题，分为三编十章。第一编“科学论述”有三章，分别为“全球综合/外国区域研究和世界政治中概念领域的形成”“区域空间的结构及其主要参与者、区域化和跨区域合作”“开放与封闭的、旧与新的区域主义；区域安全综合体”。第二编“国际关系学中跨区域政治分析的理论方法基础”，计四章：“时空范畴和宏观区域化的趋势；全球化和区域化，区域主义和区域一体化”“宏观区域化和区域综合体；区域类型、区域次系统和区域秩序”“综合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地理结构划分；具体基础”“世界政治秩序中的结构性分化以及东西方社会政治进程的特殊性”。第三编“形成综合方法以创建世界模型”，共三章：“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差异性解释和综合方法论”“相互依存和文化是综合方法的基础”“全球综合/外国区域研究在‘科学地图’上的位置；世界政治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检验’”。⑩这本涵盖面很广的教科书，既追踪了最新的事象，也提出了针对性的研究方法，对于规划区域国别学中的政治学研究无疑具有参考价值。要之，作为区域国别学的政治学应该关注政治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中的作用，捕捉区域单位自身伴随人与物的移动而产生的张力关系。

看到《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上出现“区域国别学”，有人欢呼，有人疑惑。欢呼者，主要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人，这些学人在固有的学科体系之外找到了共同的家园。疑惑者，主要来自上述三个相关学科，在一些学人看来，区域国别学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来客，尚有待观察。对于长期倡导跨学科研究的笔者来说，我们所从事的概念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关系密切，但和其他跨学科研究一样，在现有的学科制度里，其身份十分尴尬——雨打浮萍两不依。如今，区域国别学为跨学科研究敞开了一条宽广的大道；而区域国别学要想独树一帜，必须彰显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跨学科性格，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拿出非我莫能的标志性成果。

①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

②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L. Szanton ed.,ThePoliticsofKnowledge:AreaStudiesandthe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

③德文以Regionalstudien对译area studies，该概念在德文中的意涵与英文类似，参阅如下研究报告：Wissenschaftsrat,EmpfehlungenzudenRegionalstudien(areastudies)indenHochschulenundaußeruniversitärenForschungseinrichtungen, Mainz: 2006, S.7-9.

④山本信人编：《東南アジア地域研究入門》(3、政治)，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7年，第iv—v页。

⑤康德：《自然地理学》，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

⑥参见奇迈可《成为黄种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方笑天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⑦Jon Goss and Terence Wesley-Smith, “Introduction: Remaking Area Studies”, inRemakingAreaStudies:TeachingandLearningacrossAsiaandthe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⑧村井章介：《大会第二日“東アジア研究の現段階——境界·交流”の三報告を聞いて》，《歴史評論》2011年5月号，第94—99页。

⑨Katja Naumann, “Global History and the Spatial Turn from the Impact of Area Studies to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JournalofGlobalHistory, No.5(2010), pp.1-22; Angelo Torre, “Un ‘tournant spatial’ en histoire? Paysages, regards, ressources”,Annales.Histoire,SciencesSociales, 63eannée, No.5 (2008), pp.1127-1144.

⑩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в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М.: Магистр,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