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河，薛 颖，孟东军

(1.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洛杉矶 克莱蒙 91711；2.新华社 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1；3.浙江大学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58)

一、现代外交的困局

虽然外交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在现代世界不乏热闹，涌现了大量研究机构和出版物，不少大学里开设了相关课程，关于外交研究或国际关系研究的著述更是汗牛充栋。然而现代西方主流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走向失败则是个不争的事实。[1]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理论的碎片化”[2]，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绝少对其他学科发生影响”[3]，但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无力帮助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世界”[4]。今日西方眼中的“世界失序”，各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盛行及其所导致的迷茫，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现代西方主流外交理论的失败，而近两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更是将这种曾经风靡一时的外交理论冲击得七零八落。

那么从理论上讲，现代西方主流的现代外交关系范式失之何处呢？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变革现行的外交理论呢？尽管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界也对此做出了许多反思，也试图修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漏洞，但由于其依然执念于丛林法则，无法彻底跳出现代思维方式的框架，因此仍无力提出根本性的变革方案。可喜的是，一些中国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特别是从儒家的中庸辩证法中寻求智慧，从而“提出一个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完全不同的或替代性的视角”[5]，进而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6]。我们认为，这种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我们全心追求的。本文试图通过整合当代西方日益兴起的建设性后现代思维的视角和中国传统外交智慧，为“构建一个真正站得住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学派”的创立，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那么，从哲学上看，现代外交理论究竟败于何处呢？依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视角看，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在根蒂上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现代机械世界观、实体思维和斗争思维的产物。机械世界观“视世界为离散的对象和人的集合”。实体思维则视事物为独立不依、永恒不变的实体，它自己就可以存在，无需依靠别的什么东西。其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是视国与国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实体，民族国家是一切价值的基本载体，具体的、个别的利益一定得在可以被事先定义出来的国家利益的框架下被评判，一旦具体的、个别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不相符合，那么就要被拿掉；同时，它还认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永恒对抗的丛林世界，假设了国家利益只能通过在生存竞争中毫不留情地靠实力获得。因此，膜拜竞争、服膺斗争哲学是实体思维的必然选择。前几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从对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协议，撕毁与伊朗的核协议，到跟中国在内的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大打贸易战，无不体现了一种机械世界观和实体思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大力恢复盟友关系，但是仍抱持“冷战”心态不放，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对立的基本路线，使众多的国家陷入“选边焦虑”，其引导世界走向阵营割裂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基础和生态。

从哲学上看，机械世界观也好，实体思维也罢，其在思维上的一个重大理论短板就是忽视了内在关系的存在，漠视了内在关系的重要性。在它们那里，要么就不承认关系的存在，要么即使承认关系，也还是把关系窄化为“人伦关系”，或者把关系看作机械的、外在的、可有可无的，完全遗忘了关系是存在的核心。在本真的意义上，任何真实的存在一定是“关系性的存在”，这成了现代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缺省配置。其表现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就是将实体般的分离的独立的个体放在首位，关系则被置于次要的、派生的位置。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会鹏教授描述的那样：“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决定了西方社会理论将独立的个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核心纽结。我们可以想一下卢梭的《契约论》和洛克的《政府论》，为什么他们会提出政治领域的契约问题呢？只有将个体视为社会中的核心本体，并且将他们的身份视为独立和分离的，才会将社会性契约作为约束和规范他们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西方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与实体思维相联系的，是实力政治和实力外交在国际关系上的盛行。所谓“实力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理解国际关系及世界的方式：民族国家为了获取世界资源而竞争，而且由于明显能够伤害其他国家而呈现优势。实力政治将本国利益置于别国和国际社会利益之上。实力政治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诸方面：旗帜鲜明地发展核武器，先发制人打击、讹诈；在边境集结军队；实施关税或经济制裁；诱捕和坐观血腥厮杀；硬实力和软实力平衡术；推卸责任；秘密行动，通过震慑产生敬畏；非对称战争；等等。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从霍布斯的“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到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以及近20年来出现的“软实力”、“巧实力”和“锐实力”等等新名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始终逃脱不掉“实力政治”的思维框架。

不难看出，实力政治背后其实是实体思维和斗争思维在支撑的。对于今日问题丛生、纷争不断、狭隘民族主义弥漫的世界，这种实体思维和斗争哲学难辞其咎。如果说“新时代要求重新界定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工具和框架”[4]，那么生态文明时代则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一种新质的外交思维，因为生态文明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国与国、人与人和谐共生的文明。奠基于机械世界观，实体思维和斗争哲学之上的现代主流外交思维显然无法适应生态文明的需要。生态文明需要一种“生态”外交，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外交”。

二、生态文明呼唤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外交”

所谓 “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现代外交和后现代思潮的有机整合与超越，其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内在联系概念基础上的有机哲学。它是生态文明的产物，既是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为生态文明服务的。其具体内容尚有待充实和发展，但其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可涵盖为以下几点。

(一)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服膺一种有机世界观

与现代外交服膺机械世界观不同，建设性后现代外交服膺一种有机世界观。这是一种更阔达、更深刻的世界观。它不是将世界看作机器，将宇宙看作毫不相关的死物质的堆积，而是将其视之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其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以及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互在”，都是关系的存在，“都是由互动的、有机的关系构成的，而这些关系又总是处于创造性的变化之中的。”所谓关系的存在，就是强调关系是事物构成性的存在，决定事物本性的是关系，正是关系构成了个体的存在，离开关系便没有个体或实体可以存在。不过，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特别强调：他们所说的“关系”不是指分离的自我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内在关系或“有机关系”。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那里，“自我是彻底的社会的和关系的。”“成为一个人也就是成为一个爱人者。”现代个人主义最大的短板就是对关系有意无意的漠视，或者说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理解的错位。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然权利，把社会看作是由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构成的。由于对个体首位的强调，社会被看作是第二位的、派生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或由个人形成的契约；而个体则是先在的、第一位的。这无疑撕裂了个人与社会的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个人主义的高扬，关系、共同体和公共性失落了。社会共同体只具有外在价值，是外在的。其价值仅仅在于服务于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这种个人主义以及它的表现形式——自我中心主义，忘记了内在关系的价值，忘记了人是在关系中滋养、成长和繁荣的。“正是在关系中人们寻找到生命的意义。”[7]

正是从关系在先的立场出发，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不满意现代的“个体”概念，认为它含有太浓厚的个人主义的色彩。而实际上，“个体的概念并不具有在先性，它只是‘关系性的过程的一个副产品’(a byproduct of relational process)。”所谓作为实体的“个体”，仅仅是 “关系的过程的衍生物”。真正具有在先性的是关系，特别是内在关系。我们是关系性的存在。生态哲学的创始人奈斯则倾向使用“生态自我”概念以凸显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他看来，由于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性，“自我本质上是生态的”。法国人格主义心理学家伊曼纽尔·穆尼埃就曾强调:“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与地球和血液混合在一起的。”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则质问道：如果“独立自主的自我”的神话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意识形态，“那么，除了深深的孤立感外，我们还能合理地期待什么结果呢？”幸运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在所有的现代的和极度现代的国家中，一场从机械世界观向关系的、有机的世界观的“深刻转变正在发生”。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种“关系在先”的有机世界观与中国传统智慧存在着深度契合。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与西方“实体”先于 “关系不同”，东方思维是 “关系在先的”。按照著名比较哲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先生的分析，“整个中华文化有个共享的领域，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作为它们出发点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是基于对关系至关重要——‘关系为本’的认识”[8]。著名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也认为，“用互补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社会、政治和宇宙的过程，对于中国传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著名国家关系专家罗丝塔·德留斯也认为“关系性”是中国儒释道三家都遵循的“中国传统的哲学基础”。据此，秦亚青教授认为，“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这无疑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入道门径。

(二)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将生态意识作为有机外交的基石

鉴于现代外交观中的人类中心论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意在超越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因此它将生态意识作为有机外交的基石。所谓生态意识就是强调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与恒星、微风、岩石、土壤、植物、动物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人与自然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人类以往的众多经验表明，任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机构“长远来看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这种生态意识要求我们在从事外交工作时应将重心从仅仅关心单一主权国家和地区而转向“拥抱宇宙万物。”从仅仅关注自己国家的利益转向关心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福祉。因为如果地球完了，所有国家也就都完了，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鉴于当今世界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的挑战对于已经痛苦不堪的全球现实“增加了一个危险的新维度”。因此，今天世界上任何一项外交决策都应该把地球的福祉当作重要考量。这意味着要拥有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全人类的福祉视为一体。

据此，就要对几近疯狂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说 “不”。要对黑色GDP说“不”，因为正如古老的印第安歌谣所唱的那样，“当最后一棵树被刨,最后一条河被污染,最后一条鱼被捕捞的时候,人们才会发觉,钱是不能吃的。”不论是处理国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不能唯金钱马首是瞻，“不能仅仅根据物质主义进行考量。”一个国家如果把全部心思都放到经济上，不但对其国内的生态环境是灾难性的，而且也极易导致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大量事实表明，经济主义不仅是各种国际冲突的重要来源，而且是地球生态危机的一个主要罪魁祸首。而生态意识则是经济主义的有效解毒剂。对于化解国家和地区间的冲突，生态意识也将扮演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条约受到全世界环保人士的唾弃，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则受到举世的赞誉。

(三)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推重一种双赢式的共生性发展

不管各式各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排他主义者高兴与否，时至今日，全球化已将人类日益系联成一个“重叠的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不管是否愿意,各国人民的命运已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面对各种严峻的全球问题，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需要同舟共济,共赴时艰。因为面对事关人类和地球存亡绝续的生态危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单打独斗都是无济于事的，它需要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联手与协作。因此之故，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推重一种双赢式的共生性发展，其最核心的理念是“合作共赢”。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国与国互动将产生“正效能联系”，如共同繁荣、文明互鉴、相互尊重。而战争、摩擦、冲突只能对相关国家的发展形成“负效能”，尽管也是不同形式的“联系”，但是只能被视为“负效能联系”。

站在建设性后现代的立场看，工业文明时代最具优势的国家往往是“自身肌肉发达”的国家，而生态文明时代最具优势的国家将是与其他国家正效能联系最多的国家。它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力大国，但却是最多国家“离不开”的伙伴。它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可能是多种多样、多层次、多领域的，比如既有经济合作，又有共享的技术标准，或是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总体衡量下来，这样的国家不论大小，仅凭它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就让人无法轻视。

实体政治或实力政治逻辑下的发展是竞争性的。我不加速发展就会被别人超越，而在实力竞争中的失败则意味着被强者欺负甚至灭亡，因此，最好是我发展，别人不要发展，至少是我要发展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快才行。为了自己发展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快，甚至不惜使用卑鄙手段。

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视域下的发展是互利共赢性的，彼此的发展都会通过双方之间的正效能联系给对方带来好处，因此彼此乐见对方发展，愿意助力别人发展，因为一方的发展会带动共同发展。

与此相联系，有机外交推重“共享”概念——既分享利益和荣誉，也分享问题与责任。不仅“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就是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如果我们摈弃霸道的“占有”概念，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用中国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先生的话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借助共享经济的东风，从共享自行车、共享汽车、共享房间(airbnb)、共享充电宝，到共享雨伞、共享板凳，甚至还有共享篮球、共享健身房,共享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互联网在当今的飞速发展，也为资源共享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四)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推重一种共情主义的情怀

所谓共情主义的情怀，是对现代分离意识和尚争思维的超越，这是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将心比心的慈悲情怀，就是将他者的感受视为自身的感受，一种与他者感同身受、休戚与共的高尚情感。

这种共情主义的情怀，存在于许多国家和文明中，也是许多宗教的基因。人们或许对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存有疑问，但很少有人会怀疑普世情感亦即共情主义情怀的存在，因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从儒家的“仁者爱人”，“民胞物与”，推己及人，到耶稣的“你要别人如何对你，就要如何对人”；从犹太教的“爱人如己，到伊斯兰教的“对孤儿怜恤，对贫穷人疼慈”；从佛教的“无缘慈，同体悲”，中国道家的“齐物”、厚生和“生而不有”的情怀，到印度文明将白云和蜜蜂看作“爱的使者”，印第安人说树会“疼”[9]，所表达的都是这种共情主义的情怀。

这种共情主义情怀既为我们善待他国和他人，谋求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提供了基础，也为当今世界各国处理彼此之间的国际关系，共同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深厚的情感支撑。

三、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启迪

作为一种新涌现的理念，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在理论上还有许多不完备之处，实践上也还有待于现实的检验，但它的一些思路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不无启迪。

(一)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启示我们重新反思传统的“内和外”、“中心与边缘”的概念，促使我们关注内和外、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内在关联

因为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已经被联接成一个地球村。全球各地的交通和通讯联系更加紧密和快捷，全球移民人口、出境旅行人数不断增加，流行性疾病跨国传播的速度也大为加快，远程武器使一国军队不需要接近敌人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军事打击，以及气候变化将影响全人类等。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不受他人他国的影响。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国境线”已受到挑战。西方国际关系专家喜欢讲“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其实外交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内政。许多时候，外部事务就是内部事务，内部事务就是外部事务。“外交与内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用著名后现代法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教授法尔克的说法，后现代时代进入了一个不仅内部事务对于外部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外部事务对于内部治理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年代。以中美关系为例，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看起来是外事，其实是内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教训殷鉴不远，特定角度上讲，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国运的好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最高领导人要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当然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也不能让步，该坚持的要坚持，该包容的要包容。

这昭示我们要发展一种大外交的概念，即无论何时何地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内部事务时，要不仅把内部事务放在国际的外部事务的坐标下去考量，而且把外部事务放在内部事务的框架内去考量，树立内外一盘棋的思想，未雨绸缪，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将外部张力转换成内生性活力，变消极应对为积极引领。

(二)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警示我们要提防形形色色的孤绝主义，大力推重开放与对话

在今天这个万物互联、事事互依的世界上，“分离主义和孤绝主义无疑是危险的”。习近平主席指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晚清以来中国的积弱，闭关锁国难逃干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百年来吃了闭关锁国的亏，不能再亏下去了。”[10]国际关系中的孤绝主义的表现形式各式各样，其中“夜郎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常常会“裹挟我们的外交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有学者据此指出，“中国已经崛起为超大规模国家，但是我们在精神层面上没有跟上。”

所谓“精神层面上没有跟上”，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心胸还不够开放，文明程度还不高。所谓 “文明”,用怀特海的界定就是,意识到宇宙的广袤性和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夜郎主义是不文明的，作为其现代表现形态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也是不文明的，形形色色的狭隘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也是不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外交所推重的开放意识则是夜郎主义的解毒剂。它鼓励我们深度理解他者和学习他者。“我们需要一种能力，既肯定我们自己的观点同时又尊重那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的观点。”既自信又谦逊地向他人学习的能力，既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认真考虑其他选项的能力，用秦亚青教授的话说，就是“要学会相处、接近、互鉴”。这种开放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转变我们对待差异的态度。现代思维方式对待差异的典型态度是“党同伐异”。按照法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列维纳斯的分析，整个现代西方形而上学都服膺一种“划一思维”，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都倾向于“将‘异’还原成 ‘同’并抛弃它的陌生性。”差异变成一个务必要摈除的东西。后现代的开放意识则帮助我们意识到差异、矛盾、悖论是生活的一个常态，是“生活的一个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在许多时候差异令我们不舒服，但差异可以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在有机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看来，正是差异和多样性为更高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他强调，存在于人类社群之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人类的精神冒险之旅提供了 “驱动力和原材料”。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的结尾处，怀特海有一段文字非常警世，在那里他强调指出：“习俗与我们不同的其他国家并非敌人，它们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人需要邻居具有足够的相似处以便相互理解，具有足够的不同之处以便激起注意，具有足够伟大之处以便博得敬仰。”这和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鼓励我们大力发展微外交、民间外交和生态外交

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纵横交错，千丝万缕的。鉴于联系的丰富性、多样性和错综复杂性，鉴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地区和地区组织建立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网”越来越密，外交行为主体和外交对象也越来越多元化了，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宏大外交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大力发展作为宏大外交之补充的微型外交和民间外交，就变得非常必要了。因为要应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外交主题，诸如气候变暖和全球碳排放问题，环境、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金融危机和全球分配正义问题，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安全与规则制定问题，新媒体对于传统价值观的解构问题，宗教极端化问题，国家兴衰与资源、商品、人口流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合作与摩擦等新涌现的问题，光靠传统的宏大外交显然是不够的。这就给“微外交”和民间外交提供了广阔的施展和发挥的空间。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在新世纪新阶段，民间外交的任务更加繁重、作用更加突出、舞台更加广阔。”由于微型外交和民间外交的灵活性和多元化，成本的相对低廉化，“因而更加显示出其制度的优势，在国家总体外交格局中其对政府外交的制度补充意义越来越重要”。以“一带一路”的推广为列，“一带一路”讲的“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任何一通都离不开微型外交和民间外交发挥沟通的作用。微型外交和民间外交可以小兵立奇功。一如当年作为民间外交标杆的乒乓小球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所立下的盖世功勋一样。

(四)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应该是一种有情外交

所谓“有情外交”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命的浸透着情感的外交。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算计的外交往往以人为器，把人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建设性后现代有机外交从生态意识出发，视人为目的，坚定地站在肯定生命的一边。

由于人是情感的存在，因此有情外交格外注重情感的力量，努力发挥情感的作用。因为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宇宙并非冷冰冰的物质的堆砌，而是“情感的海洋”[11]。按照格里芬的阐释，怀特海有机宇宙论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提醒我们在理性和感知的深处，我们是情感的存在。因此，与现代理性主义排斥感性，打压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不同，建设性后现代对感性和情感持一种欣赏的态度，认为情感不仅是人的，而且是自然万物的本质性的属性。“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如同在大乘佛教那里将万物称作“有情”一样，在有机哲学创始人那里，感性非但不是发展理性的障碍，反而是它的促进性的力量。

同理，在外交活动和国际交往中，如果能以人为本，以情为重，在乎他者、他国的感受，对他者和他国的感受时刻保持敏感，设身处地地替对方着想，往往能化干戈为玉帛，从而达致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带一路”的“五通”中，“民心相通”被认为是最核心要素的原因所在。因为自古以来，最能打动人心的莫过于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郭店竹简》要一再说,“道始于情”,“礼生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