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 方

（韶关学院 图书馆，广东 韶关 512005）

张九龄（678-740），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人。是初、盛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诗人，被称为“开元贤相”，享有“岭南诗祖”的美誉，以“九龄风度”名垂史册。“九龄风度”是唐玄宗对他的总结，本文将探究“九龄风度”的内涵及在诗歌中的表现，在此基础上，解读其人其诗中的“九龄风度”所蕴含的禅意。

一、话说“九龄风度”

“风度”语出《后汉书·窦融列传第十三》［1］171，主要指“经国之术”和“进退之礼”。张九龄是“岭南诗祖”，更是盛唐时期的一代名相，有“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美称的优秀政治家。安史之乱后，每逢荐引公卿，玄宗总会发出“风度得如九龄否？”［2］4429的慨叹和要求。作为玄宗的选人用人标准，记载着张九龄审美意识、政治远见和历史功绩、刚直气节和君子品格，“九龄风度”之美誉自此传颂。

（一）审美风度

“九龄风度”的“审美风度”是整体统一、布局周密、内外兼修的审美意识。

从唐朝的选官制度结合史书对张九龄的记载，玄宗所言的“九龄风度”，包含了对张九龄审美风度的赞赏。唐代士人中举后，要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才能做官。选官的标准包括“身”要“体貌丰伟”，“言”要“言辞辩证”，“书”要“楷法遒美”，“判”要“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2］1171张九龄能成为玄宗选拔官员的模范，其“身言书判”肯定都是非常优秀的。

《开元天宝遗事》有载：“帝见张九龄风威秀整，异于众僚，谓左右曰：‘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3］44张九龄出众的形象让玄宗赏心悦目。张九龄十分注重仪表风度，《新唐书》记载：“故事，公卿皆措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独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自九龄始。”［2］4429

九龄善谈论，“每与宾客议论经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时人服其俊辩。”［3］27高谈阔论起来说话像球从板滚下来那样，呈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之势，周密而有条理。可见张九龄追求的是内涵美与形式美的和谐统一。

九龄善书，《书史会要》对其有记载：“守正持重，风度蕴藉。善书，自九龄以下至孙思邈，凡九人，皆《宋绍兴秘阁续法帖》内有其迹。”［4］91《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二十七书家传六唐二》内也有载：“九龄善书，宋绍兴秘阁续法帖内有其迹。”张九龄作为书法家被记录在书学通史，其字可入帖，可见其书法之优美。

九龄能文，作为一代文宗，其文采是得到玄宗亲口赞誉：“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3］27清人纪昀评张九龄的《曲江集》：“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5］3848可见张九龄写文章水平之高。

（二）政治风度

“九龄风度”的“政治风度”表现为王佐之才、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耿直敢谏的气度和竭力匡扶社稷的政治意识。

张九龄是历史上第一个任宰相的岭南人，有着“南天第一人”的美称，从政多年且长期处于政治中心地带，政治风度必定是“九龄风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九龄风度”在政治上的表现，可以从他参加科举考试说起。《新唐书·张九龄本传》中如是记载：“擢进士，始调校书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为左拾遗。”［2］4426“策”也叫“策问”“对策”，是唐朝的一种考试方法，分为很多特科，参加并通过某科考试，将来就分配该科对应的官职；［6］118“道侔伊吕科”考察的是能力、修养是否能及得上伊尹和姜太公这两位辅佐君王开国最好的大臣，张九龄作为此科的及第者，足以证明他辅佐君王治国安邦的政治才华之高。

从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主持开凿梅岭，沟通南北，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经济、文化和信息交流，足以看出他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7］序2 他见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5］4429，便断言他以后一定会祸乱中原，即上《请诛安禄山疏》主张应早一点斩除这个隐患，但玄宗不听，直到“安史之乱”发生了才追悔莫及。现韶关张九龄祠内的对联“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便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落败逃难路上，追忆张九龄时写下的。还有《劾牛仙客疏》《奏劾林甫》都体现了张九龄的见微知著、有远见卓识、敢于直言纳谏的能力和气度。

（三）品格风度

“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唐代选官对外在“四事”有美的要求，对内在“德行”也有美的要求。“九龄风度”的“品格风度”是忠诚、耿直、高节、守正的君子之德和进退随缘、独立清和的文人气质。

“初，千秋节，公、王并献宝监，九龄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2］4429在庆祝玄宗生日的千秋节盛宴，张九龄呈《千秋金镜录》，劝谏玄宗要以古为鉴，居安思危：“伏见千秋节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宝镜进献，诚贵尚之尤也。臣愚，以谓明镜，所以鉴形者也，有妍媸，则见之于外；往事，所以鉴心者也，有善恶，则省之于内。故皇帝镜铭云：‘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远，后事之元龟。’…谨于生辰节上《事鉴》十章，分为五卷，名曰《千秋金镜录》”（《进<千秋节金镜录>表》［8］700）此等不合时宜的进谏举动，恰好体现出他那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可见其对国家的忠诚。张九龄任宰相时，不受得宠的武惠妃威逼，不受做长久宰相许诺的利诱，不惜得罪权贵坚决反对废立太子，可见其对君主的忠诚；“与严挺之、袁仁敬、梁升卿、卢怡善，世称其交能终始者。”［2］4429可见其对朋友的忠诚。

司马光道“张九龄尚直”［9］826。在朝为官，张九龄始终恪守自己高节的信念和节操，敢于不避权贵而直言，保持大臣的节度：“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2］4429上书请求诛杀安禄山、弹劾牛仙客、李林甫，以直言进谏闻名于朝；挫败武惠妃谋陷太子瑛的阴谋；选拔馆员注重人品，在朝廷树立清风正气，均可见其性格之耿直和守正不阿的气节。“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馀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10］1658“九龄超然于毁誉之外，与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终不与竞也。”［7］1658“清而不激”是张九龄“永保其身、广益于国者”［7］1660用高节守正的大智慧。

世风日下时，“九龄唯早曙于此也，故清节不染于浊流，高蹈不伤于钳网。”［7］1658张九龄早已察觉出那些“中之浅、植之弱”的人，所以能始终保持名节，不与时流同污，同这些人共事却又不伤害自己，既体现了张九龄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也可从中看出其独立清和的品质。张九龄在官场上不愿苟合，于开元四年辞满告退，“虽以直道黜”被罢相，“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5］4429体现了张九龄坚守信念，进退随缘的文人气质。

“九龄风度”作为君王录用大臣的审美标准，是对张九龄德才兼备、内外兼修、审时度势、为人尚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和高风亮节的美好才能概括；玄宗对“九龄风度”的赞赏，包含了君王对大臣的这种忠直果敢、独立清和的君子品格和文人气质的暗许和追怀。

二、张九龄诗歌的“九龄风度”

文如其人，张九龄的诗歌是展现“九龄风度”的重要艺术途径［7］7。

（一）张九龄诗歌的“审美风度”

初唐诗歌受五代十国遗风的影响过分注重形式，缺少思想感情，流于浮弊，为此陈子昂提倡复古，倡导“兴寄”“风骨”之说，张九龄的诗歌创作同样受到复古的时代风气影响，但他的诗歌在继承汉魏风骨的基础上，别有一番风味。他认为创作要“去华务实”［9］872（《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主张诗歌创作应该继承“怨刺”传统［9］875（《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从内而外感事缘情而发，达到情景圆融的整体美；同时又要注意“修辞以达其道”，做到“质文相半”［9］985（《故许州长史赵公墓志铭》），达到内外兼修的整体美。“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九龄继续而诗品始醇。”［11］8（《唐诗别裁集》）张九龄继承并发扬了陈子昂的复古理念，并将唐诗的审美从“诗言志”引向“诗缘情”。张九龄的诗歌创作主张是他整体统一、布局周密、内外兼修的“审美风度”在诗歌创作上的体现。张九龄诗歌的“审美风度”是对中国诗歌的“风雅”“比兴”传统和汉魏“风骨”的继承和发扬。

张九龄的代表作《感遇》，远承汉魏风骨优良传统，近接陈子昂的同题之作《感遇》三十八首，运用比兴来寄托讽喻。感遇，即遇有感而发，多为触景生情，诗中的“景”已不是单纯的“景”，常会附着诗人的某些联想，被诗人喻作他物。《感遇·其一》［8］171开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便是张九龄以兰花和桂花自比，“葳蕤”象征着诗人积极的心态，“皎洁”象征着诗人清高的品格。虽然兰花和桂花的花期不同，各具特色，但并不妨碍诗人对她们的喜爱，因为“自尔为佳节”，各自盛放在属于自己的最美好的季节里就已经足够了，不必去强求去和别人比较，不仅表现出诗人淡薄谦让、洒脱豁达的风度，同时也已经隐伏了“草木本有心”的意味。“谁知栖林者，闻风坐相悦”，这个“风”既是指兰花和桂花的香气，也是指兰花和桂花代表的美好品格；而句首一个“谁知”，则旁敲侧击地表现出“我只是随本性开放，却不曾想会有人欣赏”的傲世独立的情怀。“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辞气一转，既道出了花草树木适时应节开花结果是它的本性，并不是在等待一个欣赏它的人来把它摘去的事实，又回应了“葳蕤”、“皎洁”的本性，更显示出君子孤高、清和独立的人格。全诗通过由外而内，有情有景、情景圆融、内外兼修的书写，通过浑然而一的托物言志，表现出高洁的品性和恬淡、从容、超脱的襟怀，体现了“九龄风度”的动人“风骨”，道出自我价值不需要凭借外在评判，依托自我便可实现的哲理。这种恰到好处的情绪表达，也将儒家正统提倡的“委婉含蓄，雅正冲淡”“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中庸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感遇·其一》着重在“比”，《望月怀远》［8］277则是“兴”的意味更浓，被誉为“是五律中离骚”［12］19，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看着海上缓缓升起的明月，想到无论在天涯海角相隔多远的人都同望这一轮明月；前一句“望月”是起，后一句“怀远”是兴；首句便统领全篇，应了题中“望月”和“怀远”二词，而且意境高阔。明月引起了他的感兴——看到明月有感而兴起的怀想、怀念远方情人的感情：“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我们可不可以把“遥”解读为既是指两人的空间距离遥远，又有指诱人相思的夜晚过分漫长呢？“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表达的则是对月光的爱怜和望月的长久，因为望月的深情，所以觉得熄灭烛火后洒落一地的月光都是可爱的；因为望月良久，所以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对兴起深情的描写是多么的自然精致啊！“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多想把可爱的月光，送给怀念的人。通过“想把喜爱的东西送给思念的人”的这种人之常情，来表现怀念的感情，自然而又富于感发的力量。这首诗通过“推己及人”的感受，使读者内心产生一种感动和启发，由内而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饱满，语言刚健鲜明，辞义相称，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情趣。

（二）张九龄诗歌的“政治风度”

张九龄诗歌的“政治风度”主要由来自儒家的报恩思想与张九龄的“政治风度”糅合而成，题材内容上主要为咏史、咏怀诗，约有60 首［13］144。张九龄诗歌的“政治风度”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忧虑、竭力匡扶社稷的心意和逢时报恩的思想。

藻生南涧，蕙兰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气无幽深。楚子初逞志，樊妃尝献箴。能令更择士，非直罢从禽。旧国皆湮灭，先王亦莫寻。唯传贤媛陇，犹结后人心。牢落山川意，萧疏松柏阴。破墙时直上，荒径或斜侵。惠问终不绝，风流独至今。千春思窈窕，黄鸟复哀音。

——《郢城西北有大古冢数十观其封域多是楚时诸王而年代久远不复可识唯直西有樊妃冢因后人为植松柏故行路尽知之》［8］302

庭树日衰飒，风霜未云已。驾言遣忧思，乘兴求相似。楚国兹故都，兰台有馀址。传闻襄王世，仍立巫山祀。方此全盛时，岂无婵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荡宫观侈。蔓草今如积，朝云为谁起。

——《登古阳云台》［8］140

此二诗皆作于张九龄被贬至荆州长史任上。在《登古阳云台》里诗人登阳云台后感慨昔日楚王的荒淫奢靡，曾经的豪华的宫殿已化为蔓草，表达了其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此时玄宗已沉溺于享乐之中，诗人也已远离政治中心，但仍心念朝廷，用力所能及的方式竭力匡扶社稷，望玄宗能引史为戒。《郢城西北有大古冢数十观其封域多是楚时诸王而年代久远不复可识唯直西有樊妃冢因后人为植松柏故行路尽知之》通过樊妃劝诫楚庄王勤于政事，让楚庄选拔有才能的人委以重任，使楚得以霸天下，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竭力匡扶社稷的心意。

开元四年秋，张九龄深感“不协时宰”，决定“拂衣告归”。［14］184回乡后写下“乘桴自有适，非欲破长风”［8］264（《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5］46（《论语·公冶长篇第五》），隐居生活悠然闲适而自得其乐，大志什么的就随他去吧。开元六年春，张九龄奉命归朝，离乡返京时作《初发道中赠王司马兼寄诸公》［8］255-256，虽“恋亲唯委咽”，但仍“愿酬明主惠”，从这一去一返可初见其不与世争的性格，独立清和的品格，随缘自适的心境和逢时报恩的思想，即使见疑罢相而萌生退意，诗人也没有放弃报恩。“报恩非徇禄”［8］217（《江上使风呈裴宣州》），张九龄“报恩”不是为钱为权，而是出于儒家志士为国为民的理想。

（三）张九龄诗歌的“品格风度”

来自道家的隐匿情怀与张九龄的“品格风度”在其诗歌中糅合成对高节品性的推重、对独立人格的看重、对坚守正直的表达和对功成身退的期待。

“清切紫庭垂，葳蕤防露枝。色无玄月变，声有惠风吹。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凤皇佳可食，一去一来仪。”（《和黄门卢侍郎咏竹》［8］85）竹子体貌高直，枝叶繁茂却不外露，无论何情何景都不改声色，就连凤凰都只吃竹实一种食物。他在咏竹诗中流露出的对竹的崇敬之情，是他对高尚气节和操守的敬仰和尊重，也是他对自己的品格要求。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诗人始终保持人格和精神的独立超脱。又如《感遇·其七》［8］178：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江南红橘四季常青，不仅因为身处暖和的环境，而且它本身就具有耐寒的松柏品性。赠给嘉宾会受到称赞的红橘，却因为山重水阻无法进贡。命运只能随境遇流转，循环往复却无法追寻其中的道理。人们只说种桃树李树好，有果实有林荫，难道红橘没有？诗人以丹橘自喻，用丹橘不畏寒冬的本性和坚强不屈的精神，比喻自己坚贞的节操，自己拥有同丹橘一样堪为“贡品”的才华，却无法被“嘉客”所用，通篇寄寓着诗人“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人格。

诗人用“生性苟不失，香臭谁为中。道家贵至柔，儒生何固穷。终始行一意，无乃过愚公。”［8］338-339（《杂诗·其五》）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坚持人生信条不动摇的决心同愚公一般执着；通过“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8］320（《在郡秋怀二首·其一》）表明自己尚直、不偏私、不屈己、不伪饰的处事方式。

诗人性情本爱山林，但身逢盛世，“懿此高深极，徒令梦想存。盛明期有报，长往复奚言。”［8］268（《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必须趁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以报君恩，所以“当须报恩已，终尔谢尘缁”［8］271-272（《使还都湘东作》），功成才能身退，身退是在报答完君恩之后的主动退出。皇恩未报未能归去，但不妨碍他把归隐作为梦想，对日后的“退休”生活充满期待。《商洛山行怀古》［8］232-233就颇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随缘自适之意：

园绮值秦末，嘉遁此山阿。

陈迹向千古，荒途始一过。

硕人久沦谢，乔木自森罗。

故事昔尝览，遗风今岂讹。

泌泉空活活，樵臾独皤皤。

是处清晖满，从中幽兴多。

长怀赤松意，复忆紫芝歌。

避世辞轩冕，逢时解薜萝。

盛明今在运，吾道竟如何？

三、“九龄风度”所蕴含的禅意

张九龄春风得意时的山水纪行诗充满“清澹”禅意，曲折际遇时的感怀诗饱含“九龄风度”的禅定。禅意来自他通过内心的自我调节，让自己在沉浮的人生境遇中达到生活平衡、内心平和的精神超脱，是诗人在曲折际遇中难行能行的禅心和坚守“九龄风度”的禅定的表达。张九龄诗歌的禅意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一种“自性清净、不粘不滞”的思想，是对“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人生模式的反映，是一种稳定和优化内心的手段。

（一）“审美风度”中的“禅意”

张九龄前期创作成就最突出的是山水纪行诗，约四十首，占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左右。［8］前言7 自然清澹是其山水纪行诗的诗歌风格。“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风神者也。”“独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16］35“闲澹幽远，王孟一派，曲江开之。”［17］融情于景、寓清拔空灵之气于藻绘之中［18］49的“清澹”艺术境界，恰好与禅宗“心无所住”“心水常清”的境界不谋而合。他用充满“清澹”禅意的山水纪行诗，寄寓自己独立清和的人格、淡泊的志趣和恬淡从容的襟怀，诗风闲淡幽远，韵味悠长。

如笔调清淡、意境清幽的《自湘水南行》［8］229：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间。

虽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闲。

暝色生前浦，清晖发近山。

中流澹容与，唯爱鸟飞还。

落日、行舟、远浦、近山、江河、飞鸟，一派清新闲逸的景象，让做官奉使的诗人，也想乘此忙里偷闲一番。同样表达这种闲淡情致的还有《自彭蠡湖初入江》［8］237：

江岫殊空阔，云烟处处浮。

上来群噪鸟，中去独行舟。

牢落谁相顾，逶迤日自愁。

更将心问影，于役复何求。

上一刻还在写天上的飞鸟尚是成群结队，水面的自己却是形单影只，满满的孤寂落寞之情；笔锋一转，却是面对这种难得的悠闲，夫复何求的从容豁达和不计得失的淡泊襟怀，意境高昂。

“滔滔不自辨，役役且何成……物生贵得性，身累由近名……”［8］136（《秋晚登楼望南江入始兴郡路》）既然对朝中很多事情都无能为力，身心劳累是因为追求功名，说明自己挂冠辞官的做法是对的。诗人从秀美的景致中发掘出更深刻的内涵，有人称赞诗人做了贵官，诗人却不以为然，反而顺从自己的性情，抛却了追名逐利的想法，“持拙守东陂”［8］252（《南还以诗代书赠京师旧僚》），不做官隐居家园，展示了其独立清和、淡泊从容的性格。

（二）“政治风度”中的“禅意”

张九龄入仕三十年，几度枯荣。开元四年（716 年）辞官南归，开元十五年（727 年）外方洪洲，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被贬荆州。三起三落，忠而被弃，政治理想破灭。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报恩之志，也没有因此而否定自己，而是更加坚定地要保全自己的忠贞节操和高节人格。

“林居逢岁晏，遇物使情多。蘅茝不时与，芬荣奈汝何。更怜篱下菊，无如松上萝。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阳和。”［8］169（《林亭寓言》）篱下菊不如松上萝，因为命运，不怪君主；宁因高节而落寞，不因攀附而腾达。

“萝茑必有托，风霜不能落。酷在兰将蕙，甘从葵与藿。运命虽为宰，寒暑自回薄。悠悠天地间，委顺无不乐。”［8］335（《杂诗五首·其二》）兰和蕙尚且甘心同葵、藿这些普通蔬菜一样活着，不管命运如何，都是上天的安排，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快乐。

“芳意何能早，孤荣亦自危。更怜花蒂弱，不受岁寒移。朝雪那相妒，阴风已屡吹。馨香虽尚尔，飘荡复谁知。”［8］308（《庭梅咏》）庭梅傲寒独放，屡遭摧残中伤，仍坚定不移，直至萎谢仍馨香不减。诗人孤危困苦仍忠贞不移的决心溢于言表。

逃逸山林，隐居田园，是诗人抚慰人生失意、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

从兹果萧散，无事亦无营。［8］169（《林亭咏》）

愿言答休命，归事丘中琴。［8］248（《出为豫章郡途次庐山东岩下》）

虽然经济日，无忘幽栖时。［8］294（《骊山下逍遥公旧居游集》）

萝茑自为幄，风泉何必琴。［8］157（《始兴南山下有林泉，尝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怀此地》）

块然屏尘事，幽独坐林闾。［8］170（《南山下旧居闲放》）

虽然难行，但诗人没有放弃，而是选择坚守，把难行变为能行。诗人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8］171（《感遇·其一》）告诉世人要保持人格和节操的独立；用“日夕怀空意，人谁感至精。”［8］172（《感遇·其二》）说明清净无欲的心境就是最高境界；用“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8］174（《感遇·其四》）寄寓自己明哲保身、逍遥自在、远离祸端的欣喜；用“海上有仙山，归期觉神变。”［8］176（《感遇·其五》）表达自己忠君报国的愿望如海上仙山，虽不可达，但心神往之；用“众情累外物，恕己忘内修。”［8］177（《感遇·其六》）说明大多数人都只会埋怨外部事物，却一味宽恕自己，忘了应该从内修养自己的自省意识；用“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8］178（《感遇·其七》）寄寓自己委之于命的达观淡然和孤芳自赏式的自我肯定；用“凤凰一朝来，竹花斯可食。”［8］180（《感遇·其九》）寄托了自己不忍离去的忠贞之心。组诗《感遇》十二首是张九龄代表作，这些篇章用极其浪漫的手法，处处透露出诗人坚守不与世争、独立清和、随缘自适、逢时报恩的“九龄风度”的决心。

（三）“品格风度”中的“禅意”

张九龄诗歌的功成身退“品格风度”本身就颇具“禅”的意味。“避世辞轩冕，逢时解靡萝。”“当须报恩已，终尔谢尘缁。”逢时建功报国恩，但辞官归隐才是他的归宿，“功成”就是归隐的前提条件，忠直守正的君子风度、进退从容的旷达心境、随缘自适的禅宗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作于拂衣告归后，开凿大庾岭路时的《自始兴溪夜上赴岭》［8］266，就继承了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精神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出世情结。“尝蓄名山意，兹为世网牵。征途屡及此，初服已非然。……非梗胡为泛，无膏亦自煎。不知于役者，相乐在何年。”心在名山，却入了世网，明知出仕是自寻烦恼，却仍为王事奔忙了多年。诗人出仕，就是为了报恩，拂衣告归，既是功成身退，也是退隐之意的表达。

同有此意的还有同是作于此次去官南归的《南还湘水言怀》［8］230：“拙宦今何有，劳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别悔前行。归去田园老，倘来轩冕轻。江间稻正熟，林里桂初荣。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时哉苟不达，取乐遂吾情。”诗人自述对官位俸禄向来看得很轻，以归养为荣，他渴望归隐，却不完全倾向归隐，展示出潇洒的超旷出世情怀和随缘自适的风度。

“常自千钧重，深思万事捐。报恩非徇禄，还逐贾人船。”［8］217（《江上使风呈裴宣州耀卿》）诗人常感到职责沉重，一直想辞官归隐，但仍像追逐商人船般继续出仕，是为了报皇恩而不是为了求官俸。“今为简书畏，只令归思浩。”［8］148（《与生公寻幽居处》）表达的既是诗人想归隐但皇命在身的心情，也是国恩未酬决不能去寻山水之欢、隐逸之乐的决心，是诗人执着维护自己政治理想、君子风度和文人气质的决心。

四、结语

张九龄诗歌创作艺术成就高，是唐诗由初唐进入盛唐的桥梁与标志。王士禛认为“张曲江开盛唐之开始”［19］98刘熙载认为“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20］57沈德潜认为“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九龄继续而诗品始醇。”［10］8胡应麟指出：“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风神者也。”［16］35陈子昂通过倡导“诗言志”将唐诗导入了雅正的康庄大道，张九龄则用另一诗学传统“诗缘情”，上承子昂，下启李杜，开创了盛唐诗风。张九龄作为一代贤相和诗坛宗主，在盛唐初期，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以其充满“九龄风度”和禅意人生观的诗作，引领盛唐诗坛，为盛唐诗人树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