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明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赋诵在先秦时已兴起，因不同场合功能不同，既有美颂以通达经国之大体，也有娱神娱人满足宫廷文化生活的需要。汉代，即便是大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等，既有讽谏功能，而其演饰游戏化特点也至为明显。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云：“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始意。……而《长门赋》所云陈皇后复幸者，亦本无其事，俳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1]俳谐之趣正是诵说赋普遍有的特质，而正是这种特质使诵说赋能更普遍地流行开来。俗文化是文学发展前行不可缺少的另一端，汉代文学正是在雅与俗、宫廷与民间的互动互构中地拓展丰富起来的。

一、出土汉代俗赋的特征

出土的汉代俗赋有《田章》《韩朋赋》《神乌赋》《妄稽》《反淫》等作品，其中的《田章》《韩朋赋》与历史传说的诵说有关，《神乌赋》则诵说的是禽鸟类故事，《反淫》是以魂和魄子问对的形式就人世间的感官享乐展开的戏说，而《妄稽》诵说的是妒妇的故事。这些赋一方面具有很强的世俗娱乐教化色彩，广泛流传于皇宫、贵族家庭和民间；另一方面题材内容又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文士传统和民间文化教化传统的统一。

（一）诵说性

诵中有叙。从出土的俗赋中可以看出，这些赋语言通俗，讲诵色彩很强。《反淫》《田章》《韩朋赋》为主客对话体，主客主次分明，对话中，以诵为主，又有叙事语气词连接。如《反淫》：

魂曰：“前有昭（沼）沱（池），后有莞蒲；中有州堆，往来复路。工鳥（鸿）鹄鵷雏，弋（鸢）鸡肃（鹔）相（鷞），【連】翅）比翼，椄（接）遝（沓）苛（柯）闲，菌鹤鹪义……于是攓芳莽，……此天下至虞（娱）乐也，夫子弗欲为耶？”曰：“浸（寝）病未能。”[1]129

以四言韵文为主，加上连接语“前有”“后有”“中有”“于是”“此天下至虞（娱）乐也，夫子弗欲为耶”，读起来顺畅有气势。《神乌赋》《妄稽》多为四言韵文，隔句为韵，也有地方连续几句押韵，且因叙诵的需要换韵较密。语言都比较平白，常使用口语，如《神乌赋》：“咄！盜还来！”“甚哉！子之不仁！”“女不亟走，尚敢鼓口！”“今虽随我，将何益哉？”又如《，妄稽》：“其父母爱之，众人愿以为子”“今不蚤（早）计，后将奈何”“必与妇生，不若蚤死！”等，很接近大众传播。

故事性强。《田章》虽为残简，留存文字很少，但据学者考察，田章既为《晏子春秋》所记载的战国时代弦章，为人正派，善于劝谏，与齐景公、晏子在王宫中有交接，其劝谏有故事性。《韩朋赋》传诵的是战国时宋国的韩朋和其妻的传奇悲剧故事。《反淫》说魄子有疾，即曰：“魂说以六事（射御之乐、游观之乐、游仙之乐、宴饮之乐、宫室之乐、垂钓之乐等），魄子皆称‘浸病未能’，但在听了第七事之后终于病愈。”[《2]妄稽》讲述的是周春和他的妻子妄稽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西汉时期，周春出身名门，品行兼优，可父母却为他娶了一位又丑又恶叫妄稽的妻子。周春无法接受，请求父母买妾，但是遭到妄稽的百般阻挠。他母亲终买了一位长得很美、称为虞士的妾。周春和虞士非常恩爱，妄稽至为妒恨，于是非常残酷地折磨虐待虞士。后来妄稽得了重病，临死时开始反省自己的妒行。《神乌赋》则叙诵乌鸟在搬迁筑巢中遭鸟盗，雌鸟发现，正义劝告，但反被伤害。雄乌无力救助，悲痛告别。这些故事有情节，但剧情不复杂，角色不多，同样符合诵说的特点。

绘饰性强。在诵说中，语言的夸饰是增强趣味性的重要手段，在出土的这些俗赋中，这点表现也很突出。如《妄稽》写虞士之美：

顾望闲中，适见美子。靡免（曼）白晳，长发诱绐。吸（馺）遝还之，不能自止。色若春荣，身类縳素。赤唇白齿，长颈宜顾。□泽比丽，甚善行步。□□□……出辞禾（和）叚（暇）。手若阴逢（蓬），足若揣（踹）卵。丰肉小骨，微细比转。兆（眺）目钩折，蚁犂目㚒（睫）管。廉不签签，教不勉兑（兗）。言语节譣（检），辞令愉寃（婉）。好声宜笑，厌（靥）父（辅）之有巽（选）。发黑以泽，状若葥（揃）断。臂胫若蒻，觭（奇）牙白齿。教（姣）美佳好，致（至）京（谅）以子（慈）。发黑以泽，状若签（纤）缁。问其步（齿）字，名为虞士。[1]63

而写妄稽之丑：

妄稽为人，甚丑以恶。穜（肿）肵广肺，垂颡折骼（额）。臂月夭（夭）八寸，指长二尺。股不盈拼（骈），胫大五扌惡。目蔑（蔑）殄（畛）领亦（腋），食既相泽。勺乳绳萦，坐肄（肆）于席。尻若冣笱，塼（膊）月責（脊）格格。目若别杏，逢（蓬）髪颇（皤）白。年始十五，面尽魿腊。足若县（悬）橿（薑），胫若谈（棪）株。身若胃（猬）棘，必好抱区（躯）。口臭腐鼠，必欲钳须。周春见之，曾弗宾（频）视。坐兴大（太）息，出入流涕。辩（徧）告乡党，父母兄弟：“必与妇生，不若蚤（早）死。”[1]60

从各个层面进行大量铺排描绘，这种语言的夸饰排比能形成很强的语言感染力，别具一种谐趣。《反淫》的绘饰性也如此，如其描绘古琴音乐之美：

魂曰:蠪（龙）门之桐，高百仞而无枝；心纡结而轸抱，根欋踈而分离；夏即票（飘）风雷霹辟（霹）之所缴（激）也，冬即蜚（飞）雪焦（霄）（ 霰）之所集；朝日即离黄、盖旦鸣焉，募（暮）日即奇雌独鸟宿焉；叶菀（修），干车槁，乃使使（史）苏焯（灼）龟卜兆卜，珡（琴）挚齋（斋）戒，受而裁之，野茧之丝为弦，石岸之为（柱），孤子之钩为隐，寡女珥为榖。临深谿，倍（背）槁杨，乃使钟子期操觞（畅）其旁，蜚（飞）鸟闻之，蜚（飞）阳（扬）；孟（猛）兽闻之，垂耳不行；王孙闻之，兆（遥）思心扬。此天下至忧悲也，夫子弗欲闻也。[1]121

这种铺陈，同样能让人感觉到古琴制作材料“龙门之桐”、古琴弦、古琴声的非同一般的特质，给人兴味。

（二）教化性

出土的俗赋，具有明显的大众传播性特点。它不是文本的传播，而是演艺传播，更多是口耳相传，故大量的俗赋未有保存下来。而保存下来的类似于脚本，故有大量异体字、通假字。又演艺传播重现场发挥，故演唱时常因时因地有所变化，现出土的俗赋《反淫》与《七发》结构相似，有四分之一的文句相同，就此傅刚认为，《七发》是改写《反淫》而成的作品，故《反淫》《七发》都是枚乘所作。廖群在《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一书中曾指出：“汉代说书、讲故事应该是讲究韵律节奏的，体现在文体上，就应该是韵散结合。”[3]466而赋正是“说书的底本”[3]466。这是很可信的，至少俗赋是这样。因而《七发》《反淫》也有可能是演艺传播中的“变异”，一个赋诵作品在不断的诵说中发生一些变化是常有的，这或更能解释这两篇作品结构、意旨一样，但作品中主客名称不一样，不少句子也完全不一样的原因。

而出于教化的需要，诵说类作品往往要最后表明旨意。从出土的这些俗赋中《，田章》《韩朋赋》残篇，留存文字很少，未有留存教化类的文字。其他三篇结尾均传达教化之旨意。《神乌赋》最后云：

《传》曰：“众鸟丽（罹）于罗罔（網），凤皇（凰）孤而高羊（翔）。魚鱉得于苾（笓）笥，交（蛟）龙执（蟄）而深臧（藏）。良马仆于衡下，勒靳（骐骥）为之余（徐）行。”鸟兽且相忧，何兄（況）人乎？哀哉穷痛！其菑诚写愚，以意傅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唯哀。”此之谓也。[4]463

传达“鸟兽且相忧，何兄（況）人乎？”而《反淫》最后文字为：

魂曰：“于是处闲静之宫，冠弁以听朝，族天下博彻闲夏（雅）之士，若张义（仪）、藓（苏）秦、孟柯（轲）、敦（淳）于髡、阳（杨）朱、墨翟、子赣（贡）、孔穿、屈原、唐革（勒）、宋玉、景琐（差）之偷〈伦〉，观五帝之遗道，明三王之法籍，以下巧（考）诸衰世之成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是非，别同异，离坚白，孔老监（览）听，弟子伦属而争，天下至神眇，夫子弗欲□耶？”曰：“愿一闻之。”

魂曰：“不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虚静恬愉，如景（影）之效；乘其阁天之车，驼（驰）骋八徹（辙）之道，处大廓之究，以灵浮游化府，蝉说（蜕）浊歲（秽），游于至清，因……中人于天。”魄子洫然櫽（隐）机（几），衍然汗出涣）然病俞（愈）。[1]134-135

劝诫放弃世俗的享乐，“灵浮游化府，蝉说（蜕）浊歲（秽），游于至清”。而《妄稽》最后也告诫所有女子勿妒，即曰：

稽乃召其少母，而与言曰：“我妒也，不智（知）天命虖（乎）。祸生虖（乎）妬之，为我病也，将常难止。我妒也，疾（堕）累瓦毁袭杯，解择（释）成索别瓶橘（桔），而离卑李，昼肖（宵）不瞑（眠）。我妒也，得常难止。”[1](P75)

不难看出，这些俗赋皆寓教于乐，且根据民间大众传播需要，在诵说中直接点明旨意。

二、文学发展中雅与俗的互动互构

俗文学是宫廷贵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士子文人和民间艺人融合交接的区域，汉代文学的建构，从汉初兴起于地方，到汉武帝时汇聚繁荣于宫廷。而随着儒家经学观念的盛行，西汉末至东汉重视文学教化，文学下行。在民间与宫廷、俗与雅中文学随之变化发展。

（一）汉代宫廷俗赋

在汉代宫廷，诙谐调笑类的赋诵活动很盛行。据《汉书》，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则枚皋赋便有许多游戏赋。又东方朔，为人诙谐，好调笑，“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调而已”。《汉书·扬雄传》称他为“滑稽之雄”，并认为“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班固还指称刘向云：“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这些记载都表明武帝时宫廷俗赋的流行。又《汉书·王褒传》曰：“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又载：“上令（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可见，昭宣时承继武帝，赋的创作仍受帝王重视，且赋的形态、功能也多样，其中有不少游戏娱乐色彩的俗赋。这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据《后汉书·杨赐传》载：“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而这些“赋说”，蔡邕述为“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多为娱乐游戏作品。

这类赋大体有三种：

一是奇异之事物的叙颂。枚乘《七发》云：“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这类创作秦及汉初当有。《西京杂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馆，集游士，使为赋。这些赋皆为咏物赋，有游戏娱乐色彩。其真实性虽学术界存有争议，但这样的创作至少在汉代是存在的。《汉书》载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又载：“严助，有奇异，上辄使为文，作赋颂数十篇。”枚皋、严助所作赋，必有不少咏物赋，惜未能保存下来。又《汉书·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宣帝时宫廷仍有这类赋诵活动。《汉书·艺文志》“杂赋”类有：杂行出及颂德赋二十四篇，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这些赋大多为咏物赋，当有不少武帝时作。

孔子说学《诗》，可“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汉宣帝说辞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武帝时赋，今存不到二十篇，从现存作品来看，只有孔臧《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及刘胜《文木赋》等咏物赋。但由于是口头诵说，这类奇异物事诵说类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以《洞箫颂》为例，赋以枚乘《七发》中绘写音乐的那一段铺陈开来，详尽的描绘了制箫的原材料产地周围环境、箫的制作、装饰、调试及高手的演奏、动心骇耳的乐曲、乐曲的效果。据《汉书·王褒传》：“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可见赋作为诵说体在宣帝时宫廷中仍有流行。

二是男女情事的调笑戏说。在宫廷，政治是关注的中心，因而政治情感的表达抒发是文学的主流，但在人的生命世界中，毕竟还恒存着一片男女情感的天空，只是这片天空受到礼教的种种限制、约束，难于得到正常的表达，于是便成为茶余饭后人们游戏化的谈说对象，宫廷的俗赋便有这方面的呈现（如宋玉的《好色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等）。

宋玉是屈原之后有名的辞赋家，《颜氏家训·文章篇》曾评“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他的赋不同于屈原，具有明显的游戏化意味，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一》评其作品：“《大小言》辞气滑稽，或当是一时戏笔。”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登徒子、楚王、宋玉、秦章华大夫围绕“好色”的对话，如宋玉的诵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这和出土俗赋《妄稽》中对美女虞士和丑女妄稽的绘饰同样充满谐趣。至于司马相如《美人赋》写与东邻女子的那种坐怀不乱更是游戏之作。这类俗赋后来演为文人的情趣化书写，宋王楙云：“仆观相如《美人赋》，又出于宋玉《好色赋》，自宋玉《好色赋》，相如拟之为《美人赋》，蔡邕又拟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瑒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色赋》，沈约为《丽人赋》，转转规仿，以至于今。”

三是调笑谐虐的谈说。在汉代宫廷还流行如王褒《僮约》①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说：“汉代的俗文学在散文方面却发展得极少。……汉宣帝的时候，有以辞赋起家的王褒（字子渊）却在无意中流传下来一篇很有风趣的俗文学的作品——《僮约》。这篇东西恐怕是汉代留下的唯一的白话的游戏文章了。”和《责须髯奴辞》、扬雄《逐贫赋》《酒赋》等，这些赋往往设主客方调侃逗乐，以《酒赋》为例：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叀碍，为觉所辐。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酷。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繇是言之，酒何过乎？[5]153-155

赋以“瓶”与“鸱夷”展开戏说，曹植评曰：“余览扬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

（二）从出土俗赋看汉代赋雅俗的互动互构

出土俗赋具有明显的民间特点，但这些俗赋又与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表达上，俗中有雅。四言韵文的形式，应和《诗经》在汉代的影响有关。以至于引经据典的文士风格也呈现在俗赋中，如《妄稽》，有“詩云：营营青蝇，止于干（樊）。幾自（岂弟）君子，毋信儳（讒）言”句，引自《诗经·小雅·青蝇》；有“见危授命”句，引自《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吾闻君子，不忘不信”句，出自《论语·子罕》（“不忘”当为“不意”，“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和《荀子·哀公》（“故明主任计不信怒”）；有“曾子曰：‘乌（鸟）之将死，其唯（鸣）哀。’此之謂也”句，引自《论语·泰伯》（记曾子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蠉蜚（飞）之类，乌最可贵”句，引自《淮南子·原道训》（“跂行喙息,蠉飞蝡动,待而后生”）；有“以死伤生，圣人禁之”句，出自《孝经·丧亲章》（“三日而食，教民无已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等等。语言不只不鄙俗，且融汇经典，引用了《诗经》《论语》《荀子》《孝经》《周易》《淮南子》《庄子》等，俗中透雅，雅俗结合。

尤其是在“夫容江离，兰苕熏妨”“衡若麋芜，芷惠连房”“虞士枋聭，色若茈英”等句子中，芙蓉、江离、兰苕、熏芳、衡若、蘪芜等这些香草名称的铺陈，自然让我们想起屈原《离骚》的传统。

其次，在题材主旨上也是文人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结合。《田章》《韩朋赋》是历史题材，《田章》出自《晏子春秋》：

景公饮酒七日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第四

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谏曰：“君欲饮酒七日七夜，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

晏子入见，公曰：“章谏吾曰：‘愿君之废酒也！不然，章赐死。’如是而听之，则臣为制也；不听，又爱其死。”

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废酒。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沒后，不复闻不善之事。”弦章对曰：“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尺蠖食黄则黄，食苍则苍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谄人以言也。”以鱼五十乘赐弦章，章归，鱼车塞涂，抚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辞党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之。今诸臣谀以干利，吾若受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遗行也。”[6]7,298

晏子故事常为后世民间传颂，而弦章故事和晏子故事类似，虽出自宫廷，但在宫廷和民间广为传播。因《田章》出土文字甚少，很难看出与弦章故事的关系，但从唐代《田章赋》来看，或有关联。而《韩鹏赋》，因韩朋其人在《韩非子·十过》《战国策·韩策一》《战国策·楚策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等秦汉时的诸子著作和史书中有记载，故多认为从这里传承演变而来。而刘雯《韩朋故事的微观演变及历史学考察》梳理认为：“从人物演变和历史记载来看，韩鹏故事主要人物及事件均未见于历史记载，有其人无其事，或有其事而非其人。由此可知，韩朋故事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构，与史实无太多关联。且故事创作源于民间，韩朋故事的流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现出民间性与文人性的结合。”[7]因同样该出土文字太少难于辨实，但从唐代韩朋故事的传播来看，刘雯一说自有道理。“有其人无其事，或有其事而非其人”常为民间文艺中历史文化传播的特点，是根据历史的再度创作，和历史取材有联系，故是“民间性与文人性的结合”。

《反淫》以魄子病由魂劝说所展开的内容，包括听乐、逐射、校猎、饮食、宴饮、登台观景、博戏、垂钓、弋射、修道、交游、游仙、要言妙道等，和王宫贵族生活有密切联系，这从有部分重合文字的枚乘《七发》性质应一致，也有一定对贵族奢华生活劝谏的功能，是宫廷性和民间性的结合。俗文学更多的是口耳相传，《反淫》或是枚乘《七发》的草本，但更可能是枚乘前的传诵本。

至于《神乌赋》《妄稽》，民间气息更浓。《神乌赋》不同于传世文献中“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多形容描绘，而是强化故事性、寓言性。汉代崇儒，讲忠、孝、贞，臣子尽忠，人子尽孝，女子讲贞。出土发现的汉简《田章》《韩朋赋》《神乌赋》《妄稽》《反淫》其主题一致。《田章》《反淫》是宫廷的劝谏主题；《韩朋赋》《神乌赋》一方面揭露社会统治者及豪强的黑暗，另一方面歌颂男女爱情的坚贞；《妄稽》则和汉代极为重视女德女训有关，戒女子去妒。其都呈现出俗赋所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