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主要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工作的人，我当然关心有关区域国别的研究成果和前沿动向，但以往以区域国别为主题的研究讨论会，一般不会邀请文学研究领域的人参与，这可能和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一直由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学科主导有关，更和长期以来学科之间各筑壁垒有关。记得钱乘旦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有人将区域国别研究理解为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这是误解，也是不理解。区域国别研究是更大的范围，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是其中的一部分”。钱乘旦先生认为区域国别的“研究范围涉及一国、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民俗、军事、外交、语言、宗教等各个方面，只有通过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合作研究才能进行”，①可谓卓见。本次“区域国别学”拟增设为“交叉学科”大类之下的一级学科，并拟议该学科“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我想，应该是能够充分理解多学科合作的意义、能够从宽泛的视野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们的意见和建议起了作用。本次论坛在区域国别学将要作为一个学科正式起步之时举办，可谓恰逢其时，非常必要。

据我的有限所知，近些年来，区域国别学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热点，且大有成为显学之势，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科自不必说，尤其是在历史学科和外语类学科，各种以区域国别研究为名的研究中心和基地纷纷设置，其势头如雨后春笋。可以想见，增设为一级学科之后，还将会出现更加繁荣的景象，就学科发展而言，这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事，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可能会随之而来的问题和隐忧。比如所谓交叉学科，是否仅仅是几个学科的拼盘？以往也曾见到一些所谓交叉学科，常常是几个学科在形式上拼组到了一起，进入实际研究却仍然是各说各话。怎样才能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促使每一个相关学科都内在地发生变化，并进而形成跨学科融合的新范式？这肯定是有待探讨的新课题。就具体的制度安排而言，在区域国别学名下学习的学生，在需要授予学位的时候，究竟应该由哪些委员会按照怎样的标准来进行评价判断？仍然回到既有的法学、文学、历史学的学科评审体制，还是建立多学科综合的评审委员会？如果再考虑到学习区域国别学的同学将来的就业求职应该去对应什么专业，后续的问题就更多了。但我在这里不想更多讨论这些问题，而想把焦点集中到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问题上。

如同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近代学术知识和学科设置的区域国别研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背景之下甚至可以说是呼应其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如首先兴起于欧洲的东方学，如蔓延到日本之后衍生出来的东洋学、南洋学以及满蒙学，特别是二战之后兴盛发达于美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无一不带有帝国性和殖民主义色彩。这些产生于新老帝国的学术机构或战略及政策研究机构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知识资源的占有、学术规则的制定以及学术议题的设定方面，都占有垄断性优势，并且长期以普遍性的面貌主导着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知识？显然不能弃之不顾，但更不能照单全收，甚至奉为圭臬，而应该做认真的批判性梳理。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所谓欧美以及日本的学术界，其实并非全然同质，不能一概而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问世以来带动的批判殖民主义思想和知识体系及其生产体制的学术潮流，应该无需多说，如果稍微向前追溯一下，二战以前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及自由主义学者也曾发展出批判帝国主义的知识脉络，且在二战期间广泛的反法西斯氛围中得以发展，但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特别是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不仅马克思主义左翼知识分子惨遭整肃，连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也被指控打压，如知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欧文·拉铁摩尔，日本研究专家赫伯特·诺曼，都曾在此期间遭到检举和调查，后者甚至因不堪重压而自杀。②由赖肖尔主导的哈佛大学日本研究及其研究范式，恰恰是在诺曼的知识脉络被截断之后兴盛起来的。这当然不限于日本研究及东亚研究，而普遍存在于区域研究之中，就此而言，分析欧美以及日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潮和学术脉络上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已有知识，进行严肃的学术史清理，是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环节。

但同样重要却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在帝国主义时代处于弱势位置的国家和民族，特别是二战以后兴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长期反抗帝国主义和在多种层面探索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是否也建立了另外的知识传统？我认为这样的知识传统是存在的，并且已经产生出了堪称学术坐标式的经典文本，只是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和阐释，甚至长期被漠视和忽视。

最近和一些年轻朋友在整理陈翰笙先生的著述，所以在此谨以陈翰笙为例略做申说。众所周知，陈翰笙是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中国农村派”的理论指导者和组织者，同时也是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的重要创建者。关于后者，人们通常会联想到他196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室主任以及后来出任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经历，但如果全面考察陈翰笙的学术生涯可以看到，其实早在集中精力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前，他就已经涉足国际问题和区域研究。陈翰笙1915年留学美国，先后在波莫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读，后转到德国柏林大学，据他的口述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所言，当年他选修的课程有美国宪法史、埃及古代史、世界经济等，而他在1921年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则是《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1924年陈翰笙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欧美通史、美国宪法史等课程，并在《现代评论》等杂志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在此期间受李大钊影响，他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且为共产国际的刊物撰写文章。1927年他为政治避难前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这些经历表明，陈翰笙在学术知识、理论方法、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的经验等方面，都做了非常坚实的准备，具有相当充分的条件，所以，后来才能写出一系列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名著。

在此谨举其中的两部。第一部是《帝国主义工业与中国农民》，此书最初刊行于1939年，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太平洋问题调查研究丛书之一，是用英文写作。此书的研究和写作实际开始于1934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遇难(1933年6月)之后，陈翰笙被迫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因为在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学术活动中获得好评，他接受了该学会设定的关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研究委托。而在实际进行的研究中，陈翰笙没有像林语堂写《吾国吾民》那样一般化地描述中国人，而是选择了美种烟草(也就是从美国引进的烟草)种植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作为调查和分析的对象。初看起来陈著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调查报告，但因为著者本人具有的多学科知识背景和分析能力，他很自然地把社会学和历史学、经济学的方法结合了起来。陈著首先扼要追溯了烟草作物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然后便用主要篇幅考察卷烟业“作为近代工业生产进步的表征”伴随着“中国和近代世界商业接触”而进入中国的过程，细致地分析了在“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20世纪，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国际金融资本对外输出的强烈欲望，如何促生了“英美烟草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并进而指出，无论从生产成本还是市场销售方面考虑，这些跨国公司都不能满足于把卷烟成品销售到中国，而是要“在中国制造卷烟以供应中国市场”，所以产生了把原料生产本地化的需求，美种烟草的种植也就由此产生。陈著集中考察了跨国烟草企业在中国的山东、河南、安徽等地选择的美种烟草种植区，并特别指出，这些地区之所以被选中，不仅因为其土壤、气候和降雨量适宜，还因为这些地区大都位于胶济铁路、津浦铁路等“沿现代交通干线”，并且货币经济也都较其他地区有所发展。如果仅仅从“现代化”的观点，这些现象当然都会被描述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表征，但陈翰笙更关心的是这些“现代化设施”如何为跨国资本的进入准备了条件，特别是英美烟草公司等跨国资本所主导的烟草种植进入这些地区之后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影响，给区域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其考察的焦点是哪些阶层在此变化中受益，哪些阶层受损。可以说，陈翰笙的这部著作，是把对跨国资本和本土区域社会结合起来考察的典范，虽然调查区域锁定在中国国内，但实际做的是跨国跨区域分析，是我们今天进行全球史和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参考的先行成果。

另外一部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从题目即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典型的区域国别学著作。这部著作的产生同样具有一定的传奇性。1944年陈翰笙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而前往印度，在德里大学从事研究。在大约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不仅系统研读了有关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的档案文献，还多次到印度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深入到农村地区做田野考察，结交了印度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1946年陈翰笙离开印度前往美国，先后在几所大学从事学术研究，1951年回国之前完成了印巴区域经济研究的英文书稿。这部著作同样是社会学调查、历史文献研究和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产物，而陈翰笙确定的划分印巴经济区域的标准，既包括地形、水利、耕作方法和农作制度，也包括土地制度，认为“这是区域化的一个关键”。这部书同时还关注该区域的一般经济发展，特别是近代工业的发展情况。陈著的观察视点和分析方法，无疑是著者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渊博的多学科知识、丰富的国际区域研究经验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经验的综合结晶，与同时代多数南亚研究学者仅仅根据地形、气候和人口分布情况划分经济区域的做法明显不同。此书中译本195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版则直到1996年才由巴基斯坦卡拉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读过英文原稿的美国著名南亚研究家丹尼尔·爽纳(Daniel Thorner)早在1956年就在学术研讨会上介绍了陈的观点，并将之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参考。③

陈翰笙和他的区域国别研究著作当然不是偶然的个例，回顾和整理这个知识脉络和传统，在今天尤为必要。

可以预想，随着一个交叉学科的正式设立，区域国别学会引发很多相关学科的响应。如果考虑到近年已经有好多学校在着力推进英语以外的所谓小语种或曰多语种学科建设，今后对“小语种”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肯定会有所强化，但我们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究竟应该怎样培养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才？把掌握所欲研究的对象国语言作为必要前提，要求学生到研究对象国做田野调查，同时也安排学生到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专业学习，这些环节也许都有其必要性，但同时也应该自觉追问，是否可以把这些国家和地区仅仅视为考察的对象和资料的来源地，甚或是用所谓国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型作为分析的标本？我想，能否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本土经验、知识和思想充分发掘出来，引进到我们的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知识谱系和理论分析视野之中，将是我们能否走出与欧美和日本已有的区域研究不同道路的关键所在。

①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

②关于诺曼其人及其研究业绩，参见加藤周一编《ハーバート?ノーマン 人と業績》，岩波書店2002年。

③参见陈翰笙《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中文版序；另参见孙培钧《陈翰笙先生对中国南亚研究事业的巨大贡献》，《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