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浪沙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的“世界之问”。基于当今世界面临的变局，习近平主席呼吁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溯历史，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逐渐从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过渡，“温馨”的古代共同体被“冰冷”的现代社会取代，这一历史过程的转变，带来的是普遍的紧张和对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当时的时代之问。几乎生活于同一时空背景下的马克思（1818—1883）与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都在探索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试图找到一条充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的未来之路。被奉为欧洲现代社会学之父的滕尼斯在其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中吸纳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用以阐释现代社会。不同的是，他从人的意志变化，追思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而马克思则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展望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之路。

一、滕尼斯对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阐释

在滕尼斯那里，共同体指的是情感浓烈交融的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指的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组成的结合体，在滕尼斯看来，本质意志和抉择意志是理解共同体与社会不同的根本出发点。他认为，人的意志具有两重性，即本质意志和抉择意志：“本质意志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并且必须由此来解释，正如正在形成中的事物是源自于过去的；抉择意志则只能通过与自己相关联的未来本身来理解。本质意志将未来包含在胚胎里；而抉择意志将未来描绘在画面中”。〔1〕滕尼斯指认共同体是建立在过去思维或意志基础上的，而现代商业社会则是建立在对未来想象的基础上的，即“共同体是结合的本质意志的主体，社会是结合的选择意志的主体”。〔2〕

1.建立在本质意志之上的古代共同体

滕尼斯指出以本能、喜好、习惯、记忆等本质意志为情感纽带的家庭是共同体的源点，并衍生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共同体形式。

首先，共同体的源点是建立在本质意志之上的家庭（血缘）共同体。滕尼斯认为，本质意志包含本能、喜好、习惯、记忆、习俗、友谊等内容，建立在本能、喜好、习惯及记忆基础之上的家庭，是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及精神共同体生发的源点，是最原初，也是最能体现共同体的胚胎形式。本质意志在家庭之中通过以下三种关系类型表现：一是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的关系，这种“母子关系最深地根植于纯粹本能或喜好”。〔3〕但随着时间推移，母子关系从肉体的结合向单纯精神的结合转变，这种转变使“这种关系失去了它的必要性，母子更有可能分离开”。二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通过夫妻相互间的习惯支撑起来，这种习惯主要依靠共同养育的孩子，以及共同的所有物（家产）来相互肯定。三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在兄弟姐妹之间不存在像母子之间、异性结成的亲属之间那样原初的、本能的喜好以及相互的天然认识”。在兄弟姐妹的关系里，“记忆发挥的作用似乎最强”。〔4〕总的来说，无论是基于本能的母子关系和基于习惯结成的夫妻关系，还是兄弟姐妹们之间基于记忆形成的关系，“所有上述的情形都能使群体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一同发挥作用”。〔5〕

其次，地缘共同体及精神共同体分别依赖习俗和友谊。滕尼斯认为，从家庭共同体之中生发的地缘共同体及精神共同体，建立在习俗、友谊等本质意志之上。在地缘共同体中，由于受住地空间的限制，因此，需要借助习俗来连接邻里之间的关系，精神共同体连接的纽带则是友谊和宗教。在滕尼斯看来，“无论哪种衍生的共同体形态，皆植根于家庭这一典范”。〔6〕友谊、习俗皆从本源家庭的本能、喜好、习惯、记忆等本质意志中演化而来，宗教则从“家神崇拜”衍生而来。无论是地缘共同体还是精神共同体，这种从家庭中生发而来的“默认意志”和“共同领会”，成了共同体的基本原则，维系着共同体的有机统一。此外，滕尼斯还通过父子关系，映射母权制之家向父权制之家的转变，阐释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的进化过程。

最后，滕尼斯在强调本质意志作用的同时，看到了共同体的发展离不开土地。“共同体的生活是在同农田以及家的持续关系中发展起来的”，〔7〕在共同体中，“土地与人们的双脚绑在了一起”。滕尼斯认为，古代共同体以农耕生活为主，在这种共同体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的占有和享受，而这种占有和享受是温馨的、和睦的，“‘占有’自在而自为地即意味着保存的意志；‘占有’本身就是享受，就是意志的满足和实现，就像人吸取大气中的空气一样。人们彼此占有的事物、分享的事物亦是如此”。〔8〕在共同体中，“真正的交换违背了家的本质”，〔9〕“没有什么是买来的，一切都是从家里生产出来的”。〔10〕即使在城镇，手工匠人之家的必需品依赖交换，但这种交换是同周围农民之家的交换，他们的交换是城镇内部的交换，此种交换“友爱的精神保持着强有力的生机”。〔11〕简言之，共同体的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即使存在交换关系，也是“像家庭那样建立在‘共同领会’的基础上”。

2.建立在抉择意志之上的现代社会

滕尼斯认为，建立在思虑、决定、概念等抉择意志之上的现代社会，个体以抉择意志为出发点，从自我出发，从而引起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滕尼斯认为，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基于个人抉择意志的成熟。在滕尼斯看来，抉择意志分为三种形态，包括思虑、决定、概念。思虑与关联着的某个对象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个体的意愿或愿望；决定则是现实的意志，它是思维者的意志，只要思虑的事业是存在的，那么思维者就按照他的意志来行动；概念则是一种“合目的”的图式，它包含在决定里。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在思虑中，不断实现着的行动与思维本身相一致。愿望正如一个普遍的东西，许多个别的东西都从属于它。最后，概念使行动意义上的自身实现变得不确定，而它只是在思维本身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结果。”〔12〕

抉择意志决定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行为。滕尼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从自身需要和对自身未来的目标出发确立行动，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原则。在现代社会中“人人皆商”，现代社会通过契约形成关联的结合体，“通过协定和自然法，社会形成一个统一的聚合体，我们将它理解成一群自然的个体和人造的个体的聚集”。〔13〕在现代社会中，“担当者跨越了所有的距离、界限，他们毫无顾虑地共同携手、渴望交换，一同建造了一个纯粹想象出来的完美存在物”。〔14〕以个人需要和交换形成的社会，打破了血缘、地缘、语言的物理空间，形成了以惯例为基点、以政治为基础、以公众舆论为导向的大城市、民族、世界主义生活。基于契约形成的现代社会，货币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普遍的冷漠、敌视或敌对。

综上，在滕尼斯看来，古代共同体建基在本质意志之上，现代社会生发于抉择意志。共同体建立在先天的、遗传的、共同守护的本质意志之上，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个体行动的出发点。滕尼斯总结道：“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与此对应，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5〕不同于滕尼斯，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从生产方式的变化揭示古代共同体的解体及现代社会的形成。

二、马克思对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阐释

和滕尼斯一样，马克思对古代共同体与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不同的是，马克思以“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为立基点，揭示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并论证人类未来的走向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1.自然共同体：建立在自然联系之上的物质生产

其一，自然共同体是以自然（土地）为前提的物质生产。马克思认为，人类初始阶段的物质生产以特定的自然条件为前提，“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自然”，〔16〕因此，马克思将古代共同体称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17〕在这一历史阶段，人类的物质生产与土地等自然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个体的存在以共同体为中介，“把大地当作劳动的个人的财产来看待的关系——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中介”。〔18〕基于此，自然共同体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不是劳动创造的结果，而是劳动的前提，人与物质资料是天然的结合；二是个体须是共同体成员，才能成为自然资源的占有或拥有者。

其二，以自然（土地）为前提的物质生产决定了自然共同体的必然瓦解。马克思认为，自然共同体要存续下去，须在原有自然条件（土地）上继续再生产，由于以土地为基础的客观自然条件的固定性，必然要与共同体自身的发展发生矛盾，“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再被作为前提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破坏这些条件，而不是加以再生产等等，这样，共同体就同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19〕其结果是自然共同体的必然解体，自然共同体的解体需要新的共同体承载人类的物质生产。

2.现代社会：建立在商品交换关系之上的物质生产

第一，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化分工之上的物质生产。分工的大发展催生了商品交换关系和商品经济，以货币—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承载了人类物质生产的向前发展。马克思认为，分工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必然现象”，而分工与交换又相互作用，“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未来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20〕结果是“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21〕社会化分工的扩大“蚕食”着自然共同体，瓦解着自然共同体的生产方式。

第二，建立在社会化分工之上，以货币（资本）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关系成为物质生产等一切活动的动力和目的。在社会化分工作用下，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发展起来并承担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强化着自己的权力，并成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的象征”。〔22〕当大工业成为社会化分工的主要形式时，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它（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3〕至此，以货币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商品经济成为物质生产的主导方式。在流通领域，个体的需要依赖社会总产品，商品交换关系成为个体活动的主要形式，货币成为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并凌驾于人之上，“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24〕在生产领域，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并在市场中进行交换，货币成为资本，成为资本共同体。由于货币—资本共同体只是社会关系的抽象，因此，马克思称之为“抽象共同体”，指出它们的实体是市民社会，即现代社会。

第三，马克思批判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基于对市民社会的考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科学论断。进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深入的阐释，指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不仅将自身的特殊利益说成普遍的利益，而且还将他们的统治机器与他们的统治思想分割开来，“包装”成自由、平等等诸多抽象概念。本质上，资本主义国家是调和市民社会利益矛盾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

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进行批判，但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物质生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产物，它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大发展，将人类物质生产纳入到统一的整体中，世界成为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具有局限性。其一，人的社会关系被货币（资本）所遮蔽，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物的关系。其二，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其目的是追逐交换价值，这一动机的私人性和盲目性导致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三，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社会生产导致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带来社会的普遍对立和矛盾。马克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无法带领人类实现共同发展。

3.未来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认为，建立在自然（土地）前提之上的自然共同体必将被现代社会所瓦解，而建立在商品交换关系之上的现代社会又将被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所取代。由于以商品交换关系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以，马克思认为建立在商品交换关系之上的现代社会，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和永恒模式，它的发展结果将是人类处于普遍紧张的对立之中。因此，将人类从商品交换关系中抽离出来，将物质生产的本质回归于人自身，是人的“类本质”体现。马克思指认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5〕因此，人类只有自觉联合起来，才能从资本（货币）主导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商品经济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马克思对滕尼斯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超越

尽管滕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看到了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但滕尼斯没有阐明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内在机理，无法找到人类未来发展的路向。

1.滕尼斯论述共同体向社会转变机理的局限

在滕尼斯看来，本质意志向抉择意志的转变是共同体向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滕尼斯描绘了本质意志向抉择意志的转化决定了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尽管共同体是温馨、和睦的人类生活方式，但是无法阻挡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变迁。滕尼斯认为，当本质意志让渡于抉择意志时，共同体就会瓦解，现代社会就会兴起，人类生活就必然发生变化，“只要个体的本质意志从自身之中发展出赤裸裸的思维与抉择意志，抉择意志就会倾向于瓦解本质意志，并倾向于本质意志依附于它。因此，当我们观察历史上的诸民族时，就会发现它们从原始的、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发展成社会的生活形式的整个过程，从共同体的意志形态向着社会的抉择意志形态过渡的过程，还可看到从群众向国家的文化演化的过程”。〔26〕由此可知，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向现代社会变迁机制根植于本质意志向抉择意志的转变。

无法说清本质意志向抉择意志转化的内在原因，是滕尼斯难以厘清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进化的根源所在。尽管滕尼斯认为本质意志被抉择意志所瓦解，古代共同体就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但滕尼斯未能说清其中的内在逻辑。而当他看到现代社会呈现“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敌视状态时，他认为社会中存在着向共同体转化的因子，隐晦地指出现代社会将走向灭亡，新的社会形态将取代冷漠的现代社会。但是现代社会是因为什么原因灭亡，是何种条件的满足，以何种方式实现从现代社会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化，以及这种转化是回到以前的共同体状态，还是向更高级的共同体进化，滕尼斯却语焉不详。

2.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变化揭示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变迁

从生产方式的变化去理解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变迁的核心主线。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得以赓续的首要前提，他正是从物质生产实践的变化中阐释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变迁。

以使用价值为主导的物质生产是古代共同体的根本特性。马克思通过考察自然共同体的三种形式，即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形式的共同体，指出三种自然共同体的生产方式尽管存在差异，但没有改变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物质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财富，而是为了满足共同体自身的需要。在亚细亚形式的共同体中，由于人与共同体结合得最紧密，社会结构最为稳定，物质生产为共产共有；古典古代形式的共同体，个人拥有一部分私产，但个人生存及私有财产只能是公社成员才能得到保障；日耳曼形式的共同体，公社的存在以个人联合为前提，公社生产体现为个体生产的补充。

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物质生产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性。在现代社会中，货币（资本）成为物质生产的目的和动机，商品交换关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形式。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形成，生发于人类分工的大发展，其中分工的大发展瓦解了自然共同体的自然联系，瓦解了自然共同体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建构了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物质生产不断“吞噬”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物质生产，这一历史过程就是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必然进程，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引起了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变迁。马克思与滕尼斯在论述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变迁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滕尼斯从意识出发，而从意识出发则难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3.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考察古代共同体向现代社会变迁的价值旨归

滕尼斯在对现代社会的考察中目睹了现代社会的“冷血”，指出现代社会中孕育着灭亡的因子，但他就止步于此，没有进一步阐述未来人类生存发展的样态。

马克思指出，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将被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所取代，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将扬弃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结束人与人的对立状态。马克思认为，要想改变现代社会人被资本（货币）这一物奴役的命运，需要满足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些历史条件主要包括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自觉驾驭货币（资本）这一物的力量，消灭异化劳动等。而这些历史条件的满足，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过程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27〕因此，只有不断调整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与此同时，人类需要通过自觉的联合行动，共同驾驭货币（资本）这一物的力量，才能从商品交换关系的物质生产中挣脱出来。

四、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当代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从自然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并辩证地阐释人类未来走向是自由人联合体。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界发展形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越过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预判，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方面，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引。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发展呈现为自然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辩证运动过程，对历史前一阶段的继承和扬弃，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不无联系，从人的发展视域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接了人类从抽象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进发的历史使命。现实地看，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统一体，这种有机的联系根源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当今世界中整体上受制于资本（货币）的制约，受制于个别资本主义大国的主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解决全球性问题，平等地共建共享，共同把人类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人类自身手中，这符合马克思对抽象共同体的整体阐述。历史地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抽象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的历史阶段，前者向后者的量变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总的来说，从人的发展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演进的预判，相反，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方案提供了理论指导。

另一方面，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路向指引。马克思认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包括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自由劳动替代异化劳动等方面的内容。虽然当今人类远未达到这一历史阶段，但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宏观构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第一，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要求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一方案有助于促进世界的联动发展，更大程度地共同创造物质财富，从人类生产发展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为实现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奠定物质基础。第二，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当今世界，首要的是要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发展，只有每个国家都在发展，才能为每个人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第三，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转变是自由人联合体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扬弃资本（货币）的统治。当今世界已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要想扬弃资本（货币）的统治，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需要世界各国自觉认识到货币（资本）共同体的抽象性和暂时性，并携手抑制资本（货币）的消极作用，引导其正向发展。

总的来说，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从人的发展视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尽管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仍然遥远，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达到这一理想目标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类的向前发展，不是在意识的变化中实现的，而是在物质生产及各方面的共同发展中实现的，因此，需要在人类命运与共的今天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