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钊

(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南昌 330013)

在一些学者看来，杜伊维尔是上世纪欧洲最深刻，也最富于原创性的社会理论家。在德国、荷兰与比利时等国的诸多院校中，杜伊维尔的理论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同被列为社会学经典理论课程的必修内容。他用模态维度、领域主权、整体型交织等概念重构了社会多元主义思想，为当代社会结构的理论化提出了一种富于启发性的替代方案。这种理论不仅有助于西方社会反思其当代危机，也能帮助处于秩序创生期的中国避免社会发展模式的扭曲。

自伯克以降，社会多元主义发展至今已逾两百年之久。这种思想是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性回应。集体主义者认为个人的集合就其自身而言是真实的存在。个体和机构则是某种更为宏大之整体的功能性部件。这种整体可以是特定的社会或者政治结构，其赋予所有组成部分以参在意义和身份。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则认为个体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其独立并优先于由诸多个体建构的任何事物。其预设具有自治能力的个体拥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帮助个体通过理性契约建构社会，以保障每个人的自我管理。这种观念是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但无论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都因缺乏对社会结构的真实洞见而导致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危机处境。在集体主义享有支配性地位的社会中，个人发展和实现的多样化往往受到了忽视或抑制。而个人主义所标榜的自由选择也未必能够兑现实现人类多样潜能的承诺。正如穆勒批评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时所指出的，优势意见与大众情感可能在社会层面窒息多元的生活模式与思想[1]。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历史中形成的多元社会结构与生活模式最终必然会被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破坏[2]。因此，这两种现代主流社会理论都存在固有的缺陷。

多元主义是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性回应。这种思想路径拒绝将社会生活彻底还原为某种整体结构或者个人生活。多元主义这个术语用来指不同社会机构和联合体之间所存在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造就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并具有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无论是整体的功能分派还是个体的自律都无法解释这种多样性的本质。由于现代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发源于以人类自足和主宰世界为内核的西方启蒙运动，所以正如加拿大政治学家麦克雷所言，真正的多元主义哲学具有脱离西方思想传统的特征[3]。而合理建构的多元主义哲学可以为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改革，发展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杜伊维尔为社会治理实践导向规范性的多元主义社会图景提供了丰富的真知灼见。他的思想如今跨越大洋，在北美与韩国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伊维尔富于论辩性且先对晦涩的写作风格导致其理论目前并未在我国学界产生显著影响力。本文的目的是向对社会的规范性结构问题具有持续兴趣的学者介绍杜伊维尔的社会哲学。这种哲学针对当代社会多元主义的困境提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方案，并通过具有原创性的基本概念建构出社会实在的规范性解释框架。

一、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哲学

20世纪以来，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经济增长和应对战争的需求，许多政治家开始严肃地回应霍布斯两个多世纪以前的呼吁，主张现代国家应当拥有绝对权力。例如，法国政治家埃米尔·孔布就曾主张除了国家权威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权威[4]。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要剥夺企业、学校、社团和教会等多样社会机构在其各自领域之内享有的自治权利。美国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阶级制度崩溃的背景下重建社会的历史分析指出，国家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通常是原子化个体试图逃避孤独的后果[5]。当这种存在主义的分析最终将国家主义的病源诊断为个人主义时，同样出于个人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无法成为阻止其蔓延提供壁垒。因此，要抵抗国家主义的威胁，必须在个人主义之外提出一种构想社会的替代方案。

英国多元主义者发现，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因立足于个人主义而忽视了不同领域相互交织而形成的复杂关系。如果这些社会关系只是由个体派生而出的，它们可能因被迫符合国家目的而受到公共权力的改造。在主体哲学传统中，唯一不可化约、不可改造并具有意志表达能力的概念是个体身份。这个概念曾经被自由主义者赋予个人，而后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又被传递给社会整体。但英国多元主义者认为这两种方案都无法确保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他们相信种类繁多的团体才是这种多样性的原因。所以英国社会理论家菲吉斯和拉斯基向本国学界介绍德国法学家奥托·基尔克(Otto von Gierke)团体人格的概念，以之说明各个团体都具有其独特的身份甚至人格，这些身份或人格不可化约为个体的意志表达或行动。他们相信如果将学校、企业、工会或教会等组织视为社会结构的本质规定，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就能得到保障。

团体身份或人格的概念经常被个人主义者作为形而上学虚设而拒斥。英国多元主义者发现，各类团体的身份或人格或多或少独立于其成员在个体与数量方面的变化。但仅凭这点还不足以证实团体作为意志表达或精神活动的中心，是某种精神有机体或超越个体层面的人格。德国社会哲学家特奥多尔·李特(Theodor Litt)曾指出不同团体社会行动的多样性不必预设团体人格这类形而上学概念[6]，这种多样性可被视为个体自我之间复杂社会交织的表现。为避免过度的形而上学筹划，多元主义社会思想必须否认团体具有超越个体的意志，这意味着其并非集体行动的中心。

20世纪后期兴起的美国多元主义思想试图绕开团体身份的概念，另辟蹊径以复兴社会生活多样性的洞见。始于1964年的“向贫困宣战”运动使政府通过立法推动多项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标的福利项目，但这项运动不仅没有取得胜利，还导致了政府职能扩张与政策过程缺乏限制。美国社会理论家贝格尔与纽豪斯批评这些福利项目对原生共同体居于其中的中介结构缺乏关注。沃尔泽认为社会分疏化进程所创造的多元领域和结构是使人免于专制的保障。各个中介领域自身就包含独特的分配原则，政府对社会益品的分配不能绕开这些原则。正如沃尔泽所言，分配正义必须考虑社会领域的多样性，通过对善品的区分来运作[7]。这种多元主义的社会哲学避开了关于团体身份的形而上学论辩，而专注于澄清政府分配行为的道德原则。以沃尔泽为代表的美国多元主义哲学的目标是对分配原则的设立界限，但这种理论却无法回答用以区分多元领域的标准源自何处。英国多元主义者曾直接从个体身份这个形而上学的源头出发，但美国多元主义思想因受实用争论推动，对这些原则的基础缺乏关注。尽管沃尔泽试图诉诸历史经验而消解源头的问题，但这种哲学却无法彻底放弃超越历史的普遍性诉求。如果社会的多元领域完全是在历史中建构而成的，为何要珍视这些多元的遗产而拒绝极权主义在历史中建构的社会类型？历史自身并不包含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另一方面，尽管沃尔泽尝试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削弱其多元主义社会哲学的先验性，但这种理论依旧无法避免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许多批评者指出他的理论包含浓厚的平等主义倾向，并面临本质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的问题。沃尔泽认为多元社会领域不但彼此交织，而且相互分离。各个领域拥有不同的分配方式，并包含各自所谓的普遍价值。但事实上这些价值通常只能通过本质上相互竞争的概念予以阐明。美国公共管理学家阿贝尔和塞门特利认为当沃尔泽赋予这些价值以同等普遍的效力时，其实是将一种平等主义的规范强加于社会实在[8]。这种多元主义社会理论仍因过强的价值预设而存疑。

综上所述，当代主流的多元主义哲学面临悖论式的困境：这种理论一方面因过于孱弱的规范性，无法说明其超越历史的普遍性诉求；另一方面，其又因内容上过强的价值预设而面临陷入本质主义或绝对主义的危险。这种困境阻碍了多元主义社会哲学的发展。幸运的是杜伊维尔自上世纪30年代起，就通过极具原创性的概念筹划，为多元主义哲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种理论不仅维护了社会多元主义普遍性的规范诉求，也能将这种思想从本质主义的责难中挽救出来。

二、人类经验模态维度的多元性

杜伊维尔认为人类思想的诸多困境都是由理论思维(Theoretical Thinking)自身的局限所造成的，并在现代概念密集型理论筹划的过程中愈演愈烈。现代思想预设人类理性即使不是获取真知的唯一途径，也是具有优先性的逻辑起点。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对知识生产的理性机制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经验的杂多只有通过内在于人类理性的先验范畴组织起来，才能成为可靠的科学认知。杜伊维尔认为这些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概念改造而来的范畴不能为理论提供基础的关涉支点，只有“自我”才能从一种前理论(Pre-theoretical)的起点提供这种关涉。这种前理论的起点就是“自我”作为个体化的整体，运作于其中的纯真经验①(Naïve Experience)[9]。

受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影响，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把对纯真经验的怀疑作为理论活动的出发点，并相信只有把经验建构为理论，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杜伊维尔则认为理论思维依赖于前理论的纯真经验，其功能只是获得有限、抽象的知识[10]。而纯真经验才是人类获取真知的坚实基地。纯真经验是人类承担广泛责任，在其中发展自身天赋，并与其他事物共享各类关系的场所。即使对无法为理论理性所把握而被康德归入本体领域的道德责任而言，人类依旧能从纯真经验中获取可靠知识。通过将纯真经验置于理论思维之前的优先位置，杜伊维尔将康德、笛卡尔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拉回各项哲学与科学努力所立基于其上的基本假设与信念之中。

在纯真经验中，人类与多样的组织与社会团体相互照面。各个社会实在都显示出独特而确定的特征，这是哲学家们获得多元主义直觉的源头。这种直觉具有双重特征：首先，它是一种普遍的经验，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与地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未分化的部落社会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但另一方面，这种多元主义经验在不同社会中的实证形式大相径庭。杜伊维尔认为，正是每个事件、社会关系与组织机构个体身份结构之间所具有的不可化约的差异性，使社会的多元结构既是普遍存在的，又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各异[11]。

但是，由于概念与逻辑无法重现经验的具体性，所以理论思想无法把握这些个体身份结构之间极致的差异性。当社会理论试图超越自身界限去从事这项西西弗斯式的工作时，就会陷入悖论性的困境。一方面，理论家可能为了弱化其前提，而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视为纯粹历史的构造物。但这种筹划使社会哲学在多元主义直觉的普遍性要求下显得过于孱弱；另一方面，理论家也可能为了提出一种关于普遍社会结构或分配原则的多元主义哲学，像沃尔泽那样在一个平等主义的伦理框架下思考社会领域的多样性。但这种进路又因从外面向经验施加的理性原则，破坏了多元主义实证形式之间的本质差异性。可见多元主义社会哲学在此陷入了两难之境。

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社会多元主义哲学最关键的问题，即社会理论究竟能以怎样的方式表述纯真经验中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杜伊维尔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从是在结构转向“维度”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纯真经验是多维度的统一体[12]。当人开始从理论视角检验纯真经验时，发现的只是实在经验的模态维度(Modal Aspects)。模态(Modality)就是模态功能、模态维度或实在的面向，是指事物的存在方式。模态维度是指事物、事件、关系和事态所呈现的性质与规则最基本的种类。所以，此概念并非事物的类型或种类，而是事物所呈现之性质的类别，以及与这些性质相伴的规则秩序。杜伊维尔试着用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来区分事物的个体身份与模态。他认为前者是对“存在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后者只是为了说明“事物如何存在？”[13]。

纯真经验中的多种模态相互交织，并统一于个体身份的整体。只有当理论思想的抽象功能将这些模态维度彼此分开时，它们才以疏离的形式出现在人类认知的视野中。例如，当一个孩子首先从左侧抽屉取出五个青苹果，随后又从右侧抽屉取出三个红苹果。现在他得知摆在自己面前的总共是八个苹果。但是为了从理论上认识算术法则，该男孩必须忽视“可数”模态维度之外的实物特征。只有当他从这种关联中抽象掉各个苹果独特的身份结构，才能学会“5+3=8”的算术法则。

不仅事物的个体身份展现出极致的多样性，其运作于经验之中的模态维度也具有多元性。在过去2600年间，有诸多模态维度被分别出来。它们之中的每一个维度都被纳入特定学科或科学的研究领域，例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美学、法学、伦理学与神学等。由于模态并非是指这些学科所研究之事物的类别，而是涉及事物在某个维度之中的运作方式，所以杜伊维尔避免以名词的方式创建模态维度的目录。这使他被迫在这份目录中采用了一些古怪的术语以及一些熟悉术语的特殊含义。这份模态目录包括：可数的、空间的、运动的、物性的、生命的、感知的、逻辑的、历史的、象征的、社会的、经济的、审美的、正义的、伦理的和信仰的[14]，总共15种模态维度②。

模态是存在事物所具有的普遍维度[15]334。这里的“普遍”是指任何事物或个人都运作于所有的模态维度。但注意到模态维度的普遍性并不必然使理论家接受多元主义哲学。很多人基于单一模态维度的普遍性而采取了化约主义的策略。例如，可数模态的普遍性使毕达哥拉斯将数视为世界的本源；运动和物性模态的普遍性使霍布斯将实在理解为“运动着的物质”；历史模态的普遍性使很多19世纪欧陆的思想家接受了历史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一切事物的本质特征都只能在历史中理解。化约主义策略的核心观念是所有存在者的本质特性可以通过某种(或少数几种)具有独立性的模态维度得以说明，其他所有模态维度都必须依赖于这种(或这几种)模态维度才得以存在[16]。而为这些理论家所共同忽视的事实是，每种模态维度都具有同样的普遍性。所有这些维度都同等真实，它们相互之间不可化约。此洞见是从模态普遍性发展为多元主义思想的关键。

模态维度的多元性为人类认知确立了不可化约性原则(Irreducibility)③，即理论筹划必须拒绝把某种(或少数几种)模态维度当作实在的本源。研究者既不能将任何一种(或几种)模态视为唯一真实的存在，也不能将其视为其他模态维度得以存在的原因。只有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清除理论建构中的化约主义策略，才能通过理论发展出多元主义哲学。杜伊维尔最终相信，尽管理论无法把握事物个体身份结构的极致多样性，但其却能通过区分并坚守事物存在和运作的不同方式，把握模态维度的多元性。这种认知上的多元主义思想为多元社会结构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权威结构的领域主权

尽管任何事件、组织与关系同时运作于所有模态维度，但这些维度是以不同的方式结构化地统一于各个组织与关系的身份中。例如，政府与企业都必须面对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所以这两类机构都必须以经济的模态运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应以同样的方式运作于这种模态维度。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起风靡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曾经宣称，应当像运营企业一样管理政府部门，并将“企业家精神”注入公共行政的管理中。这场改革运动后来因危及公共行政的传统价值而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并逐渐被各地政府所抛弃。事实证明，政府与企业运作于经济领域模态维度之中的方式存在本质性差别。杜伊维尔用“个体结构”(Individual Structure)的概念指涉各种模态相互交织，并统一于特定组织或关系的独特方式。事物的典型个体结构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当代自由主义者片面侧重其特殊性，便诉诸个体行动来解释各式各样机构与关系的起源与多样性。而古希腊哲学家片面地重视其普遍性，便竭力寻找林林总总事物背后(或之中)的永恒形式。在杜伊维尔的概念体系中，特殊性主要源自具体事物极致的多样性，而普遍性总是由所有事物共享的模态功能得以呈现的。可见，典型个体结构的概念则是联结具体事物与其模态功能的桥梁。

然而，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使典型个体结构的概念矛盾重重④。杜伊维尔曾试图用个体结构取代柏拉图理念形式的概念，以说明具体社会事物的实存。但是，他的专注点仍旧被限制在理论思想的范围之内，而没有深入与具体事物之个体身份照面的纯真经验领域，所以不能说是对真正个体结构的考察。事实上，杜伊维尔的分析极少涉及实存社会组织或关系的整体，其工作几乎都是对不同个体结构之间诸模态功能组织方式的比较分析。他尽力向读者展现任何社会组织或关系都有某种模态功能居于主导地位，组织指挥着其余多种模态功能结构化地导向这些组织或关系的特殊目的。杜伊维尔将这类模态功能称作特定事物的主导功能(Leading Function)[17]。于是，个体结构成为了由主导功能赋予特殊结构的事件、社会组织或关系之诸模态功能的组织序列。当研究者注意到组织或关系所具有的主导功能时，就会发现这些社会实在的典型特征或独特的身份结构。

因这些发挥主导功能的经验模态同等真实，社会呈现出多元的权威结构。结构类型之间的根本差异主要是由事物主导功能的不同所决定的。杜伊维尔将以相同模态维度为主导功能的组织或机构归属于同一基本类别[18]89。主导功能通过将各类社会组织或机构分门别类，以自身为规范性标准划分出社会的基本领域。因各个模态维度具有不可化约的意义核心(Meaning Nucleus)，也就是每种模态中无法化约，也不可定义的核心意义，而社会基本结构归根结底只能以其模态秩序为原则，这使得特定模态原则在相应社会领域的内部具有不可化约的权威。杜伊维尔将社会基本领域因内在本性和独特生活法则而具有的权威称为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19]49。这个概念并非是杜伊维尔独创的，荷兰思想家格瑞恩早在19世纪就开始使用领域主权一词。他发现荷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数百年中所形成的多样化的社会秩序当时受到革命狂热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主义的威胁。格瑞恩发现在欧洲列祖的时代，每个家长、社团与庄园都被在各自领域之内享有某种类似于主权的权利[20]。他们在各自能力范围内有权安排人力和财产，并为自己的属民制定规则。格瑞恩将荷兰在最近几个世纪的普遍繁荣视为由领域主权所保障的多元秩序之结果。但是，尽管格瑞恩十分清楚政府、学校、家庭、企业与行会等组织或机构之间存在本质不同，但是他仅仅将领域主权视为历史传统对荷兰的馈赠。

凯波尔从格瑞恩那里继承了领域主权的概念，但他将这个概念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原则。凯波尔认为，尽管人类可能在历史中偏离、甚至拒绝尊重社会基本领域的主权，但这不能否认领域主权作为规范原则，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21]。不过当他开始列举各种主权的领域时，却将省市与家庭、学校、艺术社团与企业等放在一起。如杜伊维尔所言，省与市并非主权的领域，而只是特定政府内部具有自治权的组成部分[19]55。它们自治权的范围取决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证形式，而不拒绝不同领域的团体或社会关系主导功能所属模态维度之间的同等真实性和不可化约性。所以，凯波尔对领域主权的分析依旧受到了历史学派的影响。作为凯波尔的学生，杜伊维尔在更为融贯的哲学思考中发展了领域主权的含义。这项工作将领域主权从以自治权为核心概念的传统多元主义哲学中彻底分别了出来。自治权概念的缺陷在于：其必须被理解为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建立的规范。对于在历史中没有发展出多样秩序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自治权不足以成为推动其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原则。对杜伊维尔来说，多元社会结构并非盲目历史过程的幸运遗产，而是人类社会活动符合规则治理的结果。领域主权就是社会权威结构的规范性原则。它是人类经验的诸模态领域同等真实性与不可化约性在社会理论方面的必然推论，并为其他社会权威结构的思想提供了规范替代物。

纵观整个思想史，人们对社会权威结构的理解大体上可分为共同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类型。典型的共同体主义将国家或其类似物视为社会权威的来源。其他如学校、企业与社团等社会组织或机构的权威被视为源自这类具有整体性特征共同体。这类观点最早与亚里士多德有关，后经霍布斯与黑格尔的继承，在当代社会理论中仍旧极具影响力。杜伊维尔认为，这类理论忽视了社会权威来源的多样性。国家固然具有公共权威，但这类权威的实质是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合法使用暴力的排他性权威，而不是各模态领域的创造性源头[22]。个人主义对社会权威结构的解释与共同体主义相对，这种理论将个体视为权威唯一真实的来源。很多现代思想家受其影响，相信各类关系和共同体中的权威是由复数个体权威建构而成。现代早期政治哲学家经常使用社会契约论的模型，说明个体用以建构共同体权威的方式。这种模型的理性主义版本在维科、休谟和后来历史学派的持续批判下逐渐被舍弃，但其背后的个人主义思想仍旧被新自由主义心照不宣地继承下来。但是杜伊维尔却认为，人类生活相较个体具有更多的实在性。人类不仅透过个体，也通过各类社会关系与多样的共同体而具有其独特的身份[23]。这些社会性权威既不源自国家的公共权力，也不能被视为个体权威的建构物。只有领域主权的概念能在共同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外，为社会权威的多样性结构提供更加合理的解释。

四、社会多元结构的分疏化进程

尽管杜伊维尔认为领域主权是保障社会结构多样性的基本原则，但他拒绝将其表述为某种超越历史、永不改变的社会秩序。在阿奎那或其他持类似观念的思想家眼中，社会结构是永恒理性秩序的表现。他们认为，社会结构存在某种在内容方面固定不变的理性模式。这种模式展开于事物的自然秩序中，不随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改变。杜伊维尔十分清楚具有激进经验主义特征的领域主权并不具有这种永恒不变的性质。事实上，无论是在前现代的历史中，还是在当代部分地区，领域主权都没有出现在社会权威结构的实证形式中。杜伊维尔用模态维度“揭示进程”(The Process of Disclosure)[15]181的概念⑤，说明领域主权原则是如何在历史中逐步实现的。他认为诸模态维度具有一个从前向后不断揭示的序列。此序列由“可数的”这个最为基础的模态维度开始，经过诸模态维度的排列，最后由“信仰的”模态指向个体身份的超验统一。杜伊维尔将模态维度在时间秩序中从前到后的排列与推进称作“超验方向”(Transcendental Direction)或“期待方向”(Anticipatory Direction)。在时间秩序的超验方向上，每个维度都能向“意义的完满”展望模态维度的方向。这些维度被导向所期待的后续模态维度，其意义也随着这种开放进程而得到深化[24]。例如，当伦理因素被纳入法律中罪责分配的考量时，正义施行维度的意义便因为向伦理维度的期待性开放而得到了深化[25]。杜伊维尔认为，这种开放是一种历时性过程，某维度被期待性地导向其他模态维度，这个过程只能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技术条件下实现。例如，只有当特定社会发展出发达的书写系统后，语言表征才能以出版物的形式出现。所以，人类经验模态的整全结构并非历史起点的所与物，它需要在时间中不断得以揭示[26]。

因此，以领域主权为核心的社会基本领域的多样性需要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杜伊维尔将这个涌现的过程称作社会分疏化(Differentiation)。人类文明的典型模式是由早期未分化的社会，朝向分疏化的社会发展。早期社会中，文明被封闭在氏族、部落与民众(Populaces)的坚硬墙壁之间，从而彼此隔绝。由于这些社会并不具有分疏化的权力领域，所以它们通常围绕独一的支配性权威结构建立起内在统一的制度形式[18]79。这类权力领域控制着诸如家庭、经济、政体与宗教崇拜等一切主要的社会功能，并维持着与自然宗教密切相关的群体传统。个体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服从于这个权力领域和权威结构。他们只能作为早期社会的成员而非个体人格才会受到关注。氏族与部落的严密结构没有为非家庭的联合体或机构的分疏化留下任何空间。只有当隔绝的墙壁受到侵蚀或拆毁时，历史发展才会走向社会分疏化。杜伊维尔用社会“规范性展开”(Normative Disclosure)的概念指社会关系典型个体结构的分疏化进程。在这类进程中，之前统一于公共整体的多种社会功能逐渐枝展开来，并为独立实存且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所执行。分疏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社会存在个体化的进程。正如杜伊维尔所言，离开了文化领域的分疏化进程，人类社会中各类组织与关系的个体结构就无从自由展开。只要一个社会仍旧处于未分化的境况，自由工业与贸易、独立的艺术创作以及科学团体都没有存在的空间[15]261。正是社会分疏化为多样个体、关系与组织创造了自由发展与繁荣的空间，并使这些社会实在各司其职、交错协作，共同推动社会整体的文化发展。

韦伯认为，用以解释传统社会向现代分疏化社会转型的关键范畴是世俗化。通过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考察，他发现个体领域内在的合法自治权必要伴随着经济与政治等非宗教领域的世俗化。这些领域无法与宗教信念和伦理兼容，将自身排斥出宗教义务的系统。例如，国家不能再如前现代社会被理解为追逐宗教或道德目标的手段，而应从特定领土之上合法垄断暴力的纯粹政治角度加以规定。与韦伯观察所得的结论不同，杜伊维尔认为尽管世俗化是推动欧洲社会分疏化的实证条件，但从来就不是这种进程的必要前提。他相信任何历史条件下的分疏化都是对多元秩序规范性要求的回应。联合体与机构的分疏化并不是历史发展的盲目过程，也不是个体之间通过契约建构社会生活自治领域的结果[18]82。使任何组织得以存在并独具特色的实证条件都依赖于模态维度的多元性。最终，分疏化的概念将领域主权所保障的社会多元结构解释为人类历史型构的动态事业[18]86。

尽管社会多元结构的涌现进程是动态的，还是有批评者认为这种社会分疏化的演变模式具有本质主义特征。他们认为这种历史发展尽管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但仍旧在本体论意义上被预先决定了。这样可能会将某种有关社会结构本质或统一性的认识强加于人，最终导致压抑历史中每个人的主观性、真实利益和潜能的恶劣后果。但杜伊维尔明确指出，模态维度的揭示与社会基本结构的分疏化进程必须要以人类行动为媒介。模态维度的多元性并不是人类从外部向纯真经验施加的理性结构，而是根植于普遍不可化约之人类功能的规范结构[18]109。社会基本结构的分疏化要求是人类对自身模态功能规范性呼召的响应，也必须藉由人类参与历史发展得以实现。杜伊维尔将社会分疏化视为以领域主权为核心的规范性结构在历史中的呼召。这意味着分疏化并不等同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所谓的社会进化之自然进程，而是用以评估历史发展的规范性标准。通过这种标准，特定社会变革可以被判断为历史的进步或反动。如果一项变革促进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多元分化，它就被视为进步的[27]。在西方历史上，自由贸易取代重商主义便是一项进步的改革措施。反之，如果某种变革与社会分化的要求相悖，就被视为反动的。例如，某些基督徒贵族在拿破仑战败后企图恢复采邑秩序，以及纳粹试图重建一个未分化的德国民族社会，这些社会变革都被杜伊维尔视为历史性反动的典型案例[18]185。通过以上脉络的梳理，我们最终澄清了杜伊维尔式的社会分疏化概念。这个概念是指人类以积极的方式回应其经验模态功能多样性的呼召，通过参与历史发展而不断确立以领域主权为核心的社会多元结构的进步过程。

五、对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启示

杜伊维尔社会哲学的实践意义在于将人们反思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直觉提炼为在理论上深思熟虑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理论应用或可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以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丰富的启示。主流的多元主义思想建立在西方制度和实践的基础之上，难以具有跨越文化背景的适用性。西方制度和文化已在独特的历史和思想的塑造下发展出多维度且复杂交织的稳定结构。那些多元主义思想的使命是通过设计特定的结构并调动现有的资源去回应市场和政府因侵蚀各个生活领域而带来的挑战。然而，现代中国的建立是受救亡和启蒙两种根本动力所推动。在革命和战争的历史进程中，救亡逐渐压过了启蒙。我国在不断回应混沌无序之噩梦的过程中，发展出具有整体性的文化与制度。这种宏观结构在优先确保强大社会整合力量的前提下，容易忽视各个社会领域内在秩序的建立。因此，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使命并不是回应高度分化之现代社会的防卫要求，而是在维持政治秩序并提供必要公共益品的基础上，塑造各个社会领域的内在秩序，将文化和制度的宏观建构推向新的高度。杜伊维尔的社会哲学能为这项使命的达成提供理论资源，帮助我国社会治理界定总体目标，建立规范框架以及揭示发展路径。

杜伊维尔的社会哲学有助于帮助研究者和实践者认识到，促进社会领域的多元分化应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逐渐分化出多元的自主领域，但这种分疏化的社会进程不断挑战者政治社会的整合能力。公共部门为回应社会整合的要求，持续面临退回集中多种社会过程的整体结构的诱惑。但这种方案必然会付出抑制甚至窒息社会活力的高昂代价。主流的多元主义理论由于预设各个社会领域处于相互孤立的状态，社会分化在本质上与整合背道而驰。所以这些理论只能从西方国家特有的历史和制度出发描述那些社会的整合现实，却没能在规范的层面澄清对跨越文化的环境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社会整合原理。而杜伊维尔却指出现代社会的多元领域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交织，朝向个体经验的完整性汇聚。因此，社会整合无需依靠某个未分化的权威结构从外部管制各个领域，而是蕴藏在各个领域的分化过程本身之中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社会整合的危机并不必然要归咎于社会的分化，而是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受到抑制或者扭曲所致。由于真正的社会分化过程能够涌现出自生自发的整合力量，所以，我国社会治理要超越“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死循环，就需要将促进社会多元分化界定为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

杜伊维尔的社会哲学能够为我国社会结构的顶层设计提供以领域主权原则为基本内容的规范框架。任何以社会治理为媒介的改革实践，如果缺乏深思熟虑的规范框架，都可能使人们成为盲目社会工程的受害者。杜伊维尔指出，人类用以塑造社会与自然界的行动并非唯独出于人类的意志，其同样受到规范框架的约束。但是，那些引导西方社会走向繁荣的规范框架都具对特定历史文化的路径依赖性⑥。这也使得我国在跨文化背景下对这类规范框架的学习和借鉴举步维艰。即使像沃尔泽这样试图将多元主义确立为对社会治理和改革实践而言具有普遍有效性规范框架的努力，也因从外部施加的平均主义伦理而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特殊处境之间缺乏兼容性。杜伊维尔所提出的领域主权原则是在澄清人们日常生活纯真经验中多元主义直觉的过程中获得其规范性，其以牺牲规范内容为代价获得了在跨文化背景下较强的适用性。该原则强调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具有其内在的本性与永恒的法则。虽然对这些法则具体内容的认识和发展取决于人们在我国特殊历史时期中的实践，但重要的是社会生活多元领域的法则因具有相互独立性而不可以还原论的理论策略进行解释。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则在伦理、政治、社交、审美等各个领域谋求主导地位，这种外来原则的入侵正在抑制各个领域遵循其内在原则的发展，使人类多样潜能的发展和实现遭遇挫败。社会治理结构只有重视领域主权原则的规范框架，并维持社会领域的多元性，才能保障我国社会改革朝各个领域共同繁荣的方向前进。

杜伊维尔的社会哲学还能使人们在高度技术化的治理背景中重新发现我国社会依托纯真经验的发展路径。复杂高效的理性结构和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是当代塑造人类社会的主导文化力量。这些结构和技术在认识论层面的有效性都源自精致建构的理论知识。尽管以这些知识为基础的治理媒介能够在某些特定领域取得立竿见影的功效，但是忽视理论理性的界限却使人类社会在宏观层面的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杜伊维尔坚持不懈地告诫他的读者，理论思维是抽象的和有限的，其真理和有效性的源头在纯真经验中。在某种意义上，纯真经验具有修复理论理性中化约主义倾向的力量。沿着纯真经验的认识路径，人们得以在不同社会领域中学习承担多样的责任，发展自身独特的天赋并与其他事物共享各类关系。历史上那些改善人类处境的伟大创举都是普通人在各个领域的日常生活与实践当中，通过他们的责任心、勇气与禀赋所创造出来的。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类当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媒介能够向纯真经验整合时，就能促进人们对社会各个领域责任的发展和承担。而当治理实践越过纯真经验，而唯独建立在这些前沿技术的基础上时，就可能阻碍多元社会领域内在法则的彰显和运作，最终导致抑制多样社会生活形式的后果。因此，唯有依托纯真经验的发展路径，才能使我国社会治理成为人们生活各个领域兑现其潜能的媒介。

六、结 语

对于杜伊维尔而言，社会学的基本工作不是随意地从经济学、法学、生物学、语言学或历史学中借鉴某种研究特殊模态维度的方法，并以之作为解释社会关系的基础。这门学科的根本任务是将所有的模态维度整合成一个综合性的理论立场。此项任务包括：认知多元模态维度的关联；确定每种模态在整体秩序中的位置；以及它们在社会实在整体结构中分配置方式。即使是经验社会学所研究的组织与关系的个体结构也毫无例外地运作于所有模态维度中。这些模态维度以独特的方式配置于各个社会实在，并为经验的发生提供结构化的场所。所以，通过科学的方式研究经验现象不能忽视对(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意义上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关注，澄清这种结构是社会哲学的核心任务。

杜伊维尔相信，这类社会结构在本质上是多元主义的。本研究以模态维度的不可化约性为基础，阐明社会基本领域的多样性结构。由于模态秩序涉及实在的普遍维度，所以多元社会结构具有无可推诿的普遍性，而不只是历史的偶然建构物。这种结构是由领域主权的原则所确保的。作为模态维度概念在社会结构中的规定，领域主权并非永恒不变的理性原则，而是在历史分化进程中不断确立的规范性原则。社会分疏化必须以人类活动推动历史朝进步方向发展为前提，而并非是将某种理性筹划强加于经验。所以，这种多元主义理论也可以避免因规范性过强而招致的本质主义批评。尽管杜伊维尔的社会理论仍存在有待探讨的特殊问题，但其从悖论式的困境中拯救了多元主义思想，并在理性的深思熟虑与直觉的细致敏锐之间实现了极佳的平衡。经杜伊维尔重构的多元主义社会哲学在我国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跨越文化学习和借鉴的潜在重要价值。这项思想事业要求用内在于纯真经验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重新为我国社会治理界定总体目标、建立规范框架、揭示发展路径。当人们致力于发现、尊重并承担从各个社会领域发展而来的多元责任时，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可能被这种多元主义的社会图景引向现实。

注释：

① 杜伊维尔意义上的自然经验是指非理论化的人类经验。“自然”并不等同于“简单的”(Unsophisticated)。有时候自然经验也被称作日常经验(Ordinary Experience)。杜伊维尔尽力强调理论是嵌在这种自然经验之中的，所以不能侵扰这种经验。

② 杜伊维尔最开始只区分了14种模态维度，但是在1950年时，他提出“空间的”与“物性的”维度之间存在等速移动的“运动的”维度(Kinematical Aspect)。

③ 不可化约性是以消极的方式指涉事物和维度所独具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实在秩序的所与，理论必须予以尊重。由于任何事物都具有内在特殊的本性和特征，所以它们不能被异质的实在类别所解释。

④ 个体结构是杜伊维尔理论中最为难懂的概念。这个由杜伊维尔从荷兰语和英语双关含义中创造的概念为很多学者所误解。多年以来有许多研究尝试为之寻找替代的概念，只是学界目前仍未有一致看法。

⑤ 这个荷语单词Ontsluitingsproces同样可以被有些学者翻译为“展开进程”(Unfolding Process)或“开放进程”(Opening Process)。

⑥ 例如，韦伯曾经指出正是加尔文教的职业伦理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在早期的形成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