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枭童 王永香 任思琪 吴高鹏

摘 要：政治参与对民营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亲清政商关系理念的提出，企业家在政治参与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本研究基于现有文献，构建出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三位一体的影响理论模型，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和组态效应，从企业家的主体视角厘清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对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是其核心条件，即只要存在较强的社会资本，无论是否具有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意愿会更强。本研究探讨了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归因，为相关部门建设多元化政企互动渠道、促进企业家参与政企互动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建议。

关键词：政治参与；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社会资本；混合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5-00059-12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创业就业、政府职能转变、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开拓的主力军。民营企业家（以下简称“企业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关于社会经济建设的研究议题中，政企互动一直是学界热议的主题。从市场驱动的视角看，政企关系对地方治理具有重要影响，政企互动则是影响政府政策过程的重要方式[1]。

20世纪80年代，私营经济受到严格的限制，企业家的政治属性很模糊；90年代后，企业家的政治地位上升，开始被视为政治吸纳的对象；21世纪以来，党关于政企互动的执政理念发生较大变化，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迎来更加积极的对企业家的政治整合[2]。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構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治国理政方针。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弘扬企业家精神。这意味着党和政府再次肯定了企业家在政企互动中的“自己人”地位。因此，理应从企业家的主体视角来讨论政企互动这一主题。

政企互动是指企业通过与政府发生联系并实现双方资源交换的过程[3]。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视角来看，政企互动分为两个层面：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和中央政府与企业的互动[4]。两个层面都具有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政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寻求帮助等多种政治互动形式[5][6][7][8]。

本研究主要关注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即“企业家努力通过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等达到与政府官员结识，从而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的行为[9]。将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检验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对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首先，从现有文献中提炼出政治身份，社会资本与参政动机影响政企互动的理论假设；其次，通过问卷调查获得量化数据，检验政治身份、社会资本和亲社会动机与政治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再次，就深度访谈资料，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进一步检验自变量的组态效应；最后，从企业家视角剖析他们政治参与意愿的发生逻辑与机制。

一、文献综述

目前，大多数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从四个视角进行，分别是政府主体视角、政企互动视角、量化视角和行为策略视角。

第一个视角的研究将政府部门视为研究主体，遵循政府是政治参与的主导者和干预者的研究思路，政企互动的产生是为了弥补政府在部分业务中的短板。Feng等认为，当企业家试图与地方政府建立起联系时，需要政府发出邀请，企业家才被纳入政治参与体系当中[10]。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不仅能促进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还体现着国家制度对社会主体多元利益的兼容性程度（能否兼顾更多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也有利于帮助政府更加深入了解市场运作逻辑，合理调控市场资源配置[11]。周黎安认为，政企合作的性质与效果受制于政府内部激励，由于激烈的地方政府辖区竞争，地方政府会干预企业行为，强化政企合作的倾向[12]。政企合作是政府深度干预的政企关系类型，政府通过购买需求、提供资源支持、税收补贴、加入股份、政策法规保障等方式助力企业发展[13]。地方政府通常通过地方经济和创新政策、奖励制度，引导企业加强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从而推动属地的企业发展[14]。

第二个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企业家扮演的角色和进入政企互动的方式。阳春花、庞绍堂认为，企业家通过嵌入到政商关系网络中进行政治参与，根据企业家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企业参与自主性和企业外部性，构建出关系型嵌入、身份型嵌入、组织型嵌入、公益型嵌入和资本型嵌入参与模式[15]。根据自身对政策的重视和依赖程度，企业家通过迎合政绩、坐地要价、利益疏通、借力施压与正式沟通五种方式参与政治生活[16]；李娉和杨宏山将地方政企互动划分为“企业-地方”和“联盟-地方”两种类型，其中“企业-地方”案例（深圳劳动合同制改革）就呈现了企业用投诉的方式施压地方政府推动制度改革的过程[17]。

第三个视角的研究主要探讨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此类研究具有明显的量化色彩。企业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面子思想和长期发展的思维促进了企业家的政治参与[18]；女性、年轻及文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家政治效能感更高，政治参与行为更多[19]。

第四个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参与过程的企业家的行为策略选择。马丽波、路文静运用博弈论分别分析了同时博弈和序贯博弈下的差别/无差别政策对企业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指出无论基于哪种博弈形式，企业家都会在有差别政策的条件下寻求政治参与[20]。同样是以博弈理论为基础，王永香、李忠鹏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引领下企业家与政府互动的选择与收益心理[21]。企业家还把“交换”视为政治参与的基本线索，通过交换机制获得政治容纳、政策优惠、避免伤害等利益[22]。例如，企业家为了推广自身的产品而嵌入到政府举办的活动中去（如合作开展官员培训班）[23]。

以上研究对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理论、模式、影响因素和策略选择进行了充分探讨。然而，第一个视角的研究并未关注到政治参与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忽略了企业家作为政治参与直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第二个视角的研究仅仅讨论了政治参与的运行模式，却忽略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第三个视角的研究能够探寻出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其一般规律，却无法更进一步解决哪些影响因素影响力大小的问题；第四个视角的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关注到企业家的行为选择策略，但很多研究陷入了非获利即背叛的二元博弈陷阱。从整体上看，关注企业或企业家的政治行为决策层面的研究较少。更重要的是，以往关于中国政企关系的理论先验性假设则是“大政府、小市场”，政府政策主导着市场发展，在此基础上，企业家的政治参与需要政府引导和刺激。然而，近年有研究显示，在企业家的政治活动中，政府与企业家的作用是相互的，且处于博弈当中[24]。当政府邀请部分企业家进行政治参与时，他们并不一定进行互动，也可能出现推诿和拒绝的消极态度，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企业家会拒绝政治参与，又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政治参与呢？

本研究将以民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量化-质性顺序设计，进一步挖掘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先通过文献梳理，从理论上提出影响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再通过问卷调查的量化数据进行检验，接着利用深度访谈资料进行补充论证。这种混合设计可以通过量化数据挖掘出一般规律，再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去解释量化数据分析形成的结果，规避单一研究方法或视角带来的分析偏差，从而帮助研究者对调查结论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25]。

二、身份、动机和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意愿

（一）理论假设

根据基于身份的动机模型（identity-based motivation），在拥有多身份的情况下，个体希望行为与在情境中激活的身份一致[26]。如果没有政治身份，企业家只需要关注在市场交换中的收益，维持自身企业发展，与公共利益和政治生活有着较远的距离。当企业家获得政治身份之后，就会在激活政治身份的活动中，从事符合政治身份的行为。一方面，政治身份本身就关联着政策的决策，也赋予了企业家影响政策资源分配的途径。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更容易通过政治身份带来的正式渠道接触到政府部门和官员，减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政治参与优势[27]。另一方面，拥有政治身份代表着拥有增进社会利益，造福一方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会促使企业家进入到政企互动中。政治身份激发了企业家基于身份的责任感，具有进行政治参与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又为企业家提供了法定的路径进入政治参与的议程中，因此提出：H1.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可能更愿意进行政治参与。

除了政治身份带来的责任感，企业家本身就具有增进社会福祉的特殊动机，这种动机被称为亲社会动机。亲社会动机是指保护和提高其他人的幸福的愿望[28]。一方面，拥有亲社会动机的企业家更会驱动自己去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29]；另一方面，McMullen和Bergman Jr指出，亲社会动机诱发的企业家行为并不是追求股东利益和金钱回报，而是希望有资格获得社会情感的回报，进而引起心理的满足[30]。而政治参与代表了企业家行为的社会属性，就意味着企业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增益社会福祉。研究表明，相当部分的企业家进行政治参与的目的，是唤醒社会成员对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关注[31]。由此可见，企业家拥有越多的亲社会动机，越会进行政治参与，因此提出：H2.具有更高亲社会动机的企业家更愿意进行政治参与。

企业家能否真正实现政治参与，除了自身的参与动机之外，还需要参与路径和渠道。在现实中，凭借社会资本实现政治参与是大多数企业家的首选之策。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指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个体之间的社會关系，以及通过这些关系获取权利、金钱、信息等利益的能力[32]。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是指，“以企业家个体依附为主要特征，以企业家个体为中心结点的网络体、社会声望和信任的总和”[33]。地方民营企业的发展通常受到当地的制度环境和政府关系的影响，且企业家通常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如企业会聘用退休的官员到企业任职[34]。因此，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良好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企业家拥有更多社会资本，意味着与政府部门建立了更为深厚的信任和互惠互利关系，并由此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比如当企业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其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和获得政府补贴[35]。由于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企业家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企业家会出于强化社会资本的目的去进行政治参与。例如，加入工商联和半官方性质的商会，能够结识政府官员。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与政府信任关系加强的同时，企业家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多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例如，他们更容易受到政府官员的关注，并被邀请参与政府的活动。同时，他们的社会资本也是自身影响力的体现，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企业家的意见也更容易被政府接受和认可。由上提出：H3.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企业家会更愿意进行政治参与。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2020年6月到8月展开。利用匿名的网络问卷和线下纸质问卷开展调查，并通过民营企业家培训会、商会活动等途径发放问卷。共搜集问卷250份，剔除未完全填答的问卷后，有效问卷达247份。调查对象来自陕西省的西安、榆林和汉中三市，涵盖了关中、陕北以及陕南地区。第二阶段的数据收集将在质性资料分析阶段阐述。

（三）变量及测量

政治参与意愿。用1个题项“您有多大程度愿意进行参政议政”来测量（1=非常不愿意，5=非常愿意）。

政治身份。参照胡旭阳的研究[36]，将政治身份视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用一个题项“是否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测量（0=否，1=是）。

亲社会动机。用利他性质的政治参与目的来代表企业家的亲社会动机，共3道题，分别为“政治参与是否为企业家说话”“政治参与是否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参与是否为社会经济发展尽力”（0=否，1=是），将这3个变量分别命名为亲阶层动机、亲政治动机、亲经济动机。

社会资本。在企业家的社会资本网络中，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是提供稀缺资源的主体。因此，本研究的企业家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企业家个体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人际关系，用1个题项“与政府官员交朋友的频率”来测量（1=无，5=总是）。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学历、政治面貌、企业规模。为了避免存在样本异质性偏差，将政治面貌编码成1个二分变量。中共党员与民主党派人士归类到有政治面貌，群众则视为无政治面貌。

（四）结果分析

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测量的共同方法偏差，通过基于主成分提取的因子分析，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2个，且最大因子的方差变异解释率为30.4%，小于下限值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政治身份（r=0.223，p<0.001）、社会资本（r=0.312，p<0.001）、

亲阶层动机（r=0.150，p<0.05）、亲政治动机（r=0.165，p<0.01）、亲经济动机（r=0.132，p<0.05）与政治参与意愿均显著正相关。

通过多重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由表2可知，控制性别、年龄、学历等变量后，只放入政治身份作为自变量，政治身份与政治参与意愿显著正向关联（β=0.435，p<0.01），结果见模型1。只放入亲社会动机作为自变量，亲阶层动机（β=0.250，0.05<p<0.1）和亲政治动机（β=0.239，0.05<p<0.1）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边缘显著，亲经济动机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282，p<0.01），结果见模型2。只放入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意愿显著正向关联（β=0.237，p<0.001），结果见模型3。可见，3个自变量分别对政治参与意愿显著的正向影响，H1、H2、H3在这种条件下得到验证。

接着，在模型1的基础上，仅加入亲社会动机作为自变量，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仍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10，p<0.01），亲阶层动机（β=0.259，0.05<p<0.1）与亲政治动机（β=0.257，0.5<p<0.1）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边缘显著，亲经济动机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β=0.366，p<0.05），结果见模型4。可见，只考虑具有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时，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对政治参与意愿同时发挥作用。

然而，当加入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β=0.209，p<0.001），结果见模型5。可见，当政治身份与社会资本同时存在时，社会资本掩盖了政治身份的影响。

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结果见模型6。亲阶层动机（β=0.252，p<0.05）与亲经济动机（β=0.309，p<0.05）对政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亲政治动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32，p<0.001）。

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结果见模型7。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边缘显著（β=0.299，0.05<p<0.1），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意愿仍显著正向关联（β=0.191，p<0.001），亲阶层动机与政治参与意愿正向关联邊缘显著（β=0.26，0.05<p<0.1），亲政治动机与政治参与意愿正向关联不显著，亲经济动机与政治参与意愿显著正向关联（β=0.357，p<0.05）。说明当3个变量同时存在时，政治身份的作用被削弱。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在哪个模型中，社会资本和亲社会动机（亲经济动机）的影响始终显著，H2、H3得到验证。在未加入社会资本的模型里，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在加入社会资本的模型中，政治身份的影响变得边缘显著，H1不被支持。这意味着，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意愿的关联干扰了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3个自变量可能互有关联，企业家在获得了政治身份之后，同时更可能获得政治身份关联的社会资本，而亲社会动机驱动企业家产生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这有助于引起政府对企业家的关注，从而有利于获得政治身份。可能的解释是，政治身份赋予了企业家进入政企互动的准入资格，同时也使得政治参与变成企业家不得不履行的义务。拥有政治身份之后，企业家需要额外承担政治责任，还可能要面临经济上的损失[37]，因此，拥有政治身份对政治参与意愿的作用可能不如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两个因素的作用明显。对于大部分企业家来说，一方面，进行政治参与或者政企合作，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心中的企业家精神，回报社会，这种追求高层次需求的目标是中国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和亲社会动机的体现[38]；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特别是人际关系）为企业家提供了多样化的政企互动路径。所以，亲社会动机越强，社会资本越丰富，企业家才越有可能进入政企互动。

另外，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意愿的预测也并非完全线性，而很有可能呈现一种条件组合的形式，即存在某一条件或者某两种条件，使得政治参与意愿产生。然而，回归分析方法的先验假设便是自变量具有独立性，因此无法检验变量的组态效应。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可以通过组态分析，实现对相互依赖的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分析[39]。因此，接下来通过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揭示这3个自变量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讨论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三、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的核心条件

（一）数据获取

为了获取更为丰富的一手资料，更加有力地证明研究假设，基于前期的调查和定量分析结果，课题组于2020年9月至10月和2021年7月至8月开展第二阶段的数据收集。

在这一阶段，根据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案例选择应具有足够多样性的原则[40]，对陕西省17位民营企业家进行深度访谈，访谈的问题覆盖了问卷调查中关于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的问题，让企业家阐释他们的参政意愿或者参政经历，最终形成了17个关于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案例。整理出超过10万字的访谈稿，为研究的定性分析奠定了翔实的原始资料基础。访谈对象的特征如表3所示。

（二）变量操作化

因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样本量较小，故采取拉金等提出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使用二阶扎根编码技术思想提取条件和结果变量构建真值表。该阶段的变量是从企业家的访谈内容中获取，因此具体变量的操作化与第一阶段的显变量表达略有不同，但意思表示几乎一致，保证了前后研究的一致性。具体的变量操作化如表4所示。

（三）结果分析

1.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是进行定性比较分析的先行步骤。在定性比较分析中，单个变量是否具有必要性，主要取决于一致性的高低，一般认为一致性大于0.9是判断必要条件的标准[41]。如表5所示，本研究中亲社会动机一致性超过0.9是必要性条件，说明当企业具备较强亲社会动机时更倾向于参政议政，同政府进行合作。而政治身份、社会资本的一致性均低于0.8，表明其单独对结果的解释性相对较低。

2.组态分析

接下来，尝试对各条件变量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借助杜运周、贾良定的方法[42]，将案例数量的域值设置为1，PRI一致性临界值设置为0.75，即高于0.75的编码为“1”，低于0.75的编码为“0”。将亲社会动机作为必要性条件，进行标准化分析。为方便展示，本研究采用FISS提供的图示法呈现结果形式。在本研究的条件组态分析中，解的覆盖达到0.73，说明生成的条件组态能够解释73％的案例，表明上述条件组态对政企互动参与意愿具备较好的解释力，并形成两种条件组态。

根据逻辑余项的有无以及“容易”与“困难”，可将组态分析的结果分为简约解、中间解、复杂解三种形式。一般使用中间解和简约解进行案例分析和理论提炼[43]。在QCA分析中，那些既在中间解又在简约解出现的条件作为核心条件，而只在中间解出现的条件作为边缘条件或辅助条件[44]。因此，选择条件组态的中间解呈现研究结果，其中社会资本是核心变量。如表6所示，条件组态1的原始覆盖率为0.36，但唯一覆盖率仅为0.09，只能解释9%的案例；而条件组态2的原始覆盖率为0.64，且唯一覆盖率高达0.36，说明条件组态2可以解释大约36%的案例。解的覆盖率为0.73，表示这两种条件组态可以解释73%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案例。组态一与组态二同时具备核心条件社会资本，且政治身份成为可有可无的条件，两者就可以整合为同一路径。换言之，当民营企业家具备社会资本这一核心条件，无论是否具有较强亲社会动机，或是否具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正式政治身份，都会有更高的政治参与概率。这与之前的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形成呼应，都说明了社会资本在企业家政治參与意愿中的重要作用。

四、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发生逻辑

当考察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对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的预测作用时，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都能对政治参与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而社会资本是影响政治参与意愿的核心条件。通过访谈得知，在拥有政治身份时，无论亲社会动机水平和社会资本情况是强是弱，企业家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政治参与过程。对于那些已经具备政治身份的企业家而言，政治身份是实现政治参与和政企合作一大利器，能够为企业家带来更多的收益。例如，作为政协委员的ZR有许多与政府官员接触的机会，在一次调研中，她向所在的Y区行政审批局提出，希望与政府合作建设政务网上服务中心。鉴于ZR提出的建议对该区改善行政审批服务有重要参考价值，又由于ZR本身从事互联网科技行业，具有相应的技术，加上这项决策又是出于她的想法，她就很顺利地拿到这个项目（访谈资料：10202107ZR）。而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例如ZL、SJF、JMT等，即使愿意进行政治参与，也都没有参与渠道（访谈资料：06202010ZL、09202010SJF、16202010JMT）。

然而，拥有政治身份只是为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参与路径，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就非常愿意进行政治参与，而亲社会动机才是政治参与的内生动力。例如，访谈对象WZR也是政协委员，因为她的企业为许多失地农民提供了工作岗位，她非常关注乡村振兴。2018年，她建议区政府为农民提供购买现代化农业设备的补助。与此类似的还有MYX，她提出添加维护城市绿化带现代化设备的建议，旨在为城市建设出谋划策。然而，亲社会动机作为政治参与的驱动力会因为外在的负面因素而变弱。挫折理论认为，当个体遭遇挫折时，会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来建立自我的防御机制，保护自己免受过分低沉情绪[45]。由于提案审核程序漫长、当地政府不够重视等一系列因素，WZR和MYX的大部分提案都没有得到采纳，于是他们认为政治参与并不能实现他们帮助社会成员的愿望，渐渐不愿意进行政治参与（访谈资料：02202107WZR、01202010MYX）。

从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可知，让企业家产生政治参与意愿的核心条件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企业家带来了在市场交易中得不到的稀缺资源，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外向激励，这种外在激励超越了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的作用。企业家本质仍然是逐利的，在访谈中，愿意尽到社会责任的MYX表示，“进行政治参与不如专心致志发展企业带来的收益更大”（访谈资料：01202010MYX）。对于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来说，政治身份本身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显著的收益，为他们带来潜在获益的是政治身份关联的社会资本，即通过与政府官员稳定的非正式关系而获利。在访谈中，作为政协委员的ZR就能直接与当地行政审批局对话而开展政企合作（访谈资料：10202107ZR），而不是政协委员的CF，拿着建设城市名片的项目，在寻求与政府合作时处处碰壁（访谈资料：04202107CF）。对于那些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来说，社会资本就成了预测他们政治参与意愿力度的最强因素。在具有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非常显著[46]。即使没有政治身份，那些具备亲社会动机的企业家渴望通过自己与政府官员的私人交往获得政治参与的机会和信息。同样以CF为例，尽管走正式途径屡屡碰壁，但他通过熟人把自己的想法传达到了政府内部。CF表示，通过非正式途径可以更快地将自己的想法传达到领导层，这样有利于提高政治参与的成功率（访谈资料：04202107CF）。这可以提升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进一步促使他们愿意去进行政治参与。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资本代表的外在激励比内在的亲社会动机更能持久促进企业家产生政治参与的意愿。从地方发展经济的模式来看，企业家（特别是拥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家）背后都站着关心市场竞争结果的官员，而企业家会从这些官员处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47]。因此，构建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也是企业家政治策略的重要部分。

五、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构建出“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社会资本”三位一体的企业家政企互动行为与意愿影响理论模型；同时，利用问卷调查和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两种方式，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印证与检验，形成了文献、问卷、访谈的三角互证关系。

在数据模型中，当只考虑单一变量的影响时，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只考虑政治身份和亲社会动机时，这两者对政治参与意愿正向影响显著。然而，将社会资本纳入模型后，无论考虑亲社会动机与否，政治身份的影响就不显著了，但社会资本的影响始终显著。考虑到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与社会资本三者可能存在复杂的联系机制，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分析这三者的不同条件组合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最终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是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核心条件，社会资本越强的企业家，越愿意进行政治参与。政治身份与亲社会动机是企业家愿意进行政治参与的辅助条件。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与回归分析的结果相互呼应，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离不开政企间的双向互动，因此，需要提高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意愿，让他们积极融入政治生活。基于政治身份、亲社会动机和社会资本对政治意愿的正向影响，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确保现有参政渠道的完整、合法和有效。对原有参政形式进行调整，建设多元参政渠道，扩大参政范围，促进参与制度的落实。例如，改变传统线下会议模式，利用新媒体或互联网等形式开展论证会、听证会、座谈会，采用多种形式扩大意见征询面。第二，在立法层面降低企业家参政议政的门槛，提高小微企业代表参会比例，增加其参政机会，扩大参政范围。鼓励年轻企业家到政府经济部门挂职锻炼，推动企业家到省工商联挂职、担任特约监察员等，促进各企业在互帮互助、维护群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参政议政。第三，加强对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企业家也需要提升自身参政议政的素质和法律意识。积极了解本群体可以参政议政的各种渠道，踊跃加入各种商会或行业协会，并积极参与它们举办的活动。加强企业党建工作，利用党的领导赋能政治参与。合理运用政策和法律武器，面对不公正的对待，能够通过合法渠道积极维权。同时，坚决杜绝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特权的想法和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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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