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为推进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建构都是围绕着核心概念的辩证运动而展开，体现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性。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存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改革开放以来全新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而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产生的新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既是思想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的外在表达，也是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集中体现，这一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体系严整，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概念体系、完整理论框架、鲜明理论特征和创新话语体系构成的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在话语体系上呈现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批判性和建构性话语相贯通，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群众话语相互融合的特征，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回答，用中国话语来表达。中国人民大学刘瑞教授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原则，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原则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践道路和中国实践成就，建构了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中国范式，根本上区别于英美范式。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即建立中国特色的学科范式，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根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破”，破除英美范式在学科理论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其次需要“立”，要从中国的集体实践、集体智慧、集体经验中提取自主知识体系原料素材，凸显中国集体实践和集体理论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贡献；同时，需要有原创性的方法，推动方法论的革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建刚研究员结合2021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对资本有效监管”的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资本的力量增强，形态演化带来的新经济安全风险。并提出对资本的行为进行约束规范，对资本不能进入的领域进行清楚界定，为资本的运行构建高效健康的外部环境，促进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上海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李正图研究员认为，回答“四个之问”是哲学社会科学和社科学术期刊义不容辞的任务，把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要能够科学回答“四个之问”。如何构建中国的学术规范，就蕴含在回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中。社科学术期刊需要以引导学界科学回答“四个之问”为己任，聚焦主题设置栏目，推出创新观点，孵化青年学者，筑牢思想传播阵地，助推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建设。

——主持人张瑞才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经济学的中国范式

刘 瑞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个讲话距离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有了更多新意，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观点更加深刻和鲜明，意义重大。

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如何打造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中国范式命题。科学哲学研究表明，但凡一个科学理论的提出和演化，都经历了从无范式到有范式，从多范式到双范式的演变过程。科学理论演化的终极是双范式的对决，其中一个范式克服、战胜或融合了另一个范式，最终成为单范式，即真理范式。由此看待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还处于多范式阶段。按照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划分，有以马克思学说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以哈耶克学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凯恩斯学说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等。或者按照知行合一实践性质的国家流派划分，有苏联范式、南斯拉夫范式、英美范式等。理论范式与实践范式不是截然分割的，而是有机结合的。显然，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就是构建经济学的中国范式。

历史上，无论苏联范式还是南斯拉夫范式，在理论流派上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式。然而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知行合一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行动，因此苏联范式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一种范式，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不幸的是，苏联范式经过70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行不通的，这就促使了中国从学习苏联范式开始探索别的范式。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基础上，首先突破了苏联范式，实现了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非直接向英美范式转型，而是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习，这就是向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范式发展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南斯拉夫范式学习。南斯拉夫自1950与苏联分手后开始推行社会主义自治改革试验，从基层开始通过建立拥有完全经营自主权的劳动自治体，通过市场而非政府机构自下而上建立彼此的社会经济联系。这场改革试验被誉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经过30多年实验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光时刻。1981年，南斯拉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790美元，被世界银行列为上中等收入国家，高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然而，随着领导这场改革的核心人物铁托离世，在遭遇到了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冲突及外部势力干预下，南斯拉夫范式随着国家解体而消失。这样中国才向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逐渐接受了以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混合为代表的英美范式。

进入21世纪，一方面从全球爆发的各种经济危机看，英美范式存在严重的无法自我克服的缺陷，发生范式危机；另一方面，中国所坚守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始终与新自由主义范式存在内在冲突，中国实践与英美范式存在无法兼容的问题。而中国通过自身的长期探索，也找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的路子。因此，今天提出如何突破经济学的英美范式，打造经济学的中国范式，又一次迎来新的经济学革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中国从根本上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是正确的，构建经济学的中国范式依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同时有别于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苏联范式或南斯拉夫范式。中国范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式，而不是别的经济学范式。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经典作家没有设想过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这是由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从苏联范式、南斯拉夫范式到中国范式，人们依然看到，马克思主义范式正在引导社会主义经济从一轮胜利走向新一轮胜利。

今天，经济学的中国范式依然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来指导今天的中国范式，用中国范式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并进一步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范式。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范式需要破立结合。回顾改革开放之初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通过一系列理论大讨论和大争论，破除了苏联范式中许多妨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教条。比如，破除了社会主义经济无失业的教条，破除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唯一形式的教条，破除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性质的教条，破除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形式的教条，破除了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教条，等等。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践进一步推动着理论范式的先破后立，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新规则。

不得不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英美范式过程中，国内经济学界逐步接受了一系列英美范式教条。英美范式中的许多教条或假说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归纳与总结，对市场经济运行具有解释力和启示意义，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正面意义。但是英美范式绝不是真理范式，不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范式，其价值观隐含其中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辩护。这类教条对中国不适用甚而有害必须摒弃。比如经济人假设教条，把极端个人主义作为经济原动力，一切经济行为都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立场上，这是有悖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再如帕累托最优教条，把市场静态均衡视作配置资源的最优状态，不承认市场存在固有缺陷，排除了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纠正市场失灵的行为；再如私有产权教条，认为只有产权私有才能开展市场公平竞争并具有效率，因此排除了包括国有制在内的一切非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再如小政府大社会教条，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因此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显然，以上教条以及还没有列举的其他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教条，都是与当下正在推进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悖甚至是反动的。可令人遗憾的是，经济理论界甚少对此类教条加以反思及破除，相反这些教条充斥在大学经济学课堂上，渗透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专业期刊论文之中。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任务，可是这些脱离中国实践的英美范式教条依然没有被打破，继续被奉为经济学圭臬，还在大行其道。因此当破英美范式教条还没有完成时，立中国范式教条就很难。

新一轮中国经济学革命需要从破除英美范式的教条开始，在此过程中再确立中国范式的教条。教条主义固然是不对的，但是教条是需要的，因为范式是由一系列教条构成的。当下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编写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用英美范式解说中国故事，一种是用中国故事解构英美范式。第一种做法不需要破除英美范式，这正是当下国外顶级经济学家正在做的，然而对此中国不感兴趣也不需要。第二种做法首先需要用一些中国事实破除一些英美教条，然后建立中国教条。这才是中国感兴趣和需要的。如果没有对英美范式基本教义教条的破除，而是继续采用稍加修改的英美范式教条，或者换汤不换药，即使编写出了所谓中国范式的教科书也不具有独立性和创新性，缺乏中国特色理论的灵魂，构建所谓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只会是一句空话。

第二，构建中国范式经济学需要从集体实践中提取原料素材。新中国伟大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是工程浩大的集体实践行动，并不是某个高人的密室操控或某个智者的冥思苦想。无论经济建设是否成功，均上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下到基层组织的实践探索，从中凝聚集体智慧和产生集体理论贡献。如果说某个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并有了一些个人贡献，那也是与集体行动难以分开的，个人理论贡献十分有限。近年来，国内开展了一些中国经济学创新贡献评奖活动，试图锁定和突出某些个人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贡献，这其实是很勉强的做法。因为能拿到台面上说的经济理论创新，都是源自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渠道的建议提出和广泛性的基层部门参与和摸索。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逻辑和思路去提炼中国范式的经济学显然不合适。

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要重视集体实践和集体理论贡献。这些理论贡献往往体现在党和政府的相关重要文献之中。对此要系统整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经济政策文献，与具体实践经验相对照，从中抽象提炼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并上升为理论原则和原理。忽视对党的政策文献的研究提炼和基层集体实践经验归纳总结是不应该的。中国范式的相关原理均需要有典型案例、经典事实和基本政策作支撑。

第三，构建中国范式经济学需要方法论的革新。经过长期训练和尝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比起其他社会科学要更加成熟和丰富，也比较精准。从技术上看，这些方法分成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逻辑演绎法和计量模型法等。然而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深受英美范式影响，所谓无计量不学术，滥用数学方法和工具，以致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许多研究实际上是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去认认真真地讲经济学常识，甚至是废话，用数学逻辑解释经济逻辑。还有的研究近乎算命，用人的所谓颜值和血型等生物特征去论证经济运行规律特征，大搞唯心主义。用唯心论解释现实逻辑，导致严重违背经验事实的极端研究成果不时出现。诸多经济学分析严重偏离了辩证唯物方法论和历史唯物方法论。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几乎没有中国的自主分析方法的推出和流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文献使用的计量方法都不是中国人自主开发出来的，偶尔有一些中国学者对国外方法改良的方法出现。反思起来，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研究的方法贡献率几乎为零。这是对发展中国经济学最为不利的。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中国方法的创新。没有新的研究方法支撑，中国范式很难立起来。因此，需要花更大力量去实现中国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创新。

第四，构建中国范式需要从编写中国特色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辞典入手。教科书和辞典是最能够体现学科的范式，也是最能识别不同范式的标识物。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专著轻教材辞典的倾向，这十分不利于中国范式的创建。科研需要继续做，但是时间不能等。通过编写教材和辞典，能够使得中国经济学范式更快成形。英美经济学范式也是在持续推出的教材过程中成形的。人们十分熟悉，影响世界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以及发行十几版的萨缪尔森主编的《经济学》教科书，大大推动了英美范式的完善和普及。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我们需要集聚国内经济学优秀人才，来承担中国范式教材编写和经济学辞典编纂的工作。国家对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编写和辞典编纂要给予与科研同等待遇和支持。

第五，构建中国范式需要组织具有中国范式思维的经济学者来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明确，任何一种经济范式都具有价值观属性，中国经济学范式也不例外。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英美范式有意无意地试图掩盖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试图给人一种价值观中立的印象，实际上渗透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此应该保持头脑清晰。承认这一点就能理直气壮地开展中国范式的建设工作。

改革开放40年，老一代受过苏联范式思维训练的经济学家已经退出主流，目前是接受了英美范式思维训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成为当下的经济学科研教学主力。因此要完成这项使命，需要现有的经济学精英主动更换英美范式价值观，更换英美学术范式。同时更需要一批建立了新的学术范式价值观的经济学者引领学术潮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这四个要求统统都是针对学者的价值观而言的。只有自觉接受体现了中国范式的价值观，真懂真信，才能真干实干，干成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建设伟业。同时需要在把控学术权利关键岗位上，让这批新人来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事业。并且要警惕那些没有转换英美范式价值观的机会主义者、投机取巧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混入中国范式的建设行列中来，继续采用英美范式来阉割中国范式建设伟业。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到可以确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时候，来之艰辛实属不易，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候，成败在此一举。

科学设置资本“红绿灯”，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张建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无规矩不成方圆，有敬畏才知行止。”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创新、繁荣经济都至关重要。没有资本的大力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给资本设置“红绿灯”，不给资本制定行动的边界，资本就会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国民经济大循环就难以畅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肌体就会被侵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事业必将受到影响。

第一，设置资本“红绿灯”，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设置红绿灯，是为了防止交通堵塞，保证交通更加顺畅，避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给资本设置“红绿灯”，不是要捆绑资本的“手脚”、限制资本的发展，而是要规范资本的行为、引导资本有序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资本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性，既有文明性的一面，也有野蛮性的一面；既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一面，也有造成社会不公的消极一面。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参见习近平：《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载《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资本创造生产力的能力是惊人的。资产阶级是资本的化身，在我国现阶段，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发挥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资本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也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资本作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能够把劳动力、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资本具有发现赢利机会的敏锐能力，能够迅速促使资源从赢利水平低的领域向赢利水平高的领域流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资本之间的良性竞争，又促使资本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不断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资本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分展现了其积极的一面。

与此同时，资本也有野蛮的、消极的一面。如果不对资本加以引导、规范和约束，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社会财富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然导致的结果是：财富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一方积累，贫困在广大劳动者一方积累，形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本具有追逐利润的天然本性，这一本性使得资本总是想千方百计扩大规模，总是想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想利用一切手段来为其赢利服务，结果导致了资本的无序扩张。资本的无序扩张导致人、科技、商品等发生异化，使得他们成为为资本赢利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为人服务的手段；导致资本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使得权力等国家机器沦为资本赢利服务的私器，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公器；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生活便利性的提高，而是人民收入的被掠夺和被压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资本的形态也在不断演化，形成了许多新样式的垄断资本，带来了许多新的经济安全风险，危害到了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必须对一些资本的行为进行约束、规范，对一些资本不能进入的领域进行清楚界定，对资本野蛮消极的一面进行打击、限制。

总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也要严格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努力为资本的运行构建一个高效健康的外部环境，促进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设置资本“红绿灯”，要明确资本可涉足的领域以及涉足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奇迹的同时，资本也快速发展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近些年来，一些领域资本的负面特性日益显现，我们需要清晰界定哪些领域资本可以涉足，哪些领域资本不可以涉足，哪些领域涉足得可以深一些，哪些领域涉足得可以浅一些。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也是资本争相进入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一直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造成了人民群众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确保这些领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保障性和普惠性，对进入这些领域的资本进行限制、防止其获取暴利。国家要在这些领域加大投资，兜住兜牢民生底线，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不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事关千家万户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事关亿万人民群众的生存保障，绝不能让资本在这些领域肆意妄为，给人民群众造成新的“三座大山”。教育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我们要让教育回归根本，不让一名儿童因缺钱而上不起学，不让形形色色的课外教育替代学校的课堂教育，不让高价辅导班成为家长的沉重负担，不让金钱至上的观念侵害青少年的心灵。我们要保障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加大对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经费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防止教育沦为资本赚钱的工具。医疗是国之大事，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我们要让医疗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色，不让每一位公民因缺钱而住不起医院，不让一场重病就把一个家庭击垮的悲剧出现，不让医院成为资本竞相逐利的场所。我们要保障医疗财政经费投入，加大对医生队伍建设、医疗设施购买、新药物的研发、基层医院医疗水平提升等方面的经费支持力度，加强医疗体制的改革，让医生有一个体面的收入，斩断医药勾结的毒手，防止天价药费、手术费的出现，确保医院的公益性。住房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保障，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要让房子回归“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功能定位，不让任何人无家可归，不让高房价成为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不让房子成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推手。我们要多措并举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大幅增加社会保障房的供给力度，斩断地方土地财政推高房价的内在机制，积极探索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长期租赁住房的制度，确保人民群众都住有所居，防止资本在住房领域获取暴利。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国家财政投入应是主体，私人资本是补充，在一些竞争性生产环节可适当增加私人资本规模，如药品生产，但国有资本也应该保持一定的比重。在住房领域，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构建“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形成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良性互动的竞争格局。

第三，设置资本“红绿灯”，要把握不同类型资本的特性。追逐利润是资本的特性，也是资本的动力。但不同类型的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其赢利能力不同，对社会的影响也有差异，因此，我们要科学把握不同类型资本的特性，使其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这些资本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类资本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其共性表现为，都具有逐利的本性，都具有扩大规模的内在冲动，都具有加速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性一面。其特性表现为，不同类型的资本追求的目标会有差异，其所用的手段也有所不同。比如，国有资本以实现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润不是其首要的目标，国有资本有时需要为国家的一些战略目标服务；民营资本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社会效应则是次要的，民营资本对市场的变化更为敏感。我们要处理好各类资本之间的关系，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近些年来，由于监管不到位等原因，出现了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针对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要毫不动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资本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改善中小资本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坚持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定位，防止资本脱实向虚，引发泡沫经济；加强反垄断，及时纠正垄断资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防止互联网资本无序扩张，挤占上下游产业的利润，严重冲击实体店经营，进入民生领域与民争利；保护公民信息安全，防止平台企业利用掌握的数据搞过度开发；禁止掌握大量国民经济活动数据的公司在海外上市，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第四，设置资本“红绿灯”，要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资本蕴藏着无穷的活力，只有正确引导使其规范发展，才能展现其文明性、遏制其野蛮性。我们要充分发挥资本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的一面，同时要限制资本能够导致收入出现两极分化的消极的一面。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就是要防止资本横冲直撞、野蛮生长，就是要给资本建章立制。因此，要不断完善关于资本的法律法规，既要保障资本所有者的合法权利，也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侵害他人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9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要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导向，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要严把资本市场入口关，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提升市场准入清单的科学性和精准性。要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依法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3)参见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载《求是》2022年第10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4)参见陆敏、周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载《经济日报》,2020年12月27日。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要抓紧完善，已有法律法规的要严格执法监管。法律是对法律主体的底线要求，在督促资本主体遵守法律底线的同时，要教育引导他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对于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民生福祉，带动了共同富裕的资本要给予奖励；对于违反了法律法规，侵害了公众利益，危害了国家安全的资本要给予惩罚。

设置资本“红绿灯”，是为了让资本有序发展，迸发出更强的活力，使国民经济更加高质量地发展，使人民群众能更多地更加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也是为了防止资本野蛮生长，造成国民经济循环不畅，导致社会畸形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公平问题。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厘清资本有序发展和无序扩张两种形态的界线十分必要。资本有序发展的界线是遵循市场经济秩序，不超越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不越过政治、社会、民生、安全等领域的底线，符合国家发展导向，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资本无序扩张则是越过以上界线，打破资本在市场经济中正常流动的状态，扰乱正常经济秩序，偏离国家引导和提倡的方向，在不该扩张的领域大肆扩张，进行不正当竞争和形成垄断。”(5)参见张林山、公丕明：《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载《光明日报》,2022年5月10日第11版。我们要不断深化对资本性质和行为规律的认识，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资本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将更加完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A014)成果。

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李正图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称简《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由此可见，“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功经验的总结。2022年1月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上进一步指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下简称“四问”)。围绕“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中的时代现实，回答人民关切，就是回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因此，我们认为，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科学回答新时代新征程中持续出现的“四问”，既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任务。因为，只有科学回答“四问”，才能切实做到“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要求。

第一，什么是“四问”？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就是对“四问”科学回答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例如，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问题，是当下非常重要的问题，因而也是当前“四问”之一。关于资本，《决议》指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了做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这个“要”是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要”，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则；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的第二个“要”，足见其重要性、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久前，《求是》第10期公开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五个要”。由上可见，“五个要”就是当前经济学界要科学回答的“四问”。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人民的关切也随之而变，因此，“四问”也就会层出不穷。

总的来看，只有及时把握时代脉搏，才能明确把握不断涌现的“四问”，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及时有针对性地科学回答，使期刊编辑及时针对“四问”进行组稿。

第二，我们如何及时捕捉“四问”？

“四问”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现实发展趋势中的种种现象，是人民在从事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时的关切。科学回答“四问”，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因此，如何及时捕捉“四问”，就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期刊编辑的基本功。既然如此，如何练好这个基本功？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及时捕捉“四问”。在回答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捕捉“四问”，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也是期刊编辑的任务。我建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期刊编辑，都需要换位思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期刊编辑的角度来考虑期刊关于“四问”的组稿问题，期刊编辑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来考虑如何科学回答对于“四问”的科学探索和成果表达过程。

“四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期刊编辑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去做的基本功。期刊编辑在组稿时都会自始至终地捕捉“四问”，所以编辑对于及时探索“四问”的来稿，就会特别关注、及时编排；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时捕捉“四问”，及时快速准确地进行科学探讨、科学论证、写成论文，就会得到及时快速发表。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去寻找、去捕捉“四问”？我认为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从身边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开始。譬如，身在上海，我们切身感受特别深的是上海疫情对经济社会活动和人民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对这次上海抗疫中发生的种种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一方面使我们透彻理解了当年武汉疫情和抗疫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针对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和抗疫中出现的问题深入思考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事先构建并且制定针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发生及次生现象的种种预案，有利于实施科学、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把疫情不可抗力造成的灾害和次生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时时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是我们及时捕捉“四问”的重要途径之一。古人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途径是从新闻报道中密切关注当今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使当今的信息传递实现了规模大、速度快、质量高的特点。我们几乎一秒钟就可以知道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重大事情。譬如，俄乌冲突，表面上看，只是地缘政治不可调和的结果。但背后却凸显了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陷入困境，因此，俄乌冲突从本质上看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之中。也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以美国、美军、美元为主体的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退化、异化和失灵，急需构建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还表明，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五个要”中第三个“要”即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的重要性，涉及对初级大宗商品(粮食和能源)的冲击、全球货币结算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观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四问”。

第三个途径我认为要始终第一时间密切关注中央出台的文件、重大事件，这些都是我们要回答的“四问”。最近党中央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系列新“四问”。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4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央出台的系列文件和重要活动中深刻反映了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四问”。

总之，科学回答“四问”需要我们时刻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国内外发生的事情和中央出台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活动。

第三，科学回答“四问”需要我们运用科学的分析工具。

有的论文，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不能回答“四问”，但规范适用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分析工具特别先进，格式特别完善。我们认为，我们并不反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范式，我们反对的是套用这种范式、不食人间烟火的论文。只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基础上吸收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中的有益成分，针对“四问”进行分析并且得出科学结论的文章，我们才予以采用。

总之，科学回答“四问”，重点是要立足当下、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答中国问题、世界问题、把握时代脉搏、关注人民需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科学回答“四问”，是我们今天时代的主题，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和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