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苗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当今世界格局剧烈演变，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全新的、增进世界人民福祉的价值体系引领。共同价值观反映人类发展进步的共同需求，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动力。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的伟大实践，为缓和国际社会矛盾分歧提供了重要的思维范式，是引领人类社会开创新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一、共同价值观的生成维度

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强调人的类特性与人的现实性，人类整体对于类存在的需求为共同价值观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内在支撑。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交往互动程度加深，人类主体间的一体性社会关系客观上推动了共同价值观的生成。

（一）共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性论

马克思认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57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类意识，人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世界，是一个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人的类意识将人类群体紧密相连，共同价值观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人的类意识的觉醒。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人类走向自觉的类存在的表现与确证，突出表现了人的类特性。“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4]480人的类特性促进人类群体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的产生，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共同价值观是建立在人的共同需要的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涉及人类共通之处，涵盖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也兼物质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5]价值起源于社会实践，生活环境的相似性催生了类主体的相同的价值理想与追求。着眼于人类整体类特性的共同价值观，蕴含着各国核心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一般性，易于为各国人民接受与认同。

马克思人性论肯定人的现实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35人的本质随社会历史的演进而丰富，脱离社会性和阶级性的人是不存在的。纵观历史，任何价值观都是历史的产物，每个阶段的人类群体都会形成隶属于其特定阶段的价值理念，从未存在一成不变的价值律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1共同价值观正是基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依托普遍交往的社会实践所达成的共同价值诉求。因此，共同价值观有关人类价值的认知与判断是扎根社会实践，体现不同时代特点和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处于不断生成之中。[6]共同价值观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理念，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思想资源，以丰富其理论内涵与话语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471因此，价值诉求的表达理应置于历史范畴内，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确认其公正性与合理性。任何凌驾于历史与现实之上的所谓永恒不变的价值论都注定是虚无缥缈的镜花水月。

（二）共同价值观的现实基础：命运与共的时代背景

共同价值源起于共同需求。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将原本的单一民族、国家都纳入到整个文明世界体系中。人类的普遍交往与互动加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全球化场域下，各国共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难题，以及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全球疾病、恐怖主义等系列挑战，没有谁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伴随国家间合作组织与国际联盟的作用日渐式微，各国逐渐认识到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力量，必须实现自我中心主义向共生主义的转向。因此，摆脱全球困境需要凝聚全人类共识的价值体系，以建构全球范围的合作共赢平台。有西方学者明确指出，普世价值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人类只能在相互合作中发现差异间潜在的、可共享的价值。[7]81-85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是各国共同而普遍的需求，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别国的发展为代价。共同价值观是基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需要之上的普遍价值认同，是各个国家、民族在协商合作中达成的价值共识，体现各国的共同发展意愿。伴随人类需求多样化，价值的多元性也就更明显，承认并理解价值的多样性存在的现实，并积极寻找多元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强调价值一元论，不仅与历史发展潮流相左，也极易滑入霸权主义、专制主义的陷阱。

共同价值观建基于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8]286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价值观和利益观是一致的。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使各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扩大，立足人类共同利益的行为方式为各国带来更大获益，不同国家、人群对和平、公平等价值观念的共识也就越发深刻，各国也更清晰地认识到只有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立场上，才能最终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正是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价值主体面对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冲突时做出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利益分歧和文化差异容易引发价值观的冲突，唯有深入理解各文明的内涵、尊重各文明的独特性，着眼共同利益，才能促进不同价值观念的融合与共通。人类利益的普遍性和同一性为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承认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否认特殊利益的存在，只要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还在，特殊利益就不会消失。与普世价值观宣扬的脱离个体性和特殊性的绝对普遍性相异，共同价值观倡导多元基础上的统一，既谋求人类共同利益，又维护各国的国家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9]

二、共同价值观的意涵维度

中国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共同价值观的提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反映了历史发展趋势，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需求；是引导国际秩序的重要准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价值观体系为世界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价值观为应对多元价值共生的现实提供了新思路、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价值导航、为人类解决价值冲突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延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思想道德基础。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既是中国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向世界表达了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进而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中国人不能继续等着西方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而要靠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生产西方等知识体系没有的解决问题的价值。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方案将成为当下世界最为珍视的价值。”[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价值核心理念一脉相承。在价值内涵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中国具体国情，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价值吸收多元价值的精髓，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充、丰富其内涵与外延，具有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投射到国际范围内就凝炼为“互利互惠”“美美与共”等思想。共同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共同价值观的个性与民族性的体现。在价值追求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中国主流价值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支撑。共同价值观是在肯定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共享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同价值观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中国梦与世界梦依托社会主义核心观与共同价值观在全球化背景下成功对接。在价值实现上，中国始终身体力行地倡扬和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还是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实践，均表明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具有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上出现了一些用心叵测的声音，宣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的中国化，企图混淆二者的界限以达到动摇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的发展，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11]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大肆宣扬普世价值观，另一方面将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观才能长远发展，甚至称共同价值观为普世价值观的当代复兴，企图混淆二者的界限。因此，拨开普世价值观的迷雾，坚持中国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现实问题。共同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升华，是传播中国价值和中国声音的关键一步。事实证明，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而不是所谓普世价值观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在西方文明的舆论压力下，中国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用中国主流价值观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二）对西方价值观的超越

当今时代，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占据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将普世价值视为永恒真理，并以此为国际标准随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将国际社会变成自己的后花园。西方国家推行普世价值实则是进行西方价值观输出，寻求国际话语霸权，企图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改变其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在理论基础上，共同价值观超越了普世价值观的理论误区。“普世价值通过形而上学的‘个体抽象法’得到具有抽象共性的‘抽象个体’，并以此构造‘抽象社会’，这种抽象共性是失去现实内容的概念空壳。”[12]其普遍性横向表现在普遍适用的范围上，纵向表现在其永恒性上，将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人性概括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价值理念，并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的唯一准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否定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存在，“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13]。普世价值观否认人性的历史变化，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显然陷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窠臼。亨廷顿曾坦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4]因此，普世价值观看似人心所向，实质上与客观真理相差甚远。

在人类文明发展层面，共同价值观翻越了不同意识形态的藩篱。共同价值观超越了普世价值的独断性、排他性的文明观，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力，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力。普世价值观披着人类共性的外衣，将西方社会制度描绘成人类民主政治的最终、最完备状态，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问题，从而营造出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的假象，将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价值观推及国际，忽视弱小国家的民主诉求，甚至不惜发动颜色革命，造成区域动荡与混乱，具有强烈的蒙蔽性和虚伪性。以人的类存在为前提的共同价值观充分展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共性，主张以和而不同的原则探寻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的普遍意义，同时也兼顾各文明的独特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不存在脱离个性的共性。因此，任何推崇普世价值的行径都具有迷惑性和虚伪性，都将阻碍全球化的进程。“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5]文明交流应当是对等的、多元的，而不是强制的、单一的。“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不过是偷换了人们共同价值追求的概念，隐藏其推行霸凌意志的资本主义价值观。”[16]“尽管坚持社会团结，却习惯于强调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7]87占据文化强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向欠发达国家强行输入其价值理念和文化思想，妄图在文明对话中消解其他文明形态，以达到西方文明独尊的政治企图，这种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然为国际社会所抵制。人类文明的发展繁荣，既要以各民族、国家的多元价值为前提，也需要一定的共同理念和规范作为约束，以使各国能在共同价值观的指导下将个人的、民族的“小叙事”上升到世界层面的“大叙事”，并以此作为各国选择和评价价值体系的规范。而这种共同规范和理念，理应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各国交往实践经验的总结，任何单独一国、国际组织都不能代替全人类发声。质言之，任何妄图独自规定共同价值的行为，都是独断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表现。唯有树立共商、共建、共享价值观，坚决反对零和博弈、单边主义的霸权行为，才能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共同价值观为优化国际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普世价值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论是世界治理失衡、失序的理论根源。普世价值观将人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与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置于首位，这种具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价值观是封闭、零和博弈、虚伪的价值观，对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危害昭然若揭。冷战结束至今，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狭隘的国家利益观越来越成为构建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阻碍因素，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包容性显然不足。马丁·雅克指出，“对于现代性多元竞争的全球化世界而言，要想让其以相对安宁、和睦方式存在，前提条件就是价值观的共存共容。这也将使西方世界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西方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观视为规范，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要求国际广泛接受其所倡导的价值观”[17]394-395。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价值观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然超出少数发达国家的控制能力范围，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生存危机、价值冲突都表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势在必行。世界普遍交往的过程也是各种价值体系相互交织、碰撞的过程。当前各国在解决共同问题时难以达成一致，一是由于国际间关系错综复杂的现实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各国在价值层面没有达成共同的价值取向。缺乏思想基础的共同体，一旦遭遇严峻挑战或发生利益冲突，就难以协调步调、统一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18]20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顾不暇或逃避责任的情况下，中国倡导的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社会指明了方向，也彰显了中国全球治理的卓越能力和实力。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凝结着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既肯定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也充分尊重各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是对“修昔底德陷阱”伪命题的反击，也是对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有力驳斥。

三、共同价值观的价值维度

共同价值观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为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内在精神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价值观为价值底蕴，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一）共同价值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多维度的合作共赢，共同价值在精神文化上将其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共同价值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如若缺乏共同价值的引领，各国难以达成普遍的相互认同，并形成统一的行为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就沦为一纸空谈。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不同价值主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日益凸显，各国间的价值共识的范围也会逐渐拓宽。有学者认为，在这个文明冲突的世界，利益共享是可能的，但是共享规则或者价值观是很困难的。[19]共同价值观反映了各个国家、民族的思想意识和共同立场，为缓和全球价值冲突提供了新思路，蕴含着构建怎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20]。只有共同价值观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并以此为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共同的价值观是各国合作的基础，是促进各国联合的黏合剂，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建立起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共识。诚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价值认同显然不能只是对西方价值观的简单认同，而是对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价值的普遍认同。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的表达上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180价值是一和多的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普世价值观将价值共识等同于价值同一，以西方霸权向各国施加压力，迫使各国在文化交往的不平等上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掩盖西方价值中心论输出的本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摒弃这种一元论的价值理念，增进价值主体间的理解和信任，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为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困境开辟道路。

（二）共同价值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驱动力

共同价值是凝聚各国的黏合剂。共同价值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上，更应为人类社会提供价值准则和实现理想蓝图的动力。世界市场的开拓推动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各国被裹挟进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这一过程也必然衍生出一定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强调建立更具实效性的国际合作共赢体系，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1]。共同价值重要论述的提出加强了人的类意识，激发各国重新认识和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促进个人本位向共同体的转变。共同价值观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契合点，统筹各国寻求和平发展的整体利益，推动各国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形成开放共赢的发展理念，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共同价值促进各国共同目标的聚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22]各国成为休戚与共的地球村的一员，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价值观上给予精神动力。共同目标的聚合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各国未来发展的摩擦和分歧，提升了各国的命运与共的意识。共同价值观蕴含着各国普遍接受的基本精神，易于转化为指导实践的行为准则，从而成为引领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实践动力。正是基于这种共同价值观，不同民族、国家才能凝聚在一起，以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分歧，最大程度地扩大价值共识的范围，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价值观的目标追求

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秩序变革的价值原则与理想图景。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解决全球问题，那共同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当今国际秩序规则更多体现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世界普遍和平与共同发展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人类的联系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下，打破国家和民族的局限，构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享人类发展成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共同价值根源于人类社会的现实性矛盾，只有从社会现实出发，才能建立关于共同价值的合理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事实，习近平提出构建“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共同体”等概念，从政治、经济、安全、生态、文明五个维度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并与时俱进提出“新型义利观”“新型安全观”“新型权力观”等价值观念，丰富和发展了共同价值观的话语表达。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丰富了共同价值观的内涵，深刻体现了共同价值观的理论精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价值观的现实载体，也是建立共同价值观体系的最终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着眼于共同价值的前瞻性构想，也是对当前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现实的总体考察；既是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价值超越，也是共同价值摆脱当下困境、充分发挥其普遍意义的伟大实践。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制度、意识形态、信仰、文化的差异，共同价值观的普遍认同还需进一步加强，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仍任重道远。

总之，中国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践行者，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我们既要透视普世价值的本质，也要认识到国际社会在某些领域能够达成价值共识的可能性。代表西方国家统治思想的普世价值观最终是为国际社会所抵制的，共同价值观反映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是被实践所证明的符合历史发展的科学的价值体系。共同价值的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不断增进国际认同，需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推动这一愿景成为现实，携手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康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