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硕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9)

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因此，深刻理解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意义重大，正确认识面临的现实挑战，探索其践行路径至关重要。

一、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一)共同富裕是党的历史承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必然要求，这是党在追求人民共同富裕之路中的鲜明主张。探索共同富裕是我党百年奋斗的生动实践，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实践探索和不断总结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2]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并经历了计划经济发展的挫折。改革开放后，党在作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之后，提出分步骤实现社会主义，即“三步走”战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思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为把握新阶段新变化，国家开启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这是党给人民的下一个历史承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历史发展。“富裕”属于生产力范畴，而“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3]。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本质论”的进一步深化。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资产阶级借助市场和对劳动者的激励，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却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忽略了人本身，扭曲了人性，并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显著。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对立成为必然。人的自由和全面解放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是马克思倡导的崇高价值目标。在基于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公平正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劳动正义论[4]，劳动正义体现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恩格斯还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预见了未来社会的工农融合和城乡统筹，“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5]。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有机统一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在社会生产力逐渐提高的过程中，精神富裕也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共同富裕的实现将重塑公民道德和精神境界。总之，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就是共同富裕；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兼顾公平与效率，财富得到更加合理公平的分配，公平正义也将进一步推动人们参与到劳动生产当中；伴随着社会主义道德发展，社会共同体产生的利他的一面，将会更高效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财富高效分配将会更加顺利进行。马克思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按需分配[6]，其真正体现了人本色彩，那时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充分满足。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完成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这一宏伟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国家开启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新征程的伟大使命，也是为了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扎实一步。习近平强调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并为共同富裕之路拟定了时间框架，“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7]。共同富裕之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同向而行，相互推进，相互补充，充分彰显了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二)共同富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境界[8]。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方法。美好生活还包含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等。党中央全面部署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这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保障。首先，若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则收入较低者注重物质需要，而富裕者更注重精神需要。这种不平衡并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实现物质和精神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公民文化教育水平至关重要。其次，在社会治理层面，需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这是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再次，要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事业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也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在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及其影响社会持续发展问题是极易被人们所忽视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还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9]。良好的生态环境才会让人有“寄情于山水之间”的悠然心境，不仅是人们精神愉悦、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的关键，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政治问题，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及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总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解决区域、城乡、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民之所望，构建合理高效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民之所期，不断提升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效加强社会治理、确保人与自然间和谐发展是民之所盼。社会主要矛盾得以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

(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提升中国经济地位、促进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

新常态背景下，共同富裕必然离不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与国际市场两者不能割裂。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步融入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以每年3000亿美元以上的数量增长[10]。2017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4%左右[11]。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排名世界第二位。近年来，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以及全球性生产平台。对外开放方面，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建设，2018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对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12]。2006年，中国进出口对外贸易依存度达63.97%，2012年到2018年对外贸易依存度呈现下降趋势，但始终处于31%以上[13]。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从世界第3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14]，但出口低质量商品过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是相互促进的。通过扩大内需拉动国内供给的同时，也拉动了国际市场的生产供给；国际市场需求扩张，也会拉动国内市场的生产供给。换言之，国内高质量供给，在满足国内需求时，也会进一步拉动国际市场需求。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仍要求我国必须积极扩大国际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合作关系，改善国内国际市场供求关系，提升交换水平和效率。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拥有超大国内市场，在新常态背景下，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进一步稳定中低质量生产供给的同时，实现高质量生产供给，拉动国内国际市场需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基础。因为不同人群收入增长的消费边际效应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人群收入虽得以增长但常常消费意愿较低，而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主要用于改善基本生活，贫富差距扩大并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而共同富裕在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升人们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并促进国内市场扩大，同时拉动国际市场供给，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加快推动共同富裕。总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提升中国经济地位、促进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一)新常态背景下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新常态背景下，对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有其现实挑战。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且二者有机统一。“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15]“从世界历史来看，一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期后，转入中速或低速增长阶段几乎是规律性事件。”[16]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积极推进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着重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决策。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的确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17]。2013年，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2014年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经济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动力、经济结构等开始发生转变。新常态意味着我国供需关系出现结构性失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低端产品数量过多，高质量技术产品服务水平不高，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并不能有效满足人民的需求。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2020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习近平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18]总之，在扩大内需战略基础上，从2015年中央提出的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2020年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是为了进一步适应新常态，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部分区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因此，中国在科技水平、经济结构和组织框架上需要进一步谋求提升和完善，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刻不容缓。

(二)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

1.由于区域、城乡之间的社会历史条件或自然环境下的地理差异、地方习俗、民族特点、宗教文化、自然禀赋、经济条件、社会发展程度可能存在着明显差异，以及国家政策的出台顺序不同，同时，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社会成员在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发展能力、政策了解、专业技能等方面也可能存在主客观差异，因而可能导致我国区域各自的发展不平衡。正如改革开放时间较早出现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国家的资金和人力也较多地投入到东部沿海，比较而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战略等决策提出较为滞后，加上地区间人力资本、经济基础等的不同，也就导致了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2.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不同产业发展也可能存在着不平衡。因此，既要注重效率，也要兼顾公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首先，就第一产业而言，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地域转移，从事农业的人员兼业化、老龄化，土地细碎化，以及农业生产进步较为缓慢，自然力的不可控性，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不大，市场流通的顺畅性不高，农产品价格较低等，就可能导致农业增收能力有限。其次，在第二产业中，手机、电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前景较好，但在技术更新迭代上需要投入较多的研发费用，投入与产出之间可能存在着不确定性；传统制造业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由于拉闸限电，物料费等成本上涨，一定程度可能对传统制造业企业产生了负向影响等。就第三产业而言，金融服务企业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金融企业的高杠杆可能抑制了贷款企业的创新发展，且金融服务企业对市场经济的行情较为敏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可能的风险；房地产开发资金较多地依赖银行贷款，以及购房过程中人们的按揭贷款行为，其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等对商业银行造成一定的负债压力；随着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与加强，互联网行业发展迅猛，但在网络信息安全、防止垄断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治理；餐饮、酒店等服务业由于近两年来的疫情反复而经济效益较低等。

3.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均也是一个较为显著的问题。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中外记者会上提到：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10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达2.99，2020年达2.56，比率连续多年回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从2009年至今一直呈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了0.023[19]。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全国约1/3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20]。居民部分生活成本可能摊给房屋按揭，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民负担。另外，不同行业社会群体收入差距较为显著。目前，我国小农户仍是农业经营的主体力量，但小农户基本实现了由农产品自给性生产向商品化生产的转变，随着科技的进步，分工逐渐细化和深化，农民的职业道路选择和收入来源越来越宽广，大多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不再是家庭收入重要来源；但大量年轻劳动力转移，多数农民工收入较低，劳动强度较大，闲暇较少，其幸福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相较而言，能源、烟草等社会垄断行业内部员工收入较高；部分高新技术行业、金融服务行业、房地产行业内部员工收入普遍较高等，导致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存在较大差距。另外，行业内部也存在收入差异，比如在制造业企业内部，工人、销售员与管理员等工资差异显著。

(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防治阶层固化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但返贫压力和贫困代际传递风险依然存在[21]。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我国绝对贫困问题虽然得到有效解决，但一些地区和区域仍然具有返贫的脆弱性，由于就业形势、社会保障、自然禀赋、自然力的不可抗性等外部原因，以及疾病、事故等内部条件都有可能对返贫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治理相对贫困意义重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目的就是治理相对贫困问题，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在国家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巩固脱贫成果的理论体系的同时，要深刻认识“扶贫要扶智”这一论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在于教育。在重视学历教育的基础上，职业教育也可能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个人层面也需在思维、格局、视野上发生转变，要懂得勤劳致富。

何谓阶层？在同一阶级内部，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为若干不同的阶层。如目前，在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情势下，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大农户、中农、小农户等，他们在土地经营面积、管理精细化程度、机械化水平、增收等方面可能存在明显区分。阶层出现的原因是理论界、学术界及广大社会群体一直讨论的问题。在剥离可自由支配的原始资本之外，其根本原因更可能在于个人的奋斗目标与行动力，在思维上可能表现在对投资与回报的认识等方面；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社会阶层生存环境、社会资源也会不同。阶层固化是指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中国可能存在一定的阶层固化现象，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虽然学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资源仍然较为有限；其二，在竞争较为严峻的环境下，物质生产较为充足，新时代青年人在多方面可能表现出“内卷”，进而倾向于选择安逸与舒适区；其三，资本、权力、社会关系等并不必然存在灰色地带。

三、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一)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兼顾公平与效率

既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追求公平其实并不存在永恒的标准，而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生产力有着必然联系[22]。马克思指出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要真正实现分配公正，就必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23]。马克思还强调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不要公平的效率是不可能具有持续性的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是形式上的公平，没有经济基础作支撑的公平是不可能持续的[23]。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常态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绝不能忽视效率的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要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并注重效率，要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框架下，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科技创新水平、经济结构和组织框架上需进一步谋求提升和完善，应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好“蛋糕”；更要兼顾公平，但公平绝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平民主义，更不是纯粹建立福利制度或抑富济贫，而是需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防止两级分化，要求物质精神都得到富裕，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证机会均等，畅通向上渠道，人民要具备共同体意识，通过劳动致富，共同分好“蛋糕”。

(二)切实解决我国区域、城乡、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政府需以政策调控为工具，打通地区之间的流通渠道，有效引导市场、政府、社会的协调配合。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7]，建立科技创新长效合作机制，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切实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21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24]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依靠高新技术，推进农业合作化、产业化、市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使农业增收，增强农民致富能力，消除城乡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发力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二元化向城乡一体化转变，逐步消除城乡差距将会是必然。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预见了未来社会工农融合和城乡统筹[5]。1853年恩格斯在《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中指出“瑞士建立与农业错综结合的小型分散的工业，是对瑞士最适合的工业生活形式”[25]。工农交错将为未来城乡统筹与农业现代化布局提供重要参考。

面对我国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首先，我们要继续推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高效融合发展，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此同时，要有效加强行业发展的监督管理，防止企业背负过高债务；根据市场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反垄断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尤其要防止“掐尖式并购”、“二选一”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密切预防和制止企业算法、数据等可能导致的垄断行为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其次，要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依靠补贴、减税、财政等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切实保证行业平衡发展。另外，尤其要重视风投机构、小额贷款、保险、证券公司等金融服务企业的高杠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的负向影响；要谨慎对待房地产企业的未来走向；金融服务企业可能有必要基于企业基本情况、市场行情等，建立并不断完善企业资信调查评估数据库，以有效避免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风险。要保障经济金融健康发展，切实服务于推动共同富裕，“确保经济金融大局稳定，增强系统观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1]

(三)构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习近平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1]。即初次分配要完全由市场主导，政府对市场的宏观把控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初次分配中，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关注工人的实际工资、劳动时间和工作强度等；不断增强农民致富能力，农产品销售价格要逐步提高，加大农业科技转化力度和扩大推广范围，大力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等，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再分配制度需完全由政府主导，并注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对要素收入和财富进行矫正性调节，即通过税收在再分配领域发挥主导性作用，如个人所得税不仅要考虑提高征税的起征点，更需要根据家庭收入实际情况来调节税收；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性作用；加强转移支付的兜底性作用，如救济、巩固脱贫成果等。第三次分配的根本在于公民道德自觉和社会引导。在不断制定和完善遗产税和房产税规定性缴税税种的同时，规定慈善捐赠减税政策以鼓励人们自愿参与慈善，并有效完善信托法律制度和建立培养慈善公益组织。社会更要打造更高质量、更大规模的慈善公益平台，完善社会评价体系，做好正向文化思想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奉献精神和担当精神，在整个社会形成正向的价值导向。

(四)以文化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防止阶层固化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还有精神富裕。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都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才是有效增强致富能力、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方法。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人们的精神境界才会提升，公民的良好道德才能得到有效保证，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公民认知、思维、价值观的转变，有利于人们正确把握社会问题，有利于跨领域合作与高效沟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正确认识和把握三者关系，有利于坚持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在文化自觉基础上不断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26]，有利于人民增强信心，更有能力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促进物质和精神富裕，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因此，在国家努力畅通向上流通渠道，加快人才振兴，提升全民教育水平，提供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同时，还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领正向的社会道德文化风气，以及人民对国家优秀文化的自信自觉，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并主动加强自身学习。这是转变人们思维，避免“躺平”，懂得勤劳致富的重要手段，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以此打破阶层固化，实现物质和精神富裕的保障。

(五)切实探索并着力打造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基本单元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要求在在浙江率先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推进城市未来社区建设。浙江是现代化基本单元的重要试点省份，也将为全国未来社区打造提供基本参考范例。总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就是社区，社区是居民幸福生活的落脚点，是联结个人与社会或国家的桥梁，更是居民归属感的基本来源，未来社区建设意义重大，不仅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关键一步，也是从点到面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招，其价值目标就是以人为核心。基层社区党组织是党与群众接触最重要且直接的一环，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切实以高新技术手段，团结社区优秀社会群体等方式方法探索并着力打造多功能、复合型、亲民化的美好社区，为高质量生活提供保障，构建共同富裕发展新格局。“全方位拓展‘基本单元’的实现路径，发掘具备‘基本单元’潜质的组织、团体和社群”[27]，另外，社区养老、社区医疗、社区食堂、住房保障、智慧系统、生态环境、文体建设、民生治理等都将是未来社区的根本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