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洁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重要论断和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将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联结在一起。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的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但是不均衡、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3]进一步厘清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澄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目标要求和实现路径。

一、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锚定的目标，在任何领域、任何时期、任何阶段都不可偏废。对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理解，要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之中。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首先是以现代化为定向的，在此基础上彰显“中国式”的特殊性。透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应当先从现代化的一般性要求谈起。

(一)现代化的一般性要求

从现代化的一般性要求来看，其所强调的现代化目标，至少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要求。在物质文明方面，要求“经济社会发展要达到一定水平，使得一个国家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知识和信息社会转型，未来还可能转向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4]有西方学者以包括人均GDP、城镇化率、服务业占比等在内的明确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世界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发展方式变迁及其所带来的生存方式革命从深层次上决定文明形态变革”，[5]在精神文明方面，要求实现与物质文明相适应的协调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中，内含了精神文明的要素。精神文明屹立于政治文明之上，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存在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关于现代化的推进，西方作出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但在后现代理论、世界体系论、新制度主义论等理论指导下，西方的现代化实践仍旧无法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社会撕裂等问题。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亟待出现。

(二)“中国式”的特殊表现

自由现代性主导的现代化在全球历史中展开。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性的“绝对权利”之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无论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还是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来说，都是一次伟大的变革。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集中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首先是一个科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性、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社会制度前提、社会途径以及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等方面内容”，[6]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学说是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科学。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指导下推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独立的国家场域，打开前进大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周恩来首次明确细化了现代化的内涵，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7](P132)通过“三大改造”奠定了经济制度基础和经济结构基础，进一步形成了“共有共管，共劳共富”的思想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3)将共同富裕归结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的历史进程。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定向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这一特定的理论命题作出了一系列阐释，指出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2]我国的现代化是要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9](P823)的道路，并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指导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场、价值和方向等问题。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以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无不是这一思想真理性与有效性的见证。

(三)中国的理论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0]对现代性的拷问推进着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理解，其理论内涵包括两个关键词：“共同”与“富裕”。“共同”是指对所有地区、行业、阶层、人群的全面覆盖；“富裕”是指将富裕实现于物质发展、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一是创造更丰富的“均衡分布”物质财富。首先，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要求更快速的生产力发展，意味着不仅要比中国历史上其他各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而且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更高，从而弥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次，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立足点，以保证“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11]最后，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要求物质财富由人民共享。这就意味着，共同富裕一方面“不是少数人的富裕”，[2]即区域、城乡及不同阶层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不能过大，既要防止贫富的分化，又要遏制阶层的固化，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和社会保障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2]即摒弃狭隘的“均富”理念，将收入差距保持在激励人的创造、推进社会良性发展的适度范围内。

二是实现更完善的“社会共同体”政治文明。首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明确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内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在大幅度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在加剧贫困的积累，虽然有“富裕”，但是那是“部分”的富裕，不是“共同”的富裕，私有制的本质也不可能以“共同”的富裕为目标。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当下，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然要求，而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会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的成熟。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为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打造为最高理想。马克思的构想是，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8](P104)各领域、各阶级、各种劳动形式之间的差别全部消失，所有人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现实的样本，为全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的历史叙事。

三是营造更公平的“共有共享”社会氛围。首先，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要打造一个稳定的社会收入结构，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2]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占绝大多数，大部分人拥有高质量、稳定性的就业能够支撑较高消费水平。其次，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要打造一个稳定的区域发展结构，即“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2]即在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基本消失之后，人口不必因就业、教育、医疗等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和流动，社会形态比较稳定。最后，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要实现精神文明的共建共享。享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坚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力度，增加精神文化产品的共创共享比率，共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二、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党百年领导中国人民朝着共同富裕一步步迈进过程中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指出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探索，分别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了社会条件、政治基础、物质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这意味着，新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接近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将比任何时刻更迫近、更深刻。

(一)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现条件

新时代，我国已经具备了初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一是我们已经具备了经济条件。“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8](P137)目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实现了空前的发展。自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历史性地解决困扰全世界的绝对贫困难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截至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增长8.1%。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0万亿元，增长10.7%，[13]已经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生产力水平。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政治条件。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4](P52)规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方向。邓小平在谈及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时谈道，“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8](P372)改革开放以来，党探索出了一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建设道路。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5]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进一步完善，确定了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制度体系。

三是我们已经具备了社会条件。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稳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条件。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范畴的概念，表征着与民生相关的民主、法治、公平、文化、正义、安全、环境等所有领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这方面问题解决好了，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国家发展也才能具有最深厚的伟力”。[16](P200)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2]意味着在根据既定的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下，在保障14亿人口稳定的基础上，共创、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合力已经全面具备。

(二)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蕴含着深刻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7]“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8]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作出擘画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总的认为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样，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2]立脚点聚焦在“共同”和“富裕”两个关键词上。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2]不同人群、不同地区在实现富裕的程度和时间上会存在差异，不可能完全步调一致，因而要有计划地、分阶段地施行，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

总体上看，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大抵分为三步，“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2]即从现在起至2025年底，是迈向共同富裕目标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规避规模返贫情况的发生，逐步走出相对贫困，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是迈向共同富裕目标的第一阶段，建设好一批共同富裕的试验区，使国家进入了较为富裕国家的行列，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2049年前后，是迈向共同富裕目标的最后一个阶段，离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最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要求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收入平等国家的标准,而且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差距还要缩小到合理区间内。

(三)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目标价值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同富裕的实践进度方面强调，“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16](P214～215)在实践依循方面则强调，“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坚持循序渐进”，[19]在问题导向下，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注意把握统一性的原则。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阶段性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实现的难题。贫富差距的渐次拉大、地区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城乡收入级次对比明显等，要求我们要处理好“统一性”的问题。共同富裕不是抽象的、片面的公平，而是有其遵循的共同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到实现“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即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的价值主体，要将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在该整体内部讨论谁先富、谁后富、如何富等问题。

二是注意把握辩证性的原则。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党在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始终关涉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问题。自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处理为：在初次分配阶段注重效率，再次分配阶段注重公平；直至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公平的位置置于效率之前；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任何社会的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20]处理好“做蛋糕”与“分蛋糕”的辩证关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目标必须要把握的原则。

三是注意把握协同性的原则。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有着多样性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现实的人，在推进物质财富不断丰厚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精神贫困的问题。现阶段，精神富裕问题相较于物质富裕仍旧处于滞后的状态，如教育投入的不平衡、个人财富增长与思想进步不协调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在满足物质需要、政治需求、社会保障、审美情趣中不断递进的，如果只是注重“钱袋”丰厚与否，而忽视人民“脑袋”充实与否，那么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难以实现，遑论共同富裕目标的完成。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防止急于求成和畏难情绪，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2]

三、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体共产党人发出号召，在新的征程上，“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21]这一号召蕴含着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共同富裕目标的赓续接力与必胜决心。

(一) 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共同富裕

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的国度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一个汇集人心的政治中心以作为构建共同富裕的主心骨和中心点。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承担了这一使命。百年党史深刻昭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21]党的领导是民族复兴底气的来源，是打造全国一盘棋的关键，共同富裕的推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进行。

首先，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根本领导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22](P222)这一制度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是协调各方利益、动员各方力量的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党领导一切的领导原则上升到根本制度的层面，将其纳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性优势，并置于首位。可见，中国共产党作为时刻保持先进性的政党，在保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自我建设过程中，能够坚定带领共同富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其次，人民立场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根本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3]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实实践者与成果享受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自近代以来积淀形成的最广泛、最深刻、最长远的社会价值诉求，即对为人民谋幸福有着深刻的思想认知和政治把握。

最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领导本领。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党不断强化自身建设，才有能力凝聚共识、汇聚人心。一方面要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以强有力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和制度功能抓好党员干部，尤其是“关键少数”的理想信念问题，强化党员的初心使命意识，坚持正确推进共同富裕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要培育党员干部发展的全面性，以保障在经济富裕、政治富裕、社会富裕的实践中，对富裕的范围、标准、分布形态等方面的安排始终贯穿民主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二)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这意味着，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升经济循环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更要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社会弱势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实现区域、城乡、群体之间收敛”。[24]

一是要创新分配制度。经济制度的科学性和稳定性是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原有依赖于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亟待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的论断为分配制度的创新指明了方向。首先，要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契机，解决利益失衡的存量问题；其次，以收入分配公平为准绳，完善再次分配中的税收、转移支付机制；最后，逐步消除导致收入、资源分配不公的制度，强化缩小贫富差距的力度与速度。

二是要加强社会治理。贫富分化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关涉政治的良性发展，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助于降低社会成本，减少政治危机。政府要加快自我转型，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促进和助力功能，通过科学的机制调整，提升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度与参与热情。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本质要求，使得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社会团体都成为制度供给者，加之数字化进程的不可逆转，为拓宽参与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更便捷的方案以增强全体人民在参与治理中的获得感。

三是建设精神文明家园。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协同的富裕，应当看到，精神富裕具有相对独立性，物质富裕的实现并不能自然消解精神的贫困。精神富裕的要求伴随物质富裕的实现而跃升，精神富裕的实现会进一步巩固物质的富裕成果。建设全体人民的精神家园是避免偏废“精神富裕”的选择。首先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定精神家园的价值指向；其次，要发展公共文化事业为精神家园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最后，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作用，为精神家园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三)在示范区建设中推开共同富裕

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以抽象的、整体的面貌出现，且多以国家作为空间尺度。但是到目前为止，现代化并没有整体完结，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共同富裕仍未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遭遇现实与历史的拷问，人类全面发展与现代化实现呼唤新的发展模式与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扬弃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确立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共同富裕实现范式的探索不仅是中国的时代命题，也是世界历史的使命担当。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表明，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共同富裕的进程必然产生先后、快慢之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擘画是“我们要有耐心，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提高实效。要抓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2]即走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路径，通过示范区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引领共同富裕实践的全国推开。国家在经济发达地区进行的共同富裕示范建设，既可以在渐进式过程中总结出宝贵经验，又可以避免全局性的风险。

一是深刻认识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意义，这是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思想理论的实践，是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也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的发布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迈入全面建设共同富裕的新阶段，立足于浙江模式特殊性的基础，探索可在全国普遍性推广的共同富裕模式。

二是推动城乡示范区体制机制与政策完善，加强多元主体推进示范区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首先，优化资源和机会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探索集体经济赋能转换，率先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25]其次，重视发展与治理的顶层设计，完善再分配制度，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引导高收入群体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最后，以数字技术赋权赋能，搭建跨部门协作平台，推进长效帮扶机制的社会广泛参与。

三是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讨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仍旧在试行阶段，如果缺乏正确共同富裕思想的引导与专家学者的科学建策是难以扎实推进的。即便建设成功，其他地区也很难理解蕴含在浙江模式的普遍性，进而影响示范效应的发挥。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伊始，可以借鉴改革开放初期真理标准大讨论，将共同富裕思想建构为深层次社会潜意识，让全社会参与到示范区经验提炼总结的过程中来，捕捉试点建设“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24]规律，共同分享示范区在缩小区域差异、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