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简单谈一下今天带来的题目——“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他山经验”，之后再向大家汇报一下东北师范大学东亚史研究的有关情况。

我之所以关心“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他山经验”，是因为area studies是来自于英语世界的语词。事实上，只有需要人们做这种研究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概念。西方的这一研究传到东亚后，日本首先起步。同时，也有一个现象需要我们注意，即东西方国家在展开区域国别学研究之前，是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本科生培养阶段的，也就是为未来的研究做好人才储备的基础环节。所以早在1949年，东京大学就成立了教养学部(基础部)。在此基础上，又以大学院(研究生院)为中心，开展起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为核心内容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工作。本科生前两年在教养学部的学习规划有点像中国当下的大类招生，即前两年根据兴趣学习，课程分文科一类(以法学和政治学为中心学习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深入理解相关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的知识，培养学生对人类和社会的广泛见识)、文科二类(以经济学为中心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深入理解相关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的知识，培养学生对人类和社会的广泛见识)、文科三类(以语言、思想、历史为中心学习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深入理解相关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的知识，培养学生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见识)、理科一类(以数学、物理学、化学为基础学习数理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对自然基本法则的探究心，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理科二类(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为基础学习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理科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对自然基本法则的探究心，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理科三类(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为基础学习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理科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对人类的探究心，深入了解生命与社会的关系)，两年后有了固定方向后再选择学部。等本科毕业后再到相关学部去考取大学院生(研究生)，攻读硕士或博士课程。1983年，东京大学成立了综合文化研究科。研究科中，有地域文化、超域文化和广域文化等不同研究方向。但是，这种综合，并不是漫无边际的综合，更不是把所有的学科都汇集起来的杂烩式综合，而是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将相近学科彼此打通，然后在更深层的学理熔接基础上逐步推进的综合性研究。比如超域文化是研究人类学、表象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地域文化是研究国别史、区域史和文明比较史学的，而广域文化则更多倾向于理科或文理交叉的研究等。换句话说，它是按照某种同类框架来具体展开的综合而深入的学术研究工作，以及能够提供这一保障的体制机制配置。从教养学部成立到1983年设置综合文化研究科，这中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积累，因而专业培养过程与学科建设工作也实现了很好的衔接。对我们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启示。或许有很多事情往往不一定都要自出机杼，有些国家先行的做法已经为我们交了学费，也有了教训。有时，只要适合中国国情，很多现成的经验使得我们没必要去重新试验，重走弯路。而且，现在也的确到了中国进行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时候了。在如此关键的历史节点，除了研究者特定的立场和站位外，似乎也没有时间再让我们去另起炉灶了。换句话说，与先行研究者的唯一不同点是，过去是他们在研究，而现在已轮到了我们。

跨国研究、区域研究甚至跨域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过往的历史本身就是立体的。不进行这样的研究，事实上就等于向学界告白了自己研究的不完整和意义有限。倭寇的研究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各国都关起门来，找几个孤立的个案随意联系一下就算完事，那人们就永远也看不到扑灭东亚寇掠者背后的超经济政治强权，以及这种区域性强权联合系统是如何有效地“规避”了由东方人去开辟新航路的任何可能性。

2001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归国后，我便一直在东北师范大学尝试区域国别史的研究工作并组建了国内外约60人的团队和合作者组织。转眼间20年过去了。接下来我想简要陈述一下东北师大的研究情况，也算是一个简单的汇报。

东北师范大学东亚研究院，是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也是高等学校学科创新研究基地(“东亚学创新引智基地”)。归国后我发现，在国际学界已熟视无睹的区域国别学，对于今天的中国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也到了研究这一领域的历史阶段。经过长期的沉潜式研究，东北师大历史系已被教育部历史学部布局分工为国内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点，而且一直以来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也非常肯定和支持这一研究。迄今为止，该研究的支撑平台，除了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东亚研究院和东亚学创新引智基地外，还有全国三家双一流学科之一的世界史学科、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历史学)、世界史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智库索引(CTTI)首批来源智库、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等机构。2008年，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东亚史学”及由此而组建的东亚史学团队，全面展开了东亚研究计划。团队成员的学缘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做到了疏密有致，序列合理。在东亚研究的强力推进下，在学院世界史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东北师大世界史学科在2017、2018、2019三年间，以软科第一的成绩，蝉联全国世界史一流学科排名榜榜首。2021年，在教育部首次一流学科建设周期评估的七项指标中，东北师大世界史除最后一项“成长提升程度”被评为“第二档”外，其“整体发展水平”中的“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总体情况”“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六项指标，均位列“第一档”，成为国内三家世界史一流学科中唯一可以申报“教育部一流学科培优行动”计划的单位。

回望走过的路，有三点小结向大家汇报。

首先是“强化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乃区域国别学的生命线和出发点。但这种研究与其他基础研究有所不同，它需要“淡化时代区隔”“突破国界限制”“打破专业壁垒”等“打破三际”(代际、国际、学际)的研究视野，需要摆脱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分断，国家主义的国族切割和现代学科的分类阻隔，需要在“文明生态”的意义上，恢复东亚史牵连互动的历史本然。

其次，“因应现实需求”，是区域国别学研究领域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些年，我们提出了“学术戍边”和“突破学术岛链”等理念，同时，面对中国的国际化大问题，我和上一届世界史学科评议组成员还对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地区国别研究状况进行调查和摸底，发现区域国别研究者多驻守于边境地区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布局事实。中国有陆路和海岸边境线约计5万公里，东北地区所对应者，自然是东亚国家(包括俄罗斯远东部分、蒙古国)和地区，而环绕在中国西北、西南或东南一带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象，也大致因方位而异。这意味着，区域国别史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领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刚才说到的“学术戍边”，是指从事国家边疆、周边邻国和区域关系的研究人员及相关工作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区域安全而自觉承载的学术责任和职能担当。这项工作，与民族主义无关，却与和平安全和家国情怀有关。东北师范大学所处的东北地区，国境线漫长，区域国际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亟需学术工作者在学理法理上、国家战略上、地缘政治上、国际关系上把历史说清楚。当年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堪称先贤典范。他1907年来东北的目的原本是想动员革命，结果却意外发现了日本欲利用合并朝鲜之机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阴谋。他于是搁置革命，开始深入学理法理调研工作。这是一个典型的区域国别史研究工作。为完成这项工作，他发挥了自身具有丰富的国际法和东亚历史知识的优势，穿梭于东北、朝鲜和日本之间，并写出了一决中朝边境问题的6万余字鸿篇——《间岛问题》。“间岛”，是当年日本人对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中国延边领土的单向称谓，包括今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市。在《间岛问题》中，宋教仁首先厘清了所谓“间岛”的领土主权历史。他通过大量的文献，尤其是朝方文献，证实了“‘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通古斯人之传来取得者，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人民亦无丝毫之关系”等事实；其次，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向为中朝两国天然边界，古往今来，早有定谳，毋庸置喙；第三，必须尊重康熙五十一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中朝划界的历史事实。他精心选用了两种朝方文献——《通文馆志》和《东国文献备考》，有力地证明了当时两国官员曾在长白山共立石碑并镌刻“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字样于石碑之上的历史经纬。由于这丝毫也不违背国际法边界条约的史实使“间岛当为中国领土，其条件已完全具备”，于是有后人记录曰：(宋教仁)“精舆地学，曾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得之，间岛交涉，得以不败(1909)。清政府欲请先生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也说：“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望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宋教仁只“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徐血儿：《宋渔父先生传略》)然而，宋教仁成功的学术戍边工作，却并未成为日后中国涉外纠纷时可供效法的恒例。对此，《禹贡》杂志主编冯家昇先生曾大为感慨：“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间宣传他们的‘满蒙非支那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同时日本人为了实现此种基调起见，就雇用了大批学人专门致力于‘满鲜学’或‘满蒙学’，研究的成绩很能独树一帜”，“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不论古今，不论哪一科，无不有突飞猛进的成绩。返看我国，事事落后，又事事颟顸，真不禁令人长叹息！按：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冯氏在如此复杂的心境下，甚至吐出了下面的忧惧：“凭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成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作的几种小册子，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王中忱：《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试论〈禹贡〉派学人的“疆域”史观与日本的“满蒙”言说》)他所说的“国际联盟”一事，指的是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对日本霸占东三省事件的“国联”干预行动。在这一干预下，日本吞并东北的法理前提，已被根源性地取消。不过据研究者称，在决定李顿最终态度的问题上，来自中国的上千封民间请愿来信，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张生主编：《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

至于如何“突破学术岛链”，恐怕也是我们今天需直面的大问题。“岛链”，原指地缘政治上的军政分割线，是冷战格局下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地政隔离墙和价值隔离墙。“第一岛链”，一般指以日本群岛为核心的链形岛屿带。将这一概念平移到学术研究的空间，则“学术第一岛链”还成为封堵中国话语对外传播和正义伸张时的顽固性学术障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与该“岛链”的封堵关系极大。现在西方人说到中国问题时，宁可听信第一岛链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声音，也不愿听取中国本土的解释和说明，已造成事实上的对华“话语封堵”。这种封堵，还常常出没于为数繁多的逻辑陷阱中。例如沟口雄三就讲，“你们中国人总让日本人反省战争，但是战争根源于明治维新，你们对明治维新的尊崇和对战争的谴责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我给这种辩诘起了个名字，叫“沟口雄三之问”。此外还有“竹内好之理”，即：帝国主义不能裁判帝国主义——如此舆论，显然是在对远东国际法庭的对日审判结论表达不服。2018年1月29日，东亚研究院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同一天发声——《“学术戍边”的理论与实践》和《善于突破“学术岛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突破日美的围堵，秉持严正立场，同时也需要关注半岛个别人的对华疆域想象及其向欧美世界所散布的有违国际法规则的不当言论。

接着，便是东亚“一带一路”的问题。我本人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有一定的个人色彩，说出来仅供参考。在我看来，因为是先有了东面“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圈(TPP)的封堵，我们才向南、向西寻求国际贸易通道和对外交流干线的。但奥巴马下台后，由他制作的TPP圈，已被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解散，并为可以阻断中国“一带一路”西向发展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圈(TTIP)所取代。于是，那些一度加入TPP圈的国家和地区，几乎一瞬间就变成了“环太平洋弃婴群”。当世界都在瞩目是否由中国来接续这一圈域时，日本显然利用了这一犹豫，乘机霹雳接手了TPP并变身为新TPP的接力国甚至发起国，中国于是申请，并加入了日本主导的TPP。抛却主动被动的问题不谈，东亚史上的丝路文明意义，显然不仅限于经济互惠，它还体现为文化领域和心灵世界的相互交流与润泽，特别是后者。日本的电视节目《新丝绸之路》上说，“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之路，它更是思想之路。日本清凉寺的一尊佛像，据说最早由鸠摩罗什从印度负载至中国。由于最终落座于京都，所以日本人喜欢说“丝路的最东端其实在日本”。这意味着，日本国民对丝绸之路的感觉可能比我们还要刻骨铭心。当看到那些虔诚的信众在口诵鸠摩罗什的大乘译本和三叩九拜的参禅行状时，“一带一路”的往古记忆，其实还给东亚复原了醇厚悠长的历史通道。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工作。这是某个单一问题的研究者所无法想象的，其未来目标，也自非浅表的格致工夫所能理解。培养亟需的“国际化人才”，需要有精深的专业基础训练，而这些训练当中的重点，很多都要落在对各种小语种能力的培育和加强上。它要求培养机构不仅要开设朝鲜语、日语、俄语、满语等小语种，还要开拉丁语、希腊语、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等业已被国家列为冷门绝学的古典语言。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研究还需要培养“行走的历史学”等研究志趣。甲午战争120年祭时，东亚研究院师生背起行囊，先威海、再马关、后台湾。其意义，只有与整日面壁书本者相比较，才能得到凸显。而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最终理想，似尤为重要，即如何在古今东西文明的交汇碰撞中萃取出一个与既有文明形态息脉相连的“新文明体系”。这一体系，可以被表述为近代以来形成于文明交汇区域、以熔铸各文明优长为特征的观念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它不需追问纯然的自我，因为自我与外来已无法拆分；也无需苛察体用的畛域，因为体和用已融为一体。

二十多年里，我们和大家联络很多，有许多跨国跨界的合作单位，也收获了无数长期支持和帮助我们的良师益友。这符合我们的研究理念，也符合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向，更有益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它代表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