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海侠

（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一、解放战争时期农村社会贫困状况

近代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村满目疮痍、饥民遍地，急需救济和恢复。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农业生产继续受到战火侵扰，农民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威胁，有战争就会产生大量难民，战火中难民数量激增。国共和谈失败后，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实行“戡乱总动员”，将战争引向解放区，1946 年9 月，国民党军队向华北的中心地带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短时间内制造了77 万难民［1］。1947 年春，国民党军队向华东的山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仅鲁中地区就有17 万农民群众被国民党抓走，造成120 万亩土地荒芜。1947 年3 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导致陕甘宁边区150 万人民被洗劫，50 余万亩耕地被破坏，23 万件农具被损毁，极大破坏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2］1947 年9 月，国民党军队在进攻胶东地区时，更是“以刀砍、斧剁等残忍手段，杀害干部、群众5 000 余人”［3］。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致使农民流离失所，完全丧失了生产和生活资料，使苦苦地从抗日战争中支撑过来的解放区军民再陷战火之中，难民人数众多，规模庞大［4］。

除战争因素外，这一时期的严重自然灾害，更造成了大量受灾农民。由于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工具及生产手段较差，农民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极为有限，各地旱灾、风灾、水灾、蝗灾等灾荒对农民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威胁，农民受灾后自救能力较弱。解放战争5 年时间内，仅山东全省受灾就达到320县次，其中旱灾65 县次，水灾161 县次，风雹灾41 县次，病虫灾48 县次，地震等灾害5 次［5］。同时国民党当局制造“以水代兵”的阴谋，提前在花园口堵口，造成汪洋黄河水倾泻至解放区，“平阴四区淹没村庄12座，毁良田6 300 余亩，房屋3 000 余间，损失粮食380 余万斤。至渤海全区则已淹没良田17 万余亩”［6］，导致黄河下游60 万居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陷入无家可归的流浪困境。天灾人祸使得这一时期解放区出现了大量难民潮，迫切需要进行社会救济。

二、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村的社会救济工作

（一）积极向联合国救济总署争取“国际救济”，协调各方力量进行农村救济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抗战胜利后，为了抚平战争创伤、重建生活家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于1943 年底成立，并制定了《联合国救济善后公约》。中国因受害最严重是急需救济的对象。因接收和分配“联总”救济物资的现实需要，国民党政府于1945 年初在重庆成立“联总”中国分署，即“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于1945 年7 月在延安成立（简称“解救”），1946 年8 月，“解救”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

在“联总”安排下，“行总”和“解总”共同对中国地区进行社会救济，在如此复杂的环境和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国际援助，通过各种渠道发声，尽最大力量为解放区争取救济物资，并切实将争取来的救济物资分发给老百姓，这同国统区的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按照“联总”的章程，“联总”向中国地区发放救济物资，应以现实需要为主，不区分政治派别、公平地援助受战争破坏的地区。这个原则，在中国一开始没有得到实现，国民党政府想方设法对本应运往我解放区的物资多番阻挠，受灾最重、最需要救济的广大农村群众深处水深火热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联总、行总开展善后救济工作，从“联总”对中国区的救济物资分配、运输、使用等多方面积极争取、努力作为，如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联总向鲁青、东北解放区、冀热平津、晋察绥根据地运送救济粮食134 405 吨［7］，并且在内战期间地面交通断绝封锁的情况下，争取到联总以飞机空投的方式对解放区进行物资救济。1947 年1 月28 日开始连续20 天内，联总从平津两地调集52 架次飞机，投放被服类4 111 包给晋察冀解放区［8］。因国际救济相对所需而言还存在很大缺口，且物资运送渠道和时效等存在诸多障碍，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解放区受灾民众进行灾后自救，及时动员领导民众抢救受灾农田、房屋等，千方百计恢复生产、重建生活家园。

（二）引导民众进行“以工代赈”

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战争时期救灾的经验延续到解放区治理工作中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既满足生产需要又实现对灾民的救济，男性可以在修路、复堤、交通运输、码头运输等劳动中换取报酬，如1948年3 月大众日报报道“莒沂、莒北、莒县等5 县3 月运粮不完全统计，民工运粮340 余万斤，提成粮80 余万斤，提成比例达23.5%。”［9］由“以工代赈”的方式给受灾的农民提供了救助粮食，不仅审时度势地解决了这部分灾民的救济问题，也通过劳动异地调运粮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解放区政府也为女性劳动者提供了“纺织”“做鞋”等工作机会，如沂北县妇女一个月“做鞋1.5 万双，得工资粮食13.2 万斤”［10］。“以工代赈”促进了劳动力的就业，不仅对灾民脱困起到了帮助，也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三）协调力量开展“社会互济”

战火摧残叠加自然灾害，解放战争时期农村地区灾情出现普遍严重态势，解放区政府在财政确实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号召民间进行救济，作为政府救灾的补充部分，政府号召群众“进行劳动互助生产，进行群众的社会互助互济”，“要迅速进行社会互济，进行本村互济、本乡互济、本区互济、本县互济”［11］。在社会互济过程中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有序、可控地开展民间互济，争取有粮户利益不受损失，缺粮户能度过暂时的困顿。这种由政府出面，有粮户借粮给政府，政府再低利借给灾民，组织召开农会和灾民、粮户会议，商议借粮办法、数量、借贷手续及归还办法的做法，在解放区的“社会互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灾民谈到“按照灾情这样严重，要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决心生产救灾，我们是很难活过来的”［12］。

（四）组织村民进行“生产自救”

“生产自救”是解放区政府领导组织民众有序开展生产应对饥荒的重要举措，在战争及自然灾害的多重摧残下，解放区农村地区灾荒问题十分突出，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如鲁南地区在1948 年“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民嗷嗷待哺”［13］，解放区政府全力号召农民群众“生产节约备荒救灾”，“应坚决实行生产自救的基本方针……政府以一切方法去动员组织党内外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14］。在救灾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坚强领导、有序救灾，赢得了民心，巩固了与农民的关系，积累了救灾经验。当时国民党内部甚至流传到“共军百万易抵挡，就怕整党和救荒”［15］。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饱受战火和自然灾害摧残的农村地区进行坚强领导，根据具体问题开展实际救济工作，不仅使得农村地区生产生活得以恢复，赢得了民心，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真正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宗旨，千方百计解决农民最迫切的生存以及发展问题。深刻学习百年党史，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能够使我们在新时代农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征程上更有信心、更有方法、更有成效，助力从战争年代农民经常要依托社会救济的生存困境状态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民实现全面美好生活、共同富裕的中国发展奇迹的彻底转变。

三、学习党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村地区的领导和救济工作，为今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方法论意义。

（一）在社会救济中注重多方社会资源的整合

社会救济事业是保障民生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兜底性制度安排，尤其是对因突发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一时生活难以维系的人民群众有着济危助困的重要作用。社会救济事业关涉广大人民的基本民生，所涉及范围较广、费用较大，单独依靠政府力量难以有效推进，需要调动多方力量、整合多种社会资源，更好地投入到社会救济事业中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设立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进行斡旋，在战争时期极为复杂的环境和背景下积极争取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国际援助救济，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整合国际国内多方社会资源共同进行社会救济，挽救受灾群众于危难之中。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积极同联合国组织合作共同推进我国减灾救灾工作，2006 年国家减灾中心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合作，在资助研究、救灾培训、投资社区设施建设等方面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2009年底国家减灾中心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开展了“农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项目”，为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灾害风险、灾害复原、整体改进等方面提供了科学指导。2007 年以来，国家民政部门积极开展与亚洲基金会的合作，改进我国在备灾、赈灾等方面的管理。［16］通过同国际社会组织交流合作，不仅实现我国对国外社会救济经验的熟悉了解，也将我国的社会救济经验传播出去，推动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尽快恢复并发展生产是社会救济的重中之重

社会救济的方式有多种，按照救济手段不同可以分为资金救济、实物救济、服务救济等，按照救济时间长短不同可以分为长期性救济、暂时性救济、周期性救济，按照救济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生活救济、住房救济、教育救济、医疗救济等。其中最常用的是直接发放救济款及救济物资，这是暂时性救济中最简单的救济方式，救济效果明显。同时也应该发现，针对长期性救济情况单纯发放救济物资只能救急，对长期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帮助有限。北欧等高福利国家在社会救济时进行了现金救济的一系列安排［17］，对救济资金的过度依赖也是瑞典等北欧国家高福利病的表现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救济制度改革从扩张型补救模式向有限救助模式转向，更加印证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18］。社会救济要对灾害情况进行合理评估，从实际出发，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选择恰当的救济方式。

解放战争时期频发的自然灾害同战争灾难及劳动生产率低下等多重因素深度叠加，解放区的财力消耗极大，解放区政府和民间能投入灾民救济的财力物力缺口较大，解放区政府在“发放急赈”“以工代赈”“社会互济”安抚民众解决暂时困境的同时，积极组织受灾农民进行生产自救。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的救灾方针是“生产救灾”，在“救济有限，生产无限”救济原则的指引下，及时动员组织民众抢救受灾农田、房屋等，千方百计恢复生产重建生活家园。在备耕时节，帮助群众协调解决耕牛、种子等问题，在收获时节，抢抓农时帮助群众及时收获。在农村扶持农民根据地方发展特色开展饲养牛羊、土纺土织、扎花榨油等农副业生产，这些有序恢复并发展生产的措施不仅救济了灾民难民、帮助受灾群众从阴霾中走出来，同时密切了党同农村的联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拥护，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了政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解放战争时期“生产救灾”的宝贵经验在之后农村社会救济事业中得到了发展，1983 年，全国民政会议明确提出救济方针为“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助和扶持”［18］。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高质量发展生产、实现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三）织密保障网健全农村社会救济制度

解放战争时期，农民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受战火影响最直接最严重，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维护农村的稳定和优先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革命实际情形的最深刻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始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暴力和福利的交换”理论，一定地域中存在大量的贫困现象，贫困者将对社会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同时根据边际效用理论，低收入者消费边际效用较高，高收入者消费边际效用较低，社会福利取决于社会中最低收入者的效用，提高最低收入者的效用能够显著增进整个社会福利水平。

农业的生产特点、农村的自然条件、农民的收入来源等多重因素造成了农民对灾害的防御能力较弱，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绝大部分在农村地区。迫切需要织密社会保障网，关注农村困难群众的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合理定位社会保障的水平及方向。农村困难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承受着各种压力、面临着各种困境，把握不好极易受到社会歧视，甚至产生不良后果，需要健全包括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解决农村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公平问题，使他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生产、生活等方面得到有效保障。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克服了无数困难不断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一环，需要深入学习百年党史，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