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引言

哲学在探讨“存在”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走上对知识探讨，可以说知识体系是为“存在”问题服务的。巴门尼德“思维即是存在”思想，体现出“存在”展现真理的道路，即是揭示存在本体的道路，因此只有确定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才能确定存在与不存在的界限。“哲学知识的科学性在于知识内容是否科学、知识方法是否科学以及知识形式是否科学的辩证统一。”［1］只有将知识作为单独的主体，科学确定知识的研究对象，确立明确的研究方法以及符合知识本身的表现形式，才能说明哲学知识的科学性问题。［2］86因而探究知识的起源、发展与现在可以更好地明晰知识的科学性方向，为现代知识的学科融合点明发展契机。

一、自发的知识

知识作为人认识世界而保留下的经验内容，反映出人与世界辩证发展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实践生产活动，所以它是人表达自由意志的方式。”但是最初人们对于知识的探讨还处于感性阶段，认为知识只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所形成的印象。这是一种自发的知识，人对于知识产生并没有太重要的作用，人只能被动地接受世界的刺激。

哲学最初表现为自然哲学，即认为哲学就是研究人所生存的自然世界，因此最开始的本体论研究中会得出水、无限定等具有自然属性的实物作为研究对象。［2］101但是这样的对象处于一种流变的过程中，并没有本质规定，这样的存在作为一种过程性的存在，缺乏普遍性意义下“真”的内容，哲学对于这样的“存在”，认识到的只是一种虚假的知识。赫拉克利特的火作为具有辩证思想意味的理论，体现出人最初对于自然秩序的赞美。“他认为燃烧时的火作为一种动态的‘有形与无形’结合，体现出无限与有限的统一，真实世界应该在一种具体客观规律和原理的作用下，有序地变更演替。”［3］56他把这种规律称为“逻各斯”，认识逻各斯就是认识世界万物的本质规律，因此他注重从客观事物留下的感性经验出发来认识逻各斯。恩培多克勒继承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提出“四元素”作为世界的本源材料，是“存在”的原始之基；并提出“爱和恨”作为四元素的动力，推动四元素幻化成世界万物。［3］60-62他认为认识是由于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作用，因为人和世界万物都会发散出一种“粒子”，相同的粒子会在人的感觉器官交流的孔道中相遇，由此产生对世界的认知，而且人的状态也会影响知识的真与假。［3］65-68可见他们对认识的态度都是伴随着谈论世界本源而引发，并没有具体把认识单独分开来探讨，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思想。而且这样的认识方式大都拥有一种猜测的意味，没有提出具体的认识方法去辅助认识活动，也没有探讨认识的知识具有何种特性。这样的知识由于哲学家不自觉的探讨方式，而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

智者时代，知识被下降为一种主观意见。他们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主观思想，知识并没有其本真状态。人的主观推测和道听途说也被认为是知识的来源方式。这个时代的智者把知识当作一种谋生手段，靠着高超的诡辩技巧来赢得社会地位。苏格拉底看到当时的情况，创造出助产术作为激发知识产出的手段，运用反复谈话、激发理论矛盾来寻找知识的普遍性质。“但他却认为知识只是关于道德，人不能认识关于世界万物的本质。”［3］78他的徒弟柏拉图创造理念的学说，认为“理念”［3］101是知识的本源，作为知识的基础保障，只能运用“回忆”在灵魂中把握。柏拉图运用理性能力探讨理念的“一与多，无限与有限”等辩证关系，保障了知识的普遍形式，赋予知识形式上的“真”，但是却由于运用理性逻辑不够规范，导致理念的关系自相矛盾。亚里士多德继承柏拉图的逻辑，创造出辅佐逻辑的思索方式，运用“三段论和十大范畴”引导理性的逻辑思维，这样的逻辑思考方法为近代认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知识慢慢走向由自发向自为的转化道路。

最初，哲学在讨论本体论的方向上，会不可避免地引入认识论，这是由于人们在揣测世界本源的时候，也在揣测怎么样认识本体的性质。“但是在本体论的探知过程中，认识论呈现一种萌发状态，对本质的认知是一种大致，模糊的观点，并没有进行细致的谈论；而且认知的对象也没有加以划分，认识活动中认识方法、认知对象和认知主体并不加以区分，体现出迷雾笼罩的边缘化发展趋势。”［3］152-157因此哲学在本体论的探讨中，知识臣服于“存在”的活动摸索中，这样的知识是一种禁锢于本体论下的自然状态，所以知识在智者时代会出现一种大混乱局面，他们进行着世界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能说的“认识游戏”。苏格拉底等人虽然认识到了智者时代，知识出现的巨大责难，并运用方法加以引导知识的形成，但是却忽略探讨“知识和人主体”的关系，这是一种缺陷下的极端发展，也表明其时代所受本体论思想的巨大影响，导致哲学家处于自己的历史迷局，难以逃脱认知范围的宿命。

二、知识由自为转向自在

认识是保证“本体论”［2］152被正确认知的道路，认识活动作为理解“存在”的意义活动，具有其独立的价值地位，认识的真与假有关于“存在与存在者”的本末关系，因此近代哲学继承苏格拉底等人的思想，认识到知识的产生需要逻辑理性的指引、更需要运用科学的规范方法指导理性的创作活动。因此在这一思想方式的转变下，使得近代哲学开始进入认识论的发展阶段。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继承前人的观念特点，由于对经验的重视程度，哲学家主要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阵营；但是在发展中却又异于前人的思想，他们把认识当作主要的主题，运用多种方法去揭示认识的本质和特点，使得认识走向一种科学的自在自为之路。

理性主义以笛卡尔为开端，他们告别了中世纪对上帝的认知追求：“认为上帝作为全能、全知的存在，人的认知根本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状态，所以人不能够直接认知上帝的全貌；但由于上帝创造万物，使得世界万物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人可以通过认识有序的自然界而感受到上帝的伟大。［3］172-176”近代科学倡导理性高于信仰，把上帝的位置悬置，孤立在人的认知范围之外，确立认识的对象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这是一种进步的认识观。理性主义者认为上帝作为“全知”的代表，人的认识能力来源于上帝，而外界的知识是一种现象之路，其材料虚假、无用并未具有知识的本质，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就是上帝留在心中的理念，知识的任务在于揭示出理念之间的关系，这是认识上帝伟大之处的唯一途径。［4］在对柏拉图“理念”的信仰与批判下，他们否认知识来源于客观世界的刺激，虽然他们并不否认客观世界，但是认为客观世界并不是知识的真正来源，不能保证认识的“真善美”基础，唯有上帝在人心灵留下的理念才是最本真的知识。承接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们推崇的认识方法是逻辑三段论、矛盾律等逻辑方法，认为认识达到的清晰明了程度，便掌握了“理念的知识”［4］。但是这样的知识无法解释理念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的方式，最后只能以一种唯心猜测的果断论结束知识的总结，使得知识的普遍性大大降低，知识再也体现不出上帝的清晰自明性。后期发展中，笛卡尔提出“松果腺”［6］76到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都是在为知识的缺陷寻找补丁，以便使得知识的理论体系符合逻辑，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认知与实践的关系，只能停留在自己的大前提下缝缝补补。

经验主义的观点不同于自然哲学的朴素唯物思想，他们虽然也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是这样的经验是一种绝对的经验，知识的每一步形成都必须是经验的组合，不能运用理性逻辑的辩证思想来填补经验的隔阂地带。洛克提出知识来源于客观事物产生的印象，人们在认知活动中如同白板，知识就是客观事物在人心留下的刺激，这样的刺激最后形成经验的知识。洛克认为知识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客观事物是知识“真”的体现。［3］232-236同时代贝克莱将经验教条运用到底，其认为知识只来源于感觉经验，经验与客观物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经验是独立于外界事物的，外界事物是广延的实体，而经验是一种观念，两者并不同质，因此知识并不符合外界事物。“我能感知的只是知识的存在”，因此他提出“存在即是被感知”的理论，他的理念是先存在而能被感知，而不是被感知所以存在，存在与感知是“同质”的。［3］375这里也表现出经验主义无神论的特点，即存在的一定会被感知，而我没有感知过上帝，怎么能肯定上帝存在过呢？“我有的只是上帝这一名词，并不能代表上帝“存在”这一具体现实”，［3］379可见其既恪守经验教条，也恪守认识论范围，认为认识永远不能确定“存在”。如果说贝克莱揭示出洛克知识客观性的虚假基础，那么休谟便揭示出贝克莱知识的虚假形成过程。休谟认为知识作为一种绝对的经验主义，我们并不能肯定什么，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判断什么，因果联系作为我们判断的根据是没有客观实在性的，对于明天的太阳，我们并不能肯定它明天依旧从东方升起。这是因为“因果联系”［3］456是人对于前后事物伴随出现而形成恒常链接的心理状态，并没有什么绝对性的知识。而且他能很好地弥补贝克莱留下的上帝观念问题，以因果关系否定观念不存在的证明，他认为我们对上帝的观念大都来自于别人在我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由此而形成的观念，既然观念都不是一种恒常状态，怎么能保证上帝恒常存在呢？

“近代对认识论的研究，体现出认识总是在一定的方法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揭示出知识的确定性与认识方法具有正相关的联系，并出现许多令人折服的优秀理论。”［2］509理性主义学家运用分析、机械还原的办法寻找最根本的知识单元；经验主义学家运用归纳、总结的技巧整体把握对知识的理解。这两者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陷，都解释了一定的世界面貌，但其未能充分揭示出知识所呈现的相对与绝对意义，导致知识的发展停留在具体的时代之中，淹没在历史的发展中。［2］513综观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我们明白认识需要严格运用方法论，虽然这样最后会促使知识出现自相矛盾的结果，但是在认识的早期应该严格运用其方法指导我们的认识，这既有利于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又有利于揭示方法的矛盾，促进知识与方法的辩证发展。

近代知识体系虽然还保留的上帝神学地位，但不论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将有关上帝的知识探索，视为超出人有限理性认知范围的“禁地”。［5］认知应该围绕理性或者感性展开，揭示两者充分发展下，绝对理性和绝对感性所滋生的矛盾。这体现了认识自我展开与自身发展的特点，但是知识的发展驻足在以往哲学家对本体论的留恋中——“寻找知识的绝对本源”。并且忽略人与知识关系、人对知识产生的作用。近代哲学开始于知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终结在休谟的经验认识论下，后续哲学家会如何对待知识、知识会以怎样的方式发展呢？

三、人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身立法

休谟提出的“因果关系难题”，使得人们对于知识除了信仰，别无他法。［7］这使得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科学，在基点崩塌的大厦下，遇到巨大的发展诘难。因此后续哲学家为了“知识发展与探索存在”的任务，必须要为因果关系正名，使得知识处于一种“确信”的状态。

康德面对休谟的难题，首先正视这一问题：提出了数学如何可能、科学如何可能、上帝如何可能的问题；然后运用理性的批判作用一一审视，最后确定“存在”的东西。［8］64这如同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但却高在其批判的彻底性——康德要在怀疑中“批判与肯定”。关于数学如何可能和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可以统筹为知识如何可能。康德认为可能的知识只有先天分析知识和先天综合知识，这样知识才能保证自身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数学作为先天的分析知识以及科学作为先天综合的知识都由于其先天性而可能。那么知识的先天性来自于哪里呢？康德认为：“来自于人的先天形式结构，由人来保证知识的普遍性规律特点，这样的先天形式存在于所有的人。”［8］74这里体现出康德注重知识和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看到知识必须依据认识主体而形成才有其现实意义，知识的特定性在于认识主体的“类”特定性，知识的“真善美”依据认识主体的价值追求，从而使得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完美结合，促进了知识的科学发展。康德认为人的先天形式结构包括直观的先天形式和知性的先天形式。［8］83直观的先天形式保障经验材料的普遍性，人的想象力将客观复杂的经验材料整合为统一的对象，克服了休谟提出的杂多印象下的经验特点，保证了认识“对象”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知性的范畴又使得感性经验材料之间互相联系，形成概念，保障进行判断的依据，从而展现出知识的各种形态——“三大命题”。“由于先天形式结构确证着因果关系的先天特点，至此人拥有关于自然的知识，且这样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作为保证，克服了休谟的诘难。”［7］面对上帝如何可能的知识，康德回答道上帝不属于知性的认知范围，因此不可能认识。但是在理性为自身立法的道德律下为上帝保留了位置，而上帝的存在留下了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矛盾”隐患，使得理性自我限制性被充分肯定而忽略自我积极性的动力作用。并且康德认为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并不是客观事物，而是客观事物的现象，得到的知识只表现出客观事物“属性种差”等各方面的特征，缺乏整体“耦合”的认知关系。［8］756真正的物自体并不能被我们所认识，只是我们狭义理性积极追求的梦想，这是由于理性“二律背反”的本性所限制的，［8］854由此可知康德的为自身立法的道德如同上帝一样被悬置于高空，也只能成为一种一直在路上的修行“信仰”。

康德面对知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继承了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合理性，纠正了对知识不公平的诘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尤其可贵的是看到了人与知识的关系，肯定知识是由于特定主体的存在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揭示出知识的“真”并不是符合客观事物的“真”，知识的“真”来自于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而发展的“真”。康德虽然看到了理性的缺陷，但却没有全面认识到理性的特点——理性具有能动性，能在矛盾中统一矛盾而发展。并且他认为本质与现象处于一种互不干扰的关系，这是深受理性主义观念下“绝对理性”影响的结果，不能更好地在辩证中把握统一，扬弃矛盾。

四、马克思实践的知识与历史结合

马克思的知识论深受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康德在发展知识的道路上揭示出人的主体性作用，人的意志活动体现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保证了知识的普遍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现了“主体即实体”［9］151能动性，绝对精神在自身的作用下，辩证地发展自身的各个阶段，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处于一种螺旋上升的进步状态，每一高级阶段是对低级阶段的扬弃与继承。［9］153

马克思充分继承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理论，以对立统一实现理性的积极作用。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绝对精神的规定中处于一种束缚的状态，这样的运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贬低。马克思以唯物的思想观加以辩证法的逻辑，继承与批判现实与逻辑的关系，深刻揭示与焕发出人的本质意义。

马克思认为知识来源于实践并检验于“实践”［10］112，知识的内容是由客观事物所决定的，知识反映客观规律，并在规律中表现自身。所以知识具有的客观属性不仅仅来源于现存的物质，还来自于创造性的活动“加持”。知识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总结，唯有在客观实践得到检验，才能体现出知识的价值，以前哲学家对于知识并不注重于检验，而是以认识为主，这样知识并不会落实到客观“存在”，知识与现实出现脱轨的结果。他们觉得知识被检验是一种功利性的活动，会亵渎上帝神灵的“安排”或者违背知识的纯洁性。因此知识成为宗教统治的手段，他们以虚假性神谕来传递上帝福音，确立彼岸世界的神圣地位。知识不以感性材料作为其产生源泉，会影响知识自我的客观性；由于知识是人自由意志的活动，若不落实于实践生产生活、只是建立人神圣精神的信仰感，便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人作为现实存在”［10］213的特点，最终会造成知识发展缓慢，以机械的认知方式限制知识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认为知识具有主观和客观的特点，知识虽然是由实践的客观条件限制的；但是人在认识活动中，会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感性和理性的能力，建立起人与知识的生产关系，最终创造出符合以人为认知主体的知识，使得知识在人的历史活动中具有发展活力。”［11］109-112这样的知识在内容上符合客观实际，在形式上符合人的逻辑特点。“实践创造出理论，理论在实践中反作用于实践，人们在解决生活的生产活动难题中形成理论，人作为认识主体充分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体现出人的自由意志活动，所以知识的生产过程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点。”［10］175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知识是一种绝对与相对的统一，知识的形成受到实践条件的影响，会导致知识未能充分展现其全面性，因此知识的发展表现出一种过程性活动，知识处于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中，知识是符合历史的实践范围的，知识只有在历史活动中才能得到检验与发展。

马克思对于知识的阐述，丰富了知识的全面性，体现出人的自由意志。这是符合康德的批判理性为“自然立法”的思想，并且运用辩证法思想将知识看作一种发展过程，克服前人对知识终局性的认知，并且把历史活动与知识结合起来，使得知识发展为一种继承活动，批判知识的断层式发展，并且运用“来源于实践、检验于实践”的方法论，使得知识与非知识的界限不言而喻。

五、小结

“在本体论时代，存在的真理道路是自发的，存在与真理是抽象的矛盾统一综合体，两者的发展处于‘纠缠’状态”［2］149，柏拉图的“理念知识”就是典型代表，且当时古人逻辑思维程度不高，未能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以“爱、恨”“灵魂回忆”等抽象说明两者的关系，进而导致知识与存在之间有着隐形鸿沟。而在近代哲学中形成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两大阵地，两者都认为知识如同科学一般，有明确的逻辑体系，严谨的科学方法。理性主义注重知识的“基点”问题，在宗教的限制下虽保留神学地位，但剔除上帝的全能控制，提高人的主体性地位，确定了大概的知识体系、片面化的研究方法。在现代哲学中，通过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科学理念，统一感性与理性的认识能力，并在黑格尔的“主体即实体”辩证思想中，使得知识形式与内容辩证发展。“马克思以‘实践’为原则，使得知识发展的科学性辩证意味浓厚，并从‘矛盾层面上、从联系层面、发展层面’理解感性认识，改变对感性认识能力的偏见，以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点明知识科学发展的践行原则。”［1］

通过对知识发展过程的逻辑梳理，我们能看到各个时代对于知识追求的特点。各个阶段对知识的认识活动都存在“自发到自为”的状态，并且对认识的理论阐述程度逐渐丰富，越能揭示出认识发展之中的矛盾，丰富其解决途径。虽然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知识的范围在一步步缩减，最开始，上帝属于认识的范围，神学家运用“三位一体”［5］等理论叙述使其体现出全能、全知的善，为知识的“真”赋予价值意义，确立上帝成为知识垄断者的地位。而在近代认识活动中，却明确将上帝踢出认知的范围，上帝不再是知识的求索“对象”，上帝作为普遍性的根本原因只保证知识的“真”形式，上帝的伟大体现在客观物质世界发展的逻辑融洽感；哲学的任务在于将信仰理性化、科学发展知识来强化对上帝的信仰。直到康德时代，知识才具体科学化，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提出符合人认识结构的事物才具有被认识的可能。这些虽然缩减了人的认知范围，但却使得认识的本质规律和范围更加明确与具体，认识对象、认识主体和认识方法一步步开始分化与得到研究。

虽然知识在发展过程中，慢慢体现出科学与学科化的特点，但是这样的知识所具有的科学性来自于近代科学的机械化发展，知识在畸形科学发展中缺乏自身动力；并且在康德看来只是“现象”的知识，只能得到具体、局限性的知识，人是无法探究物自体的本质，客观与主体的关系永远逃不过笛卡尔“身心二元论”［6］113的关系。直到遇到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知识的发展潜能才完全被释放，体现出认识作为一种过程性活动，知识会随着历史活动的轨迹得到发展，它的认识内容与形式会随着社会实践更加丰富。［11］126马克思如此将知识的真实性与普遍性统一于人在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活动，知识随着人的“类”形式到达“有限与无限、历史与具体”的结合，继而探索到世界的本质，达到物自体本身，克服了康德狭义理性的二律背反。知识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再是康德的僵死、被动之物，而是与人的自由意志一同发展的“矛盾”之体。知识在与形式的结合中，虽没有增加任何东西，但是却使得人的理解方式与知识的内涵得到扩充，两者在矛盾中和谐统一。如此知识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想中达到科学与哲学高度下的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