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江祁

（湖南省教育厅，湖南 长沙 410016）

搜集和整理宋教仁的遗著，除了需要去发现和考证他以不同笔名发表的遗著，如他以鲜为人知的笔名撰写的反清著作《灭汉种策》[1]，还要注意版本问题。所以，在编纂宋教仁文集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最佳版本，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宋教仁《间岛问题》的版本就值得我们去研究。鉴于此前学界尚未有这方面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就《间岛问题》的版本问题作一探讨，并求教于方家。

一、《间岛问题》版本的考察

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不仅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在历史地理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也是宋教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仍有不少研究者频频涉笔，可谓为宋教仁研究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笔者同时发现，所有研究宋教仁《间岛问题》的文章所本之“本”，均来自陈旭麓于1981年编辑出版的《宋教仁集》。而对于这个“本”是否有问题，似乎从未有人虑及。其实，这个“本”大有问题。

据笔者查考，宋教仁的《间岛问题》问世之后，先后有三个版本：1908年版、1914年版、1936年版。

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于1908年初写成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有关方面的关注。日本外务省特派某大佐面晤宋教仁，表示愿以五千金购买此书，但宋教仁以此书关系至巨，岂能贪区区五千金而卖国为由加以拒绝[2]，却托同乡许孝绶将其转交了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李家驹立马抄写一份，送交清政府外务部。清政府外务部得到《间岛问题》后，在与日本关于“间岛”问题的谈判上，据理力争，得以不败，使中国延吉地区与韩国接壤的大片领土未被划入韩境。

1908年8月，《间岛问题》在上海出版，由曾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题写书名，时任《东方杂志》编辑孟森作序。其末页的出版信息是，编辑所：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辑社；发行所：上海中国国书公司；代售处：各省大书庄；出版时间：光绪三十四（1908）年七月；发行时间：光绪三十四（1908）年八月[3]114。

由于宋教仁的《间岛问题》曾帮助清政府保全领土，因此，《间岛问题》在上海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一阵轰动。上海《新闻报》《申报》《神州日报》等大报均于1908年8月28日头版全文刊发了《间岛问题》一书的《叙言》。《申报》在其后所加的“记者按”曰：

是书为北京大学留日学生某君所辑，甫行出版。其所依据，大半搜辑日韩人所著之地理历史政治及游历笔记等书，复以国际公法学理判断之，以证明间岛之决为我国领土。例言所谓假盗器以御盗者，日人当亦哑然无辞也。呜呼！中日战而日人攫我台湾，日俄战而日人又欲攫我间岛。……我知是书一出，政府当恍然于与此交涉之所以无效而据是以，与之力争，日人亦当自知间岛情迹之暴著而废然以返，然则是书之有功于间岛，岂浅鲜哉。[4]

《新闻报》的“记者按”曰：

间岛一地，昔属我敦化县，今属延吉厅。至间岛之名称，则日韩人称之，释名者几于误认为间于图们江，中韩交界之一岛。……今读易庵所著《间岛问题》，乃知间岛者，非间于两间之岛也，实为图们江以北之大地。[5]

由此可见，1908年《间岛问题》一书在上海出版后，舆论反响强烈，一时洛阳纸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08年《间岛问题》出版时并未署名，但孟森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说：“吾友易庵携其社著《间岛问题》一册付印于上海，嘱赘一序并嘱转丐太夷先生题签。”[3]1前述《申报》所刊该书《叙言》的落款为“光绪戊申七月在沪付梓时易庵识”，《新闻报》的“记者按”也说“易庵所著《间岛问题》”，因而时人大都以为《间岛问题》为“易庵”所著。时至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边疆史地文献初编》中《东北边疆》第2辑第24册所收录的1908年版《间岛问题》影印本，仍标明其作者为易庵。

如前所述，《间岛问题》为宋教仁所著，何以其在上海出版后却被人看成是易庵所著呢？据笔者查考，原来其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误会。经查，宋教仁1908年6月28日①致李家驹书中有“唐演处售版权金，只得百五十元，偿还宿债”[6]62之语，稍后又致李家驹书中有“唐演处尚有未交之款百元，彼以归抵上海邮递交炼（按：宋炼，宋教仁当时所用化名）相约，迄今尚未见来”[6]64之语，由此可知，《间岛问题》写成后，宋教仁为了偿还宿债，将该书的版权买给了唐演。据笔者查考，唐演，字易庵，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1903年12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后，被派往日本留学东京帝国大学，1908年2月与京师大学堂留日学生陈发檀、黄德章等人在日本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唐演当然知道《间岛问题》的价值，因而买得宋教仁《间岛问题》的版权后即携往上海付印，以获得回报，并准备交付宋教仁的版权费。唐演也知道，宋教仁是革命党人，正是清政府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大人物，倘若《间岛问题》在国内出版署上作者宋教仁的名字，不仅有被清政府查禁而致使自己的投资血本无归的风险，甚至还会危及自己的性命，因此不敢在书上署作者宋教仁的名字。但为使该书畅销，唐演却请其武进老乡、时任上海《东方杂志》的主编孟森为该书作序，并托其转请与孟森一同从事预备立宪活动、时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的郑孝胥题写书名。对此，郑孝胥在其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1908年8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孟莼孙（按：孟森，字莼孙）来谈，言有宋链著《间岛问题》一书，求余署其端。”[7]1152其次日的日记亦有记载：“孟莼孙送来《间岛问题》稿本，其书颇有意理秩序。”[7]1153这说明，唐演（易庵）通过孟森转呈郑孝胥的《间岛问题》稿本，就是宋教仁所著。后来，宋教仁得知自己的著作由郑孝胥题写书名时，感到不快。有知情者曾言：“（《间岛问题》）书出，而其署端者郑孝胥，先生（指宋教仁——引者）深悔之。”[8]所以，不知内情的人自然就误以为《间岛问题》为易庵所著。当然，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宋教仁不只出售了《间岛问题》版权，后来还向林肇东出售了译著《比较财政学》的版权[9]。这样，长达110多年的历史大误会终于得以澄清：1908年上海版《间岛问题》的真正作者不是易庵，而是宋教仁[10]。

宋教仁故去一年之后，即1914年，设于北京的中国地学会主办的机关刊物《地学杂志》第四十六号（1914年4月20日出版）开始连载《间岛问题》一文②，直至第七十三号（1916年7月25日出版）全部载完，署名为：桃源宋教仁遗著、平江张焌校编。其文前有张焌案语云：“是书宋氏成于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韩熙隆元年，日本明治四十一年。脱稿时，沪上某书肆曾印行之，舛驳甚多。迄问题解决，宋氏拟加更正，易名《中韩疆界考》，志未竟而身先殒，稿纸散逸余书箧中，几至盈寸。追忆往事，多不幸言中之处，爰按遗文，略为序次，以资有志研究东北地理历史者之一助。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甲寅春日平江张焌。”[11]57-58《间岛问题》在《地学杂志》连载不仅证实此书曾在上海印行，而且也说明宋教仁生前对《间岛问题》一书的重视。

1936年7月至10月，南京《建国学刊》从第15卷第1期至第4期连载《间岛问题》。文前的编者按中说，此文虽经《地学杂志》刊载，仍有流传不广之感，故特为转载于本刊[12]。因此，此版本实际上为1914年版的重刊。

1981年，陈旭麓在编辑《宋教仁集》时，选录1914年版《间岛问题》，但在其前加入1908年版中的“序”和“例言”，对其日期则标为：1908年，并加题注云：“这是宋教仁的一本专著，录自《地学杂志》第四十六至七十三号。文前有张焌案语云：（同上）。该杂志未载‘序’和‘例言’，这里的‘序’和‘例言’均录自1908年上海某书肆的单行本。”[11]57-58由此可见，该集所收录之《间岛问题》来自《地学杂志》的1914年版。

1982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编之《宋教仁先生文集》，也是收录《地学杂志》的1914年版，但与陈旭麓所编《宋教仁集》不同的是，其将1908年版的“序”和“例言”放在正文之后，并加“编者按”曰：“《地学杂志》未刊《序》和《例言》，现谨将民前四年，以宋炼命名（按：如前所述，1908年版的《间岛问题》并未署名），上海某书肆之单行本的《序》及《例言》附录于此。”[13]

2008年，郭汉民所编之《宋教仁集》，对于《间岛问题》一文的处理方式与陈旭麓所编之《宋教仁集》完全一致，也是1914年版。

由上可见，对于《间岛问题》一文，三部宋教仁文集编者大概都以为1908年版为“上海某书肆之单行本”而非为宋教仁所著，所以均采用了1914年的版本，略为不同的是，大陆版是在1914年版的头上戴上一顶1908年版的“帽子”，台湾版是在1914年版的身后加上一条1908年版的“尾巴”，看起来都有点不伦不类。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知道，迄今为止，宋教仁的《间岛问题》有三个版本，其中，1908年版本为宋教仁所著，1914年版由张焌“校编”，而1936年版则已声明是1914年版的重刊。所以，《间岛问题》实际上只有两个版本，即1908年版和1914年版。本文所比较考论的也就是1908年版和1914年版。

二、《间岛问题》版本的真伪

经过以上的查考，我们发现，迄今为止，《间岛问题》主要有1908年和1914年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是否相同或一致，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真阅读和比较后发现，1908年和1914年两个版本的《间岛问题》存在较大的差异，后者明显存在诸多严重的错误。限于篇幅，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述：

第一，地图被删。经查，1908年版的《间岛问题》中附有两张地图，一张为正文前的《间岛图》，是根据书中要表述的内容和相关地图绘制而成的中国延吉厅与韩国北咸镜道之间的全景地图，其上双方各地的山川走（流）向，乡镇村的地理位置以及中韩国界一清二楚，倘若根据此图，再结合书中的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中日双方这场国界争议的来龙去脉和争议的焦点。另一张为第三章后的“豆满江上流分水岭附近之图”，是宋教仁根据《大东舆地图》勾录而成的一张简图。宋教仁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见到朝鲜古山子校刊之《大东舆地图》，发现该图“载康熙五十一年定界之迹，甚为明晰，尤足以证豆满发源于分水岭，潜流地下，复现为石乙水，及当日筑土、聚石、树栅之事”。结合此简图，宋教仁在书中阐述其观点曰：

图中上方之大山，为白头山，山南大池，为闼门潭，潭之下方，为分水岭。岭西有一水，为鸭绿源，岭东有一水，为豆满源。豆满实两国分界之所在，故曰分界江，即界碑文中所谓土门江也。南有石堆、木栅，即水源潜流地下处，当日所立之标识，盖以正无水之界者。惟不见土筑之堆，殆年湮代远，已坍废欤。而大池东有水源，不明记其下流入于何水，木栅有一小水，注曰乾川，合于土门。此二水皆未能确指为今何水，或系错误，亦未可知，抑乾川即所称下乙水乎？其余图中方位、地望、道里，皆多与今不符，自因当日图学尚不发达之故。然其载明界碑及石堆、木栅，以证当日实划豆满江为国界之迹，则甚确也。[11]84

这样，读者根据地图，再结合文字，对于“豆满江为国界之迹”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印象。可见，此地图既是宋教仁用以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工具，也是其所谓豆满江就是国界的重要证据。

然而，1914年版的《间岛问题》却删去了这两张地图，不仅使读者对于文中所表述的一些山川走势及其空间位置感到茫然，而且也使《间岛问题》一文的价值因失去了直观且重要的证据而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地图具有直观、形象地反映自然地理特征的特点，历来是形成空间认知的重要手段，也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工具。宋教仁喜好地舆学，在日本留学期间搜购和阅读了大量地理书籍和地图，如《世界读史地图》《满洲地志》《西藏全图》《东洋交通图》《中外舆地图》《万国舆图》《国际地理学》《卫藏通志》等，同时注重学以致用，利用学到的地舆知识来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

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在撰写地舆学方面的文章时，还善于将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通过地图直观地呈现，使之图文互证，相得益彰。除了《间岛问题》，宋教仁于1911年2月撰写的《滇西之祸源篇》就附有《云南片马形势图》一幅[14]，同年9月所撰的《中葡澳门划界问题》就附有《澳门附近各地》（其上标有葡国最初主张之界和葡国二次主张之界）和《澳门半岛图》[15]。因此，绘制地图并置于于文中是宋教仁地舆学文章的一个重要特色。但不幸的是，以上各地图均被宋教仁文集的编者删去了，从而不仅导致文章残缺，而且也为正确理解文字内容增添了困难。

第二，引文不规范。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中，从其他书刊摘录引用了大量资料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笔者发现，1908年版的引文中均有“前略”“中略”“下略”等字样。这也是宋教仁使用引文时一以贯之的严谨作风。例如，在其1911年4月的《再论政府借日本债十兆元》一文中，宋教仁节引东京《报知新闻》上之《借款与极东》一文时，用了7个“中略”[11]210，但1914年版的引文中，这些字样均被删除。所引“朝鲜钟城等四郡民上其府使李正来之书”中，1908年版前有“前略”，后有“下略”等字样[3]7，而1914年版均无[11]63。所引“光绪十六年吉林将军长顺奏折”中，1908年版有“中略”和“下略”等字样[3]19，而 1914 年版均无[11]70。另外，所引“光绪十六年总理衙门议复奏折”中，1908年版有“上略”和“下略”等字样[3]19，而1914年版均无[11]71。旧时节录成文，“前略”表示上面节去一段或数段，“中略”表示中间节去一段或数段，“下略”表示下面节去一段或数段，将这些记号置于引文之中，读者就会明白哪里被节去了。若不用或删去这些记号，读者就不知道哪里被节去了，甚至误以为这些引文是一段完整的文字。所以，两相比较，在对于引文的处理方面，笔者认为，1908年版比1914年版规范、严谨得多。

第三，遗漏出处。在第二章《间岛问题之争议》中，宋教仁列举争议双方的观点或主张时，均在其后列出日期或出处，1914年版多有遗漏的现象。试举三例说明之：

文中“韩光武二年（光绪二十四年，日本明治三十一年），北咸镜道观察使赵存禹提出五条意见书曰”之后，1908年版有“见《大韩疆域考》”[3]8之语，表明所举意见书的出处，而1914年版则没有[11]64。

文中“日本人稻叶君山东京《报知新闻》之论文”之后，1908年版有“见日本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该报”[3]14之语，表明《报知新闻》刊登该论文的日期，而1914年版则没有[11]67。

文中“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复外务部书”之后，1908年版有“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3]19之语，表明徐世昌等复外务部的日期，而1914年版则没有[11]71。

第四，内容错误。经比较不难发现，在文字上，1914年版与1908年版有许多不同之处，明显错误不在少数。仅举以下三例说明之：

《间岛问题》第三章③中，提到国际法中关于国家版图取得方式时，1914年版的表述为：“交换（如日俄两国以桦太岛[库页岛]、千岛交换是也）、赠与（如意大利赠尼斯予法国是也）、买卖（如美国买俄之阿拉斯加是也）、割让（如日本割取台湾于中国是也）、合并（如美国合檀香山于菲律滨是也）五者，为传来取得。”[11]74而1908年版此处的表述为：“交换（如日俄两国以桦太岛、千岛交换是）、赠与（如意大利赠尼斯予法国是）、买卖（如美国买俄之阿拉斯加是）、割让（战胜而夺取土地于他国，如日本割取台湾于中国是）、合并（此国合于彼国，如美国合檀香山、[西班牙合]菲律滨是）、租借（如德国租借胶州湾于中国是）六者，为传来取得。”[3]24两相比较，1914年版比1908年版少了“租借”一项。同为同盟会会员的刘建封于1908年所撰《长白山江岗志略》中说：“按国际公法论之，国家之版图，其本来取得者有三：曰增殖、曰时效、曰先占。其传来取得者有六：曰交换、曰赠与、曰买卖、曰割让、曰合并、曰租借。”[16]由此可见，当时国际公法中所谓“传来取得者”还有“租借”一项。

《间岛问题》第四章《间岛问题学理的评释》中提及“自崇德四年以来，朝鲜六镇人民，尝有越豆满江盗物伐木之事，被中国官吏捕获交还治罪，并六镇官吏，亦坐罪者，共计二十余次”。1908年版中具体列举了21次[3]58，而1914年版中则漏掉了其中的“三十七年一次，三十八年一次，纯宗十七年一次，二十七年一次，三十二年一次，宪宗七年一次”[11]101等6次，失误比较明显。

1914年版第六章中关于间岛面积及可容人口的表述是：“间岛以七万方里之面积，而人口不及十万。以中国本部每方里能容四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四百万，以日本每方里能容五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五百万。”[11]129其中，关于间岛面积的表述，与其前文“面积约十万余方里，较日本四国稍大，较台湾稍小”[11]109之语中的“十万余方里”自相矛盾，而且文中两个“可容人口”的计算结果均为错误。“以中国本部每方里能容四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四百万”，其正确的计算结果应为二百七十万，即二百八十万减去已有的十万。又“以日本每方里能容五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五百万”，其正确的计算结果应为三百四十万，即三百五十万减去已有的十万。而1908年版中这段话的表述是：“间岛以十五万方里之面积，而人口不及十万，以中国本部每方里能容三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四百四十万，以日本每方里能容二十五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三百六十五万。”[3]102其中，关于间岛面积的表述，与其前文“面积约一十五万余方里，较日本四国稍大，较台湾稍小”[3]71是一致的。况且，宋教仁1908年6月先后两致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的书中也明确地称述“间岛”面积为“土地十余万方里”[6]63和“十数万方里之地”[6]67，这就证明1908年版中关于间岛面积的表述是正确的。此外，1908年版中两个“可容人口”的计算结果也是正确的。

第五，称谓变化。1908年宋教仁发表《间岛问题》，其时中国尚在清朝皇帝统治之下，年号为光绪，因此行文均称“光绪某年”。这也是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行文习惯。例如，宋教仁在1911年2月在《民立报》上发表《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中直称“光绪七年”“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四年”等[11]165-166。但1914年版却在1908年版的“光绪某年”之前均添加了“清”字，改为“清光绪某年”，如第二章中的“清光绪八年”“清光绪九年”“清光绪十一年”[11]63，等等。众所周知，封建社会中，在本朝存续期间，其年号前是不会加朝代名称的，而对前朝则加朝代名，如“明洪武十年”“元太祖十年”等等。所以，宋教仁1908年写《间岛问题》时是不会在“康熙某年”或“光绪某年”之前加“清”的。同样，对于清朝皇帝及其政府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1908年版中的“大清太祖”“大清之户部”“大清统一中国”等均改为“清太祖”“清之户部”“清人统一中国”[11]79，并将1908年版中的“中国”改称为“清廷”或“清”[11]60，“大清初起”亦改为“清廷初起”[11]59。以上称谓的改变，再次证明了1914年版《间岛问题》已远非1908年版的原汁原味。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比较和考证，足以证明，《间岛问题》1908年版与1914年版是两个不同的版本，而且后者存在较多明显的错漏。还值得指出的是，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较大。其中，文中所引中国文献的文字基本相同，但所引外国文献的译文，则存在明显的差异，1914年版较繁，而1908年版则较简。这一点，只要比较两个版本第二章《间岛问题之争议》中的“光绪八年，朝鲜钟城等四郡民上李正来之书”和“韩光武三年，庆源郡守朴逸宪报告书”，就能明显地看出来。限于篇幅，恕本文不能一一列举。

由于张焌所言的宋教仁当年的遗稿已无从查找，1914年版本《间岛问题》中存在的大量与1908年版的不同之处和错漏，究竟是宋教仁生前的修改，还是张焌在转抄过程中因疏忽所造成的，或是张焌所篡改，已无法考证。但从前述1914年版本中存在的大量明显的错漏而言，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此稿不是宋教仁生前所为，而是张焌在转抄1908年版《间岛问题》过程中的失误。所以，通过以上多方面的比较、考证和分析，我们即可得出以下结论：宋教仁《间岛问题》的两个版本中，1914年的版本已被张焌“校编”得“舛驳甚多”，当属“赝品”，而1908年的版本才是原始的、权威的“真品”。

为何张焌“校编”的《间岛问题》与1908年的原版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载体发生了变化。宋教仁《间岛问题》1908年发表时，以书籍为载体，因而可不受篇幅、编排方面的限制。而张焌1914年刊发《间岛问题》时，则以期刊为载体，因而就受到篇幅、编排等方面的限制，篇幅不能太长，且地图不便编排。这样一来，张焌对原书进行“校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删去地图，并尽量简省文字。第二，时势发生了变化。张焌1914年在《地学杂志》刊发《间岛问题》之时，民国已经建立，清朝及皇帝已是“明日黄花”，因此经张焌“校编”的《间岛问题》中，清朝年号之前均冠以“清”字，当年的“大清”也不再大了，只得“校编”成了“清廷”或“清朝”了。而且19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在英国的支持下，将德国人赶出青岛，并取得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因此，1908年版《间岛问题》中有关德国租借胶州湾的内容，也就“不合时宜”了，自然也就被张焌“校编”掉了。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于1913年3月就已故去，他不可能预知一年之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不可能预知1914年8月日本为攫取胶州湾向德国宣战并取而代之，因此，张焌所言其“校编”的1914年版《间岛问题》是宋教仁“遗著”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第三，目的发生了变化。宋教仁作《间岛问题》的目的是要通过著书立说证明日本人所谓“间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而严谨、真实是其遵循的根本原则，决不能让对方从中找出差错。而作为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时的部下张焌而言，其“校编”《间岛问题》不是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而是为了宣传宋教仁为解决“间岛”问题做出的功绩，因而对文章的严谨性和学术性就不太顾及了。因此，张焌对《间岛问题》的“校编”也折射出政治局势变动对人们观念改变的影响。

三、考证《间岛问题》版本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间岛问题》的版本问题，考辨出原始、正确的版本，对于宋教仁研究、版本学研究以及回击近年来韩国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刮起的为“间岛问题”翻案之风，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为宋教仁研究提供了原始的史料。如上所证，1914年版《间岛问题》，是经张焌“校编”后的版本，错漏较多，已失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1908年版《间岛问题》才是宋教仁所著的原始版本，并在当时对于中国与日本关于“间岛”问题的交涉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是当时历史的见证和记录。1908年版《间岛问题》文字准确，图文互证，堪称为一部完善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它被考证为宋教仁所著的原始版本，对于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宋教仁《间岛问题》的深入研究，取得新的成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为《宋教仁全集》提供了正确的版本。如前所述，已出版的三部宋教仁文集中所收录的《间岛问题》一文标示的写作时间均为“1908年”，而实际上则都是经张焌“校编”后的1914年版本，是为名实不符。考证1908年版《间岛问题》为宋教仁所著，并编入即将出版的《宋教仁全集》，不仅是为了尊重历史，而且向广大宋教仁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完整、更权威的版本，对于推进宋教仁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以及中国近代边疆史、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为版本学研究提供了成功的案例。本案综合运用作者考证法、历史研究法和文献比较法，经多方考证，成功地得出1908年版《间岛问题》是宋教仁所著原始的、正确的“真品”，而1914年版《间岛问题》则是张焌“校编”的“赝品”的结论，其研究方法和实践，丰富了版本学研究理论，对于相关研究无疑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第四，为反击翻案风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近年来，韩国右翼民族主义抬头，重提所谓“间岛问题”。他们声称，当年日本人把韩国领土“间岛”出卖给了中国人，所以要收回“间岛”。一些韩国媒体和市民团体也要求政府发表“收复间岛宣言”[17]。宋教仁1908年上海版《间岛问题》以大量来自日本和朝鲜的历史文献、舆地图籍，证明了“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曾为中国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提供了制胜的法宝，并使中国当年在与日本就“间岛问题”的交涉中取得胜利，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所以，确定1908年上海版《间岛问题》就是宋教仁1908年所著的原始、正确的版本，对于当今回击韩国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刮起的为“间岛问题”翻案之风，挫败他们妄图侵占中国领土的阴谋，维护我国领土的主权和完整，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完成初稿后，承蒙迟云飞教授又提供了《郑孝胥日记》中的两条新的重要证据，特此表示感谢。）

注 释：

①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书末所署时间为“五月三十日”而判定此书时间为1908年5月30日，实误。据笔者查考，“五月三十日”为阴历，阳历应为6月28日。参见邓江祁著《〈宋教仁集〉勘误》，载《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38-144页。

②《地学杂志》国家图书馆有缩微胶片版，查找和注释均不易。鉴此，本文所引该杂志所载《间岛问题》（即本文所谓《间岛问题》1914年版）一文均出自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方便读者核查。特此说明。

③1914年版第三章的标题为《间岛之国际法的观察》，而1908年版第三章的标题为《间岛从来在国际法上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