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曦

着眼于“六册结构计划”去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展开逻辑的原因在于，“六册结构计划”按照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构架，指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尽管没有完成有关经济危机的全部研究，但是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研究了经济危机最本质的东西。不过，马克思没有进一步展开，后来的经济危机理论正是沿着马克思所确定的经济危机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展开的，即按照“六册结构计划”在推进。马克思当年设想“六册结构计划”，要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到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马克思去世以后，后人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正是按照“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展开的，探寻这一逻辑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一、马克思有关经济危机理论的结构设想

《资本论》“四卷结构”形成之后，“六册结构计划”并没有被放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指出，对“世界市场”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1〕相应地，“世界市场上利息率或大或小的、近似的平均化，也不能在这里说明”。〔1〕系统地论述土地所有权，“不在我们的计划以内”，〔1〕而是属于“土地所有权的独立研究的范围”。〔1〕对工资的研究“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2〕总之，在马克思提出《资本论》“四卷结构”以后，他是打算写《资本论》的“续篇”的，即按照“六册结构计划”继续往下写，“六册结构计划”并未被“四卷结构”取代。

既然“六册结构计划”并未被《资本论》“四卷结构”所取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以及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则“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那么《资本论》在怎样的范围内实现了“六册结构计划”？一种观点以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为代表，主张《资本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计划的前三册计划，必须在“六册结构计划”的前三册和后三册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限，马克思将前三册吸收到《资本论》中，他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六册结构计划”的后三册。〔3〕另一种观点以法国学者法克西米兰·吕贝尔为代表，认为《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的内容，只相当于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的第一册《资本》的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内容。应当说，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六册结构计划”的前三册，而后三册仍然有待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已经包括了《土地所有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题，而《雇佣劳动》的论题也被归入了论述资本生产过程的第一卷中，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的范围内，对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等进行了一些重要论述。无论存在何种分歧，“谁都不认为《资本论》所论述的范围会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计划的后三册即‘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3〕

“六册结构计划”揭示了经济危机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但之后历史的发展更丰富，理论的逻辑因而也需要更加完善。后人在这一范式之下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尽管这种丰富中有正确的观点，也有偏离的地方。后人知道不知道、赞成不赞成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并不是本文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可以假设后人并不知道“六册结构计划”，不知道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逻辑。但是，只要他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发展，他们必然这样研究，也就是说，这个历史逻辑必然要求理论逻辑如此来研究。

二、“国家”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展开

马克思虽然提出了从“国家”视域中考察危机与国家关系的理论任务，但并未完成这一任务，他在分析危机向世界市场的拓展过程中，没有充分阐述国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资本论》中没有任何一篇或任何一章是专门研究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作用的”。〔4〕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这就再次提出了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问题。不过，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留下了分散却宝贵的理论资源。譬如，马克思注意到股份公司“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1〕为什么马克思仅仅指出确实存在着如此重要的趋势，而没有专门加以研究呢？可能的解释是垄断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册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垄断组织与国家政权结合的趋势还处于萌芽阶段，这从根本上限制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可能性。这一趋势在20世纪帝国主义时期已充分发展，列宁根据20世纪初帝国主义经济的材料指出，自由竞争基础上的旧资本主义已让位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后继者从“国家”视域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正是奠基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国家”的定位和研究设想上的。

首先，后继者从“国家”视域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是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背景下展开的。“重构”危机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繁荣的“黄金时代”。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不断爆发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批判美国资本主义现实，解释危机根源，寻求变革之路，为美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重新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对经济危机理论的重新探讨，“有助于推动工人运动、社会运动和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也有助于壮大左翼力量在80年代保持和展开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能力。”〔5〕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就是“重构”的代表，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既有坚持也有发展。他将战后资本主义危机总结为“国家的财政危机”这一特殊形式，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同时其所分析的“国家财政危机”，“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上的经济危机，而且还是社会和政治的危机。”〔6〕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出发进行理论建构，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其次，后继者从“国家”视域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展开的研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经济作用与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析。马克思之后，随着福利制度的推行，似乎资本主义更加稳固了，没有危机了。事实并非如此，以奥菲为代表的后继者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进行了探讨。相关讨论有两个重要议题，一是国家的经济作用。福利国家制度是资本主义对其旧有分配方式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和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利于资本主义稳定，但仍具有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由于福利国家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实质，无法实现分配上的真正平等，巨额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人民得不到自己应得的收入，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无法真正被解决，因此，福利国家制度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造成生产周期的变形。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结合变化了的资本主义新形式，后继者论证了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的性质。苏联学者认为要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所实际发挥的经济作用，以前那种单纯从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角度来解释国家职能的理论已经不那么适用了。但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史的理解，仍然与经济危机密不可分。这一历史“是同两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的两大世界体系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密不可分的……也就是与资本主义经受的巨大社会政治动荡相联系的”。〔7〕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因为资本主义凭借国家垄断，推动科学进步、技术发展，加剧了再生产的矛盾，造就了一些新的矛盾形式，这成为“社会动荡性的新根源”，继而“迫使资本主义动用所有新的国家垄断调节的手段，采取许多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形式”。〔8〕虽然上述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和体系，但都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性分析，也并没有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永恒、完美、理想的社会制度。

再次，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了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缓和与加深。既强调国家对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所起的支持和保护作用，也注意到随之而来的弊端。一方面，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国家”视域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强化经济职能的趋势与特点。哈贝马斯和奥菲等都详尽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干预的目的在于抵御自由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增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发调整，在缓和危机、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与垄断资本的结合并不能永久地根治矛盾、消除危机，尽管上述职能的强化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由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缓和阶级矛盾，可它带来的新矛盾与新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比如奥康纳所提出的国家财政危机，哈贝马斯提出的“合法化危机”，以及奥菲所提出的福利国家的矛盾与危机等。当然，对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分法在这些危机理论中的运用，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丰富得多的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必然是具有较少把握和精确性的政治经济学。〔9〕

“国家”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更多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忽略了作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不发达国家。例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对象集中在美、英、法、日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上，忽视了其他不发达的亚、非、拉美等众多国家的发展状况，这一理论不足在“对外贸易”视域下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得到了补充。

三、“对外贸易”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展开

在“六册结构计划”中，《国家》册抽象掉了国家对外的关系，而《对外贸易》册则上升到了研究国家对外的经济关系，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这时作为各个行为主体的国家之间发生经济关系。尽管“在《资本论》中没有任何一篇和任何一章是专门分析对外贸易的”，〔4〕但马克思已经把有关对外贸易的论述纳入整体写作计划中，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一系列精辟论述中挖掘出重要思想资源，尤其是他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危机关系，对外贸易在强国压迫弱国、富国剥削穷国的情况下进行的阐述。马克思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立场看待国际贸易的视角，启发了后继者有关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左翼学者从对外贸易的视角出发予以了展开和发展。

首先，后继者分析了对外贸易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救与深化。一方面，对外贸易对资本主义生存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巴兰和斯威齐对发达国家进行“剩余转移”的分析中，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缓解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内部的基本矛盾，使一部分经济剩余能够不断地投入资本的跨国运动，投入到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中去。伊曼纽尔和阿明关于不平等交换的分析则表明，西方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的经济交换中，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剩余，为西方资本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也使得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来调整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发展。

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也扩大和加深着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矛盾。以阿明、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认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中心—边缘”经济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结构，中心国家利用边缘国家的低工资进行生产，出售产品时按照自己制定的世界价格获取超额利润，结果是边缘国家的资源、价值源源不断地汇入中心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外扩张的动力。这种超额利润的存在使得边缘国家积累的资本也被吸引，中心国家在进行资本输出时甚至会出现倒流模式，即资本从边缘国家流向中心国家。因此，中心国家本身产生大量的过剩资本，再加上外围资本的流入，使得中心国家虚拟经济部门极易产生大量泡沫，出现虚假繁荣，对外贸易加深着中心国家的经济矛盾与危机。

其次，后继者揭示了国际分工中的霸权与依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马克思主要研究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把不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置于从属地位，因此，没有对后者作出更深入、更系统的论述。马克思之后，列宁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揭示了依附关系的本质。巴兰和斯威齐将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不发达问题，论述了不发达产生的原因，在论述不发达产生的原因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进行危机转嫁进行了说明。巴兰和斯威齐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没有完全陷入同情不发达国家的情感主义中，也并不是单纯地从前资本主义因素的种种束缚来寻求不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而是从“经济剩余”的积累和转移角度论证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表明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剥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基础上的。

从对外贸易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局来观察和思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是上述视角也面临一种批评意见，即过分强调外部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影响。事实上，资本主义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世界体系，资本的运动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中心和外围并不是什么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不应机械地区分所谓内部和外部因素。

四、“世界市场”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展开

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不断向具体上升，直至“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10〕世界市场是所有范畴中最大的整体范畴，也是最复杂、最具体的范畴。这时逻辑的发展上升到了最高阶段，马克思在完成了所有的抽象阶段对危机的论述后，将世界市场作为所有矛盾和表现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危机最全面地爆发的领域，计划在这一册专门阐述危机学说。马克思将《世界市场》册落脚于危机，这里有两层内涵：其一，最后的危机实际上是崩溃，即资本主义制度被另外一种制度所取代；其二，指周期性的危机，资本主义周期性出现的这种现象。危机最终爆发于世界市场，而非局限于一国之内。落脚在世界市场的危机不是一个实体的、物质的相对过剩，而是以金融危机为特征的世界范围的危机。马克思用“世界市场”表示发展为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我们可以将世界市场理解为经济全球化。〔11〕当代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的克服不再采取借武力侵略他国从而转移国内矛盾的方式，而是借助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各种资源。在全球化阶段，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全球系统性传导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的某一方面，而是各方面的综合作用。后继者立足于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多年世界市场发展的大量现实材料和新现象，阐述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形成了“世界市场”视域下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发展。

首先，揭示了资本主义试图以“时间补救”的方法解决危机。这种方法是借助金融信贷系统改善资本流动，将本应在未来实现的利润放在当前实现。众所周知，一旦层层信用体系包裹下实现的利润无法及时进入实体经济的生产，资本积累便会中断，从而导致金融危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大批资本从实体领域流向虚拟部门，促进了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大。金融化已经成为批判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不同流派的学者从金融维度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分析。每月评论派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角度将金融化理解为吸收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的途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中，美国资本积累学派结合20世纪美国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法国调节学派将金融化与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析相结合。其共同点在于，认为金融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金融资本成为资本的主导形态，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膨胀并支配实体经济，资本积累与利润模式由生产商品转向金融服务的过程与趋势。其共同的缺陷在于大都专注于资本主义经济层面的金融化，很少论及金融化在政治、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念、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表现与影响。

其次，阐释了资本主义试图通过“空间安置”的办法来克服危机。对触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空间生产的资本化）和“全球危机传导路线图”这两个问题的批判性反思，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从空间维度研究经济危机的潮流，有学者指出，西方众多学者“突然发现了”一个作为空间思想家的马克思。〔12〕马克思侧重于以生产过程为基础批判资本主义，大卫·哈维则扩展了这一逻辑，着重从空间维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强调空间安置只能暂时改善资本积累压力，危机的空间转移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全世界的过度积累。从空间维度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其实是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有不断更新自己的趋势的理论。资本之所以可以借助空间缓解危机，是因为资本有不断增殖的逻辑。资本有根据利润的要求更新积累方式的趋势，马克思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入手，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循环的规律。从空间维度的分析，还发展了不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论述。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国际援助，这种援助自然是存在附属条件的。不发达国家由此被纳入到发达国家的利益轨道，并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而陷入债务陷阱，进一步依附发达国家。

再次，围绕危机的多重共生，从生态维度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成为一个重要路径。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利用不再拘泥于在其中的生产，而是拓展至空间的生产，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和生态问题层出不穷。〔1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其称为生态帝国主义。高兹所言的“生产也就是破坏”、〔14〕奥康纳的“双重危机论”，都是基于企业的逐利性，认为过度的生产与消费破坏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平衡，引发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总体上对南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穷人欠下一笔‘生态债’来完成”〔15〕资本的持续积累，于是北部国家将污染也“出口”到南部国家。北部国家被禁止的化学物品，在南部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中找到了出路。〔15〕

最后，文化维度的反思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突出矛盾和危机。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进步、创造物质财富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固然说明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优势，但生态恶化、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社会冲突、意义丧失等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很多问题，资本主义“在造成生态危机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发展危机”。〔16〕在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的文化维度反思中，学者们意识到，进入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弊病依然存在并发展着。但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维度呈现的复杂现象，人们不可能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现成的结论，毕竟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一切问题都开出了现成的“药方”。曼德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对当代新“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迎合了社会主义即将到来的乐观主义。文化维度的反思虽然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找到了文化批判的兴奋点，但由于试图以文化突围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端问题，这一基本思路由于其不彻底性而备受诟病。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全球化，这涉及另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之后，后继者又努力对其有所发展。“世界市场”视域下的危机理论越发关注国际因素的影响，这种将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对危机的机制的分析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有关消费不足、结构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等原有的框架。不过，后继者在对危机进行分析时，更多的是把危机作为一种制度调整的结果。总体说来，马克思的后继者从多维度视角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尽管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赢得继续发展的空间与时间，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但资本过剩积累和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仍像幽灵一样盘旋在资本主义的上空，扩张的背后埋下的是更深重、范围更广的危机。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虽然具有了新内涵和新特征，但并没有超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问题场域；尽管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更多维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危机，但并未完全脱离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论范围。从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层面展开的危机理论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具体语境的结合，在推进马克思的“未竟事业”的同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我们应当在继承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