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庭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文学理论与“理论”

何为“理论”①？这个问题争论得无休无止。理论一词出于希腊文theoria，与剧院（theater）一词分享共同的词根，动词形式为“去观看”（to view），意指观察和反思。雷蒙·威廉斯认为：“理论是在theory与speculation（思索、推测），theoretic（al）与speculative（思索的、推测的）两组词里，均可以相互替代，它们具有同样的词根意涵。”[1]思索与推测是“理论”自身具备的重要特征。乔纳森·卡勒认为“理论”不单单是一种推测和反思，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复杂关系，特别是当各个学科共同参与其建构时，“理论”就成为多重话语的竞技场。

在“理论”的年谱中，有两个醒目的时间点值得人们铭记。第一个是1917年。曾经让伊格尔顿声名鹊起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序言首句，即是：“如果谁想确定本世纪文学理论的开端，他大概可以选择1917年吧。”[2]因为在这一年，一个名叫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学派诞生了。一直到20世纪中叶，相继出现了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英美新批评、接受美学和结构主义。这段时期的理论焦点在于文学本身存在的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也即雅各布森眼中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以及围绕这个核心概念诞生了众多意义深远的理论命题。所以语言的陌生化，主体的无意识，诗歌结构的含混、反讽、有机语境，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本背后的运营模式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地图中占据着显赫的方位。这些命题致力于寻找文学文本的“内在性”、“规范性”、“普遍性”和“纯粹性”。这段时期的理论更多地聚焦在文学自身之上，是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重要时期。另一个时间点是20世纪60年代，或者更精确点是指1965年前后，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段时期被西方学界称为“理论高峰”，更具体地体现在一大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上：雷蒙·威廉斯、朱迪斯·巴特勒、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朱丽娅·克莉斯蒂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赛义德等。相比之前，这段时期的文学理论变得不再“纯粹”，文学理论不关注文学本身了，出现了跨学科的研究热潮。这时人们更愿意将这一时期涌现的大量的思想巨著称之为“理论”，而非文学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理论”，它的异军突起，使后结构主义或者解构主义替代了之前的结构主义，突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并引领了跨学科研究的繁荣与兴盛。与此同时，文化研究也开始成为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文学理论走向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壮大。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众文化研究被纳入文化理论的范畴，这一现象被伊格尔顿称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进展”。网络文学、科幻电影、流行服饰、KTV音乐以及交通布局等文本逐渐进入一些理论家的视野，并为理论发展赋予新形态的可能。这两种理论现象皆可划归在后现代哲学的范式之下。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讨论的理论也是这种意义之上的“文化理论”。从文学到文化，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备脐带关系，抑或是承接、突破和创新。同时，它们又互相涵盖，存在交叉地带。所以，可以将这种始于文学理论，借用语言学的讨论模式，并逐渐渗透到其他人文学科领域，打破学科壁垒的的现象称为“理论”。

二、理论之后的现状

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各式各样的学术流派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一本本承载着各个理论学派思想厚度的皇皇巨著大批量地问世。这些巨著皆诞生于一个个璀璨耀眼的学术大师之手。他们置身于动荡的时代和复杂的政治背景之中，找寻人与时代的对话方式。俗话说，天大的英雄也会老去。这一批人的老去直接触发了人们对于理论之后的忧虑和思考。他们会这样提问：这批人之后“理论”会怎样？临近20世纪的尾声，詹明信率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其标志是下述事件：巴特、拉康和雅各布森的死……结构主义的有所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指望能够在语言的领域里找到堪与60年代地展图式转义或结构主义诞生的震动相比拟的任何新发现。”[3]

紧接着，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的开篇就提到：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杜塞、巴特、福柯开创性的著作距今已有数十年之久了……这以后并没有很多可与这些奠基者的雄心和独创性相媲美的著作问世。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后遭遇了不测……看来，上帝并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4]

一批大师级思想家的逝去往往代表一个时代即将远去。一方面，他们在学术史上太过于耀眼，且自成一家。他们共同构筑一个时代的精神深度和思想地基。他们的独创性思想来源于对社会的批评实践。冷战、文化运动、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各种社会力量盘根交错。他们不但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灵感，而且有力地参与了社会语境的建构。在“理论”的阵营中，后结构主义是他们集中驻扎的阵地。在这里，他们攻城拔寨、开疆拓土。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足以彰显他们的绝世功勋。另一方面，当他们所代表的辉煌时代的大幕缓缓落下，总免不了悲壮和凄凉。人们一时间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坐标，心中陡生忧虑和悲叹。人们的第一反应是“理论”的时代难道就这样结束了？有些人沉浸在悲伤之中，为这个“伟大的逝去”唱悼词；有些人在这个最容易引发思想动荡的特殊时期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冷静，他们不断地进行回望和反思；还有些人干脆乐观地宣布我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一个不属于大师的时代，只属于我们的时代。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一直注重理论参与社会现实的勇气，特别是文化理论和政治批评之间的密切联系。“政治批评”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单独一个章节出现也足以显示其重要性。他试图证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一部分……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是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5]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不可能对当下社会中发生着的一切视而不见。虽然时过境迁，但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仍在重塑新的社会形态。当下社会的一些议题依然值得理论去关注，比如人工智能与后人类，动物理论与身体美学等。理论不应该朝着庸俗化、媚俗化的方向发展。理论如果一味地脱离现实，在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研究上浅尝辄止，那么这样的理论将会是肤浅的，甚至有可能将“理论”引向“绝境”，以至于其在一些人类的根本性问题上面临严重的“失语”，譬如性、革命、政治和形而上学等。在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气候之下，一切带有逻格斯中心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元语言”“元概念”，都逃不过解构主义大师的法眼。去中心化，反对本质，取消二元对立，解构宏大叙事等一时间成为时髦的哲学语汇。在新的思想体系没有产生之前，一味地颠覆和解构传统的思想体系。这是理论的“胜利”还是“沉没”？

导致“理论危机”的另一个重大因素与文学研究有关。反对理论的目的是要倡导对文学的回归。“理论”脱离文学太久，以至于人们遗忘了文学在理论中的位置。《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也存在相同的看法：“在一些作者看来，‘后理论’其实意味着对文学文本形式主义或传统的解读，或者回归到那些实质上对理论厌烦和淡漠的文学研究中去。”[6]文学研究要回归到经典文本的阐释和解读的“正道”，特别是具有伟大传统的“西方正典”。大卫·杰弗里认为，如果还在忙着为各种拉帮结派的理论信条四处吆喝，文学学科将丧失在大学中作为“道德中心”的地位。为此他说道：“若没有对伟大经典的在文化上负责的解读，那么许多略为次要的、然而仍不失为表现真理的优美伟大的作品就会无法理解，甚至无人阅读，不再印刷，就像灭绝的动物物种一样。”[7]上文论证，“理论”脱胎于文学理论。在希利斯·米勒看来，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存在着一种公开的转移。“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转移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8]文学研究的对象更多地转向文学之外的非文学文本，而不关心文学内部的语言规律和修辞学研究。这种做法无异于舍本逐末。文学被拔升到社会历史的高度，只是“理论”的一厢情愿。同时，两者之间的过渡缺乏合法性的学理演化。文学作为个人通向世界的语言介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了。如若一味地将文学或文学理论夸大为政治的、历史的力量，将会使文学陷入危险的境地。在米勒看来：“若无对文学的修辞学研究，关注语言及其规律，研究它是什么，能做些什么，特别是研究比喻性语言对语法逻辑那直截了当的运转方式的干扰作用，正像寄生病原体对寄主细胞工作的干扰一样，我们就不可能希望了解文学在社会、历史和个人生活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9]虽然米勒和伊格尔顿都认为文学与个人、社会历史有很大关系，但在问题的具体言说方式上大相径庭。希利斯·米勒的理论重心位于文学研究的“内部”，并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关注“纯文学”意义的“文学性”问题，而非其他非文学文本的理论问题。

与他保持同一说法的还有保罗·德·曼，他认为“文学理论的真正症结，不在于同论敌的论争，而在于同自己的方法论上的种种假设和可能性的论争。”[10]当文学理论演化到比自身范围更大的“理论”时，它就愈加显示出对理论的抵制态势。但德曼在一些细节上的讨论上，对理论表露出比较暧昧的态度，他认为文学理论带有一种实用性因素，它既能削弱作为理论的力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论增添一种不可预测的颠覆性因素。批评的现实会暴露理论的缺陷，也会修补理论的漏洞，让其不断完成自我超越。这是理论危机之中的一丝稀缺的冷静理智的声音。

三、卡勒式“后理论”的研判

理论之后的“理论”出路在哪里？文论家们各执一家之言，争论不休。乔纳森·卡勒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文学。他主张让“理论”回到文学，随即提出“理论中的文学”这一观点。这看上去似乎并不新奇。在这之前，尼古拉斯·伯恩斯、马克·爱德蒙森、理查德·罗蒂、大卫·辛普森和弗兰克·伦特里夏等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在众多参与“后理论”的讨论的学者中，文学作为一种理论的出路——即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这一论述的正式发布人是卡勒。卡勒对文学如何进入理论不仅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也付诸了缜密的思考。

卡勒在《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中首次提到了“理论中的文学”观点。在回应“后理论”的讨论时，卡勒没有将视点放在当下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上，而是回归到一个相对传统的文学问题——文学性。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探讨文学性的方式不同，卡勒借助纳普“文学兴趣”这一概念对文学性进行新的阐释。所谓“文学兴趣”是特殊的语言表述所引发的感官效果。它可被描述为文学活动中的事件参与者与特殊语言结构的张力。例如小说家写小说这件事和小说里发生的事存在相似之处吗？这无意中将文学性问题从语言层面转化到行动层面。接受过结构主义操练的卡勒显然要为作为范例或者结构的文学一辩。卡勒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11]。关于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自带的复杂性的描述更适于在文学空间里得到充分发挥。例如，阿Q是一个思想落后的农民，还是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盲从的革命党人。这是文学擅长的事情，也是文学的立身之本。卡勒继而将行动和文学结构结合起来讨论了有关身份理论的书写。因为在性、阶级、种族等身份理论书写的一系列过程中，文学所提供的一大批丰富的材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理论家眼里，身份是先验的抑或是文化经验训练出来的。文学作品中通常显现两种情况互相交织或者更为复杂的状态。这对理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颠覆和考验，更为理论提供了开拓的方向。所以，“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行动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行动的来源。”[12]卡勒以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诉求》为例，巴特勒借助安提戈涅的言行和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戏剧文本对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作了新的解读：安提戈涅作为一个具有行动潜能的文学表象，她不仅打破了性别原则，也违背了亲属关系的准则。这种背叛在黑格尔眼里是必然失败和必然毁灭的。而巴特勒为这一行为赋予了偶然性，以期重新为安提戈涅这一概念装置安装一种不稳定性。借用《安提戈涅》文学文本的复杂性和多义性，颠覆了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以及政治理论之下的原初的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所以，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因为神话有利于思考，所以它是文化的中心一样，卡勒通过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讨论正式提出了：“文学更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在为它曾经帮助支持的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13]由此，“理论中的文学”正式登上了理论的前台。

“理论中的文学”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和其他反思“理论”的美国学者一样，卡勒首先关心的是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中，以重申文学在理论中的奠基性地位。“理论”应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之前，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就做过类似的尝试，并回答了“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重要吗？”另一方面，卡勒强调文学在理论中的作用，文学由理论关注的对象转换为“理论”的品质之一。“理论”从文学作品中汲取滋养——文学作品的文学技巧、文学程序和文学效果可以激活理论的思维方式，使理论跳脱原有的舒适区去迎接新的语境的挑战。如果将哲学文本视为文学文本分析其中的修辞学，哲学文本的文学性会被凸显出来，因此可以说文学进驻到理论中。这种模式和新历史主义存在异曲同工之妙。历史文本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如同虚构的小说文本一般，充满各种叙述技巧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当文学进入理论中，文学朦胧隐晦的语言质地将会破坏理论的逻辑性和完整性。正是如此，“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他者、不确定性或者远离工具理性的另类场所或者事件的话语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传统。”[14]当理论拥有了文学的特质，文学再次获得理论的瞩目。“理论”成了文学与理论的双重变奏。这种新的理论形态的出现将会带来怎样的思考？

卡勒的这一观点犹如平地惊雷，在中外文论界迅速引发强烈反响。以中国学者姚文放和汤拥华为代表，他们都密切地关注卡勒的“后理论”转向，并将其视为“后理论”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卡勒的新著《理论中的文学》容纳了对“后理论”与文学理论关系的一系列新的见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让文学重新回到理论中。姚文放不吝赞美地称其为“后理论”转向的风标。围绕文学理论与理论的一组置换关系，姚文放展开了精细的讨论。一方面，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意味着理论范围的扩大，从文学扩涉到美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等。理论范围的扩大不仅仅是知识对象的转移，很大程度是在后现代哲学氛围之下所裹挟的理论后果。“去中心化”的理论呈现的是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的缺失，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倾听后理论中的一种声音：即对文学理论价值缺失的呼唤。[15]而作为其中的一种声音，乔纳森·卡勒主张理论中的文学性应该在冲破女性主义、后殖民、意识形态批判等律条之后重新得到重视。另一方面，从理论到文学理论，意味着理论对文学的回归，这恰好符合乔纳森·卡勒“理论中的文学”的理论设想。理论中的文学性被突出之后，不单单是对文学的重新关注，更是作为文学性的理论这一因素对于理论内涵的再造和拓展。在姚文放眼里，卡勒的理论旨在“对于在文化研究中涌现的种种‘理论’仅仅表示不屑一顾和拒之于千里之外是草率的，合理的途径在于重视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相互依存关系，倡导二者之间的互补双赢和共存共荣，并在此基础上推助文学理论的复兴。”[16]相比理论与文学理论的缠绕关系，汤拥华更在意卡勒对于文学性的改造。所谓改造是在新的语境下获得耳目一新的解读。对理论中的“文学性”的探究并不能仅仅将其作为本质主义的遗产，而是将其融入到后理论的语境中，进而考察它与其他理论话语的对话关系。所以，“理论成就文学，这意味着要不断打磨理论反思的工具，使其保持对文学特有逻辑的敏感，并在启示与反思的张力关系中发现文学作品的独创性价值。”[17]

每一个学者的观点都有自己的理论立场作为支撑。任何叙述视角都有限制性，它们之间互相补充、辩论和博弈。因此，这是我们不能否弃任何一种积极论述的理由。这些论述不仅仅共同谱写了“后理论”的接受复调，同时也是一个时期人文思想活力的表现。

四、理论与文学的多重奏

“后理论”作为21世纪出现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事件，十几年以来不断被各种理论观点和批评研究所填充，它的叙事也就显得愈加丰满。2012年，在国内大学的演讲中，卡勒总结理论之后的六大主要动向：美学的回归、叙事理论的复兴、德里达解读的繁盛、生态批评、动物研究以及以后人文主义为中心的理论讨论。如果将上述动向分为文学研究和非文学研究未尝不可，但卡勒宣称它们都和文学有关。朗西埃借助“文学制度”的概念倡导审美的平等分配，扭转了审美的精英化叙事；叙事学更是自结构主义以来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范畴；德里达的述行和事件思想拓宽了“后理论”的研究范围，而述行和事件思想都与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生态批评自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就和文学保持着深厚的渊源；动物作为人类的他者，在文学的想象中，更能丰富他者性理论的多重探索；后人文主义包括生命政治和后人类的相关讨论，探讨“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界定，文学对这类话题提供了更加宽阔的思考空间，例如机器人小冰写诗和科幻小说类似的文学事件。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文学已经渗入后理论矩阵的各个角落，且以自身独特的视角拓宽各种理论的思考维度，以此来彰显文学的价值。这也是卡勒在《理论中的文学》中所作出的探索承诺。现在，可以认真审视“理论中的文学”——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理论”的文学转向——带来的反思与突围。

首先，文学以全新的姿态重新回到文学研究者的视野。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崛起和消费社会的迅速发展，文学曾经一度进入凋零期，被搁置在大众视野之外。文学被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直接对身边的社会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抑或声音过于微弱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代之而起的各种时髦的文化理论，例如，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等等，它们虽然是当下社会文学理论的弄潮儿，但它们的身影却在慢慢远离文学。使理论与文学再续前缘已经刻不容缓，卡勒探索“理论中的文学”的目的也在于此：“一个目标是清楚说明文学在理论中的作用，另一个目标是把理论拽回到文学这儿。”[18]这次，文学并不是单纯意义的回归，而是换了一副全新的面孔。它不单单是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它还是一种能够介入各种理论建构的话语资产。这种意义上的文学不仅扩大了自身的边界，还更新了人们对文学性的传统认知。所以，这注定是一次强势的回归。

其次，文学与理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二者之间的合作也更具深度。一方面，文学进入理论已经成为“后理论”发展的一大趋势。文学利用各类隶属话语诸如文学程式、修辞技巧和文学惯例等在“理论”内部翻江倒海。正是文学形式上的介入，理论的某些桎梏的思路得到激活。除此之外，文学描述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还可以成为理论的例证，理论从这些鲜活的例证中也可以得到新的灵感。另一方面，文学主动进入理论反过来也会影响文学自身，在理论的场域中，文学话语也会受到理论思维的吸附和浸透，从而发生新的变化。在文学进入理论的过程中，并只不是文学单项输出，理论也会反哺文学。例如，安德森在民族共同体理论中，利用小说提出了“全知读者”的概念，这在以前的叙事学里从未出现过。再如德曼的抵制理论增强了文学的对抗功能，在不断的自我抵制中瓦解各种被自然化的意义。可见，文学和理论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文学以开放的姿态面向理论恰恰打通了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使得文学不再被动地纳入到理论的框架中，文学和理论之间坚强的壁垒会被文学性化解掉。文学/理论与理论/文学，它们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互相映射、互相渗透的多重关系。在“后理论”的视角中，单纯的理论凌驾于文学之上，抑或是文学性理论的自成一体，都是理论贫瘠的表现。

再次，一种以文学为导向的新型学术写作正在成为可能。文学进入理论除了对理论发挥反思作用之外，还影响了理论的书写形式。具有文学性的理论或曰“文学化”地书写理论已经渐渐成为一种趋势。其实，中国传统的文论写作是“文学化”理论的理想模型，譬如传统的文论、诗论和话本等都是以文学语言阐述某个作品的文学效果。现代文论家钱钟书表示过想要撰写一部“哲学家的文学史”的想法。西方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斯坦利·卡维尔也属于这个行列。当前国内的论文书写深受西方论文制度的影响，这种书写形式的弊端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近几年，吴子林呼吁建立一种“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述学文体，以此来反对呆板坚硬的论文写作模式。他借用乔治·斯坦纳的“毕达哥拉斯文体”一说概括维特根斯坦、钱钟书的述学文体，并指出这种文体能够“由对象之思转化为有我之思，由‘知性智慧’转化为‘诗性智慧’，由线性的、封闭式结构转为圆形的、开放式结构；在‘断片’写作中，打通古今中西，打通人文学科，动态呈现个人化创见与风格”[19]。刘阳更是设想将文学性融入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中，他将文学理论的章节编排替换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例如，第一章——文学的性质：“花开日落 且温酒古龙醉寂寞 电谢波流 将饮茶金庸写春秋”[20]。对仗工整，辞藻华丽，且有明确的指向性。吴子林的述学文体和刘阳的文学理论教材编撰方式不仅为新的理论写作提供了可靠的参照，而且还为新型理论书写的空间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文学进入理论不仅能为理论话语的建制提供各式各样的思路，而且使理论自身的反思性得到重申。纵观浩浩荡荡的理论史，“理论”总是在不停地反思中完成话语制度的更新。卡勒的“理论中的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事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理论反思的事业中去。通常，理论话语通过收揽、裁剪和装订等一系列的加工程序，使得文学被迫单向度地进入理论的场域。这是人们所熟悉的文学理论生成的正常程序。不过，现在这种形势正在逆转。文学话语可以主动进驻到理论的领地并参与其建构。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提问，文学介入理论会不会造成“文学的统治”，文学的上帝视角会不会形成一种对理论压制的态势。这样以来，理论是否在文学宰制性的压迫下失去了反思的动力。如果是这样，那依然逃脱不出之前单项输入的怪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文学的主动介入增加了理论的深度和厚度。借用德里达的视觉理论更形象地表达为：“如同有了新的视觉装置的辅助，人们最终可以看见视线。不仅看见自然风景、城市、桥梁和深渊，而且可以看见看本身。”[21]视觉理论之于回望与凝视，就如“理论”一般对自身批判与反思。在批判中解构，在反思中重建。卡勒的“理论中的文学”强化了“后理论”自我反思的特征，使之区别于以往理论的内在生成方式。在卡勒的意义上，文学为理论的进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卡勒的“后理论”是一种“进行式”而非“完成式”。

注释：

① 此文中加引号的“理论”大致有以下几种含义：它的源起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而它的兴盛却见不到文学的影子。它是当代各种学派和运动的总称，是当下对文学和文化反思的体系和方法。它是一种工具和常识，又是一种对社会困境的回应。它可以特指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也可以说是拉康、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克莉斯蒂娃、巴特勒等人的著作。它深受索绪尔语言学的启发，又是一种具有学科间性或者跨学科的新文体。总而言之，它是一种脱胎于文学理论，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的立场之上，渐渐渗透到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的话语模式。“理论”是一个综合体，不是某种个体。“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对“理论”的反思。另外本文不带引号的理论是指具体的理论，或者是无关“理论”的理论，也可是一种辅助性词汇，或做名词，或者形容词。此外，引用中依旧遵从原文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