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宏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传统中医药学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特殊的文化魅力。方剂表明中医药学尊重人的复杂性与个性，主张个性化治疗，体现了科学化精神。偏方表明治病并非都要贵重的药，普通食物对某些疾病会有特殊疗效，坚守“悬壶济世救苍生”的信仰，体现了公众精神。药文学表明，中医药学同文学关系密切，体现了人文精神。这些都是中华医药学文化的瑰宝，都是现代医药学应当传承和发展的。

1 从方剂谈中医的个性化治疗

方剂是中医药的一大特色,“剂”在古代作“齐”,是调剂的意思,“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汉书·艺文志》)。疾病是阴阳等方面失调,药物的功能是调剂。方剂有单方和复方,多味药在一起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小系统,能产生整体效应,所以复方比单方更能发挥调剂的作用。

复方通过药味加减、药量加减、数方相合的加减,不同味的药以及不同的药量以不同比例排列组合,充分呈现出方剂的多样性,其数量之多令人咂舌,有文字记载的中药约8 000多种,方剂20万首。南京中医药学院1993年出版的《中医方剂大辞典》载有方名的方剂多达96 592首。

复方有君臣佐使、七情合和的配伍原则。不同味的药在复方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同别的药发生不同的联系,起不同的作用。多种药有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相反等各种关系。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若配伍合理,疗效就高。

方剂的巨大数量为中医处方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为中医展示自己的医术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中药药材都是自然物,中医的职责不是制造新的药材,而是设计已有药材的配伍,这也是一种创造。每位中医在开处方时,不是被动地选择药(近代西医正是如此),而是能动地创造方剂,扮演方剂设计者或制造者的角色,充分体现了医生的主体性。由于疾病的复杂性,不同的中医对同一种病症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不同的理解就会有不同的处方。

方剂的设计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方因证立”“方随法出”,“根据病情的差异和变化,进行加减调整,或化裁出新方,方随证变,随证加减,方随法变,法变方亦变。”[1]

中医药典籍有一个特殊的类别——医案。医案记载的是名医根据病情所开的处方,是临床的真实记录,是中医临床专著和教材撰写的依据。最早的医案专著是宋代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明清时医案众多,如《石山医案》《吴鞠通医案》等。这表明中医的治疗方案具有高度的个性,并无统一的高度刚性的标准。对同一种病,可以用不同的方剂,如医治感冒的方剂就有银翘散、三拗汤、羌活汤、六君子汤等。医案只供借鉴、参考,并不是必须照办的规定。

医案具有鲜明的个性。方剂的个性是疾病的个性,以及人体、人的生命的个性的体现。“杂病杂治,多法并施,医案是医家临证思路与用药过程的真实写照。由于疾病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此医案记录的病症也存在复杂多样的临床特点,体现在辨证上就是多证复合,体现在治疗上即为多法并施。”[2]

多样、灵活、富有个性的方剂,表明传统中医的药物治疗本质上是“非标准治疗”。有学者指出,中医方剂的特点是“不一定讲究统一的原则,不一定遵循用量法规范”[3]，“不拘常法”[2]。

近代西药主要是片剂,是标准化制造的产物,药量的选择受到很大的限制,服药的数量单调,缺少变化,是机械的服药方式。中药汤剂则使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药材融为一体。片剂是已经按刚性标准制成的药,中药汤剂则是无刚性标准的有待形成的药。

人是高度个性的存在,尊重人的个性就是尊重人性。个性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是事物的多样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非标准性的表现,即复杂性的外部形式。越是复杂的存在,其个性就越鲜明。人与人千差万别。人体的原有个性,加上每个病人所处季节、地域、环境的不同,以及疾病每时每刻的不断变化,所以同一种病在不同病人的身上、在不同的时间里就会有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同它相对应的处方也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对症下药,而这正是中医方剂的长处。

2 从偏方谈中医文化的公众精神

偏方的流行是中医药治疗非标准性的一种特殊表现。民间有偏方、奇方、妙方、杂方、秘方、验方、专方、土方之说,表明其多样性。偏方是流传于民间但不见于古典医学著作的中药方剂,对某种疾病有独特疗效。偏方用的药材一般价廉或取材方便,制作方法简单,自己动手,无须求医,成本低却有奇效,因而在民间相当普及。俗话说“偏方治大病”“偏方气死名医”。据说叶天士曾诊断一病人身患消渴症,无药可治，可那病人游金山寺时,慧一和尚叫他渴以梨代茶,饥则蒸梨为饭，食过百斤,果然痊愈。叶天士自惭,遂拜慧一为师。相传一江湖医用偏方治好了宋徽宗宠妃的病,使御医免于一死。

偏方多用食物治病,很少用药店卖的药材,如治疗感冒的偏方用的是糯米、生姜、葱、蒜、胡椒、大白萝卜、胡萝卜、干白菜根、草鱼、鸡蛋、红糖、茶叶、山楂、蜂蜜、核桃仁、番茄、西瓜、荔枝、绿豆等。有一首打油诗这样描述治感冒的偏方:“一把糯米煮成粥,七个葱白一片姜,煮熟对入半杯醋,伤风感冒保安康。”[4]又如治疗糖尿病用的是西瓜皮、冬瓜皮、菠菜根、甘薯叶、扁豆、茶、黑木耳等。

偏方以食疗为主,表明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民间性、草根性、公众性。

纵观人类用药的历史,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以食物，植物、动物、矿物和人工合成的化合物为主。食物阶段起源最早,食物是最早、最原始的药物,这是由原始的生存状态决定的；植物、动物、矿物阶段是食物阶段的自然延伸,属农业文明的范畴；化学化合物阶段是质的飞跃,是用机器制造出来的工业文化。

在西方希波克拉底、盖仑时代,医生也曾用植物、动物、矿物治病，如用从柳树皮中提炼出来的水杨酸治疗发热与止痛。但也有许多荒诞的做法,如把数十上百种动植物药搅拌在一起,称之为“解毒舐剂”,服后无效,又加入多种杂物,甚至乌龟血、鳄鱼粪、木乃伊粉，“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5]。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找到了这种方法,创造了系统的中医药学,其典籍之多、历史之久,堪与中国哲学比肩,这是世界文明的一大奇迹。

中医药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广泛而深厚的公众性。偏方既然以食物药材为主,并不入古代中医药典籍,那么表明它的创造者不是专业医生,而是千万民众。人人都要吃饭,人人都会生病,而“吃”是人从外界汲取营养的主要途径,治病也自然会首选这条途径。神农尝百草,实际上是民众尝百草，尝百草的最初目的是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选择特定的食物来治病,这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人人皆是神农。据说一些动物能利用外界物体医治创伤,这是动物自我保护的天性。人类也应当具有某些自我治疗的本能,这是人人皆可成神农的根据。食药同源,相传中药汤剂为夏末商初的厨师伊尹所创,距今约3 700年,他就是一位神农。

偏方的起源过程已很难考察,看来主要方法是“试”，即“尝”,可称之为尝试。先民选择尝试材料的依据是生活经验,主要是食物的颜色、气味、滋味和食后的感受,再加上一些巫术的幻想。一旦被认为尝试有效,立即口传。尝试无效也无大碍,因为成本很低、风险很小,几乎没有什么负面作用。经过反复尝试,反复筛选,最终形成了偏方。这种尝试的方法也是后来方剂形成的主要方法。

偏方的弱点是缺乏理论解释,缺乏学术性。公众期待其效果,但不知其原因,不知其所以然,碰巧如愿,却不明其机理。它为公众所需,所以能长久流传，但却未能引起专业中医的研究兴趣,所以它不登大雅之堂,不入主流,不是正统。它未经学者加工、包装,一直保留着它的原生态,朴实无华,是一种典型的草根文化。偏方不属科学的范畴,顶多可视为“前科学”,有时会畸形夸大成伪科学或迷信。我国历史上民间医生甚多,他们被称为江湖郎中、江湖医、游方医、摇铃医,他们无堂可坐,送医上门。他们多为祖传师授,未必熟读经典,但同民众的距离近,常宣传和应用偏方,可称之为“草根医生”。

偏方的精髓是成本低,有疗效,公众皆可操作。偏方既不需要什么技术设备,也不是牟取暴利的工具。今天我们不可能依靠偏方来发展医疗事业,但百姓寄托在偏方上的价值观念,却是应当传承和发扬的。古代中医有“悬壶济世救苍生”的信仰，壶即葫芦,葫芦里当然装不了多少药,但走街串巷的游方医,却用它来救死扶伤,为苍生造福,这便是中医药的“悬壶精神”。偏方和悬壶都是中医药公众性的象征。当前,偏方被看作是自我保健的小窍门,悬壶也早被技术装备所代替,可是公众却为看病难、看病贵所困。我们不禁要问,现代化的医院何时才能克服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和对技术的迷信?何时才能真正倡导“悬壶济世”的公众精神?

3 从药文学谈中医文化的人文精神

药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小花。

中药药名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有的传神,有的寓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中药药名常成为文学创作甚至文字游戏的题材和材料,药名文、药名诗、药名曲、药名对、药名谜精彩纷呈。唐代皮日休、陆龟蒙写下了大量的药名诗；王安石用药名写劝酒诗；吴承恩《西游记》有两首药名诗；辛弃疾用26个药名串成《满庭芳·静夜思》寄给新婚爱妻,其妻填词一首回赠,内含17个药名。金元时期名医朱震亨写药名文歌颂爱情:“牡丹亭边,常山红娘子,貌似天仙,巧遇牵牛郎于芍药亭畔……”汤显祖受其影响,用《牡丹亭》作为自己剧作的名称。在《西厢记》中,张生相思成病,莺莺用药名写一药方,派红娘送给张生，“桂枝摇影夜凉天,两处当归一处眠。熟地来游休胆怯,临时且莫怨黄连。”名为药方,实为相约幽会的情书。张生故作不懂,红娘也用药名来解释:“小姐是玲珑佛手算佳期,算定在金银花月前。夜深人参静,沉香透拢帘,使君子一笑病痊。”冯梦龙写药名情书:“你果是半夏当归也,我情愿对着天狼星彻夜的等”。

文人喜爱楹联,创作了许多药名巧对。如《镜花缘》中有:离娘草对待女花、长春对半夏、菊婢对桃奴、连枝草对合蒂花、接骨对扶筋、牵牛对逐马、王孙草对帝女花、人柳对佛桑、狗耳草对鸡冠花、互草对交藤、山辣对水香、木贼对花王、昆仑草对蓬莱花、独活对丛生、慈姑花对妒妇草等等。

药名谜语也很有趣。如李白诗“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谜底分别是天盏和熟地；苏东坡诗“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谜底是天门冬。

为什么中药药名频频进入文学艺术的领域?这是因为中药药名本身就具有文化的内涵。中药药材以植物为主,植物种类繁多,其生长有季节性与地域性,有不同的形状、结构、色彩和气味,从来都是审美的重要对象。中药药名或很直观、形象,或容易赋予一定寓意,都很贴近生活,容易被人记住,并产生丰富联想。如甘草、苦参,使人想到人生的甘苦。又如一种果实,密生白毛,使人想起白发老人,故名白头翁。又如千里健、九里香、野马追、鹿衔草、天仙子、益母草、没药、狼毒、锁阳、防己、合欢、急性子、破故纸等都可激发人们的遐想。有些中药的命名完全是出于审美的需要,如蝙蝠粪称夜明砂、兔粪称望月砂、雀粪称白丁香等。

此外,不少中医喜欢用文学形式传播中医学知识,如本草有《汤头歌》,针灸学有《天元太乙歌》《玉龙赋》,伤寒学有《伤寒百问歌》等；《医学三字经》则是以三言歌诀写成。

医药学与文学的“联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亮点,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中国古代长期是农耕文明，农耕社会一般崇文不宣武。“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德必有言,有言必有文,德与文密不可分。这儿的“文”,主要是文字文化。因此，朝廷以文取士,民间则以文评人,智慧就是善文,擅诗赋、工楹联就是才子。文字水平被认为是评价人的能力的主要标准。在中国古代,人文文化一直是主导文化。

中医药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富有哲理性。五行说、阴阳说、元气论、天人合一论是其主要理论,在元理论与具体治疗之间,或者说在哲学经典与医案之间,缺少中间环节的理论，传统中医学理论可以说是科学理论,更可以说是哲学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史哲相通,中医在熟读哲学典籍时,自然会涉及文史，所以成熟的中医学家都具有哲学功底、人文素养和广博的学识，包括文史知识。孙思邈说:“凡欲为大医，……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千金要方·大医习业》)

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对中医药学也很有兴趣。孙思邈要求医生读的书,也是作家必读的书,二者知识结构相近,共同语言多。吴承恩、蒲松龄等皆精通医道，蒲松龄曾著《草木传》,用戏曲形式叙述五百多种中药的性味与功能。作家有医学兴趣,医家有文学修养,文医相互沟通。“古典中医和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中的两大部分。医学家和医著之多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之多,足可相颉颃。不仅如此,二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也比较密切,即相互渗透、相互为用。具体言之,就是有许多文学家懂得医理,常常创作有关医药的文学作品;有许多医药学家比较擅文,常常在医籍中显示其文学才华。此即所谓文中有医,医中有文。这种医与文相结合的历史现象则为外国所罕见,亦为当代许多中国人所难于理解。”[6]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士若仕途不达,则可行医,许多古代中医骨子里是个文人。儒医不分、文医联袂成为风气,这就是药名文学所透出的信息。这表明古代中医与其说是科技型人才,不如说是人文型人才。

由上可见,中医药的方剂、偏方和药文学所蕴含的个性化治疗、公众精神和人文精神,对当前我国医药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