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怡，王万平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的道路上，经历了“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四个阶段〔1〕。为推动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21年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启之年。在精准扶贫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下的规划性变迁过程〔2〕，政府在治理贫困方面发挥着重要主导作用；而在乡村振兴阶段，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更需要农村社区内生动力的充分发挥。所以，乡村振兴中政府、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如何共建农村社区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学界就此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基本形成了以下共识：进入21世纪以来，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是最为广泛的一种实践，且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早在200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就明确提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方针；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件大事，真正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明确工作重点，每年为农民办几件实事”〔3〕；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扶贫攻坚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是各级政府作为扶贫主体扛实了责任的结果。但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也一直备受诟病，如温锐和陈胜祥早在2007年就指出政府主导面太宽与农民作为领域太小，导致前者越位、缺位而主导功能失灵，后者导致自主作为受抑而主体性消减〔4〕；郁建兴和高翔认为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政策异化为政府完成政治任务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5〕。近年来，“资本下乡”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层面大力倡导的农村发展模式，但是这种资本主导的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赵晓峰和赵祥云认为“逐利的资本看重的主要是土地价值，而忽视农业的经济价值”〔6〕；何毅认为“因为资本的外来性与小农经济的社会性存在张力，空间治理体系无法衔接小农社会，改造小农变成了‘脱嵌小农’”〔7〕。当下有学者认为农村发展主体是农民，但也有学者提出农民主体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高帆认为分散的传统小农缺乏能力，很难推动乡村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重要前提是农民合作〔8〕；周应恒和胡凌啸认为，中国农民很难走出一条农民自主的乡村建设路径〔9〕。这些研究表明，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由政府、社会和农民任何一方单边主导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治理失灵。因此，有很多学者认可多元主体共建的观点，如陈锐等认为，政府、资本与农民多元合作是弥补单一乡村建设模式缺陷的有效选择〔10〕；姚树荣和周诗雨认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至关重要〔11〕。那么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多元主体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发展合力，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实现乡村“五大振兴”，亟需从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镇佛堂村作为大理州乡村振兴试点村，其多元主体共建乡村的实践之路，可以启发我们进行理论思考。

佛堂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镇，共有129户437人，其中农业人口共有403人，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白族村寨。2018年该村列入大理州乡村振兴试点村之后，凤羽镇政府成立佛堂村乡村振兴试点村建设专班，积极组织村民开展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资本的引领作用和农民的主体作用，构建了多元主体互动共建的乡村发展共同体，使佛堂村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笔者于2020年10月10日至12日参加了大理大学滇西社会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对洱源县凤羽镇佛堂村进行的第三方评估，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对佛堂村实施乡村振兴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了解。本文就是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共发放46份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对佛堂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案例进行总结，对多元主体分工合作、协同共建农村社区的机制与模式进行的理论思考。

一、作为农村社区发展主导的政府

“政府主导”是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制导和引导的作用〔12〕。从佛堂村的实践来看，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宣传、专班人员下沉、项目实施带动等方面发挥了主导功能。

（一）政策制定和宣传

中央政府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与实施推进做出了战略性安排。地方各级政府在这样的战略性安排下，与地方实际相结合，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划、改革方案与工作计划，充分发挥政府“制导”功能。2018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云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要求，大理州出台了《大理州乡村振兴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佛堂自然村为5个州级乡村振兴重点试点村之一。按照大理州的部署，洱源县委、县政府编制凤羽镇佛堂村《乡村振兴试点规划》，凤羽镇党委、政府制定《凤羽镇乡村振兴试点村工作方案》。该工作方案秉持政府主导、群众主体、企业参与的理念，采取“以点带面”的工作思路，以凤羽古镇为中心、佛堂村为重点，具体内容包括强化乡土风貌保护、建设生态产业、激活乡村文创、发展乡村旅游等方面。县镇两级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在佛堂村的全面振兴中发挥了明确的导向作用。

除了政策制定，政策宣传对于乡村战略实施至关重要。根据省、州和县级政府的相关政策，凤羽镇党委、政府每周召开镇村两级乡村振兴工作会议，开展专题讲座，除了组织村民会议进行政策宣讲外，还专班驻村入户开展细致的政策宣传①访谈资料。时间：2020年10月11日，地点：佛堂村，对象：杨占兴（男，白族，43岁，佛堂村致富带头人）。。问卷调查显示，佛堂村村民了解乡村振兴的政策通过政府部门政策宣传的占比为53.13%，通过微信等媒体的占比为20.31%，通过熟人朋友介绍的占比为18.75%，通过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占比为7.81%。此外，调查中笔者还注意到，村镇两级在村内多处设立乡村振兴宣传栏，介绍乡村振兴政策的相关内容。

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明确和细化了乡村振兴试点的路径、措施和目标；通过宣传，村民们了解到中央制定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和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具体政策方案，保证了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和地方具体措施的知晓度，为政策的落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专班人员下沉

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培育和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13〕，有效进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宣传与引导工作。凤羽镇设立镇领导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为成员的乡村振兴领导小组，负责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问题；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与村委会、各镇级相关部门的沟通。

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典型评选活动，设立党员责任区，组织党员挂牌、结对帮扶、党员承诺和志愿服务等活动，让致富带头人、乡土产业专家和农村党员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同时，乡村振兴办公室落实农村党员定期培训制度。调查中了解到，凤羽镇开展乡村振兴专题讲座和劳动力转移培训，对镇村干部、各类乡土人才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乡村振兴及实用技术培训；组织乡村振兴骨干力量到县内、县外考察，积极学习吸收有效经验①访谈资料。时间：2020年10月10日，地点：江登村，对象：李锡栋（男，白族，55岁，江登村党总支书记）。。通过这些措施，发挥了典型的引领作用，推动了乡村振兴工作有效开展。

凤羽镇抽调4名同志成立佛堂村乡村振兴工作专班，派出第一书记，加大驻村帮扶力度，专项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问题及困难，加强与镇级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全面做好乡村振兴试点相关工作。据访谈人介绍，在道路扩建和绿化时，按照国家标准征收农民土地，但有一部分农户不理解。这就需要驻村工作队与农户及时进行沟通，了解农户诉求，并积极与上级部门协调，保证征地工作顺利进行②访谈资料。时间：2020年10月11日，地点：江登村，对象：杨定山（男，白族，44岁，佛堂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这些驻村工作队、专班人员下沉到乡村基层后，着力推进乡村振兴项目的实施，并参与产业发展规划、组织农村文化活动和推动基层组织建设等活动，承担了引导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责任。

（三）项目实施带动

“投入引导”是项目在乡村落实的关键环节。州级各政府部门深入试点村开展调研，在安排项目资金时，优先考虑试点村的项目需求，积极“认领”项目，督促指导好项目实施，确保有更多项目资金投向试点村。

洱源县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出发点，在尊重村庄记忆、尊重生态环境、尊重村民意愿、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明确了将佛堂村打造为宜养、宜游、宜居和生态的特色旅游村的发展目标。政府各部门作为乡村振兴项目推进的主体，抓实项目建设。总计投入3 385万元实施6个板块21个项目，其中上级资金3 178万元、县级配套整合207万元，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的67.25%，完成了白族特色村寨、生态农业等10个项目，正在建设白族民居庭院改造、六善广场、村内道路及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等项目。

凤羽镇政府积极配合并落实项目，如实施以“水冲厕+三格化粪池+资源化利用”为主的农村户厕粪污处理及附属设施改造项目。镇政府还设立互助资金，专项用于农户房屋建筑风格改造提升、庭院绿化、庭院整治等人居环境提升项目。据介绍，村民在庭院铺青石板补助80元/平方米，修建小花坛补助30元/平方米③访谈资料。时间：2020年10月11日，地点：佛堂村，对象：杨金池（男，白族，44岁，佛堂村敬老爱老协会会长）。。凤羽镇政府还以“以奖代补”的形式，推动产业发展升级，给予产业示范户补助共13万元，其中餐饮客栈示范户共2户，每户补助5万元，美丽家庭示范户补助3万元。这些项目的实施，美化了村落人居环境，凸显了民族地域文化，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有学者提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坚持以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为总抓手，以壮大农村优势产业为载体，以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政策支持引导为途径，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14〕。调查发现，县、镇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制定及宣传、专班人员下沉和项目实施带动，将政府的制导作用和引导作用有效结合，提升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性和实效性。

二、作为农村社区发展主体的农民

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导致在农村社区发展中农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民的去组织化，常常处于“被动扶”〔15〕状态，所以有学者提出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16〕。在乡村振兴试点过程中，佛堂村重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通过乡村党组织引领、致富带头人带动和自治性组织的共治，重建了乡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性。

（一）乡村党组织的领导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和推进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佛堂村党组织在试点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组织兴旺”为基本目标，深入开展党支部达标创建工作，全面推行“党员中心户”制度，搭建“党支部—党员中心户—普通农户”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平台，推进党建与社会治理网格“一体化”。二是以“产业兴旺”为首要任务，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经济引领能力，优化乡村产业结构。

返乡人士陈代章于2016年被任命为佛堂村党支部书记。他在镇党委和村总支的支持下，与《新周刊》原执行总编封新城共同创办了千宿文化旅游公司，借鉴世界先进的乡村保护与发展经验，在佛堂村开启了“软乡村、酷农业、融艺术、慢生活”的乡村旅游项目，并建立了农产品加工厂，专门负责当地土特农产品加工销售，做优产品、做活市场，推动佛堂村文旅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升级改造，充分凸显了党支部的引领作用。

乡村振兴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二者存在着相互作用、彼此推动的耦合发展效应，“基层党组织是多维一体的综合体系，具有协同多元乡村治理结构和融合治理主体的功能”〔17〕。佛堂村以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实行“党政联企”巩固组织振兴的方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重建村社共同体，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经验。

（二）致富带头人的带动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乡村中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动力〔18〕。佛堂村强化人才培养机制，积极引导、培育一批新职业农民，让他们在乡村经济发展中发挥带头和引领作用。如奶牛场场长杨占兴，主要发展是养牛产业，帮助村民采用现代技术挤奶，并将鲜奶销往邓川的蝶泉牛奶厂；他还流转了40亩土地种植玉米，将玉米秸秆作为加工饲料的原料，除了自用，还向外销售，增加了收入①调查资料。时间：2020年10月11日，地点：佛堂村，对象：杨占兴（男，白族，43岁，佛堂村治理协会会员）。。这样的致富带头人在佛堂村还有好多个，他们推动了乡村的养殖业和加工业迅速发展。佛堂村还加强人才回引机制，充分调动致富能人创办农村经济合作社，以合作社为载体，实现三产融合，提升农产品的经济效益。

随着我国产业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文创旅游和乡村旅游获得新的机遇〔19〕。佛堂村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到文旅产业发展中，目前已经有两家民宿示范户和一家餐饮示范户。据村干部介绍，2020年国庆节佛堂村来了10 000多名游客，根本接待不过来，村里再发展15家民宿都没问题②调查资料。时间：2020年10月12日，地点：佛堂村，报告人：董全如（男，白族，58岁，乡村治理委员会会长）。。通过这些民宿的带动和乡村休闲旅游市场的发展，会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到旅游服务业中，推动佛堂村三产融合和产业发展。佛堂村还建立完善回乡人才、党员、致富带头人和村干部的发展机制，提供广泛的政策支持，实现了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三）自治型组织的共治

新时代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自治型组织凝聚力量，形成多元共治局面。佛堂村村民自发组织成立了乡村治理委员会，在处理道路扩建、建设村民休闲广场等占地问题时，能充分利用地缘、血缘和业缘优势，开展说服、引导工作③调查资料。时间：2020年10月12日，地点：江登村会议室，报告人：董全如（男，白族，58岁，乡村治理委员会会长）。，体现了村民自治组织的优势。佛堂村村民还成立爱老敬老协会和红白理事会。在传统的社会网络解体的背景下，佛堂村的爱老敬老协会就发挥了关爱老人、帮助老人的作用；红白理事会对村内的婚丧嫁娶进行管理，在移风易俗方面提倡节俭操办，反对铺张浪费；破除封建迷信，倡导厚养薄葬；大兴文明之风，减少客事办理。佛堂村通过制定村规民约，遏制乡村的奢靡浪费之风，推进了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

通过以上措施，佛堂村建设了乡村治理共同体，增强了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和主体性，并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20〕。调查问卷数据显示，佛堂村村民对村民自治满意度良好占比为32.61%，较好占比为65.22%，较差占比为2.17%，村民对于本村自治的整体满意度较高。

佛堂村的实践证明，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共同体，要全面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构建多维一体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这样不仅能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而且也能协同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作为农村社区发展引领的企业

企业是沟通政府与农民的强有力中介，是连接市场与农村的重要桥梁，能促进多元化投资和资源合理配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尽力扶持龙头企业、大户、专业合作社以及规模化（超过100亩的）“家庭农场”，意在借此来发展中国农业。佛堂村也引进了企业来引领农村社区建设，发挥引入社会资本、成立新型主体、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作用。

（一）引入社会资本

充分利用“人”“财”“地”核心要素，推动资本下乡，是产业兴旺的基础。所以，政府除了出台相关金融政策，还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规划建设，并与当地农户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佛堂村引进的龙头企业千宿文旅公司，主要开展乡村旅游业和生态农业的投资开发，利用企业的优势将产品向消费市场推广。调查中了解到，千宿文旅公司在佛堂村建设了文化活动场所、乡村艺术展示中心和乡村物产展示中心等设施，尤其是建起了天马草堂和退步堂两个高端民宿项目，提高了佛堂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企业自身乃至凤羽的乡村文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千宿文旅公司开发的古梨园空中稻田剧场项目，是一个集农业、文创、田园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项目，先后投入800多万元，总占地面积超过300余亩，现在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2021年千宿文旅公司在稻田剧场举办第三届凤羽白米丰收节，有民谣乐队低苦艾乐队演唱的《兰州兰州》和音疗瑜伽表演，还有结合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凤羽霸王鞭》《阿美美》《我是洱源小金花》和凤羽吹吹腔，呈现出一场艺术盛宴。同时，《中国那么美》摄制组也拍摄凤羽丰收节，利用新媒体宣传凤羽佛堂村文创产业发展的影响力。

有学者提出“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为引导，通过公共财政、价格杠杆等手段，激励各种社会资本投向乡村产业”〔21〕。国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生产、乡村地区特色旅游资源开发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这一政策在佛堂村已经真正落实，达到了企业资本收益与农村协同发展的双赢。

（二）成立新型主体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鼓励通过创新多种形式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从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有学者认为，创新产品服务、市场和组织模式，有利于培育多元新型经营主义〔22〕。佛堂村围绕种植、养殖、产品加工等产业，引进、建立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扩大产业发展规模，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在产品和服务、市场和组织模式方面都实现了创新，带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洱源秀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探索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及生态农产品种植、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凤羽本土企业。公司长期在职员工15人，其中13人来自佛堂村，工资标准在3 000元/月左右。另外，公司年平均用工为600多人次，均来自佛堂村及周边村落。该公司依托凤羽本地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研发并试制成功核桃糖（核桃膏）等产品，目前正在建设核桃糖标准生产车间。“今年我们公司菜籽收购价钱在3.5元到4元一斤，平均比市场价格高出一点，一亩田大概收三、四百多斤，农户每亩一共能收入2 000元左右。同时，公司每年的收益大概两百万元左右。”①调查资料。时间：2021年10月7日，地点：佛堂村秀源农业公司，报告人：王开福（男，30岁，秀源农业公司员工）。公司自成立以来，积极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过产业发展，与村民签订公司产品原料种植收购合同，增加村民收入，实现企业与乡村双赢的目的。

从佛堂村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来看，政府确立产业发展规划区，通过补贴形式，提高农户种植特色农产品的积极性，增强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主体性，为后续乡村产业和企业发展打下基础；企业生产和收购地域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拓宽和稳固“线上”销售渠道，构建供销双循环体系。佛堂村的实践表明，在乡村振兴中应该“构建多元化经营主体的新型农业营销体系，多元主体培育应融入特色优质资源，打造地方特色品牌”〔23〕，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和农户的双赢。

（三）推动产业升级

学界认为，通过产业融合提升农业的多功能性，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24〕。佛堂村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了要素优化组合与治理能力提升，改善了公共基础设施，实现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文创产品和乡村休闲旅游业的“三产融合”。

为了发展生态农业，政府采取“水稻一亩补贴200元，油菜一亩补贴400元”的支持政策，2020年佛堂村小春恢复种植油菜200亩，实施“水稻+鱼”项目，稻米和菜籽等初级农产品由洱源秀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加工包装，推出“凤水清源”水稻、“绿油油”菜籽油、野生蜂蜜、“点苍山”青刺果茶和果油等系列产品。这些产品都在直营店上线销售，解决了农产品后端加工销售难题，扩大了当地农副产品的销售市场，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融合发展。

佛堂村还采取“X+”的发展机制，进行“三产融合”，推动文创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和生态旅游的发展。千宿文旅以整个凤羽坝子为背景，除空中稻田剧场项目外，配套建设有咖啡馆、乡村美术馆（图书馆）、梅子体验馆、生态种植区、亲子营地、自然教育营地、生态停车场等，布局周密，规划完整，竭力打造凤羽文化生态观光体验示范基地，实现“生态+”和“文化+”，成为大理州乃至云南省乡村文创范本。佛堂村还建设了湿地公园、油菜花游览步道、影视节目及婚纱照拍摄基地，主办大地艺术节。油菜花基地拍摄活动和运营管理由镇人民政府统筹组织，鼓励农户参与，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由农户选举出4位管理人员，所得收入在扣除管理人员薪资的基础上按种植油菜花数量进行分红。2021年，电影《新·五朵金花》和杨丽萍舞蹈节目《春牛图》在佛堂村油菜花地里进行拍摄，一部分农户获得了2 000元左右的额外收入，为佛堂村居民通过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增加收入提供了基础。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佛堂村农户全年收入30 000元以下的占比为26.09%、30 000～50 000元的占比为28.26%、50 000～10 000元的占比为30.43%、100 000～150 000元的占比为6.52%，150 000元以上的占比为8.70%。

佛堂村通过以上措施，因地制宜挖掘本地优势资源，不仅组织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而且引入社会资本，成立新型经营主体，有效进行产销对接，实现了三产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又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佛堂村的经验表明，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各地应该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以生态农业为主，以乡村文创艺术和乡村休闲旅游为辅，建成生态循环农业生产体系、泛旅游产业结构，形成人才—产业—村庄的发展格局，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产业振兴”。

四、结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社区出现了非农化、市场化和城镇化，滕尼斯式“天堂社区”的农村传统共同体开始解构，农村社会基本单元开始呈现出由单一制向复合制演进的趋势〔25〕。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建设“乡村社会共同体”。佛堂村的实践证明，建设乡村社会共同体，不仅需要国家政府和社会企业等外来动力的引领，还需要村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动力，“调整农民之间及其与各类产业及合作组织、村组集体和国家的关系”〔26〕，这样就能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因此，本文认为，农村社区发展不能只靠单一主体发挥作用，而是要政府、农民、企业各主体充分发挥优势，形成政府主导、村组负责、农民主体和企业参与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构建“治理”“发展”“利益”三个“共同体”，才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社会愿景。

第一，构建农村社区“发展共同体”，实现社会共建，这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乡村由封闭状态转变为开放状态，市场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完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多主体协同发展机制”。佛堂村通过政府部门、村民和新经营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并依托外来社会资本的带动，实现了多主体融合，推动了生态农产品、文创、艺术、旅游等乡村产业发展，提升乡村经济变现能力，形成乡村文化的自我创造、自我提升能力。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政府+企业+农民”的发展模式，可以促进资源要素优化组合，推进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农民为主体的核心驱动力，形成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协同发力的良性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完成乡村产业的升级换代，通过“产业+”“文化+”“生态+”等形式，构建乡村“发展共同体”。

第二，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共治，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多元主体发挥各自功能，形成乡村共识，就能形成分工协作的乡村治理共同体。首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将政府主导作用与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结合，为全面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其次，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乡村振兴最终落脚点是村民和农村社区的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村容村貌整治、基层组织建设、文化传承创新和乡风文明建设等都离不开村民的参与；还要充分发挥乡村治理委员会和敬老爱老协会等自治型组织的共治功能。最后，要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通过本地生态和文化资源引入外来企业或者创立具有本地特色的企业，提高本地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吸纳能力，形成基于乡土实际的观念和创新思想，这是让农村走出封闭保守的关键，理念的更新对于农村社区的建设至关重要。

第三，构建农村社区“利益共同体”，实现社会共享，这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才能共享，共享才能更好地促进共建，要充分发扬民主、广聚民智、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的美好局面。”〔27〕互惠互利是均衡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协调乡村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利益分配，构建多主体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形成多元化利益联结，就能为“带动作用激发提供多维激励”〔28〕。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宣传、强化组织领导和相关项目带动，完成了乡村振兴的目标，实现了行政效率的最大化；企业资本利用乡村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使其获得更多的利润。最重要的是，农业实现产业升级，农村社区关系网络重新构建，互惠共赢机制得以建立，农村治理不再是一个问题；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就能增强这一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佛堂村的实践为构建乡村“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具体路径。

总之，通过政府、农民和企业等不同主体的互动协商、分工合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发展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合力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实现多主体之间利益联结和情感认同，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愿景，这就是佛堂村在开展乡村振兴试点中提供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