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栓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重点要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而且要严管领导干部。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应有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才能落到实处。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十二日，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到西柏坡并和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发表了西柏坡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充分体现了领导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党中央坚持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从党员干部纪律条例的修订，还是反腐倡廉，都能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着手，当然也兼顾全党和基层，“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如“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巡视利剑作用彰显，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1]8。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大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赋予省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织相应纪律处分权限，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2]65很明显，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党的作风建设工作部署，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重温和领会习近平西柏坡讲话精神。

一、领导干部要不断领会“两个务必”的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进军江南，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整个战局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但是一些干部进城开始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上不是注意调查研究，而是实行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尤其是一些干部开始追求享乐奢靡生活，这对于中国革命，对于维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是不利的。为了最后完成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使党在革命和战争中经受住考验，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在习近平看来，七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表明，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有丰富的思想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思想意义来说，“两个务必”包含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

早在延安时期，在看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年祭》之后，毛泽东就曾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重蹈李自成起义失败覆辙，应当始终代表人民群众利益，而不能贪图自身享受安逸。后来，毛泽东把《甲申三百年年祭》列为整风文件，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在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后，毛泽东经过思索，认为只有实行民主，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才不至于“人亡政息”。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来看，古人早就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成由节俭败归奢”，等等。事实上，在延安和中国革命后期，毛泽东经常用这些名言警句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和各根据地高级干部。就是在阅读郭沫若文章，结合中国历史思考黄炎培历史周期率问题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进行了深刻总结和借鉴，在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前夜，向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两个务必”。

第二，“两个务必”包含着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领导和组织工人进行城市罢工和革命斗争，后来和国民党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全靠自己武装了工人纠察队，又依靠党组织武装了叶挺独立团，而国民党却依靠苏俄帮助，在军事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农民运动没有得到广泛发展，在北伐战争取得进展后，蒋介石、汪精卫前后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会议上，党中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决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发动秋收起义。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通过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然而党要进行武装斗争，却是百般困难的。我们虽然先后进行了秋收起义、平江起义等等，但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我们开始并没有枪，更没有炮，我们拥有的只是大刀、长矛和红缨枪。我们完全是通过打土壕、分田地，把农民阶级动员和武装起来，才建立根据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民团进行斗争，结果力量壮大，但生活艰苦，生存困难，红军吃的是红米饭，喝的是南瓜汤，穿的是破衣烂衫，脚穿的是草鞋。

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全凭理想信念力量前行，论生活，多半是缺衣少粮。爬雪山、过草地时，一些红军战士身体难以支持，不是生病，就是牺牲在路上。那个时候，红军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只有彼此相依，生死与共，硬是靠着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走到陕北边区。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义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经常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上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困难重重。为了打破日本侵略者的“囚笼”政策，粉碎国民党的反动围困阴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军民给养问题，而且为我军进入战略反攻打好了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八年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最困难的时期，但是党和抗日军队就是通过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自己，从而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加上美帝国主义帮忙，加紧抢占东北，并先在华北挑起内战，企图短期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考虑一城一地得失，只注重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党中央指挥我军在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后，决定把人民解放军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战略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刘邓大军克服了没有后方支援的困难，硬是凭着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精神，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发展和壮大了力量，为战略决战打好了基础。

为了生产，也为了战争，党中央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得到土地后发展了生产，农民子弟纷纷参军，壮大了人民武装，最后使我军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

第三，“两个务必”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深刻忧思。

一九四九年初，经过三大决战，国共两党的军事实力发生了变化，我军即将向江南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迎来新的胜利。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就会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甚至一些干部就会以功臣自居，向党和人民要官职，要待遇。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但一些干部会丧失理想信念，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忘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只图个人利益，忘记人民群众的冷暖和安危。这样下去，党的肌体就会被蛆虫吞噬，党就会滋生腐败，人亡政息就是必然结局。一部中国几千年王朝兴衰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认为，除了发动群众监督政府之外，党自身必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革命胜利后党要保持先进性，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为此，党必须带领人民群众努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化，而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坐吃山空，更不能以功臣自居，高高在上，不再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须知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国家，要想建成工业化国家，发展出繁荣的文化，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长期艰苦奋斗。

革命胜利后党要保持纯洁性，就要继续学习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掌握住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分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不足的界限，运用好民主集中制；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只有这样，党才能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正是出于对革命胜利后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深刻忧思，毛泽东才提出了“两个务必”。

第四，“两个务必”包含着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

几千年中国社会的治乱兴衰史已经表明，一个政权要能够长期存在，关键在于得民心。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进行红色割据，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旨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土地政策，并时刻关心和爱护人民群众，深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革命重心由农村进入城市，一些干部就会搞起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生活上开始追求富贵安逸，不思进取，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会脱离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新生政权将不会代表人民利益，而只会代表新生资产阶级和官僚集团利益。这样的政权是难以存在的，要想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前，毛泽东就曾经号召各个军队和解放区政府注意工作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为了防止新生政权蜕化变质，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两个务必”，就是要让党的高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警惕蜕化变质，做到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而来的新生政权才能站稳脚跟，国家才能获得长治久安。

第五，“两个务必”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一天起，就把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阐明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自那以后，党章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根据地生存下来，发展和壮大自己，其根本原因是党不仅注意工作方法，而且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与共。

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和人民群众一起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并将打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些进城干部开始染上官僚主义习气，工作中实行命令主义，生活上开始贪图安逸享乐。这些人居功自傲，忘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也失去了远大理想，只求自己利益，把人民冷暖，国家安危置之脑后。听任这种作风发展下去，我们的党就会脱离人民群众，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将遭到失败。为了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在胜利和建设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发表讲话，提出了“两个务必”。

从历史意义来说，“两个务必”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经受住了考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在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后，中国共产党以赶考精神进了城市，又能谨慎用兵，占领东南、华南，并席卷大西南，一举打垮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随后我们纷纷在各解放区继续进行土地改革，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区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然而国民党和封建残余势力仍然伺机破坏地方政权，我们又紧紧团结人民群众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

其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我们要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但是美国染指朝鲜战争，又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反对美帝国主义威胁和侵略，捍卫新生国家主权就摆在了党和政府面前。党和国家采取谨慎态度，提出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在抗美援朝中，党和国家坚持维护国家主权，誓死捍卫人民利益立场，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加上我军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原则，依靠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精神，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实现了地区和平，使我们抵御住了外部敌对势力对新生政权的威胁和挑衅。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两个务必”使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执政考验。

其三，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曾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正是立足于这一原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利用引导、国家典型示范等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对人民群众进行强迫命令或剥夺，使社会主义改造能够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很显然，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谨慎决策，顺应人民意愿，推进三大改造，那么我们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民群众就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实现当家作主。一句话，“两个务必”使我们经受住了革命考验。

其四，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来为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创造了条件，但在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公开否定斯大林，随后又出现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判断出现失误，以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指导思想向左转变，搞了“三面红旗”运动，其中出现了“一平”“二调”“三分款”，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这同“两个务必”是不相符合的。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对“三面红旗”运动中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其中刘少奇对问题的反思已经涉及到“两个务必”问题，认为是我们工作中不够谨慎，没有很好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认识到，“一平”“二调”“三分款”就是违背价值法则，是对人民群众的剥夺。应当实行切合实际的核算制度，允许给农民以小自由，如分给自留地，允许搞些副业，增加农民收入，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知之不多，认识不深，加上工作不够谨慎，还存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使党群关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这从反面也说明，如果我们能够牢记和实践“两个务必”，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少走弯路，少出现曲折。

其五，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其中就包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党重申了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终于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基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根据发展需要，顺应人民群众愿望，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准备实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党领导人民群众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一新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手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手抓党的建设，使中国经济社会获得明显发展和进步，中国经受住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考验，相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既在经济上没有多大发展，又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这已经雄辩地证明，哪个国家坚持和运用马列主义，又能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哪个国家就可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否则就会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一句话，八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能经受住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考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了马列主义，又坚持了“两个务必”。

二、领导干部要自觉总结和反思“两个务必”的坚持和弘扬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自觉总结和反思“两个务必”的坚持和弘扬。

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探索和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围绕生产力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同时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还辅之以党的自身建设。正是进行了这样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还认识到党的作风建设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必须常抓不懈。

由于我们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八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增长很明显。然而搞市场经济我们缺乏经验，物价改革便充满风险，一些领导干部趁着价格双轨制的存在，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极大地扰乱了我国经济秩序，一度时间物价上涨很快，社会上一些地方竟然出现了抢购风潮。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发展，那么必将引发人民群众不满，从而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不利影响。为了使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维持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党和国家作出决定，准备用两到三年时间对我国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一再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能经商，更不能以权谋私，贪污腐化。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理穆塞维尼时，邓小平就曾经谈到改革开放十年的失误问题，即在邓小平看来，我国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好，但忘记了对人民进行艰苦奋斗教育，这是最大失误，超过通货膨胀问题[2]290。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又一次反思了改革开放十年的失误问题，他指出：“一九八〇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些，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律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2]305-306

在这一反思和总结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八十年代初我们曾经讲过两手都要硬，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是一手硬，一手软[2]306。看到这一问题后，邓小平要求抓反腐败，而且认为这个问题党该抓了。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2]314同时，邓小平始终没有忘记精神文明建设，在南巡讲话中，他都还在强调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2]378-379。

作为参加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一直倡导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十年失误的反思和总结是极其深刻的，提出的问题解决办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是切实可行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以邓小平的反思和问题解决办法为指南而展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明确说道：“必须在近期办几件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再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制定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使党风根本好转。恢复和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3]3就是在这一打算指引下，党中央狠抓反腐败斗争，先后查处了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案件，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案件，还惩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走私案件—厦门远华案。通过查处这些大案要案，中国共产党再次举起了反腐倡廉、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的大旗，一时间在党政军民和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大大刷新了党的形象，也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江泽民曾先后视察延安、大庆和井冈山，继续重申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认为艰苦奋斗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革命和建设的传家宝，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和发展下去。在给青年的讲话中，江泽民一再勉励青年要发扬爱国主义、自强不息精神，为祖国和人民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从江泽民的所作所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我们必须反腐倡廉，同时我们必须扶贫济困，大力发展老少边穷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这也是我们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的应有之意。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进行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一些重复性企业被关、停、并、转；一些经济效率不好的企业被改制或重组，一时间一些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生活极端困难，加上深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一定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通过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使企业和困难职工渡过了生产和生活难关，我国社会主义顺利进入二十一世纪。

其实，在成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后，江泽民一直倡导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一九九一年九月，江泽民专程到西柏坡视察，要求全党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务必”，还作了重要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6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七年江泽民先后强调党员干部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江泽民到河北考察工作，他又一次要求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并“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4]7。

党的十六大结束不久，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就率领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干部一起来到西柏坡考察，并发表了《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重要讲话。讲话的主旨是，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需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讲话先是通过介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的历史，着重叙述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论述了“两个务必”的长远指导意义。讲话紧接着强调了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强调艰苦奋斗的。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和丢掉这个法宝和财富。胡锦涛也联系实际，强调了坚持艰苦奋斗的现实意义。[4]9为此，胡锦涛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四点希望，要求党员干部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最后胡锦涛同志从“赶考”角度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又展望了未来，他说道：“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在这场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今天，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这场考试的继续。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同志，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在这场考试中经受住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4]15

二〇〇三年春天“非典”疫情在我国大暴发。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沉着应对，积极作为，众志成城，我们最后终于战胜了“非典”，这充分彰显了“两个务必”的时代价值和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后来我国南方发生过冰冻雪灾，胡锦涛动员地方党员干部和群众，急人民之所急，克服困难，连续作战，终于战胜了这场灾难。在这场斗争中，党员干部积极践行“两个务必”，为党和人民交上了满意的答卷。

通过战胜这些灾难，胡锦涛紧紧抓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形成科学发展观。很显然，“两个务必”也含于科学发展观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实现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时必须参照的内容和要求。后来通过反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七大提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更加凸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怀和维护，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又进一步彰显了“两个务必”的人民情怀。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汶川大地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受住了二〇〇八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这也充分证明，在一系列灾害和世界金融危机挑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两个务必”，终于为人民和时代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二〇二〇年把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宏伟目标。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向全党全社会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共同理想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来习近平视察深圳特区，旨在表明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十二日，习近平来到西柏坡考察，发表重要讲话，号召领导干部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充分证明他已经把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一了起来。而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习近平要求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同时领导干部要自觉总结和反思“两个务必”的坚持和弘扬。很明显，与既往党的领导集体不同的是，习近平侧重领导干部要自觉总结和反思“两个务必”的坚持和弘扬，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更好地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这样一来，才能上行下效，带动整个党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而不是一般号召，这应当是对“两个务必”实践的深刻总结和反思，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基本法》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研究........................................................................张 鹏 赵炜楠 12.45

在习近平看来，“‘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得怎么样？应该说总体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中国共产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5]26。比如，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提“两个务必”，发了文件，采取了措施，但为什么“四风”还有不小市场？为什么一些人还在搞“四风”？对这个问题，习近平是这样分析的，他说：“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5]26应当说，这样的反思、总结是深刻的、全面的，有助于领导干部更好地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

三、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在西柏坡讲话中，习近平不仅要求领导干部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自觉反思和总结“两个务必”的坚持和弘扬，而且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

（一）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

众所周知，我们党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从阶级基础来说，党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建党一百年来，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和人民在一起的，没有人民，就没有党的产生，就没有党的一切。由此决定，中国共产党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始终坚持群众观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而不是脱离群众，甚至凌驾于群众之上，更不能公仆变主人，对人民群众颐指气使。而是要走向群众，关心爱护群众，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领导干部要带头，这就要像当年在基层工作时的习近平那样，下基层调研，实实在在谋求地方发展，和人民群众一道脱贫致富。一句话，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和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实现地方和国家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始终把党和人民群众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同传统私有制和传统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当个人利益和党、国家、集体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自觉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向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学习。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关心群众冷暖，实际解决群众困难，尤其要帮扶困难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不像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实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大搞形式主义，形象工程，殊不知，那不是在维护人民利益，而是在损害人民利益。我们必须清楚党和人民群众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和实现的是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个人私利，领导干部因此不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那样的话，我们的党就会蜕化变质，人民江山将会变色，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一切就会失去。为了实行党的宗旨，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两个务必”。

在日常工作中，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党员怎么样，身边群众看得最清楚；领导干部怎么样，身边党员看得最清楚；上级领导怎么样，下级领导看得最清楚；中央怎么样，地方看得最清楚。古人云，上梁不正下梁歪。正像习近平所说的一样，“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其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5]27。准此，如果正如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啊？”[5]27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党员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就要以身作则”[5]27。

（二）领导干部怎样带头坚持“两个务必”

根据习近平西柏坡讲话精神，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照镜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人很难自觉认识自己，至于自觉改造自己，那就更难了。难怪托马斯·莫尔曾说过，人莫过于战胜自己。苏格拉底提出了著名论断，认识你自己。但是，作为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即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改造自己。当然人也要认识自我，而人无非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应当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而不能像萨特所理解的那样，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人可以把他人当作地狱，更不能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清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本质不同，我们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本质上同人民群众利益一致，所以我们应当把自己看作是群众的一员。人民群众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不能私用，更不能把权力变成给别人牟利的工具。一句话，领导干部应当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领导干部权力是受制约的，他不能用权力胡作非为，而要用权力来为人民谋福利。

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乃至群众一样，往往不会自觉去认识自己，而要通过照镜子来解决问题，即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党章，用党的宗旨、纪律和使命来对照检查自己，看自己有没有宗旨意识，工作上是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能否做到廉洁自律？领导干部还要向先进典型看齐，看自己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和政绩等方面与先进典型有多大差距。领导干部还要根据群众期盼，不断去思量自己究竟给老百姓办了哪些事情，自己做过的事情能否经受住历史考验，是否以后会被追究责任？

对于照镜子，许多党员领导干部想法和做法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修养，如一些人不勤于照镜子；另一些人怕照镜子；还有一些人表面上照镜子；甚至一些人总是给别人照镜子，不照自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人来说，应当多照镜子，这样才能发现自身问题，从而改正和提高自己[6]375-376。

2.正衣冠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这里的正衣冠就是说，在照镜子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之后，就应当按照工作要求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作为领导干部，要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从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围绕为民问题，要进一步增进党性修养，使为民做好事、办实事成为工作习惯，使经常联系群众成为工作分内之事，使为民解忧成为工作责任。在务实问题上，要进一步认识和明确党员义务，主动下基层进行调研，和老百姓一起商量发展大计，汲取群众智慧，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和人民群众一道致富奔前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真正做到做人要实，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务实做事，而不是玩空手道，更不是搞花拳绣腿。在清廉方面，要经常学习和掌握党纪国法，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端正自己的行为，接受身边人员和党组织监督，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党纪国法要求。

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领导干部要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勇气。作为共产党人，领导干部本来就不应当有私心，更不应当牟私利，因而他完全有勇气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当然，领导干部要有正视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勇气，就必须不断反省自己，连孔夫子都说“吾日三省吾身”，何况我们这些凡人，就更应当日日反省自己，甚至每天多反省自身。人的自觉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育和不断自我反省的结果。越王勾践不是欧冶子赴汤锅，不会激起复国之情，不是接受文种建议给吴王当马夫，又卧薪尝胆，哪能换来十年生聚，最后越国打败吴国？只有不断反省自己，人才能修身成性，从而成就一番事业。

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疏于反省，使得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所发展，不免走向违法犯罪道路。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先是从一个生意人邹振华那里得到贿赂，自己不以为意，未及时警醒，就又开始接触香港商人贿赂，又开始生活上腐化堕落，连他自己在最后的悔过书中都承认，自我反省不够，被眼前的金钱、美色所诱惑，一步步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个案例从反面告诉我们，领导干部一定要形成自我反省习惯，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就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养成勤正衣冠的习惯，能收到防微杜渐之效，能有效避免‘积弱沉舟，群轻折轴’”[6]376。

3.洗洗澡

经过照镜子，领导干部会发现自己思想和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通过正衣冠去承认和反思这些问题，而这只是等于发现和最后确认了这些问题，还不算是在解决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批评和自我批评。

领导干部既然可以反思自己的问题，那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即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领导干部一发现自身有问题，就应当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和危害，深入进行自我剖析和检讨，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领导干部须知自身思想和行为能否端正过来，关键在于自身，在于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的转变。因为事物变化的根据在内因，事物变化的条件在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一个人思想的转变主要取决于自身，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组织和他人的帮助。领导干部也应当接受组织和他人的批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组织和他人的批评，领导干部应当虚心听取和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能无动于衷，或者口头接受，实际不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些人也是不少的，如长征路上的张国焘违反党的纪律，搞分裂活动，性质是相当严重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对张国焘这么严重的错误，党中央出于团结同志的考虑，准备给予宽大处理，即先让他去认识和承认错误，然后大家来帮助他改正错误，还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但是张国焘却阳奉阴违，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内心一是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和行为，二是不真心接受党组织和他人的帮助，最后借故逃跑，去了武汉投降国民党。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挽救，周恩来亲自到武汉，要求张国焘回到党内来，但张国焘没有接受。张国焘晚年写了《我的回忆》，在其中仍然为自己辩解。可见，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自我批评的，也是不会接受组织和他人批评的，他只能走向自决于党和人民的道路。在对待自己错误方面，王明也跟张国焘相似。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口头上接受党组织和他人批评，但事实上内心不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接受组织和他人帮助，最后选择去了苏联。在《中共五十年》这本回忆录里，王明捏造事实，为自己那么严重的错误进行了辩护，像这类人就是死不改悔的，但他们这样做合理吗？他们这样做，只能把自己钉在错误路线的耻辱柱上，永远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反面教材。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人的身体是有灰尘的，应当勤洗澡。同样，人的思想和行为也有灰尘，我们就要像洗澡一样，洗一洗才会把灰尘洗掉。但是人的思想和行为问题时而解决了，时而还会重新产生，因而给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洗洗澡是完全可以做得到，而且完全必要的。然而，现实情况是，“有些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总是掩饰，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洗澡’”[6]376。当然，组织上和同志们帮助这些人洗澡，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和风细雨的方式，而不能采取逼、供、信等极端方式，也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采取文攻武卫方式，把别人打倒，还要在身上踩一脚，那都是不尊重人，甚至是践踏人权的违法行为。

4.治治病

人一旦有病，就要及时去看医生。病人不及时看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扁鹊见蔡桓公》一文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习近平也说道：“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后无药可治，正所谓‘禁微则易，教末者难’。”[6]376同样的道理，人的思想和行为一旦出现了毛病，人就应当及时去治。何况我们还是党员和领导干部，我们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懂得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积极主动去治思想和行为毛病。

当然，领导干部自己未必能诊断清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毛病，需要组织和他人帮助，也只有组织和他人才容易看清领导干部的问题。对领导干部的问题，我们应当分清情况，对问题不大者，应当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者，应当依法查处；对带有普遍性的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全党要开展专项整治，绝不能对这类问题听之任之。总之，“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该吃中药的吃中药，该吃西药的吃西药，或者中西医结合，该动手术就动手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6]377。

只有切实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然而，“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在很多地方变成了‘钝器’，锈迹斑斑，对问题触及不到、触及不深，就像鸡毛掸子打屁股不痛不痒，有的甚至把自我批评变成了自我表扬，相互批评变成了相互吹捧”[6]377。如此下去，只能使批评和自我批评走了过场，人的思想和行为毛病得不到去除。正确的做法是开好民主生活会，让党组织和他人，包括群众在内进行批评帮助。在这一活动中，领导干部要带头，“要以普遍党员身份把自己摆出去，力争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6]378。当然，我们还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6]379。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制度带有根本性，只有建立起相关制度，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才会有硬约束，“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6]379。这样一来，党员干部坚持“两个务必”才会有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