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芹,陈秀蓉

（1.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2.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哭吧，亲爱的祖国》（Cry,the Beloved Country）是南非白人作家艾伦·佩顿（Alan Paton,1903—1988年）写于1946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佩顿的家乡在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他曾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附近的狄普克鲁夫少管所（Diepkloof Reformatory）担任校长（1935—1948年），主要负责解决非洲青年犯罪问题。佩顿主张宽松的少管所制度，该制度大大地降低了青年犯罪几率。在佩顿就职期间只发生了一场黑人青年误杀白人的事件。身为土生土长的南非人，佩顿热爱他的祖国，为了进一步研究青年犯罪问题，佩顿曾自费前往欧洲和北美等地访学，访学期间佩顿怀着对祖国大地的无比思念之情，写下了这本小说。除了提倡基督教的“兄弟情谊”，佩顿认为还应该“从行动上关心国家的社会政治问题”[1]。1952年佩顿成立了自由党，一直冲锋在抵抗种族隔离制度的前列，直到1988年逝世。相比于之前那些只是泛泛描述南非的白人作家，佩顿对南非的描写更加真实。该小说不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同样受种族关系困扰的美国都热评如潮。小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绘了黑人牧师史蒂芬·库马洛（Stephen Kumalo）去约翰内斯堡的寻子之旅；第二部分讲述了白人农场主詹姆斯·贾维斯（James Jarvis）如何更加理解儿子亚瑟·贾维斯（Arthur Jarvis）的故事；第三部分侧重描写牧师库马洛和农民贾维斯共同重建家园的故事。小说的副标题“荒芜中一则令人宽慰的故事”（A Story of Comfort in Desolation），从侧面暗示小说整体是充满希望的。

小说“于1948年第一次在美国出版——时间恰好是南非国民党掌权前几个月”[2]，该小说是一部“全球的、超经典（hypercanonical）的”[2]小说。国内较少有《哭吧，亲爱的祖国》的相关文献。《文化译丛》杂志先后在1988年（《哭吧，亲爱的祖国》出版40周年）和1989年对《哭吧，亲爱的祖国》进行了大致的作家与作品介绍，邹颉和方汉文均对《哭吧，亲爱的祖国》进行了简短介绍[3][4]，陈雨凝以“反种族隔离题材小说的汉译策略研究”为题围绕该文本进行了硕士论文写作[5]。国外学者伦塔(Lenta)看到了小说中的种族压迫[6]，福利(Foley)将焦点放到土地与政治的关系上[1][7]，马特劳(Matlaw)更是从侧面瞥见了空间政治的概貌[8]，塔夫-古德曼（Talve-Goodman）则侧重于文本的政治书写[2]。小说的核心意象“土地”一直贯穿于全文，间接表明城市黑人犯罪、女性堕落、部落衰败与白人恐惧的一切根源在于空间问题。以往的研究内容发人深思，但较少将该文本与空间政治批评理论相结合。本研究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spatial triad），结合南非白人作家艾伦·佩顿的小说《哭吧，亲爱的祖国》中对土地所有权的隐喻，旨在从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三个层面，从空间政治书写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揭露南非黑人受制于白人主流群体的悲惨命运。

一、种族、阶级和性别“空间表征”

关于空间的研究，任政认为：“空间本身是中性的，不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也不具有政治功能性，……政治对空间的利用与塑造使得空间……成了一个工具性的工具。”[9]118赵莉华认为：“空间政治实际上体现并实现种族、性别和阶级政治。”[10]还有学者说：“‘空间表征’与生产关系及其施行的秩序相互联系，因而与知识、符号、代码等相关。”[11]33由于知识和意识形态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些知识、符号、代码使意识形态常常以知识形态迷惑世人，充分发挥“空间表征”的工具性，遮盖意识形态的主观性和话语性。“空间表征”的工具性特征在《哭吧，亲爱的祖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小说开篇，以黑人牧师斯曼谷（Msimangu）的来信为契机，开启了黑人牧师史蒂芬·库马洛前往约翰内斯堡（简称“约堡”）的寻亲之旅。从部落开往约堡的火车上“都是黑人乘客……因为这带的欧洲人都有自己的车”[12]43，这一场景鲜明地展现了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差距。抵达约堡之后，库马洛第一次感受到“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强烈冲击，“四十八小时前，他正和妻子在遥远的恩多舍尼(Ndotsheni)收拾行囊。二十四小时前，他正在火车上……火车轰鸣地驶向未知的国度。现在屋外满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人群身后，透过这些人群，传来一座大城市的咆哮。约堡，约堡”[12]57。火车的快速克服了空间上的阻碍，此刻时间让位于空间，这种压缩使时间空间化，“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至于我们感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13]356。此刻，对于库马洛而言，约堡这座大城市便是全部的存在。之后库马洛因为公交车抵制运动，不得不通过走路的方式往返于约堡和亚历山大等地。“……当‘自我’来到一个未知的国家或城市……通过他的腿和脚（前提是他不仅仅把自己的脚留在汽车里），他的听觉吸收了噪音和音质，他的眼睛受到新印象的袭击。……空间……通过身体被感知、体验和生产”[11]162。约堡和亚历山大等地前所未有的“空间感”向库马洛袭来。

这些描写契合了列斐伏尔把空间当作政治经济的产物和政治工具的理论。空间不是供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静止容器，这种潜藏于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学主要围绕“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这三要素展开。“空间表征”是“空间三一论”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构想的意识形态空间。然而，“‘空间表征’并不是随意性地对任一空间秩序的构想，而是生产关系中的一部分，而且其空间秩序由社会主导势力所掌握”[14]。

首先，种族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二元对立的主体和他者，建立种族“空间表征”，规定种族空间秩序。南非的种族问题是这部小说诞生的诱因，因此小说本身充满了种族冲突。《哭吧，亲爱的祖国》中由于白人惧怕黑人的犯罪行为，掌握法律话语权的白人不断地修改法律，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种族空间秩序，甚至将本可能有希望被宽大处理的押沙龙处以绞刑。这凸显了白人种族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此外，结合圣经背景，“押沙龙”这个名字也暗示了该人物悲惨的命运。徐亮等著的《〈圣经〉与文学》一书中写道：“旧约《撒母耳记下》记载了大卫王的儿子押沙龙有一个名为他玛的美貌的妹妹，而大卫王的另一个儿子暗嫩爱恋并强奸了他玛。押沙龙知道后决意为妹妹报仇，寻机杀了暗嫩，自己只得亡命他乡。后来押沙龙阴谋篡位，兵败而亡。”[15]66小说中的押沙龙本性也并不坏，尽管他在正当防卫中误杀了一个白人，但是他的行为不仅仅是误杀一个白人，而是触及到了白人群体利益，所以他最终被处以绞刑。经验丰富的白人律师卡迈克尔（Carmichael）认为“这案子很小。因为男孩说自己仅仅是因为害怕才开枪，没有杀人动机”[12]156。然而，在这个由白人掌握并规定种族空间秩序的城市社会空间，不论是法官还是正义都失去了其原本存在的意义。小说中写道：“法官的职责是伸张正义，但只有人们才能做到公正。因此，如果正义不再公正，问题不出在法官身上，而是出在人们身上，即制定法律的白人身上。”[12]191白人通过法律使抽象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空间政治领域得到形态化、具体化和实践化，使得白人强势集团在空间的地位不可动摇，使种族“空间表征”以法律为知识依托。

其次，根据富人和穷人各自所占有的财富，白人也为黑人建立阶级“空间表征”，限定南非黑人从事的职业、所得酬劳与住所。在城市空间，南非黑人大部分只能成为矿工，且不得不长期与家人分离，集体住在“矿工居住区”（compounds）。史蒂芬的兄弟约翰（John）有幸由工匠转而成为一名政治家。这份新职业，相比矿工更为体面，工资更丰厚，但约翰清楚，他对白人来说，只是一个“白人的走狗”[12]67，在这样一个为了“让他成为奴隶而建构的社会”[8]，约翰所处的阶级地位不能与白人主流群体所处的阶级地位相提并论。从部落坐火车到约堡的黑人，大部分的职业都是矿工。黑人牧师库马洛的妹妹格特鲁德（Gertrude）的丈夫是矿工，就连押沙龙妻子的前两任丈夫也都是矿工。在约堡到处是矿井，“这些高楼大厦，这座令人惊叹的市政厅”[12]67全都是靠剥削和压榨黑人矿工得来的。黑人的工资一天仅为3先令。而在约堡居住多年，深谙阶级“空间表征”的约翰明白所有这一切并不仅仅是用金子打造的，而是靠“我们的脊背，我们的汗水，我们的劳动”[12]68。嗜血的白人强势集团通过把矿工们作为廉价劳动力赚取了更多的金钱。白人的股票从二十先令涨到一百先令，并且“股价与工资毫不相关，它只由矿业成本和金子价格决定”[12]203。再者，白人主流话语权也同样对黑人在约堡购房的方式和地点进行了规训。小说中特意穿插了两段黑人女性购房和租房的对话，看似与小说主题毫不相关，但若深究，便会发现这与“土地”和白人的空间政治息息相关。这也为矿工等弱势群体发起挑战性“空间实践”埋下伏笔。在南非，对黑人购房的地点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南非黑人只能选择约堡边缘一些环境极其恶劣的区域。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区域，即使是经济还算宽裕的黑人，他们也要排上很长的队伍，可能还得准备好贿赂的钱以便尽快排到，而在约堡找到栖身之地；而对于经济方面不够富足的黑人群体，只能选择寄人篱下的租房生活，毫无支配的空间可言。

再次，“空间对于性别等级化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农业文明时代的结束而消亡，它反而以更为隐蔽的姿态进入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16]。空间从微观的层面体现了主体或他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与南非黑人男性相比，南非的黑人女性不仅要受到种族“空间表征”的压迫，同时还要遭受性别“空间表征”以及阶级“空间表征”的三重规约，被赋予更加边缘的空间定位。《哭吧，亲爱的祖国》中对女性他者形象的刻画，表现了这种性别“空间表征”。小说中的南非黑人女性，大多都在与城市空间斗争的过程中酿造贩卖非法酒、出卖肉体甚至最终迷失在城市空间。大部分黑人女性的角色定位无外乎是卖酒女或妓女，小说中的南非黑人女性大多没有正当的职业，例如西贝科（Sibeko）的女儿来到约堡为史密斯（Smith）一家人工作，白人史密斯的女儿一开始答应西贝科会好好照顾他的女儿。但未曾料到，西贝科的女儿性情开始转变并在房间偷偷产酒，为此曾坐过一个月的牢，之后便人间蒸发。当库马洛向史密斯的女儿询问西贝科女儿的下落时，史密斯的女儿用英语回答，“我确信我真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在乎”[12]215。这句话侧面反映了白人主流群体对南非黑人女性空间生存状况的不屑。此外，黑人牧师库马洛的妹妹格特鲁德不仅非法贩卖私酒甚至沦落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妓女。格特鲁德完全忘记来约堡的初衷，她是来寻找在矿场工作的丈夫，而不是成为一个谈吐轻浮的女性。当库马洛再次握住妹妹的手时，他感受到的只是“寒冷与潮湿，毫无生气”[12]59。在这样一个使女性边缘化的性别“空间表征”下，白人女性也曾遭遇男性的迫害。例如，小说中，据黑人牧师斯曼谷回忆，一位白人男性在强迫与另一位白人女性发生关系后，直接把她扔在路边，让她衣不蔽体地忍受饥寒交迫。再者，史蒂芬的兄弟约翰也多次表示“约堡不是独身女性能待的地方”[12]243，这更加凸显了女性单独在城市空间生存的艰难。

二、规约性“空间实践”和挑战性“空间实践”

由白人强势集团建立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空间表征”，规定黑人必须遵守白人主导的空间秩序，规训着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空间实践”。但由于“‘空间表征’……非连续性的特点……种族主义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常常与种族‘空间表征’规约相悖……常常会有偏离规约的‘空间实践’”[17]。换言之，黑人弱势群体在内化并遵循“空间表征”时，会产生有违常规的“空间实践”，并最终产生两种空间实践行为，规约性“空间实践”和挑战性“空间实践”。原因在于“空间实践”具有本体论价值，包括生产与再生产。当服从或内化“空间表征”，就会生产规约性“空间实践”；当挑战或逾越“空间表征”，“空间实践”作为可感知的物质性空间，进行空间的再生产，产生另一个与之对应的挑战性“空间实践”。

《哭吧，亲爱的祖国》中，空间位置最边缘的南非黑人女性，在性别“空间表征”的制约下，大多选择服从与内化。如西贝科的女儿以及库马洛的妹妹格特鲁德，她们均在性别“空间表征”的规约下，抛弃了部落的道德和习俗，前者在白人的屋檐下偷偷酿酒，后者在弥漫着恶臭的贫民窟非法酿造私酒，身为人母，被动地沦落为堕落轻浮的妓女，令人惋惜。不同的是，格特鲁德在面对自己的牧师哥哥时，有些许羞愧之心，也曾尝试挑战白人所规定的性别“空间表征”，当她得知一位黑人女性决定抛弃一切，成为一名修女时，她也打算追随这位女性的步伐改过自新。然而，格特鲁德的挑战性“空间实践”并没有落到实处，而只是停留在想象层面。和西贝科的女儿一样，格特鲁德最终也迷失在城市空间，完全服从于白人强势集团所规定的性别“空间表征”，其实践也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规约性“空间实践”。

小说中，一部分南非黑人男性的挑战性“空间实践”却并没有仅仅只停留在想象层面，而是落到了具体的行为上，尽管他们的挑战性“空间实践”或许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满意的结果。《哭吧，亲爱的祖国》中，即便有白人律师卡迈克尔免费为押沙龙打官司，押沙龙也还是难逃为主流种族“空间表征”所定义和掌握的厄运。将押沙龙处以“死刑……是为了满足种族压迫的需求”[6]。押沙龙是南非黑人受白人种族政治压迫的典型代表，押沙龙“迷失在这座大城市，此前已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人，今后还将有大批人步其后尘，直到人们发现某个尚未发现的巨大秘密”[12]119。这个秘密，或许就是隐藏在微观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空间政治，主体社会掌握着话语权，规约着黑人男性的“空间实践”，让他们重蹈前人的覆辙，最终成为白人利益的牺牲品。

由于阶级“空间表征”的存在，富白人和穷黑人的矛盾对立问题越来越突出。物质生活条件严重不足的穷黑人在白人阶级“空间表征”的规训下，只能从事矿工等收入微薄的工作。身为矿工的穷黑人并没有拿到合乎他们自身劳动价值的薪酬，他们不得不远离亲人住在“矿工居住区”，甚至得忍受公交车车费无端涨价这样一种非人道的行为。小说中，作为穷黑人的典型代表，矿工们做出了他们的挑战性“空间实践”——罢工和抵制公交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局部的挑战性“空间实践”或许能让富白人暂时恐慌，但一方面，尽管黑人在抵制公交车的时候表现出了强烈的决心和毅力，但他们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由于住在约堡的边缘区域，他们每天不得不过着早出晚归的日子，男女老少皆是这般；另一方面，“这样的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没有组织的他们将会经历千辛万苦，将会因饥肠辘辘而死”[12]223。

为了帮助穷黑人，一些黑人和白人群体也对白人主流群体所定义的“空间表征”做出了挑战性的空间实践行为。《哭吧，亲爱的祖国》中，自称是白人走狗的黑人政客约翰，也曾在公共场合发表鼓动黑人罢工的演讲；黑人牧师斯曼谷帮助库马洛寻找住所并陪着他一同寻找儿子；杜布拉（Dubula）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同妻子一起参加抵制公交车运动。杜布拉是“大致上以詹姆斯·姆蓬扎（James Mpanza）为原型”[7]的。在南非历史上，“真正改变社会力量的平衡，使得流动工人转向定居的事件，是发生在1940年代中后期遍布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强占空地运动（Squatter Movements）。在1944年，约翰内斯堡每个黑人居住区都已经爆满”[18]。为解决住房问题，姆蓬扎带领一帮黑人转租房客强占了奥兰多西部地区并随后建造了大片棚屋，这使得市政当局开始重视当地黑人的住房问题，姆蓬扎也因此被人们称作“索韦托之父”。小说中，杜布拉也认为“必须要……在奥兰多建自己的房子”[12]85。然而，杜布拉提出的“空间实践”具有局限性，因为房子建在“铁路线旁的空地上”[12]85，建造房子的材料主要是“麻袋、木板和草原的野草以及种植园的杆子”[12]85，一旦下雨，黑人面临的只有死亡。而白人群体内部也存在着某种张力，一小部分白人试图通过挑战性“空间实践”来解构黑人的边缘化空间地位，重新赋予黑人空间生存的话语权。比如，白人律师卡迈克尔免费为押沙龙辩护，路过的白人司机冒着被送到法庭的危险免费搭载黑人。又如，以历史上真实出现的白人为原型的教授霍恩勒（Hoernlé）和恩斯特·奥本海默（Ernest Oppenheimer），也做出了挑战性空间实践行为。现实中的R.F.A.霍恩勒（1880—1943年）从1923年第二次来到南非至1943年在南非去世，一直在约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一职，是英国第三代理想主义的代表之一。“1905年至1907年，曾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担任理想主义哲学家博赞克特的助教”[19]，此外，霍恩勒“为大众演讲和写作……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领导人民抵抗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19]，“他的理想自由主义在南非得到很好的发展”[19]。小说中，霍恩勒被南非黑人称为“我们伟大的战士”[12]77。现实中的恩斯特·奥本海默爵士（1880—1957年）是英美矿产公司和戴尔比斯矿业公司的主席，也是英国皇家非洲学会的副会长，于1957年11月15日在约堡去世。小说中，奥本海默致力于解决黑人的住房问题。“矿工居住区”的生活条件与福利措施再优渥，也无法使矿工与自己的亲人团聚。奥本海默希望黑人群体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房子，帮助他们在铁路旁搭建黑人社区。“棚户区（又名：沙田镇）一夜就建成了……他们叫我们‘强占者’……不用付房租，只需付1先令给社区”[12]88，但这样的“空间实践”也只是局部的，经不起白人主流群体的挑战，因为“白人又来了，这次给予黑人的不是怜悯而是愤怒。警察们把人们都赶走了”[12]91。再如，白人父子贾维斯，尤其是儿子亚瑟·贾维斯不仅在行动上帮助黑人，而且尝试更深层次地理解黑人群体。亚瑟学习南非黑人的语言和历史、挖掘黑人品行败坏与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并找到了南非空间政治的根本问题，亦即“只给南非五分之四的黑人留出十分之一的土地”[12]179，可以看出，亚瑟明白是白人主体对土地空间的贪婪占有才造成了黑白二元对立的局面。

三、阐释性“表征空间”与逾越性“表征空间”

在列斐伏尔看来，所谓“表征空间”即“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它是受控空间，因此也是被动体验的空间，是想象试图改变调试的空间”[11]39，并且“充满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充满着资本主义、种族主义”[20]80。在规约性“空间实践”和挑战性“空间实践”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空间实践行为作用下，分别产生了阐释性“表征空间”和逾越性“表征空间”，前者具有被动受控性，后者具有自主调试性。小说中，强势集团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透过“空间表征”的渗透和空间实践行为，不仅影响了城市社会空间，同时对部落社会空间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改变通过黑人牧师库马洛的寻子与回乡之旅再一步得到印证，库马洛原本一直认为部落社会空间是宁静的，并受一定秩序和道德规范约束，然而，在约堡居住与体验的基础上，他看到了事实上部落社会空间受城市社会空间影响。

一方面，在城市社会空间里，“贫民窟、棚户区和居住区很快就构成了边缘性的住宅区”[21]34，这些都是阐释性“表征空间”的表现。《哭吧，亲爱的祖国》中，来约堡寻求生存机会的黑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住在约堡的边缘地区，也就是白人口中的“贫民窟”，“破旧肮脏，房屋紧密排列，街道布满污秽”[12]59。此外，为了抵制公交车，黑人群体需要每天过着早出晚归的艰辛生活，这也足以证明贫民窟空间位置上的偏远。小说中，白人把来约堡寻求工作机会的矿工集中安排在“矿工居住区”，大部分的矿工收入微薄，只能被动接受白人强势集团的安排，长期与妻子、孩子等其他家庭成员分隔两地。白人哈里森（Harrison）认为这样的“矿工居住区”是体面的，“他们住在体面的矿工居住区——我不介意搬进一些新建的矿工居住区。他们膳食均衡，这些食物远比他们在家吃的那些要好得多”[12]183。大部分的白人群体像哈里森一样，并没意识到应该从空间分配上真正改善黑人的生活，而只是虚伪地“给予”和“施舍”。

然而，真正关心南非黑人需求的白人奥本海默也注意到，“不是矿工居住区，而是村庄才能让男人和他的妻子和孩子居住”[12]204。于是，奥本海默带领南非黑人集体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棚户区”，即一个以黑人为主体的逾越性“表征空间”。只有这样的“表征空间”才是黑人矿工群体真正迫切需要的。即便是这样的逾越性“表征空间”，所占空间实际上也是少之又少，如“奥兰多是一个大地方……黑人强占者住的地方却不那么大”[12]80。并且，这类逾越性“表征空间”自身还是局限在白人主流群体为他们划定的边缘范围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种逾越性的程度是有限的，不够有力的，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之后“棚户区”被白人轻易破坏和摧毁的原因。

另一方面，城市社会空间也间接影响了处于“他者”地位的部落社会空间。在黑人牧师库马洛还未前往约堡之前，部落处在强势集团的“空间表征”规约下。首先，从空间位置上看，白人农民占据着肥沃的高地，而黑人农民则生活在低洼地带，他们面对的是一片贫瘠、毫无生气的土壤。其次，白人农民的居住空间名为“高地”，也从侧面隐喻着黑人与白人、穷人与富人之间地位的巨大鸿沟和“土地政治所有权”[7]，白人农民在上，黑人农民在下。再者，白人农民居住空间水土肥沃，白人孩子们有牛奶喝。相反，黑人农民则过着贫穷的生活。比如，黑人没有足够的水，需要去白人居住的空间取水。又如，黑人的孩子们常常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再如，由于土地贫瘠，气候干旱，杂草越长越高，黑人们只能靠食用玉米为生。

体验过城市“表征空间”的白人农民贾维斯，通过儿子更深层次地了解了南非的空间政治问题，并尝试在黑人部落建立一个新的以黑人为主体的逾越性“表征空间”。贾维斯花重金请来了年轻的农业指导者，帮助黑人农民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他的孙子也为黑人牧师带来了牛奶，一切看似充满了希望。但进一步探析，人们便会认识到这类逾越性“表征空间”可能是更加致命的。逾越的范围仍旧没有脱离黑人农民目前所居住的阐释性“表征空间”。一是修建水坝需要一部分的黑人农民放弃他们为数不多的土地；二是由于牛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这些牛几乎都要把土地上的草给吃个精光。黑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传统习俗劳保拉（lobola），这种习俗以牛的头数作为彩礼金额，是南非黑人财富的象征。然而，这样的做法在另一方面看可谓是削足适履。“只要百分之二十的人还控制着百分之八十六的土地，修复贫瘠的土地也无济于事”[22]7。佩顿将“修复土地与土地政治所有权的问题”[1]紧密相连。“空间正义是政治学上的正义原则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的体现”[13]187。在白人给予的有限“表征空间”内建立阐释性“表征空间”，黑人农民不得不做出巨大的空间政治妥协与牺牲，表明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空间正义依然难以实现。

空间并不单单是社会政治关系发展的共时性容器。在空间中，众多政治社会空间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空间生产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23]48。《哭吧，亲爱的祖国》这本小说，如佩顿在本书的序言所说，其主要角色之一便是土地本身，隐喻着南非的空间政治问题。黑人青年男女在白人主流“空间表征”的制约下，纷纷离开部落，进一步导致了部落衰败。格特鲁德、押沙龙和西贝科的女儿等黑人年轻男女无不迷失在白人主流所规定的“表征空间”中，他们的悲惨命运并不是个例，在南非还有千千万万个“押沙龙”。而白人亚瑟·贾维斯被误杀也表明，黑人与白人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黑人与白人正如中国文化符号中的“太极”，相互分离又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这种调和，需要白人体验黑人所居住的“表征空间”，也需要黑人体验白人所居住的“表征空间”。白人农民贾维斯第一次与黑人握手，第一次透过儿子的视角了解南非黑人，第一次尝试帮助黑人农民解决部落衰败问题；黑人牧师库马洛克服内心未知的恐惧，第一次前往白人居住的“表征空间”，第一次同白人牧师和白人律师等白人群体有了密切的交流。这个令黑人牧师恐惧的“表征空间”，最后竟然令黑人牧师库马洛第一次产生了一丝怀旧感。或许，正如小说中黑人政治家约翰所说，“我住在约堡……人们必须要居住在这里才能了解约堡……一些新的事物正在约堡发生”[12]66。要言之，只有体验过“表征空间”，才能明白空间政治中的矛盾，“黑”与“白”才能真正做到互相调和，空间本身才能生产出一个新的且充满希望的“表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