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1620)

思维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作为人的最高集合体，国家这种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最高组织形式也具有相应的国家思维。只不过国家所具有的思维相较于个体的人所具有的思维而言，更具复杂性和多维性。外交作为国与国之间相互认知、相互了解，继而相互联系的重要渠道，同样具有并遵循一定的思维逻辑。如同个体思维一样，外交思维即便是作为国家思维的一个侧面而存在，同样具有感性与理性的划分。或者换而言之，外交思维所内含的感性成分使其具有理想的一面，而其中的理性成分则使其又具有现实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国家的外交思维是感性(理想)与理性(现实)共同塑造的结果。从历史与现实当中均可发现，在国家的外交思维体系中，感性成分与理性成分总是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相互作用。只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其中一种思维会占据相对主导位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在同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往来时，其所具有、依循的外交思维同样具有感性与理性之别。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往来时，其所依循的外交思维经历了封闭、半封闭/半开放、开放等不同阶段；从国家理性的角度看，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往来时，所依循的外交思维既具有理想的一面，也具有现实的一面。而且时常是在理想思维与现实思维之间徘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家间关系特别是从外交的角度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典外交”或者说“传统外交”，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正面临被置换的可能。2020年年初暴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包括国与国之间交往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交往造成了新的危机和更多不确定性。面对周期性发生的国际危机事件，全球化世界的外交理念与实践面临着转型的历史任务。[1]而其中最主要的主观推动力就是外交思维的转变。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交思维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也正是这种相对独立性使得国家的外交思维很容易形成某种思维定势。即国家的外交思维虽然是动态发展的，但与鲜活的国际现实比较而言，却易产生迟滞性。怎样妥善处理外交思维的迟滞性与国际现实之间的张力，成为各个国家不得不面临的外交议题之一。对于中国的外交思维及其研究而言，同样如此。

目前，对于中国外交思维所依循的政治逻辑，国内学术界的理论视角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道义现实主义，二是道义理想主义。道义现实主义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分支，在权力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将道义因素导入到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进而认为，“未来世界权力转移的发生，主要是通过一个国家的道义领导力、道德感召力等表现出来”。[2]据此逻辑，中国外交思维需要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占据国际伦理和国际道义制高点。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大国。[3]而道义理想主义则认为，“中国外交思维中的道义感，是内政与外交深度互动、德性因素刚性主导中国外交的结果。进而认为，中国外交要想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长袖善舞，需要做别国内政治化僵局和意识形态对外交理念的渗透”。[4]唯有如此，中国外交才能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等国家利益的实现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如今，中国正由一个区域性大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在这个快速成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往来时所依循的对外交往思维，时而体现出理想的一面，时而体现出现实的一面。特别是在百年变局的世界形势面前，中国外交思维中的理想成分与现实成分以及二者相互交织迹象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从历史发展脉络的纵向坐标与世界整体视野的横向坐标出发，[5]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究竟是遵循道义现实主义逻辑还是道义理想主义逻辑，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本文尝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双向叙事背景下对这一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探讨。

一、自闭到开放：中国外交思维的纵向发展逻辑

要把握与理解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及其动态发展脉络，还得从历史的纵向坐标进行溯源。但限于文章篇幅，对中国外交思维的动态发展脉络进行历史溯源只能是一种宏观视野上的话语叙事。笔者认为，如若从百年变局这一历史叙事背景的角度对中国的外交思维及其发展逻辑进行描述，则可大致将之划分为前现代、近现代以及现当代等三个历史阶段(这种划分并未严格按照历史学界采用的时间划分标准，而只是为了本文研究的方便)。其中，在前现代历史时期，中国的国际身份被定位成“天朝上国”。正是这一国际身份定位使得中国的国际意识被界定为“俯视”。[6]这种俯视的视角进一步使得这个历史时段内的中国外交思维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在近现代时期，由于世界权力体系结构发生东西方之间的倒转(“西升东降”)，中国的天朝上国身份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撕裂得难以再次复归原状，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意识也开始朝着“仰视”的角度转变。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思维，也开始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在现当代时期，中国在经历了历史的多重撕裂之后，再次走向新的大一统，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此时，中国的国际意识再次发生变化：百年变局下的中国正在以一种“平视”的姿态观察世界、融入世界、引领世界。

(一)俯视：前现代的中国之世界

俯视世界，是前现代历史时期中国最显著的外交思维。这种居高临下的国际意识，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物质发展水平、制度建设水平以及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共同塑造的。而从物质到文化三个层次的国际意识塑造因素往往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地发挥作用。三重因素共同塑造的中国外交思维可从中国的国际身份、国际形象以及国际意识维度进行解析。

1.从国际身份看，中国是天朝上国

在前现代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国际身份定位可从时间的纵向坐标与空间的横向坐标进行界定。从时间的纵向坐标看，中国的国际身份历经多次变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历史发展脉络就是“国家无意识”(1)这里的“国家无意识”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含义：与西方政治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国家概念不同，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国家一词，更多具有地理和文化属性，而较少具有西方语境中的政治与民族属性。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一度存在过的诸侯国、封侯国等就与西方历史一度存在过的城邦国、帝国等有着本质不同。但是随着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开启，西方语境中的国家内涵开始对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概念造成冲击。及至今日，西方政治学语境中的国家概念几乎已经占据整个世界对国家概念的界定。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西方语境对国家概念进行的文化霸权式的渗透。因此，本文认为，在前现代的历史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客观主体，一直独立存在于世界体系中。只不过此时中国作为一概念并不具有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意涵。这种非西方的国家意涵及其发展就是一种“国家无意识”。但如今这种“国家无意识”却隐含着一个发展方向：朝着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国家理论与实践发展。朝着“国家有意识”的方向发展。不论是“国家无意识”还是“国家有意识”，中国的国际身份定位始终围绕着天朝上国而转移。秦实现历史上的大一统之前，存在着周天子与诸分封国之间的权力等级体系。其中，周天子代表的中央权威位居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各个封国、诸侯国等根据自身与周天子在血缘的远近亲疏、功绩的大与小等而被固定在相应的位置上。在这种等级式的政治权力体系中，周天子一方面享有“天朝上国”的荣光，另一方面也要担负起相应国际道义和国际责任。随着历史的发展，秦实现中国历史上首次大一统之后，中国的国际身份虽然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始终居于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核心位置，盛极一时的东亚朝贡体系便是最有力的例证。在朝贡体系中，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不仅领先于东亚地区诸国，也令西欧诸国惊羡；从国家政权建设上看，中国在国家内部构建起来的一套复杂但运转良好的官僚统治机制同样令包括西欧诸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惊叹，并刺激着其求学于中国的发展意识；[7]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的感召力、辐射力、包容力等同样使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赞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均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当中被圈定在中华文化辐射圈中。[8]也难怪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视为一种“漩涡模式”。[9]这种“漩涡模式”所具有的巨大向心力不断吸引着、归化着外部的他者。因此，前现代的历史时期，不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的国际身份基本都可被归为一种天朝上国的角色定位。只不过，这种天朝上国的国际身份很快便被历史的发展，主要是被西方历史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动量消解。那么，前现代历史时期中国所具有的天朝上国身份又是以怎样的外部形象向世界展示自我、表达自我的？

2.从国际形象看，中国是威望大国

前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国国际形象是理解该时期的中国外交思维的又一维度。大致来看，中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形象的判定与描述，可分为以下几个向度：第一，从文化力上看，中国是一个文明化的国家；第二，从政治力上看，中国是一个主导型国家；从经济力上看，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士将前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国视为一个“帝国”。这种具有西方话语分析逻辑的概念，无疑将中国自身的普遍性刻意地放大，而忽视中国本身的特殊性。“帝国”作为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常用的分析概念，是对西方国家发展形态和国家意识的历史性总结和概括，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也正是由于是对西方国家形态发展的提炼，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文化价值偏见。特别是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来讲，西方运用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得出的话语体系和话语逻辑将中国的国际形象描述为一个“帝国”，既缺乏历史合理性，也缺乏事实根据性。[10]而作为中国学者，情况是否有所不同？答案似乎并不乐观。原因在于，仍有不少中国学者不加批判地完全遵循着西方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和话语分析逻辑。虽然也有部分中国学者对西方的话语逻辑提出疑问，但仍未从根本上摆脱西方话语霸权已经产生的深度痕迹。

在批判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前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国，从国际形象上看，可被描述为一个威望型大国。可从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两个维度进行解析。从时间叙事的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形象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塑造进程中。不论是大一统，还是短暂的分裂，中国始终是一个威望型国家。这种威望力主要体现就在中华文化的包容力与融合力。不论是自我描述还是他者认知，均是如此。从自我描述的角度看，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总是沿着天下主义的情怀与世界主义的关照这个主线与外部世界互动往来；从他者认知的角度看，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总是给外部世界(主要是周边世界)一个威严、正统的外部印象。也正是出于此种逻辑，周边地区那些被纳入朝贡体系的行为体总是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拉近自身与中国的心缘距离，以求获得中国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和认可。即便是那些有利于朝贡体系之外的行为体，也会时不时地通过非朝贡的途径与中国进行互动。其目的，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也更多在于获得中国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承认、统治权威性的支持。[11]而这也折射出中国国际形象所具有的威望属性。从空间叙事的角度看，中国国际形象的威望属性更多地体现在内与外的双向投射体系中。对内，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同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民族国家类似——享有最高的统治权威。这种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威的体现，一方面是中央权威拥有最高的政治力，另一方面是作为中央权威核心标志的天子(皇帝)享有最高的政治领导力。对外，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所具有的威望力，主要就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体现出来。不论是秦王嬴政开启的首次大一统进程、张骞的西域凿空之举，还是汉武帝的征匈之举、隋炀帝的三征高丽之行，以及明朝郑和下西洋等对外活动实践，均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展示出前现代时期中国的威望形象。只是这种国际形象的威望属性在不同历史实践中的充分度有高有低而已。

总之，在前现代历史时期，中国的国际形象既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主权民族国家不同，也与西方话语逻辑中的“帝国”概念有着差别。可以说，中国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融特殊与普遍于一体的中国，不论是从自我描述的角度看，还是从他者认知的角度看，抑或从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维度看，可谓是一个威望型的东亚国家。那么，天朝上国的国际身份与威望属性的国际形象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说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国际意识(主要是指外交思维)是何种景象？

3.从国际意识看，中国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

天朝上国的国际身份与威望大国的国际形象共同塑造着前现代历史时期中国的国际意识。而这种国际意识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国位于世界体系结构的中心或者说核心。从世界政治权力体系结构的角度看，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关键的全球性大国之一；从世界文化权力体系结构的角度看，中国享有着领先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的文明发展力。中华文明的辐射范围已经不再仅限于自身所处的东亚及其周边地区，而是不断向外辐射扩散至欧洲、非洲等地理区域。不论是从世界政治权力体系结构的角度，还是从世界文化权力体系结构的角度看，中国所具有的这种世界体系的中心意识几乎都是以中国为圆心，以器物、制度以及文化等为驱动力，以无意识的地缘政治国际意识为半径，以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多元共存为边界，将整个世界规划为一个层次分明、规则有序的交互性圈序体系。前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国国际意识，几乎就是以中国为特定的中心，以历史发展的惯性为半径，勾勒出一个个多中心且相互交叠存在的圈序式体系图式。而位居圆心部位的中国，也毫无意外地总是用一种“俯视”的视角观察世界、认知世界，进而与世界开展互动往来。这种“俯视”的视角具有历史的双重性。一方面在中国的国际意识中刻画出万邦来朝的愿景意识，进而将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国际意识进一步定势化，另一方面，国际意识的主观愿景化与主观定势化所具有的惯性也导致中国逐渐与外部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进程脱节而不自知。由此，本就处于“外交无意识”(2)本文中的“外交无意识”，同样是指西方外交学话语体系和话语语境下的概念。按照西方的外交学话语体系，只有纳入到“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才有外交。除此之外，其他历史时期和非民族主权国家形式的国与国间的交往是一种无意识的外交。本文批判性地接受这种观点。在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时期，存在着城邦国家间的交往；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诸侯国之间的交往。这些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何尝不是一种外交？关于中国外交起源问题的探讨，可参见：朱小略:《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再讨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叶自成：《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状态下的中国，一方面开始在历史向度的纵向坐标上徘徊，另一方面也开始在世界向度的横向坐标上迷思。而最直接的历史结果就是，第一，中国开始失去天朝上国的国际身份，这以朝贡体系的解体为主要标志；第二，中国具有的威望型国际形象也开始消散。显著的标志就是，逐渐与外部世界脱节的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构建的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新型国际体系中；此外，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建立的近现代国际体系还具有另一个知识层面的后果，就是西方的知识体系与话语逻辑开始向中国传统的对外交往话语体系渗透，并一度呈现出取而代之的迹象；第三，中国外交思维中的世界中心意识也开始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兴盛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动力解构。可以说，前现代历史时期中国外交思维中的理想成分已经开始呈现被多重现实所溶解的迹象。

总之，在前现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中，中国虽然与外部世界有着多重的互动实践，但这些对外交往实践更多还是在一种“外交无意识”的思维驱动下进行的。这种“外交无意识”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当时的国际身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其时的国际形象。可以说，中国以“俯视”的视角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既是一种“外交无意识”的结果，也是一种前现代国家理性的结果。而这种“俯视”的视角，对中国外交思维造成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始终站在俯视世界的中心位置上，而逐渐形成思维的定势与固化，从而将自身的外交思维封闭在这种圈序式的世界体系结构中。但这种封闭式的外交思维很快就被历史的动量震荡，继而被“西力东侵”这一历史的合力强行解构和置换。

(二)仰视：近现代的世界之中国

在经历了前现代历史时期长时段的“俯视”世界的进程之后，中国作为东亚乃至世界性大国的国际地位开始遭到西方的冲击。此时的中国并未从内心深处意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正在发生朝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轨道倾斜，更未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即将被拖入由西方资本主义构建起来的国际体系中。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将所释放出来的历史能量对准中国，中国的外交思维才逐渐开始发生历史的翻转。伴随外交思维的历史转换，中国的国际身份、国际形象以及国际意识等也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

1.从国际身份看，中国是迟滞大国

从西方设定的文明等级体系和话语分析逻辑看，被资本主义历史动量所冲击的中国，一度被视为半文明、半开化的古老帝国。也正是出于这种文明等级意识，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是一个技术落后、抱守传统、不思进取的东方国家。不可否认，在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由于是一种新兴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其所代表的历史能量正处于高度蓄积期，自然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潮流。甚至曾被亚裔西方学者视为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而非西方、非资本主义国家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在于朝着西方所设定的样板而努力。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已经意味着历史的终结。[12]

笔者并不这么认为，西方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轨道。这条历史发展轨道是西方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哲学思维等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西方的历史轨道与中国的历史轨道中都有自身历史惯性的成分，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西方历史所具有的惯性被及时调整了方向，而中国历史所具有的惯性由于初始能量过于强大，加上历史深处的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未能使自身发展轨道的前进方向得到及时的调整与校准而已。简言之，西方是普遍的，但也是特殊的；中国是特殊的，却也是普遍的。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能量冲击下的中国，在国际身份上，也并不完全是西方话语语境中的落后国家、更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半文明与半开化国家，而是一个迟滞型的东方国家。

西方所设定的话语分析体系和话语分析逻辑，自然是为当时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及其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而服务，后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这种话语分析体系和话语分析逻辑自然转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瓜分世界而服务。然而，不论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国家所提出、设定的话语分析体系和话语分析逻辑，均流露出西方中心与西方优越的文明等级意识。而且这种文明等级意识还通过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和途径影响、渗透到中国的不少阶层和领域。无疑，这是从非西方的维度对西方话语霸权作出的又一有力的注解。[13]这种文明等级观念的渗透度及至今天仍然会时隐时现。总之，近现代的中国，由于受到历史的客观动量与观念的主观动量及其交织所带来的影响，开始从曾经的俯视世界转换为仰视世界。这种视角的转换，一方面体现出中国国际身份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需要在保持特定传统的基础上，寻找一条新的历史发展轨道。从俯视世界到仰视世界，是中国观世界的视角的变化，也是中国国际意识的变化。这种国际意识的变化，也可以从中国国际形象和中国外交思维的角度进行解析。

2.从国际形象看，中国是失能大国

近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国，随着前一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天朝上国”国际身份被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历史能量逐渐消解，其给外部世界的国际形象也开始发生一定的历史改变。在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能量全面冲击之前，中国的国家形象，不论是从内部的视角看，还是从外部的视角看，都可称得上是一个兼具威权与威望的东亚国家。这种威权与威望既体现在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也体现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还体现在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向心性、辐射力等方面。如果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概念进行界定，就是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兼具超群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并灵活地运用巧实力建构起东亚地区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东亚封贡体系。进而通过这种极具东亚风格国际关系模式，对中国自身周边地区的地区性国际事务进行区域化治理。[14]本来，享有历史威望的中国，是可以在多维度威权能力的基础上继续引领历史的发展。但是当世界历史发展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之时，具有相当历史惯性的中国却未能找准历史的方位。在内忧与外患双重力量的冲击下，中国逐渐从一个曾经的发展领先国、文化威望国沦为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文明眼中的“失败国家”。“失败国家”是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又一国家概念。虽然这一政治学概念出现较晚，但其概念的意识却几乎一直贯穿在西方政治学说史的发展进程中。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东方传统的中国，不论是在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还是观念层次，均取得了“历史的胜利”。因此，在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进行互动往来时，总是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中西方之间这种国际位置的倒转，造成的一个观念性后果就是，在中国的国际意识体系结构中，一度俯视世界的中国，开始被置于仰视世界的位置上。这种中西之间国际意识的不对称局面的形成，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从客观的方面看，主要是西方凭借自身的坚船利炮并伴以帝国主义的话语分析体系和话语分析逻辑，将中国强行纳入到由其构建的国际政治权力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力体系之中；从主观的方面看，主要是传统的中国之礼在遭遇近代的西洋公法之时，总有一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现实困境。由此，在西方国家所设定的全球文明体系结构中，中国便被主观地置于边缘或半边缘位置。随之而来的，便是西方对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行帝国话语分析与界定：遭遇西方冲击的中国，是一个对内无法建立文明社会秩序，对外无法开展文明交往的“失败国家”。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这同样是西方文明等级论与话语霸权的体现。

近现代历史时期中的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暂时失去部分国家能力的“失能国家”。“失能”并不意味着“失败”，一旦具备了相应的主客观条件，“失能”同样可以再次发生历史的翻转。走出近现代历史阴霾的中国，便是最好的明证之一。总之，在近现代历史时期，中国在国家能力方面确实曾出现过短暂的缺失与功能的部分失调，但这并不绝对地意味着西方的道路与模式就是唯一的可选项。一度“失能”的中国，经过历史的探索，已经找准自身的历史方位，并以这个历史方位为基准，朝着国际舞台的中央回归。

3.从国际意识看，中国处于世界体系的外围

逐渐褪色的“天朝上国”国际身份与失能型国家的国际形象，加之近现代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的“外交无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国际意识也开始发生新的历史变迁。其中最鲜明的变迁标志就是，中国逐渐从世界体系结构的中心地带偏向外围地带。这种由中心向外围的历史偏航，可从多个维度得以阐述。从世界政治权力体系结构的角度看，盛极一时的东亚封贡体系解体，中国这个曾经位居东亚区域性国际政治权力体系中心的国家，逐渐从权力的顶端跌落。[15]从全球文明史的结构体系看，曾经被世界视为领先型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古典文化也遭遇着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与震荡。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过度惊羡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过度批判，共同构筑起全球文明史视野中的中西文明之间的等级结构。这种以中国观世界(西方)和以世界(西方)观中国的国际意识，在清朝末期的维新人士群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发展的角度看，当传统中国的皇权集中制与西方新兴的民主立宪制在历史的关口相遇之时，自然也是后者占据上风。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历史进步性，但即便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每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不存在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更何况是与西方历史传统、文化基因、物质发展进程有着天然区别的东方国家。客观地讲，晚清那些具有维新意识和维新思维的仁人志士，其试图通过放眼看世界以达救亡图存之目的的心理可以理解。但从另一侧面看，对西方的过度迷思与对自我的过度贬抑，是在从另一个维度强化西方所设定的文明等级意识却不自知。

不可否认，遭遇西方多维度冲击的近代中国，已经开始游离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外围。随着“西升东降”国际局面的形成，西方国家群体开始登上世界政治权力体系的顶端，并占据着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继而掌控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议程设定权以及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等。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几乎都已经无奈地被排斥在外围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东西方之间这种不对称的历史局面，通过由西方国家主导发起的一系列国际性会议以及会中或会后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条约等得以巩固，如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及其签订的会议文件等。通过这些所谓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作为体系外围成员之一的中国，“外交无意识”开始朝着“外交有意识”的方向努力。但奈何外交与内政的深度关联，中国的国际意识仍然未能实现历史的突破。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国际意识的迟滞性在经历过多次现实的考验之后，才逐渐显示出真正 “有意识”的迹象。

在世界历史的近现代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西方的冲击而逐渐发生相应的错位和倒转。天朝上国国际身份的褪去、国家功能的部分丧失、国际形象的翻转构成近现代中国外交思维的不同面向。作为中国外交思维不同面向的主轴之一中国国际意识也开始从前现代时期的“俯视”视角转变为“仰视”视角。这种中国与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之间视角的历史转换，标志之一就是中国开始从世界体系的中心游走于世界体系的外围。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种处于西方构建的世界体系的外围位置才再次呈现出向中心靠近的历史迹象。

(三)平视：现当代的中国与世界

在经历了近代历史上仰视世界的曲折进程后，中国逐渐意识到，封闭自我、固化自我，只会再次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相脱节。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再次变迁，也意味着中国开始以更加自信、开放、包容的心态“平视”世界。这种平视的视角，同样可以从中国的国际身份、国际形象以及国际意识三个角度进行阐释。

1.从国际身份看，中国是新型大国

现当代中国的国际身份问题，历来是个理想与现实交织的问题。一方面，当中国在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方案选择之时，总是会被西方传统大国视为“修正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当中国采取“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之时，西方又会指责中国为“搭便车者”。特别是在国际社会遭遇突发性危机事件时，中国国际身份的两难困境便会更加凸显。笔者曾在一篇拙文中指出，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国际身份，正处于变与不变之间。不论是历史性的多维变化还是共时性的多元不变，中国的国际身份都是一个多元多维的统一体。从变的一面看，中国的国际身份正经历着多维度的历史变化：首先，中国正从一个区域性大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其次，中国正从国际体系的变革者变为维护者；再次，中国正从国际秩序的解构者变为重构者；又次，中国正从国际治理的疏离者变为引领者；最后，中国正从国际社会的游离者变为引领者。而从不变的一面看，中国的国际身份主要是：第一维是中国的政治身份——中国是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维是中国的经济身份——中国是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三维是中国的文化身份——中国是未发生严重文明断层的东方大国。[16]中国国际身份的变与不变共同构成中国的新型大国国际身份。

以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为标志，国际社会中的危机事件再次给西方构建的国际关系模式和全球治理逻辑敲响了警钟：西方国家主导建构的国际关系理念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多元一体与伦理本位的国际社会。[17]面对国际危机事件的时有发生，国际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和新的国际治理逻辑。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正以东方智慧为本就充满各种不确定性、脆弱性与敏感性交织共存的国际社会提供新的方案选择。这种具有中国智慧的路径选择就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导向的全球治理方案。此外，作为新一轮全球治理理念的引领者与践行者、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要且积极的推动者，中国时刻以一个积极的国际身份担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以期为国际社会树立起一个不同于西方传统大国的新型国际形象。由此，可以说，从重获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到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再到全方位回归并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国际身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进程面前，已经从曾经的“天朝上国”的主观幻想中走出，在经历了国家功能部分失调的近代迷思之后，今日的中国已不同往昔。这种不同，从纵向坐标看，是中国国际身份的时间叙事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从横向坐标看，是中国国际身份的空间叙事在发生着异于西方的变化。总之，在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进程中，中国正以一个新型国际身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并给发展不平衡的世界注入更多东方智慧，以推动国际社会从西方主导的权力取向朝着伦理取向转换。最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愿景的实现奠定现实基础。

2.从国际形象看，中国是仁智大国

从时间叙事的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形象一直处于一个历史的动态演变过程中；从空间叙事的角度看，特别是在西方设定的话语体系和话语环境中，中国的国际形象似乎总是处在不对称的位置。

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非西方国家群体中的一员，不论是从国家体量上看，还是从国际影响力上看，乃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中国都当之无愧为一个正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东方大国。也正是由于中国日渐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格外引人注目。出于定势思维的惯性影响和意识深处的文明等级观念，西方国家眼中的中国，要么是近代历史时期那种失能与迟滞形象，要么是意图取西方而代之的修正主义国家，要么是全球化进程的搭便车者等，无论是哪种国际形象，在西方放置的西洋镜里，似乎中国就是一个“异类”。也难怪美国学者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来预言未来国际社会的冲突形式——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会在未来的世界政治经济中继续给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制造新的危机。[18]西方的西洋镜是在西方自我设定的话语分析体系和话语分析逻辑中，从外部放置在中国面前，自然面临“失真”的风险。那么，中国的国际形象到底该如何观察、如何描述？哪种视角才能得到中国国际形象的全景式认知？笔者也曾在一篇拙文中提到要理解中国的国际形象，需要从区域与全球维度切入。[19]只有如此，才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一个较为“保真”的认知与判断。

从区域的维度看，中国需要做一个讲仁义、修德睦的邻居。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朝贡体系，在给中国与周边地区提供了一个具有东亚特色的区域性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关系模式之余，却也使得今日的中国周边国家仍心存疑虑：中国是否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实践试图恢复历史的朝贡体系？客观地讲，周边国家心存疑虑不无厚非。毕竟不论从周边地区的哪个方位看，中国都是既拥有体量，也拥有能力的区域性大国。因此，怎样塑造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周边外交需要认真对待的议题之一。塑造的区域国际形象能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达到平衡，则有助于周边外交理念的落实和周边外交实践的推动，反之，则会阻碍周边外交的顺利推进。笔者认为，中国要塑造仁义化的区域国际形象，重点突破口还在于中国同周边地区国家在文化上的相通性。汉文化圈虽然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呈现出消退的迹象，特别是曾经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越南等国，一直在极力重建自我的文化体系，但文化的作用是持久且相对独立的，要想彻底消除文化基因序列中的他者影响，并非易事。这里不是要为中国文化制造话语霸权，而是想要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汉文化作为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一个关键变量，仍然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转化发挥新的作用。由此，民心相通、文化联通等不失为一个现实的选择。以此为切口，逐步构建起中国仁义的区域形象。从全球的维度看，中国需要作为一个智的大国。如今的国际体系是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面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所具有的不信任感和质疑感，是一种本能反应。毕竟自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到“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以来，西方国家已经站在世界政治权力体系顶端太久，国家意识中这种历史的惯性一旦遭遇新的冲击，自然会激发起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速度的不断加快，出于本能的不安全感，西方传统大国更是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干扰中国的历史复兴进程。而在国际场合污名化中国、歪曲中国的全球形象，便是例证。特别是面对国际危机事件时，不论中国怎样做、做什么，西方国家总能从一套话语分析体系和话语分析逻辑出发，对中国的全球形象进行“失真”的描述和“选择性”的宣传。如在全球共同应对2020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之际，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一方面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采取各种狭隘化的对外政策，以图维护自身安全；另一方面却又在多个国际场合，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污名化中国的抗疫理念、抗疫模式及抗疫成效。欧美等传统西方大国，一方面意在暂时放弃国际领导权，待形势好转之际再重新索回；另一面，却又担心一旦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将会使西方再获国际领导权的希望落空。殊不知，这本就是西方自我设定的预言。西方传统大国之所以采取各种退群行为，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在其潜意识中将权力视为国际体系的唯一推动力，意图继续在无政府的先验逻辑下行自助之实。面对国际危机，合作才是正途。这既是无政府的国家社会朝着半政府、准政府逻辑转换的必然，也是二元对立、权力驱动的国际社会朝着多元一体、伦理驱动的国际社会演化的必然。[20]对此，中国提出的卫生健康共同体方案便是一条具有共识性的路径。而这也反映出，中国全球形象需要以一种“智”的理念来塑造。一方面，对于西方的污名化、歪曲化等进行合理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继续以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推动国际社会达成高度共识，并将这些国际共识制度化、机制化。在国际社会中塑造出一个智慧大国的国际形象。[21]总之，面对“两个大局”的相互交织，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国，需要在区域国际社会和全球国际社会两个维度塑造自身的国际形象，这样才能将中国的国际形象全景式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现当代的中国，应在国际社会中塑造出一个仁智型的新型东方大国形象，而现实中也是在朝着这个仁智化的国际形象努力。

3.从国际意识看，中国处于历史复兴的进程

不论是前现代时期的“外交无意识”，还是近现代“外交有意识”的觉醒，既给中国回归国际社会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给中国外交思维的探索提供了现实的启发和素材。自1949年起，中国便已再次开启回归国际社会的新征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充满各种曲折和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中国与西方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该依照怎样的逻辑推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国际社会采取经济封锁、军事围堵、政治打压等方式和途径，试图将中国这个位居东方的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中。虽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多个国家建设领域给中国提供援助，在多个国际场合给中国提供支持，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占据多数的国际社会中，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仍显得势单力薄。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更是在两个方向上面临着巨大的体系性压力：一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一面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如何在这一双重体系压力下开辟外交思维的新方向，便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关键一环。随着苏美力量的消长变化，中国在苏美两极对峙结构中的砝码作用也逐渐特显。

此外，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逐渐理性化，为了给国内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以更加独立自主、积极融入的态度回归国际社会并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随后，中日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苏关系正常化等，更是为中国以新的国际意识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探索。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宣告终结。中国外交思维的转型再次走到新的历史关口。2001年，中国经过艰苦的谈判，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已经从政治安全、贸易经济、金融货币等多个维度正式地回归到国际社会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3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提出等，更是显示出中国已经在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历史目标坚实地迈进。特别是随着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的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代。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外交思维也开始又一次面临转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携手国际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为国际社会的向善演化提供的具有东方特色的智慧化方案。

从国际关系或者说从世界政治经济的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就是，大国关系面临新的调整与改组。国际关系史，从很大程度上看，就是一部大国政治权力博弈的历史。因此，这就使本就充满挑战的国际社会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在国际社会的动荡变革期，作为具有千年“天下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22]为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因素，既是中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必备素质，也是中国引领国际社会向前发展而应担负起的国际责任。而千年文化传统的现代性延续，既可以为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提供有韧性的文化支撑，也可以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提供可靠的文化解释。总之，经历过前现代俯视世界、近现代仰视世界的中国，已经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正处于平视世界的新征程。

综上所述，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从自闭走向开放并呈现出引领的时代属性。自闭状态下，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更多是一种俯视视角下的中国之世界。在俯视的视角下，中国多以“天朝上国”的国际身份自居，而这一国际身份所展示出来的国际形象也更多是一种威望型的东方传统大国，而据此逻辑，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往来时所依循的外交思维也更多具有封闭性——中国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度享有天朝上国历史荣光的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被强行纳入西方国家构建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此时的中国，在西方所设置的西洋镜中，几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而其所具有的天朝上国国际身份也开始逐渐褪色，历史威望也逐渐消退。而在此逻辑下，中国的国际意识也开始发生巨变——中国开始被安置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当历史再次走向新的关口之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如今的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即以新型东方大国、仁智大国、更加开放的思维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往来。就是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从西方语境中的“外交无意识”朝着具有中国风格的“外交有意识”迈进。及至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也更加具有自觉塑造、主动引领的意涵。[23]从时间叙事的纵向坐标看，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由自闭走向开放，并朝着引领的方向继续演变。

二、理想与现实：中国外交思维的横向比较分析

历史的纵向坐标为理解把握中国外交思维提供了一个时间向度的叙事背景。但是仅有纵向的历史梳理与归纳，还不能对中国外交思维有一个全景式的展现。这就需要从另外一个坐标进行解读分析，即从空间向度对中国外交思维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若从空间向度的横向比较分析视角看，中国的外交思维一面是理想的价值定位，一面是现实的价值定位。从理想定位的一面看，中国外交思维体现出对道义与伦理的关照；从现实取向的一面看，中国外交思维则体现出对权力与利益的博弈。道义与伦理，折射出中国外交思维意识中“天下主义”的千年传统所具有的历史惯性力量仍在发挥作用，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意识对外交思维的影响；权力与利益，既是对中国国家思维中一度存在的“外交无意识”这种后遗症的现实回应，也是建构民族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历史复兴、回归国际社会现实、引领国际社会未来的必然之选。

(一)道义与伦理：中国外交思维的理想定位

按照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几乎无道德与伦理可言。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权力获取资源。因为，资源是稀缺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而国际社会又不存在一个最高的中央权威，就只能通过自助逻辑获取维持生存发展的资源。由此，在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道德、伦理等具有理想化色彩的人文因素便被置于权力的衍生品的位置上。简言之，权力政治的逻辑导致德性因素被刻意地忽视。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文明中的“力”这种文化基因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历史性再现。如果说西方国家及其构建的国际社会具有高度的权力属性，那么中国又如何？据梁漱溟所言，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24]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伦理本位意识同样也对中国的外交思维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内政与外交是双向互构的。笔者认为，道义与伦理，既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交际思维，也是中国国家外部的交际思维。这种源于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的交际思维，具有理想的一面。但这种理想取向，与西方自由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有着本质不同。中国外交思维中的理想定位，更多是一种天下情怀的现实关照。

1.维护国际正义：中国外交思维理想性的第一维

维护国际正义，是中国外交思维理想定位的第一维度。对于国际正义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如果从空间划分的角度看，可以分为西方视角下的国际正义和非西方视角下的国际正义。西方视角下的国际正义，一方面与西方哲学传统有着深度关联，一方面也与西方历史实践有着紧密联系。发展至今日，西方国家意识中的国际正义已经深深嵌入在西方文化优越意识和西方中心意识中。据此而来的国际正义，要么是西方国家维护既得利益和国际社会主导地位的工具，要么是西方国家继续以文明等级意识划分全球文明体系的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西方国际正义传统中的有价值成分，而是西方国家自从被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裹挟之后，已经逐渐由曾经的资本操控者逐渐沦为资本的被操控者。而随着国家与资本二者之间的位置发生倒转，西方国家自启蒙运动以来所求的国际正义已经被深嵌在工具理性之中。因此，西方国家外交思维中的国际正义，也已几乎沦为资本继续向全球扩张的工具。

作为非西方世界的一员，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国际正义是否与西方存在不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些不同有何体现？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前文已有所提及，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这一对中国社会属性在哲学层面的界定，已经暗含着与西方的本质不同。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多重理性在遇到国际关系实践时，已经被权力深度浸染。在西方国家的外交思维中，为了权力而斗争几乎已成为普遍的行事规则。即便是以自由主义自居的学者，其深层的意识当中，仍然摆脱不了权力以及为了权力而博弈。反观中国，由于伦理观念居于社会意识的深处，使得中国外交思维中总是保持着一种高度的德性成分，其中之一就是维护正义。对内，维护个体之间的正义、维护群体之间的正义、维护公域与私域之间的正义等；对外，则是维护国与国之间的正义。具体表现有：第一，国与国之间不论大小、强弱，一律享有平等的国际法地位；第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不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以此处理解决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边界问题；第三，反对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反对霸凌主义与单边主义；第四，维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和地位；第五，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利益；第六，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因此，维护国际正义作为中国外交思维中理想定位的一维，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内部那种伦理本位意识的外部投射，一方面也是中国塑造新型大国国际形象的需要。总之，对于国际正义，中西方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讲，则是由于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基因、哲学传统、历史传承等共同塑造的结果。

2.承担国际责任：中国外交思维理想性的第二维

承担国际责任，是中国外交思维理想定位的第二维。如同国际正义概念一样，国际责任同样存在着中西方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别。特别是在面对各种冲突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二者相互交织重叠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之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各个主权民族国家本应通过多边渠道、联合方式共同应对，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但现实却是每当遇到国际危机事件时，西方国家在外交口号上总是试图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屡屡暴露出不负责任、不顾国际道义的工具理性主义态度。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在口头上允诺给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战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权利，一方面却继续在战后的国际会议上试图通过新的殖民方式和途径继续维护早已失去历史合理性和国际合法性的世界殖民体系。又如，面对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全球气候问题、全球环境问题，西方国家一方面以环境保护的卫道士自居，一方面却又通过各种违背国际伦理和国际法理的行为阻碍甚至破坏艰难的气候问题国际谈判等。较近的例子，如面对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采取一系列退群外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权威造成致命打击，乃至从外部阻碍着这些国际组织的顺利运作，一方面却又在多个国际场合污名化中国的抗疫理念和抗疫模式。西方国家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事态度，充分显示出其国际责任意识消退、国际责任感降低的工具理性态度。如果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则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国际责任不过是其维护既得利益、维持既得国际地位的外交口号而已。因此，西方国家外交思维的国际责任，更多是一种霸权护持、利益保护的外交工具。反观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国际责任，则与之有着不同。

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国际责任意识，是对西方的超越。自1949年起，中国就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宗旨所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始，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也随之加快。2001年，原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正式机制化——成立上海合作组织，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所有这些关键性事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其外交思维中的国际责任意识不断转型升级。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的逻辑支撑，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智慧的外交新思维正在为百年变局中的世界提供新的全球治理方案。随着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体系的结构也正在发生新的改变：西升东降逐渐朝着东升西降的方向发展。作为非西方群体的一员，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中国，一方面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方面在为正处于百年变局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携手国际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国际责任意识的体现，也是中国国际责任意识的升华。特别是面对国际危机事件，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国际责任意识就更为凸显。例如，面对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西方国家采取的狭隘工具理性金融政策，不仅使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也使日本、韩国等美国的亚洲盟友遭遇巨大冲击，就连美国自身也遭遇一定的震荡。而且这场金融危机甚至引发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与西方国家的态度和责任意识淡薄形成对比，中国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前提下，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和双边援助等方式向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提供紧急援助，展示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风范。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25]诸如此类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国际责任意识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而这体现出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国际道义感，也体现出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国际伦理感。

3.维护国际公平：中国外交思维理想性的第三维

维护国际公平，是中国外交思维理想定位的第三维。“公平”，作为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常用概念，同样面临着模糊化、非统一化等界定难题。并且经常与政治学的另一概念——平等产生交织或混淆。限于研究主题的边界所在，本文不对公平及其与平等之间的异同进行探讨，而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公平一词。本文所讲的国际公平，主要是指符合国际道义、不违国际伦理、不违国际法理的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对于国际公平理念的理解与实践，中西方之间同样存在着鲜明对比。

西方国家外交思维中的国际公平，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而且历史与现实已经多次证明，其不合理的一面越发凸显。这里，仍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以及会后达成的一系列国际安排便是一例。一战之前，世界几乎已经被步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使得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呈现出周期性。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对抗最终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在随后的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英美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宣称，要在民族自决、公海航行自由、废除秘密外交等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却在实际行动中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国际协议等战后安排，将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固化。对于一些维护国家独立的中小国家、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合理诉求，西方国家要么是熟视无睹，要么只是将这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的国家视作其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由此，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几乎没有国际公平可言。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同样存在着不公平的一面。从国际政治秩序的角度看，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代表着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最高国际权威。但是，作为联合国核心机构的安理会，其成员组成中仅有中国一个非西方国家，并且联合国的总部也设在美国。正是这种西方国家的主导优势，使得联合国一度沦为美苏两国政治权力博弈的工具。从国际经济秩序的角度看，西方国家同样占据主导。二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等，同样一度将中国非西方国家排斥在外围。从地区热点国际问题的介入看，西方国家同样存在特定的价值偏向。对于符合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标准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便给予政治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反之，则被视为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外交思维中的国际公平意识，更多是一种有选择的国际公平。

反观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国际公平意识，则与西方有着明显区别。自1949年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之日起，中国就始终将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为一项国际事业并为之努力。1974年4月，为了响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组织新秩序的要求，联合国大会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群体的一员，不仅积极参会，还在会上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角度，提出诸多建议，以图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相应的贡献。面对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地区热点国际问题，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国际公平意识同样处处展现。如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在遭遇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社会思潮和运动的冲击下，已经进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加之新冠肺炎病毒的大流行、大扩散以及持久化，使得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再次面临新的困境。对此困境，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以保护人权为借口无端指责乃至污名化中国等国的抗疫成效，另一方面再次流露出其霸凌主义国际意识和不负责任的国际态度。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引领新一轮全球治理，是摆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面前的一道新方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提出并积极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国外交理念和实践。[26]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指引下，携手国际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外交思维中国际公平意识的再出发，也是中国外交思维中理想定位的再转向。总之，维护国际正义、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国际公平，构成中国外交思维中理想定位的三个侧面。中国外交思维中的理想定位是“一体”，维护正义、承担责任、维护公平，则是这“一体”的不同面向。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始终是“多面一体”的宗旨所在。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在继承历史与超越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展现出理想性的一面。从文化基因的角度看，这种理想性的外交思维，既是中华文化中“天下主义”国际意识的历史惯性使然，也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伦理本位意识在外交思维层面的投射。作为处于迅速成长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有责任也有必要为国际社会的未来注入更多智慧化方案。而这就需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实践保持相应的理想成分。但仅有理想化的外交思维还不够，还需要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现实保持高度的外交敏感意识，将外交思维中的理想意识与现实取向有机融合，并在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中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

(二)权利与利益：中国外交思维的现实取向

理想性构成中国外交思维的一个侧面，现实性则构成另一个侧面。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服务于内政。因此，不论何时，不论何国，其外交总是要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服务。对于中国外交而言同样如此。实现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便构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行为体的外交目标所在，而这也是国家外交思维中现实性的一面。在经历了前现代的俯视世界、近现代的仰视世界的国际意识转换之后，正在平视世界的中国，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的梦想有着格外的感触。尤其是近代历史上的“西力东侵”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冲击与破坏，已经在中国外交思维的深处埋下根基。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根基就是，时刻维护国家利益，使其不再遭受外来力量的冲击与震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逐渐开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怎样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合法、合理的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国外交思维不断调整的一条主线。因此，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其现实性的一面就充分体现在获得相应的国际权利、维护国家独立以及实现民族复兴三个维度。

1.维护国家独立：中国外交思维现实性的第一维

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外交思维的第一维，也是中国外交思维调整和转换的基轴所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对此，经历过西方冲击的中国是最有体会，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国家之一。即便是西方国家也概莫能外，如德意志统一、意大利统一、美国独立战争等，无一不是要实现国家独立和领土统一的历史目标。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反观那些未获国家独立、民族尚未彻底解放、领土尚未真正统一的国家，要么无法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要么不时沦为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国际政治权力博弈的筹码。因此，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普遍意识。对于曾经饱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冲击的中国而言，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记忆。自鸦片战争甚至更早时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将资本输出的目的地开始转向东方的中国。而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力不对等的国际政治权力体系结构中同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标志着传统的独立的中国开始遭遇西方资本主义的撕裂。及至《辛丑条约》签订，近代中国更是深深被镶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立的极不对称的世界体系中。随着清末社会中救亡图存意识的觉醒，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便成为近代中国孜孜以求的国家目标。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经被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以及二者的相互交织撕裂得几欲崩溃的中国，才再次获得国家独立和政权重建以及社会重组的历史机会。但是刚获独立的新中国，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而如何维护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实现国家的领土统一，便成为摆在新中国外交面前的一道近似无解的方程：一边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围堵、干扰、封锁；一边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对新生共和国政权的威胁和破坏。面对内忧与外患，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今天看来，“一边倒”的外交思维存在各种弊端，但在当时却是最现实的选择。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以“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等为主要代表的革命式外交思维，[27]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却是当时特殊国内外环境下的上策。随着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苏(俄)等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外交思维中的革命意识也开始逐渐走出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主题所具有的历史惯性。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外交思维开始再次调整，即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国际意识回归、融入到国际社会中。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理念、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外交思维又一次地进行调整，但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一根本的目标却始终贯穿在外交思维的动态演变中。总之，不论是革命式的外交思维、融入式的外交思维还是引领式的外交思维，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始终是中国外交思维中最具现实的取向。

2.获取国际权利：中国外交思维现实性的第二维

获得国际权利，是中国外交思维现实取向的第二维。享有并获得相应的国际权利，是作为国际社会中主要的国际行为体的国家主要目标。但是享有相应的国际权利与真正获得相应的国际权利是两回事。享有与获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样，国际权利的享有与获得之间的张力，中国仍是最具发言权国家之一，也是历史记忆最深刻的国家之一。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一方的中国，名义上享有战胜国所应享有的一切合法权利，但在巴黎和会的实际谈判进程中，中国的战胜国身份似乎并未给中国享有真正的国际权利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中国参与或出席的系列国际会议，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权利缺位或者权利悬浮的情况。正是历史深处的忧虑和意识深处的记忆，使得获得国际权利成为中国外交思维中现实取向的另一面。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国家意识。

中国外交思维现实取向中的获取国际权利，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获得国际事务的话语权；第二，获取国际规则的创制权。首先来看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发展程度上看，均占据着相对优势地位。当今国际社会中，200多个主权民族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名称各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完善程度不同。而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显得有些单薄。如果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程度等指标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占据相当优势。也正是由于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完全掌控着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话语权的主导性掌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社会的议题设定权。如，关于气候变暖的全球性议题，西方国家主导着该议题的核心议程。二是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议题的叙事框选权。如对于气候变暖，在确定了核心议题之后，西方国家主导着哪一个具体议题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关注。三是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议题的未来走向。同样是对于气候变暖，西方国家一旦发现违背资本的原始冲动本能，便会采取双重标准，等等。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在西方的话语霸权面前，显得就有些困窘。再看国际规则的创制权，不论是一战结束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还是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其他冠以“国际”二字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几乎都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的。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一度被排斥在这些国际组织的外围和边缘位置。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国家才不得不考虑将部分国际权利分享给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但是西方让渡出的国际权利，并未触及国际权利体系的核心。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所获取的国际权利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处于不对称状态。这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国际规则创制权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当中国努力争取更多国际权利时，总是会被西方国家视为修正主义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西方国家意识深处的文明等级观仍在发挥作用。正是出于对历史记忆的现实回应，真正获取相应的国际权利，便成为中国外交思维中现实取向的又一向度。

3.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外交思维现实性的第三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自近代以来便成为中国追求的国家目标。作为内政的延续，外交自然要为这一历史目标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近代历史上那种“弱国无外交”的深刻记忆，无时不在警醒着中国：要成长为一个新型的东方大国，不仅要在物质层面崛起，更要在文化层面、思想层面崛起。用西方的话语讲，物质性崛起可被视为硬实力的提升，而文化性崛起和思想性崛起则可被视为软实力的提升。近代历史上，由于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发生，一度出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不加辨别的批判。而在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之余，则是对西方文化思想、理论概念的照搬照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西方”并不是绝对的普遍真理，“中国”也不是脱离普遍的特殊。中西方之间这种不同，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讲，则是由于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基因、哲学传统、历史传承等共同塑造的结果。只不过已被文明等级意识深嵌的我们并未发觉而已。西方总是以“普遍”自居，而忽视自身的“特殊”，本身就是一种对非西方的忽视。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虽然总被西方视为“特殊”，但仍然具有“普遍”的一面。如何融通中西之间的普遍才是正途。刻意放大式地描述中西各自的特殊性，结果只能是更加绝对的中西二元对立。这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背道而驰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中国的国家目标，也是中国外交的最终落脚点所在。这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现实回应，也是对客观现实的理性研判。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给中国外交思维及其转变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要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存为前提，通过交往理性和沟通理性的“新理性”[28]的方式，找准中国的历史方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张弛有度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实现民族复兴，一要实现中国的物质性复兴或称为器物性的复兴，二要实现中国的文化性复兴或者说是实现中国的思想性复兴。物质性复兴是硬基础，文化性复兴是软支持，思想性复兴是引领。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物质性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但与西方国家仍然占据世界经济权力体系结构的核心位置比较起来，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国，要想真正以平视的视角观察世界，特别是观察西方，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仍将自身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之一所在。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传承，在这悠久的文明传承进程中，中华文化中的经典思想一直在中国的国家意识深处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中华文化体系以包容、无外[29]著称的“天下体系”及其对现代的启示，[30]以仁义礼智信为著称的儒家伦理观、以王道理念著称的儒家国际政治观、以道法自然著称的道家治理观、以兼爱非攻著称的墨家世界观等，均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所在。这种多元的精神内核与中华文化体系是多元一体的共生关系，也正是这种多元一体、包容互鉴的文化特性使得中国外交思维具有西方所不具有的精神特质。虽然有着千年的优良传统，但在西方文明话语仍占据世界文化体系结构主导位置的今天，中华文化仍然被有意或无意地轻视甚至忽视。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要继续在物质性复兴的道路上前行外，还要在文化与思想复兴的道路上努力。作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国外交需继续肩负起相应的责任，通过多元化的外交方式和途径，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更广的外部世界。这也是中华文化通达世界的现实路径。实现民族复兴，既是中国的国家目标，也是中国外交思维的现实取向之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物质复兴、文化思想复兴，构成这一现实取向的两个方面。而要实现两个方面的复兴，仍然是一个历史进程，并且是充满各种挑战的进程。

三、结 论

不论是纵观历史，还是横看现实，中国的外交思维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从历史的纵向发展逻辑看，中国一度处于俯视世界的位置。这种俯视世界的视角，主要体现在中国当时享有的天朝上国国际身份、威望领先型国际形象以及中国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的国际意识三个维度。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的中国与新兴的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历史的倒转：中国作为曾经的天朝上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始被西方强行地纳入由主权民族国家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中。[31]而此时的中国，其所享有的天朝上国国际身份也逐渐褪色，但天朝上国的主观幻想和国际意识却未能得到及时纠偏，致使近代的中国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夹击下，几乎面临被彻底撕裂的风险。此时的中国，在“西力东侵”面前，也开始朝着仰视西方世界的位置上滑落。“西升东降”这一历史局面的发生，给中国外交思维造成的影响就是，中国逐渐被排斥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和边缘位置。当历史再次提供新的机遇时，中国抓住了国家重建和社会重组的契机，只不过这一进程同样充满曲折和挑战。所幸，经历过俯视世界、仰视世界的中国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不能再次倒转。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逐渐走上正轨：中国正以平视的视角融入世界，并引领着世界的未来走向。从空间的横向对比看，中国外交思维总是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外交思维的理想定位主要体现在对国际道义与国际伦理的重视与维护：维护国际公平、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国际正义。现实取向则主要体现在对国际权利的获取、国家利益的保护、民族复兴的实现等方面。这既是对历史记忆的现实回应，也是中国外交思维和国家意识深处的忧虑所在。如何在理想定位和现实取向之间取得平衡，是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再次转型需要谨慎对待的议题。总之，要理解和把握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需要从历史的纵向坐标和空间的横向坐标出发，才能对中国外交思维的理想性与现实性有一个全景式的观察和认知。展望未来，中国能否再次俯视世界，不仅是现实的外交政策问题，其中隐含的中国外交思维的再次转型问题，也是值得持续关注的学术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