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谢志明 李子林

一、引言

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气候与环境问题是全球性政治经济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性环保公约的提出与践行，使得“碳减排”的环保观念深入人心，其必要性在世界范围内已达成广泛共识。在国内，随着我国应对气候与环境变化各项工作的持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碳”目标，社会公众逐渐重视企业的碳信息和绩效[1-2]。

公众关注作为重要的非正式监管机制的一部分，在促进企业减排、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辅助监管作用，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优势[3]。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査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行为调查报告》，样本中92%的人认为与往常相比，目前人们的低碳环保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但现有研究中，学者们较少研究来自公众关注的环境监督压力，关注点更多着眼于企业外部因素，包括政府、债权人、股东以及媒体报道施加的舆论压力[4-5]。学者们也从公共压力角度探究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如宋晓华[6]的研究指出，在公共压力的调节作用下，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明显。政府与媒体对减排工作的宣传报导，公众尤其是个人投资者、消费者对企业碳信息更为关注与敏感。

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在低碳减排的大环境驱动下，企业管理者的环保低碳意识也随之增强，这将直接决定企业在控排减排、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与表现。而董事会决策则是一个企业解决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以及制定碳减排计划(CRI)的中心环节[7]。碳减排计划由企业决策层制定提出，强调了企业对过程导向碳减排方案的关注，这些计划能够向市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传达企业的减排信号，从而提高财务绩效[8]。企业减排行为能否真正实现其社会效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层，即高管、员工等对CRI的实施情况[9]。Liao等[10]研究指出，CRI需要企业长期大量的支出，而没有直接的财务收益，一旦离开强有力的执行管理层和具有专业知识素质员工的积极参与，董事会制定的CRI将徒有其表，不会被完整贯彻与执行。本文据此推测与绿色绩效关联(基于ESG)的薪酬激励计划可能在提高企业碳绩效方面发挥效果，由于激励对象是执行层而非管理层，突出CRI中一直被忽略的执行过程的重要性。此外，相关文献更多考虑的是对社会或环境绩效的影响。随着近年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社会对环保概念的认知逐渐强化，政府敦促企业温室气体的减排力度加大，研究企业碳绩效更具现实意义。

本文将围绕企业CRI的提出动机与实施路径，研究公众关注与薪酬激励能否提升企业碳绩效的问题，论证了公众关注作为非强制性外部监督机制在促进企业制定CRI，以及基于ESG的薪酬激励在CRI执行过程中的促进作用，提升了企业的碳绩效。此外，在本文围绕碳绩效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扩展了现有文献，为碳会计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数据选择方面，以往学者们倾向于从 CDP、企业年报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自行收集碳减排数据，但我国上市企业对CDP的参与度不够，企业自愿披露碳排放的数据较少，这导致国内的碳信息披露水平较低。同时，以往研究使用的横截面数据忽略了碳排放的变化及其随时间变化的决定因素，考虑到企业的CRI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本文拟采用更适合捕捉CRI动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本文研究结果对企业应对社会压力、推动内部治理改革、助力国家实现碳减排承诺及“30·60”双碳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公众关注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

现有文献在公众关注的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治理上，分为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能有效促进政府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完善环境治理政策，如郑思齐[11]研究表明，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的影响，公众关注的密切程度与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效率呈正相关；企业环境治理上，公众关注在促使企业的绿色转型、增加环境信息披露、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Tang和Song[12]研究表明公众能切身感知到环境问题的不利影响，因而愿意自觉购买环保绿色产品，促发企业绿色转型。对此也有研究持不同观点，如李永友[13]的研究中，公众关注对企业排污的影响并不明显。关于企业碳绩效的研究仍是较新的领域，现存文献少有关于公众关注对碳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碳绩效属于环境治理的分支，在我国减排工作的宣传与推进下，社会公众对企业碳绩效的关注是否会对企业的碳绩效产生影响呢？

企业的碳减排行为是企业履行CSR，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对外会产生良好声誉。企业声誉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Fombrun和Rindove于1996年提出，声誉的作用对解释公众关注对企业碳绩效影响的传导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声誉理论认为，企业声誉是对企业特定的价值判断，塑造良好的声誉需要企业持续长期的优秀表现，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良好的声誉会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企业为了维持声誉将考虑更多的公共压力，进一步的决策也将受到声誉的约束。基于此，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会更关注其社会公众形象，这包括个人投资者、消费者与潜在的消费者。为了树立与维护绿色生产的形象，企业会承担更多的环境压力，在国家和社会对碳减排问题的大力呼吁下，董事会通常会采取措施包括实施CRI，维持良好的碳绩效以回应公众的期望，维持良好的声誉以保持其竞争优势。公众关注属于公共压力中的非正式监督机制，相比于政府规制与媒体的影响，公众关注作为公共压力的一部分，对企业CSR的履行一直发挥着辅助监督作用。随着互联网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成熟，社会公众在监督企业环保行为履行、碳信息披露与CRI等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公众可以自由地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对企业CSR信息加以关注，这就包括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碳信息资料。基于维护自身声誉与竞争优势，吸收更多外部投资者并获得消费者青睐，企业在双碳目标下会披露更多的碳信息，其中包括碳管理战略与碳减排方案，由此对企业的减排行为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公众环境关注能够影响企业的CSR，如Cheng & Liu[14]研究发现网络搜索量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碳绩效属于企业环境绩效的一部分，本文将公众环境关注的影响研究拓展到企业碳绩效层面，主要关注在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碳绩效在公众环境关注下是否被显著影响。由于企业网络搜索索引数据能够反映公众的关注度及企业的受欢迎程度，因此公众环境关注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的碳绩效，或通过促使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来监督企业的碳排放，也为政府发挥公众舆论的力量进行环境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搜索指数越高的企业表示受到更多的关注与监管，并面临来自社会和政府的更大压力。高搜索强度可能促使公司响应国家减排政策进行环境保护，改善公司的碳信息披露和碳绩效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1：

H1：高公众关注度能够促进企业提升碳绩效水平。

(二)基于ESG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

企业出于提高和维持良好碳绩效而制定碳减排计划(CRI)，由于执行过程繁琐且缺乏有效监督和激励，高管与员工对CRI的执行可能并不完全[8]。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核心管理团队，除了发挥监督和提供资源的作用，还负责设计薪酬结构激励高管和员工，以更少的监督成本为股东利益工作。Cordeiro & Sarkis[15]研究认为，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明确联系与代理理论相一致，对高管的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短视行为，促进了高管对长期性CRI的有效执行。Ji等[16]研究也指出，与特定绩效指标关联的激励政策能够激发高管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其在贯彻高层意志的关键作用，反过来又协调了股东和高管的利益，提高了社会和环境绩效。此外，不少研究强调员工在企业环境绩效或碳绩效管理中的独特作用，如Berrone & Gomez研究指出，环境活动需要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的高绩效员工，他们有能力降低环境事故风险，参与设计和实施减少污染战略或参与绿色产品的开发、CRI的执行等环保工作。Haque等也强调具有环保专长的高绩效员工的作用，认为公司的激励机制应该奖励现有的管理者，吸引并培养有环境治理才能的员工来提高环境绩效，这将为公司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将高管和员工的环境工作绩效指标与薪酬或奖金的支付相关联的薪酬激励是确有必要的。

Newsweek Green Rank显示，69%的全球公司将管理层执行的部分奖金支付与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等绿色绩效指标联系起来[17]，这种基于ESG的激励措施将促使有能力的高管和员工参与CRI的实质性实施和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问题。国内企业同样可以使用基于ESG的薪酬政策来激励高管和具有环保专长能力的高绩效员工，鼓励其开发节能产品并实施创新的碳减排项目，提高企业的碳绩效指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2：

H2：对高管和员工实行基于ESG的薪酬激励能够提升企业碳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全部来自2016—2019年上市A 股制造业行业中能源消耗量排名前 10 的细分行业，其中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纺织业等 10 个重污染行业。此外，本文对所有研究样本进行预筛选：①不包括财务异常的公司；②不包括2016—2019年新上市的公司。

本文研究所用到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国泰安数据库(CSMAR)、巨潮资讯网及和讯网。

(二)实证模型和变量

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将碳绩效(C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代表公众关注的网络搜索指数(WSI)和是否采用薪酬激励(ESGC)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CPi,t=∂0+∂1ESGC+∂2ASSET+∂3RATIO+∂4LEV+∂5GROWTH+∂6OWN+∂7EXCP+∂8DUAL+εi,t

(1)

CPi,t=β0+β1WSI+β2ASSET+β3RATIO+β4LEV+β5GROWTH+β6OWN+β7EXCP+β8DUAL+εi,t

(2)

1.被解释变量

为直观反映企业碳绩效水平，本文借鉴Clarkson和闫华红等[18-20]的观点，以碳排放量来衡量碳绩效，鉴于无法直接获取我国企业的碳排放量，本文从行业碳排放量估算企业碳排放量，行业碳排放量等于行业能源消耗量乘以相应的能源碳排放系数。企业碳排放量等于(行业碳排放量/行业主营业务成本)×企业营业成本。碳绩效等于企业营业收入/企业碳排放量，以该指标大小来衡量企业碳排放水平，该指标越大，企业碳绩效越好。

2.解释变量

参考Li和Haque[21]研究的实证方法，本文选用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中上市公司网络搜索数据库(WSVI)的网络搜索强度指数作为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以股票代码、公司简称、公司全称等关键字的搜索值加总进行计量；以企业是否成立CSR委员会的虚拟变量，表示基于ESG的薪酬激励选取董事会制定的股权激励代理对高管和员工基于ESG的薪酬激励，表示样本公司是否采用于绿色绩效关联的薪酬激励以促进CRI的执行。

3.控制变量

本文选用了与公司治理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公司的特征包括公司的规模(ASSET)，即公司年终总资产的对数；独立董事比率(RATIO)以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总数来衡量；资产负债率(LEV)为总负债和总资产之比；公司的增长能力(GROWTH)等于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OWN)为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EXCP)为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的对数；两职兼任(DUAL)表示CEO和董事长的任职为同一人的情况，存在则为1，否则为0。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各个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总体上看，碳绩效标准差达到4036，表明即使是在高能耗的制造业细分行业中，企业间的碳绩效也存在很大差异；平均值达到4793，表明样本中各企业所选取年份的碳绩效仍不容乐观，排放量普遍偏高。

表2 描述性统计

公众关注方面，企业网络搜索索引指数的标准差为583.2(2016—2019年各年资产负债表日的网络搜索索引指数)，表明各企业在网络上的关注度差异较大；均值为601.9，同时也表明高污染企业在国内受到的关注度普遍较高。ESG薪酬激励方面，统计值平均数为0.191，表明行业内上市公司较少成立了CSR委员会，鲜有采用此激励政策。在控制变量中，CEO和董事长的两职兼任平均值为0.0128，说明几乎没有企业存在两职兼任的情况。高管人员的薪酬方面，标准差为0.691，说明企业间高管薪酬的差异不大。

(二)相关性分析

如表3所示，被解释变量碳绩效分别与解释变量ESG薪酬激励、公众关注在1%、5%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能够对实验作出合理解释。之后进行VIF检验，其取值均小于10(同时也小于5)，可见表中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此可初步验证假设1、假设2。

表3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三)回归分析

在使用霍斯曼检验后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表4数据表示，解释变量公众关注和基于ESG的薪酬激励政策均通过检验。模型2的数据显示，企业的碳绩效与公众关注在0.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正相关，即企业的网络搜索量越高，企业的碳绩效指标会越好，证实了研究假设1。高污染企业的碳绩效会因为基于网络搜索的公众关注而发生变化，同时由于网络搜索压力，企业出于维护自身的绿色形象与声誉，也有动机去改善其自身的碳绩效水平，这也验证了实验假设1。模型1显示，企业的碳绩效与基于ESG的薪酬激励在0.0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正相关，即越倾向于采取基于ESG薪酬激励的企业，其碳绩效会越好，研究假设2成立。基于ESG的激励政策为实现企业长远发展，协调了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基于此，执行管理层倾向于实施能够获得长期利益的CRI，也反向降低了企业的过量排放风险，改善了公司的碳绩效指标。

表4 多元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对碳绩效指标的影响在0.01的统计意义上呈显著负相关，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碳绩效指标越不乐观，这表明行业内大型企业相对于小微企业，其高排放量、高污染情况会加大管理企业碳绩效指标的难度，同时也对公司管理层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稳健性检验

为使得实验结果稳健，本文采取了如下步骤：①对被解释变量碳绩效和解释变量公众关注进行了缩尾处理，去除了低于1%和高于99%的异常值，再次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和主分析一致；②以来自和讯网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SCORE)衡量碳绩效指标，替代主分析中的碳排放水平，加入回归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如表5所示。碳绩效与公众关注、基于ESG的薪酬激励均在0.1的统计意义上显著正相关，与主分析结果一致，实验结果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6—2019年制造业高能耗企业为统计样本，从企业CRI的提出动机与实施路径的影响价值效用视角，研究公众关注和ESG薪酬激励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公众关注对企业的碳绩效有正向影响，表示高公众关注度有效促进企业规范碳排放、提升碳绩效。企业会为了维护自身声誉并回应社会公众的关注，体现声誉在企业生存营运过程中的重要性；ESG的薪酬激励对碳绩效有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实施与绿色绩效相联系的薪酬激励使高管更注重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的碳绩效，也使得具有环保专长的员工发挥其创新才能切实履行CRI，提升企业的碳绩效。本文在CRI的提出和实行过程路径中，分析了上述两个关键因素对碳绩效的影响成因，解释了互联网时代非正式监督与ESG目标结合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机理，呼吁管理层重视过程导向碳绩效的提升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预示绿色经营理念与环境监管将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已有民调显示社会公众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网络搜索已经成为个人选择和搜索所需信息的重要方式，企业管理者应重视来自社会公众的关注，在社会公众中树立绿色、高效的企业声誉形象。企业回应公众关注而制定CRI，也应关注计划步骤的落实与实施，以更贴合CRI的薪酬激励措施，将高管和员工对CRI执行情况与绿色绩效关联，绿色绩效与激励等级关联，切实完成CRI，发挥企业的社会价值，助力碳减排目标达成。此外，公众关注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关注热点对政府工作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政府应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优势，积极引导公众关注舆论，借助公众关注的力量为企业碳减排施压，并使更多群众参与到减排工作当中，努力实现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位一体的环境治理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数据处理上估算CP水平与公司真实碳排放的经济效益产出存在着误差。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来自高能耗企业，随着国内碳市场逐渐发展兴起，公司低碳经营管理过程的盘查深入化以及碳信息披露结果的透明化，未来研究可包含更全面的样本，以讨论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