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雪春

近年来，乡土民众的行动逻辑一直是中国乡土社会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学者们试图从中找到理解民众行为实践的内部视角。所谓农民行动逻辑，孔庆龙将之视为影响农民行为选择的价值规范要素(1)孔庆龙：《农民行动逻辑视阈下保安族村庄之命运——以G村为例》，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9页。，李旭东认为京郊代耕菜农的行动逻辑就是他们综合生存境遇、制度框架、惯习表达以及地方文化等因素来展开自己行动的实践策略。(2)潘璐：《“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也有学者们抽象地对农民的行动逻辑加以讨论，或把民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如潘璐所概述的小农经济行为的四种理论解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剥削小农”观点、以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和波普金(Samuel L.Popkin)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观点、以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等为代表的“生存小农”观点，以及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商品小农”或“综合小农”观点，这四种理论多是从经济维度对小农行为进行的概念化抽象。(3)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贺雪峰：《行动单位与农民行动逻辑的特征》，《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贺雪峰从农民认同的单位、所处的文化区域去看他们的行动逻辑及其特征和区域性差异，进而讨论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农民行动逻辑的变迁等问题。(4)遵循学界惯例，本文对相关地名和人名采取匿名制。但现有研究鲜少关注作为行动主体的个体民众，缺乏对他们自我阐释的解读与分析，民众多是作为整体性的存在而被研究。

本文的关注对象是豫东Y村(5)李旭东：《代耕生计与合理性行动逻辑——京郊代耕菜农的文化实践过程》，《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已婚妇女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即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行动以及为何如此行动。这里所谓集体外出务工是指她们季节性地集体出外从事农业雇佣劳动，主要是采棉花、采茶叶、采枸杞等。在该村，每年秋季都有已婚妇女自行结伴或在某位组织者的带领下去新疆采棉花，这一季节性务工已形成二十余年。近十年，她们又发展了清明节前去浙江等地采茶叶以及6月中下旬去宁夏等地采枸杞的流动去向。参与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70年代，90%以上是已婚妇女。

采棉花、采茶叶、采枸杞这三项工作都属于农活，辛苦与劳累是肯定的。尤其是采棉花，去新疆旅途的遥远，开始时的酷热与尾声时的严寒，每天傍晚不胜其扰的蚊子，背花包与倒花包对力气的极大损耗，妇女们每每讲起这些都直呼“拾花(6)村民多将采棉花称为“拾花”或“捡棉花”。不是人干的活”，常常以“头顶星星，脚踩冰冰，累死新疆没有人心疼”等顺口溜来形容采棉工作的辛苦。采茶叶与采枸杞虽不如采棉花辛苦，每天持续12-14个小时的劳作也并不轻松。但当她们讲述这些工作的经历与感受时，不时出现的欢欣与愉悦却让笔者始料未及，访谈之中，时常可以听到她们发自内心的欢笑声。不少人将去做这些工作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凑热闹”。几乎每一位访谈对象都曾向笔者讲述从事这些工作期间的热闹场景。

这使笔者不禁思考：Y村已婚妇女为何会将这些并不轻松的工作称为“凑热闹”？生活当中，她们如何定义“热闹”以及“凑热闹”？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通过凑热闹，她们在表达什么诉求？本文尝试将Y村已婚妇女的行动放置于传统文化、村落习俗、性别刻板印象、女性生活处境与精神追求等多元语境当中去理解，从她们自身的阐释出发，尝试探讨热闹这一心理现象与凑热闹这一行为动机是如何影响她们季节性地往返于外地与家乡村落的。

诚然，外出务工是经济行为，主要目的是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收入。林芳菲在其对新疆季节性拾花工的民族志研究中指出该群体作为农业雇工的出现是农村内部阶层分化的产物，采棉花是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中年已婚妇女为了挣钱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7)林芳菲：《制造候鸟：新疆季节性拾花工的民族志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7页，第68-98页。但人的行为往往是因应复杂情境而做出的选择，声称乡村已婚妇女远赴新疆采棉花仅仅是出于经济的考量未免有些武断。笔者无意于抹杀经济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若将务工妇女的个人叙事纳入考察视野，经济之外的其他要素就会浮现出来，有助于促进对她们如何行动以及为何如此行动的理解。

一、“热闹”与“凑热闹”

“热闹”可谓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一个词语，民众用其来形容生活中有多人参与的仪式情境。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生日寿诞、庙会等场域下，人群聚集，祭祖、拜神等一系列仪式活动依次上演，人声、鞭炮声、器乐声等声音相互交织，夹杂着宴席开始前后的各种气味，可谓是异常热闹。在位于豫东平原的Y村，热闹的场域大抵相同。“热闹”是村民闲聊中的高频词汇。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某一活动如何热闹，或闲言碎语中评价谁家办事儿一点儿都不热闹。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看到民众对热闹情境的热衷与追求，笔者自小生活于Y村，每逢村里谁家有婚丧嫁娶、生日寿诞等事儿进行，村民们总会放下手中的活，争相去看，“看埋人去”“看娶新媳妇去”是他们邀请邻居同去观看的常用话语。

对于“热闹”在村落民众生活中的表现、特点及其重要性，不同学者进行了研究。台湾学者潘英海将热闹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现象提出，呼吁学者们将之视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加以探讨。(8)潘英海：《热闹：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现象的提出》，《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华智亚探讨了村民为何热衷于举办庙会的问题，认为热闹不仅是民众喜欢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也是“行好的”举办庙会所期待达到的一个目标。(9)华智亚：《热闹与乡村庙会传统的生命力——以冀中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龙晓添、萧放尝试解读民间社会白喜事建构热闹的过程与方式，探讨其中蕴含的生活逻辑与权力关系，热闹是丧礼最理性最实际的民俗选择。(10)龙晓添、萧放：《“热闹”的白喜事：复合的仪式过渡与身体表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李永平指出热闹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功能，它有助于民众焐热、重组生活环境以及渡过阈限阶段。(11)李永平：《“大闹”：“热闹”的内在结构与文化编码》，《民族艺术》2019年第1期。郭明军以介休的乡村习俗活动为例，将热闹界定为黄土地上人们的一种情感交流手段和宣泄途径。(12)郭明军：《“热闹”不是“狂欢”——多民族视野下的黄土文明乡村习俗介休个案》，《民族艺术》2015年第2期。郑佳佳强调热闹是艺术存在的生活状态，使生活热闹正是元阳县农村文艺队表演的动力机制。(13)郑佳佳：《热闹：艺术存在的生活状态——以元阳县少数民族农村文艺队发展为中心的讨论》，《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但以上研究关注的多是进香、庙会等民间信仰仪式或大闹、闹社火、闹热、闹热闹等民俗活动，并未将热闹延展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笔者认为，对热闹的热衷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仪式与民俗活动，同样也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将在不同仪式活动当中体验到的热闹感受延展至生活场域，在串门、劳作等日常生活场景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民众对热闹的追求。同时，现有研究对热闹的剖析并未关注到民众内部的群体差异，对性别这一维度也缺乏应有的观照。乡村社会中，由于男性、女性在村落与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具有一定差异，他们对热闹的追求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本文尝试以采棉花、采枸杞、采茶叶等集体外出务工活动为例，剖析参与其中的Y村已婚妇女对热闹的热衷与追求。展开剖析之前，先来了解在已婚妇女眼中何为热闹以及凑热闹是必要的。

(一)热闹：集体性与群体关系

“热闹”一词的丰富性给了我们从这一本土语汇出发理解民众及其生活的可能，但这也反向要求我们厘清民众使用这一语词的确切涵义。在豫东Y村，“热闹”更多的是一个形容词，形容那些有多人参与、夹杂着多种声音的情境或场域。传统社会中，这些情境或场域是相对固定的，指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包括庙会)、生日寿诞等仪式和活动。随着这些仪式庆典周期性地出现于民众生活中，民众周期性地体验“热闹”。因为这些活动与热闹特性的紧密联系，民众也用“热闹”指代这些生活中一再上演的事件，“热闹”一词便既是形容词也是名词，作为名词的“热闹”，即代指生活中具有“热闹”特性的情境、场域以及事件。

在Y村民众看来，热闹总是与人多的场域相连，“就像昨天我家办事儿(孙子满月宴)，一来几百口子人，那就是热闹”(14)访谈对象：杨秀玲(女，1972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1年2月6日；访谈地点：豫东Y村杨秀玲家里。。访谈中，笔者说起采棉花、采枸杞或采茶叶过程中的热闹，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是(热闹)，人多，咋不热闹啊？”集体外出务工时，妇女们一起外出，少则十人左右，多则上百人，她们称这种集体性的活儿为“大班活”。这说明，人多即活动的集体性是热闹的必要条件。

人多很容易热闹，但并不必然意味着热闹。热闹不单单指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状态，也指向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内部的关系。对于Y村已婚妇女来说，集体外出务工过程中的热闹还是“一班人在一块儿不生气”“相处得好”“大家都不计较”。这意味着，热闹还需要其他限定因素，热闹是以人群内部关系的基本和谐为前提的。她们所说的“一班子人”通常由相熟的邻居、亲戚、朋友组成，若是上百人的规模，她们便以村落或组织者为单位分成若干个非正式的小群体，每个群体由1-2人作为非正式的管理者，工作、食、宿都是小群体一起行动。那些爱找事、爱吵架的妇女往往难以找到同伴，组织者也尽量避免招募这样的妇女。

由此可知，Y村民众将“热闹”定义为一种集体性活动中群体成员相对和谐相处的状态。从指代传统生活中某些固定的事件到代指民众当下生活中具有“热闹”特性的情境、场域以及事件，“热闹”一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民众可以依据生活的变迁用它来指称或形容不同场域下新出现的生活现象与事件。只要这些现象或事件具备集体性与和谐群体关系这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Y村民众就可以称之为“热闹”。

潘英海将“人群、活动和声音”界定为构成热闹的基本要素(15)潘英海：《热闹：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现象的提出》，《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这适用于解释仪式场域下的热闹，但这只部分适用于集体外出务工场域。“热闹就是说说笑笑、吵吵闹闹”，集体外出务工时，“有说的、有唱的、有吵的、有打的，还有起哄的”，可以说是各种声音汇聚。干活时，相熟的人结伴而行；临睡前，妇女们讲笑话、猜谜语、打趣他人。2021年笔者与她们一起在浙江采茶叶时，16人同屋而居，几乎每一个晚上，有人说起笑话，屋里立即笑声不断，总有人感叹“给家能这么笑吗，热闹恁很”。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外出务工与潘英海所说的“热闹”并无二致。

但出外务工短则十几天、长则两三个月，不可能如传统仪式场域一样始终有正在进行中的活动。干活期间，说说笑笑、吵吵闹闹并不是时刻发生的事情，即兴的娱乐活动、闲聊与沉默交替出现。依照Y村妇女对热闹的定义，集体外出务工具备“集体性”“和谐群体关系”这两个要素，同样可以界定为“热闹”。集体外出务工时，“热闹”不仅体现于玩笑、唱戏、唱歌等即兴娱乐活动中，也体现于再普通不过的闲聊家常中，即使是沉默，因为集体场域下的相互陪伴，也符合她们对“热闹”的定义。正如Y村已婚妇女常说的“出去就是热闹局”，与传统民俗活动一样，采棉花、采枸杞、采茶叶也是她们生活中的热闹事件。

(二)凑热闹：实指与托词

“凑热闹”虽只在“热闹”之前加了一个“凑”字，其涵义却不能简单理解为“凑”与“热闹”相加。不同语境下，“凑热闹”具有实指与托词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解读路径。从“实指”这一解读路径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行动主体的乡村已婚妇女对集体外出务工的偏好。而从“托词”这一解读路径出发，我们可以去分析为何妇女们会以此去归因她们的集体外出务工行为。在对这两种解读路径进行区别之前，有必要先笼统地去看“凑热闹”的含义。

民众生活中，与“热闹”相连的动词最常见的有“看”与“凑”两个，分别组成“看热闹”与“凑热闹”两个词组。“看热闹”是站在旁边看，多指“我”看他群、他人的行动，并无参与其中之意，“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句俗语很好地说明了“看热闹”的涵义，婚丧嫁娶等仪式活动未被邀请的人只能选择去看热闹。而“凑热闹”则有意欲参与其中的含义。传统民俗活动、集体性外出务工并未明确区分哪些人可以参与、哪些人不可以参与，想要参加的人都能以“凑热闹”之名参与其中。参与意味着从主观意愿与客观行动两个层次上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远赴外地采棉花、采茶叶、采枸杞需要亲自参与劳动，不能只旁观他人劳动，因此Y村妇女称其为“凑热闹”，而非“看热闹”。

在此意义上，凑热闹强调身体的共同在场与作为行动单位的群体的生成，同一场域下，妇女们进行着相同的身体实践，“我们”的体验和感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共通性。透过热闹，“我”的内在自我与他人的内在自我得以相通，并形成集体性的“我们”。(16)潘英海：《热闹：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现象的提出》，《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凑热闹的过程中，参与集体外出务工的所有人临时性地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个体自然而然地成为群体中的一员。

从“实指”这一解读路径出发，“凑热闹”具有确切的意义所指。因为“热闹”一词所具有的鲜活生命力，Y村已婚妇女将“凑热闹”这一动机从传统的仪式活动切换到了集体外出务工场域。综合以上分析，集体外出务工属于她们乐于去“凑”的热闹事件。出于个体性格、家庭状况等原因，部分妇女偏好集体外出从事季节性农业劳动，访谈中，她们时常说“爱做大班活”“爱凑热闹”。多次集体外出务工的经历强化了她们爱凑热闹的心理与行为习惯，这对她们的生计选择有相对明确的影响。在村落周边打零工如刨大蒜、摘辣椒等，她们都倾向于找相熟的同伴一起。即使是去工厂做小时工，她们也试图至少寻找一个伴。

“凑热闹”作为托词发生在两种场域。第一个是指个体妇女不愿将参与集体外出务工的真实原因告知发问者，不愿告知可能是因为发问者与被问者不熟，也可能是被问者不想讲述真实动机，就以“凑热闹”来搪塞过去。不少人表示“热闹还得有钱”，有钱才有资本举办热闹的仪式庆典。当下的豫东乡村，结婚的费用尤其是彩礼连年上涨，村落里流传着“一个儿子一百万”的说法，一个儿子结婚就要花掉父母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财富积累。为了儿子、甚至是孙子的婚事，妇女们想尽办法在照料家庭与挣钱之间谋取平衡。每年采茶叶平均可挣2000-4000元，采枸杞平均可得5000-8000元，采棉花可得1-2万元。在Y村，五口之家一年的日常开销约在3万元。妇女们通过这些季节性外出务工很好地达到了贴补家用的目的。有钱也可以更多地凑热闹，当下的Y村，每年“门头差事儿”即参加仪式庆典的花费在日常支出中占比不低。

第二个场域可以简述为自我表述的困境，人类行为大都具有相对复杂的动机，我们时常面临“词不达意”的表述困境，这一困境在乡村妇女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囿于家庭角色分工、性别观念、村落传统习俗规范、个人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妇女们难以公开并准确表达自我的诉求。尤其是当这些诉求与她们的认知相违背时，自我表述更为困难。鉴于“热闹”的常见与好用，她们借用这一传统语汇，将一系列难以明确言说的动机简单化地统一置于“凑热闹”这一话语之下。

总之，热闹是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情境和心理诉求。热闹绝不仅仅指乡间各种民俗活动争相展演的红火场面，再平常不过的劳作场域也可以看到民众对热闹的制造与享受。在剖析乡村已婚妇女对“热闹”的定义之外，理解她们所说的“凑热闹”还需要去看妇女们使用这一话语的具体场域。无论是实指还是托词，在集体外出务工这一行为之下，“凑热闹”背后有着十分丰富的意涵，它传达了Y村已婚妇女对热闹的热衷与追求，其中隐含了不同个体逃离家务劳动、出去看世界、挣脱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等独特的心理诉求。我们需要从个体妇女的生活处境出发，对她们的自我阐释进行解读与分析。

二、凑热闹的主体心理诉求

凑热闹隐含了作为行动主体的乡村已婚妇女的多元心理诉求，这些心理诉求深深根植于她们的生活。“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分工模式，传统社会的流动或以男性为主，或以家庭为单位。女性天然的责任是相夫教子、孝敬老人、操持家务等家内劳动，公共领域一般不向其开放。当下的乡村社会，这一分工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女性尤其是已婚妇女仍然主要劳作于家庭场域，她们非农转移的速度、比例与质量都远低于男性。为了排解长期困于家内所产生的精神苦闷与心理压抑，不同时代的妇女积极行动，试图扩展自由行动空间。

外出游玩是人类共同的欲求，男性、女性均如此。男性享有参加各类活动的自由，而女性则需要借口将同样的行动合理化。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各阶层妇女参与此类活动具有普遍性(17)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193-210页。，她们以参加各类宗教性活动例如进香为借口外出看景致，调剂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同时满足她们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18)赵世瑜：《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8-182页。在此意义上，Y村已婚妇女的“凑热闹”与明清时期的女性进香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因此，凑热闹对于Y村已婚妇女来说具有不同于男性的独特意义。这展现了她们对传统性别观念与家庭角色分工的思考，她们既在其中寻找行动空间，又表现出一定的疏离与叛逃。借由凑热闹，她们暂时逃离家务劳动，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阶段性挣脱家乡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排解了长期留守在家、困于家务劳动的苦闷。这些诉求并不是同等地表现在每一个妇女身上，基于性格、生活经历、家庭状况等因素，不同个体的诉求往往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依据她们自我的讲述，从她们的日常生活出发，综合判断每一个个体在“凑热闹”之中意欲达到怎样的目的。

(一)逃离家务劳动

如前所述，照顾家庭的责任主要由已婚妇女承担，男性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的参与度与认可度都很低，妇女们难以获得男性家庭成员的帮助。家务劳动具有重复、琐碎、耗时等特点，已婚妇女们日复一日地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她们犹如被这些家务“捆绑”于家中，难免生出不胜其烦的心理。不仅如此，家务劳动是无偿的，妇女们较难从中获得存在感与价值感。所以，她们渴望外出挣钱，以此来抵消家务劳动的无价值感。采棉花、采枸杞与采茶叶给予了她们暂时从家庭照顾者的角色中解脱出来的机会。

集体外出务工时，专人负责做饭，妇女只需洗刷自己的碗筷与衣服。大多数妇女都有解脱之感，并从中生出开心和愉悦的感受。这与集体化时期的劳作有相似之处，经历过农业合作化的妇女时常将这两个时期的劳作感受并置而论。郭于华在涂尔干“集体欢腾”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心灵的集体化”，集体化不仅改变了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时期女性的日常生活，也重新塑造了她们的心灵，“解放”虽是一种幻象，但精神振奋和欢娱恰是来自于这种“解放”的幻象与感觉。(19)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逃离家务劳动不亚于暂时的“解放”，对于家庭照顾责任繁重或厌烦家务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蔡桂花的丈夫常年需人照顾，2012年，丈夫尚能短期自理，她去了新疆采棉花，她在棉花地里唱革命老歌与地方戏曲，每每说起这些经历，她都十分怀念：

出去干活能挣点钱，心情也好。没有那么多事儿了，你光管干活就行了，人家做好饭，你都不用操心，在家的话你得干这干那。(20)访谈对象：蔡桂花(女，1948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0年6月25日；访谈地点：豫东Y村蔡桂花家里。

汤梦珍多次跟笔者念叨她还想去采棉花，她不喜欢在家每天围着锅台转的生活。汤梦珍的女儿告诉笔者每到采棉季节母亲就说要去采棉花，虽然从未成行，但持续数年的念叨还是传递出汤梦珍暂时逃离繁琐家务的渴望。她强调说：

我喜欢捡棉花，人多，热闹，一天时间过可快，在家一天锅前头转到锅后头。(21)访谈对象：汤梦珍(女，1966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0年6月24日、2021年4月14日；访谈地点：豫东H村汤梦珍家里。

孙桂云生于1954年，2021年她年届古稀，这是她第8年去新疆采棉花。4个子女的经济条件都不错，也都很孝顺。前几年家里土地拆迁，她与丈夫分得10万元，她将这笔钱贷给亲戚做生意，利息足够他与丈夫日常开销。访谈中，她不止一次说她其实不缺钱，在家的日子很好过。笔者变换不同的方式问她为什么要去新疆采棉花，她的回答都是每到采棉的季节她就想出去。当被追问为什么想出去时，她就开始讲述在家做家务的诸多细节。与儿子一家同住，三个女儿都居住在附近，每逢周末，女儿女婿带着孙辈聚到一起，她需要负责买菜、择菜、洗菜、做饭、刷碗等家务，所有人都吃完了，她还在忙碌不停。虽然她从未直接说出厌烦家务的话，但她的讲述清晰地展现了她暂时逃离家务的渴望。(22)根据孙桂云的讲述整理而成。访谈对象：孙桂云(女，1954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1年9月29日-10月6日；访谈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棉花地里。

乡村已婚妇女深受传统性别观念与家庭角色分工的影响，她们将女性照顾家庭视作理所当然，对此有厌烦情绪或做不好的妇女被公认为是不合格的。在此背景下，她们难以公开表达对家务的厌烦，也没有能力真正实施反抗，只能采用间接的方式短暂逃离。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外出务工既为乡村已婚妇女提供了逃离家务劳动的体验，也为她们提供了逃离的契机。

(二)出去看世界

在Y村已婚妇女看来，旅游不是农民有能力去做的事情。除去外出务工，她们基本在村落周边活动，少有机会外出游玩，50岁以上的妇女更是如此。2000年前后，首次去新疆采棉花是闫美琴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山，兴奋、新奇的程度不亚于“出去看世界”：

主要是想出去游游，没见过山，也没见过火车，啥东西都没有见过，新鲜的很，也别讲挣多少钱。想去看看，看了(外面的世界)，这一辈子好像跟干啥都不遗憾了一样。咱这是平原，又不上哪去，县城没啥事都不去，也不打工。咱也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是啥样子啊，多少挣点钱。本身都不是多富裕，又不能旅游。(23)访谈对象：闫美琴(女，1963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1年2月6日；访谈地点：豫东Y村闫美琴家里。

闫美琴不识字，除去采棉花，她没有别的外出务工经历，也极少有机会外出。“出去游游”这一诉求以及看到不同风景的兴奋感在她的讲述中处于核心位置。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山的时候，她一天多没有睡觉，一直兴奋地扒着窗户看山，讲述这段经历时她的声音透露出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她最后一年采棉花去了南疆，其时，她的大孙女刚会走路、小孙子尚不会走路。她思量着后续外出的机会不多了，便与儿媳妇商量说还想再出去看看。去完这次她觉得南疆、北疆都去过，和旅游一样，以后再不出去也可以接受了。之后，她就常年在家带孙子和孙女，再没说过外出。

对于闫美琴这样外出打工经历较少的妇女来说，集体外出务工打破了她们留守的状态，提供给了她们外出看异乡风景的契机。新疆的雪山、胡杨林、一望无际的棉田，采茶地的青山绿水，枸杞地红成一片的枸杞树，途中经过的高山、丘陵、湖水、沙漠等都是豫东地区所没有的景观。当妇女们讲述那些与家乡迥异的风景、好玩的经历与热闹的场景时，从未去过的妇女自然而然会生发出“想要去看看”的欲望。

期待去陌生的地方走走看看是人类共通的心理。但出去看世界的期待并不是同等程度地存在于所有Y村已婚妇女身上，因年龄段的不同与外出经验的多寡而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年龄较长的妇女期待外出的愿望更热切，而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轻妇女拥有较为丰富的外出务工经历，她们见识过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因此，后者较少表现出对远方的向往。

(三)挣脱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

采棉花、采枸杞与采茶叶都是季节性的工作，短则10-20天、长则45-90天，干活期间，少则几人、多则上百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生活既不同于在家乡村落，也不同于常年在外打工，更类似于过渡仪式中“临界”或“阈限”的状态。“阈限”是人类学者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研究通过仪礼中的仪式转换所用的术语，意指脱离了原有生活、尚未进入新的日常的特殊阶段，这一阶段具有模糊性、暂时性等特点。在“阈限”之中，民众的行为与生活状态不同于“阈限”前后，“阈限”的实体没有地位、没有标识、没有用于体现级别或身份的世俗衣物，彼此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和平等关系。(24)[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96页。

在人生仪礼等重要的过渡礼仪当中，地域分隔、住所改变等形式的地域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一个到另一个社会地位之过渡对等于地域过渡。(25)[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9页。在采棉花、采枸杞与采茶叶中，妇女们离开家乡村落，进入新的地方，相当于成功实现了过渡仪式中的地域位移，进入到一种“阈限”状态。在“阈限”状态下，家乡村落一系列传统文化、习俗观念、行为规范的约束力暂时被消解或缓和，原有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也得到弱化。此时，已婚妇女们相互之间可以不再以家乡村落内的辈分相称；她们也可以一改原有的沉默与谨慎，变得热衷于说笑，嬉笑怒骂似乎都可以更为肆意。

回到家乡，“阈限”状态结束，妇女们的生活重新回归正常，集体外出务工所带来的疲惫、倦怠等感受逐渐消退，热闹的体验却一再美化，成为已婚妇女们心心念念的劳作场景。在家乡村落这一场域中，热闹需要遵守特定的习俗规范，晚辈可以主动和长辈开玩笑，长辈却不可以主动与晚辈说笑；说笑时要谨慎，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争吵和矛盾。因此，集体外出务工时的热闹状态不可同等复制到村落语境，即使是同一群人，她们在村落内部的社会交往状态依然与集体外出务工时不同。只有再次进入集体外出务工时的“阈限”状态，她们才可以重温那种独特的热闹。正是因此，Y村已婚妇女一再通过集体外出务工这种凑热闹的形式来获得不同于家乡村落中的生活体验。

蒋英与张巧梅都是Y村人，她俩一起外出务工过几次，性格相投。干活期间，她们很少以辈分相称，而是直呼其名，临下班前，她俩总是高喊对方的名字相约下班吃饭。看上去，蒋英性格更为外向，她每天与张巧梅嬉笑打闹，在张巧梅丈夫打电话时插科打诨。可是回到Y村，当笔者去蒋英家里回访时，她明显沉默了很多，变得寡言少语。后来，笔者回访张巧梅时，她告诉笔者蒋英让她回到村里少说笑话。

我那一回说了一个男女偷情的笑话，蒋英就一直踢我。第二天她跟我说咱一屋那个谁跟人家男的关系不清白，她说你说这笑话她再以为你说她的，她找人打你。给外面干活的时候说点笑话没事儿，反正一块干活高兴，想说啥说啥。回来就不一样了，说的好不好的，容易有矛盾。(26)访谈对象：张巧梅(女，1976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1年4月15日；访谈地点：豫东Y村张巧梅家里。

蒋英“回村后少说笑话”这一建议，以及张巧梅“回来就不一样了”的认知都说明了，外出务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特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下，她们可以不受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挣脱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还具有实际的功能，它给了已婚妇女们灵活行动的空间，采棉花、采枸杞、采茶叶时，住宿、洗澡、如厕都不如在家乡村落方便。远离村落，她们可以不去理会家乡村落习俗规范与传统性别观念的约束，视身体的需求而便宜行事。在外务工期间，她们将尴尬的洗澡、如厕等一系列与在家乡村落不同的生活经历转化成笑话或段子，以戏谑来消解其本来的尴尬与不合传统。

这也说明，凑热闹并不是妇女们一时兴起的不理性行为，其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妇女们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凑热闹过程中，已婚妇女不再是个体的行动者，她们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个体属于她所“凑”的群体的一员，群体一旦生成，便具有了个体难以具备的力量。行动逻辑具体体现在她们凑成一个群体的过程、作为一个群体她们如何行动、她们如何处理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以及集体外出务工实践如何反过来影响她们回到家庭和村落之后的生活。

三、凑热闹的行动逻辑体现

在以Y村为代表的豫东乡村，重男轻女是存在已久的性别观念。男性、女性并非平等地接受教育，因此，与男性同龄人相比，已婚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同时，如前所述，已婚妇女负责照顾家庭，她们具有更少的外出务工经验。不仅如此，男性可以在不同场域、人生不同时段结交朋友，已婚妇女则少有类似机会，婚后甚至会改变亲属格局(27)刁统菊：《亲属网络与性别建构——以红山峪村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因此，她们通常拥有较少的人脉资源。在固有的性别印象当中，女性是柔弱的、需要被照顾的、其单独外出面临着更多危险。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她们难以像男性一样自由外出务工，也鲜少具备自由外出的能力。

在受教育水平较低、外出务工经验不足、掌握的各类出行资源较少、女性柔弱形象等因素的限制下，已婚妇女选择与他人一起行动，以“凑热闹”的形式参与集体外出务工。凑热闹过程中，妇女们将自我纳入所“凑”的群体，以群体为行动单位，其间蕴含了她们对自身处境的认知与思考、可选方案的比较与选择、各类风险的评估与应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凑热闹体现了已婚妇女们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具体而言，凑热闹促成了群体的生成，确保了顺利出行；提升了妇女群体与其他群体或个体谈判的资本；同时缓解了留守村落与困于家庭所带来的压抑与烦闷。

(一)确保顺利出行

妇女们不是随意找人一起外出务工，凑热闹也并非随机发生在相识的人之间。集体外出务工时，一些工作环节需要协作完成，比如采棉花过程中的拉花、过秤、倒花等环节。即使是不需要协作的采茶叶，因为外出务工期间需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不相熟悉，发生矛盾的几率比较大。因此，妇女们多选择合得来的亲戚、朋友、邻居，或曾经共同干过活的人一起外出务工。如果这些条件都无法满足，她们也倾向于至少寻找一个伴，有伴一起外出可以互相帮助、照应、陪伴，最大程度地确保出行与务工顺利。因此，实在找不到同伴的时候，她们宁愿换一个有同伴的工作。

Y村参加集体外出务工的已婚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尤其是出生于1975年之前的妇女，她们一般没上完小学，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不识字，难以独立完成买票、寻找候车厅、上车、转车、防止被偷或被骗等一系列行为，只能是与识字的或外出经验较为丰富的同伴一起。2005年之前，妇女集体外出务工只有去新疆采棉花一种，当时的她们多没有外出务工经历，采棉工的组织也没有如今这么完善，大家只能是一起摸索着去。万俊华一行十人第一次去新疆采棉即是如此：

这都十七八年了，那一年我梅姑介绍我们去拾花。都没出去过，我们10个人就瞎摸着去了。好几个不识字的，我上到初一，又大胆，几个人叫我去买火车票。我也害怕啊，那时候小偷还多着呢，我说你们在我后面，都围着我。那时候没手机，就给个电话号码，我们一路走一路问，转了几回车才走到。一到那儿，路口都是车，连长、个体户都下来找人、接人。我们半夜12点下的车，有人接着，我说去刘大生家，他说他就是那一连的人，不敢相信他啊，我们10个背着袋子就走，他后面追。我说你要拉就让我们10个人坐一块，别分开，要是丢了我们也能丢一块儿，还是不敢坐。他说那我打电话叫主家来接你们吧，等了几个小时，刘大生开着四轮去了。我不认识他啊，我说别是骗我们的啊。我说你说说去年给你干活的那个老婆儿叫啥，他说对了，又给我梅姑打了电话。对上了，我们才敢坐他的车。(28)访谈对象：万俊华(女，1970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0年6月29日；访谈地点：豫东Y村万俊华家里。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首次参与集体外出务工活动或拥有较少外出务工经验的妇女来说，“凑热闹”所具有的确保出行顺利这一作用非常重要。一起出行，众人之间相互照顾，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共同面对。对于不识字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她们无法独自外出，只能借由“凑热闹”成功参与到集体外出务工中去。经常外出的人积累了丰富的外出务工经验，从未去过的人选择“凑”热闹，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共享他人外出的信息、经验，获得他人的帮助，最大程度降低了一个人外出的风险。

风险不仅存在于路途中，能不能挣到钱、务工期间生活条件如何、地老板(29)采棉工及其组织者将棉花种植户称为“地老板”，民众也这样称呼枸杞、红枣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者。如何管理工人、地老板会不会按时足额结算工资等都存在着风险。为了规避风险，出发之前，妇女们会私下认真对比不同去向的收入水平、风险、食宿、工人数量、地老板脾性等各方面条件，再依据领头人或组织者平日的行为表现，综合考虑之后选择一个风险较低、收入相对稳定、生活条件可以接受的去向。选择跟随的那个人要靠谱、诚实、负责，凑热闹“凑”对了人就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顺利挣到钱、降低白跑一趟的风险。

(二)争取最大利益

但无论事前如何筹谋，在掌握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到达目的地之后依然会面临一系列问题，这就牵涉到妇女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争取最大利益。如果说，确保顺利出行涉及的是已婚妇女群体内部的关系，争取最大利益则牵涉到已婚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或个体的沟通、协商，甚至是博弈。集体外出务工期间，带班即组织者与地老板夫妻的性格、管理工人的方法、食宿条件等关乎着妇女们能否顺利获得不错的收入。以采棉花为例，遇到大方、易于沟通、管理宽松的地老板，妇女们干活更为自在，也能享有相对好一些的食宿条件。在棉花机采率逐年提升的当下，地老板在两侧的地头各留出多少米的棉花进行人工摘采是妇女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多采地头(30)棉花实行机采之后，只有采棉机无法作业的地方需要人工采摘，主要是10亩以内的小块棉田和大块棉田的两侧地头。采棉机开到棉田两侧地头时需要拐弯，而采棉机体积较大会压到棉株，所以需要人工采摘以留出采棉机拐弯的空间，采棉工及其组织者称其为“采地头”。意味着可以挣到更多的收入，但留出多长地头往往是在带班介入的基础上采棉工与地老板协商、博弈的结果。

棉花机械化收获之后，留给人工采摘的只有地头和个别小地块，曾经的采棉女工不再那么想去新疆采棉花，但对于地块较小的地老板来说，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工人采地头才可以确保棉花收获。因此，为了确保每一年都能按时找到足够的采棉工，地老板在让带班找采棉工的时候都会保证让工人挣到钱，并说明必要时他们愿意让利给工人。为了年年带人，带班也会跟妇女们再三保证工作量与最低收入水平，遇到不肯让步的地老板，他会以明年不给其带人要挟对方做出让步。而一旦找到合适的地老板，妇女们也希望在这家多干几年，这约束着她们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在确保收入的基础上，她们也要尽力为带班与地老板着想，干活认真一些、采摘干净一些。

地老板：既然叫人家来了，都得让工人挣到钱，不然明年没人再上你家来了。她们光说地头不够摘，别急啊，摘不完的花，摘到后面地头摘完了，叫采棉机少往前走几十米就是了，留出几十亩地就够她们采了。(31)访谈对象：张继升(男，1968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1年9月27日；访谈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

带班：从来到回去60天，保证每个人挣1万块钱以上。不管是在哪个老板家里都是吃的好、有花拾、走的时候一分钱不少。做不到这几点你来找我。(32)访谈对象：刘红英(女，1960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1年9月24日；访谈地点：从民权至乌鲁木齐的火车上。

采棉女工：不管在谁家干都得有规矩，地老板辛辛苦苦种一年地也不容易，得给人家采干净。吃啥都中，不叫饿着、热汤热水就行了，事儿多，老板第二年不用你。(33)访谈对象：李红(女，1980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1年10月2日；访谈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棉花地里。

凑热闹过程中，妇女们以群体为行动单位，群体有着个体不具备的力量。工作条件达不到她们的要求，或她们认为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时，妇女们会以集体离开即罢工来逼迫地老板或组织者答应他们的条件。罢工具有极强的震慑力，即使不直接罢工，消极怠工也很让地老板头疼。棉花开在枝头，水分一天天减少、棉花价格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为了让工人们重新开始干活，地老板大多会做出一定让步，这是个体行动不可能做到的。因此，集体外出务工时，即使相互之间不太熟悉，她们依然会先内部沟通，确保立场一致，再以群体的名义和地老板、带班进行沟通。

(三)调适留守生活

凑热闹不仅重组了务工妇女群体内部的关系，也重组了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重组均是针对群体而言的，帮助群体降低务工期间的各类风险，争取最大利益。对于个体而言，凑热闹还重组了妇女个体的社会关系。通过凑热闹，离家在外的妇女们在新的场域中开展有别于家乡村落的社会交往，这反过来改变了个体在家乡村落的社会关系。这一改变有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强化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二是缔结新的社会关系。两者共同使妇女个体更好地回归留守生活，调适长期留守村落与困于家务劳动所导致的压抑、郁闷等心情。

妇女们倾向于与相熟的亲戚、邻居或朋友一起集体外出务工，而集体外出务工也正是强化这些特定社会关系的时机。2021年，在小妹的带领下，已经68岁的孙素梅与二妹一起去了浙江采茶叶，她们姐妹三人住在同一个房间。孙素梅年纪较大，某天冒雨采茶叶生了病，她的儿子打电话责怪她年纪大了不在家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却要外出采茶叶。她辩解说可以跟两个妹妹见面说说话，儿子反驳说在家也可以，她说在家每个人都有事情要做，即使离得不远也是很长时间不见面，而采茶叶却可以天天见面。

集体外出务工时，妇女们走出家庭与村落，她们有了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不出来干活永远也不会认识这么多人”是Y村已婚妇女时常说起的话语，出外采棉花、采茶叶、采枸杞，妇女们脱离了个体原有的社会关系，在凑热闹的情境下，缔结新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容易。在这一状态下，妇女们之间也更容易形成有别于村落内部原有亲属和拟亲属关系的友伴关系。因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大家密集地见面、接触，该语境下妇女们交流的频次远远高于村落语境下的社会交往，这使得妇女们更快熟悉对方。同时，集体外出务工还天然塑造了参与者的群体意识，“我们”感极大地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对于性格相对内向、不爱串门的张凤来说，她就是因为采棉花认识了更多的人，结识了闺蜜冯艳梅。

咱这庄子大，你别看我嫁过来一二十年了，我家附近这一片的我都认不好。带人出去摘花认识的人还多一些呢，人家都认识我，不然我都认识不了多少人。之前我跟艳梅根本都不认识，这都有10年了，那一年去摘枸杞，我俩说话可说得来，从那以后干啥我俩都好给一块儿。(34)访谈对象：张凤(女，1975年生)；访谈人：韩雪春；访谈时间：2020年8月26日，2021年1月26日；访谈地点：豫东Y村张凤家里。

个体社会关系的重组从多个角度实现了对妇女的赋权。妇女们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增多了，可以选择“凑”的人变多了，这增加了她们的务工选择。她们获得了包括本地兼业在内的更多生计机会，外出挣到钱的几率也变得更大。同时，她们的社会交往范围扩大了，不同于从未有过集体外出务工经验的妇女，面对留守生活的无聊与苦闷，她们有了更多的途径去处理。不仅如此，季节性外出与留守在家形成一张一弛的生活节奏，有效平衡了她们留守村落与困于家务劳动而导致的心情压抑与苦闷。通过凑热闹，妇女们得以更好地融入与回归留守生活。

总之，凑热闹体现了已婚妇女们参与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她们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最大程度地利用已有社会关系与外出经验，寻找合适的可以“凑”热闹的人选，以对人的正确选择来确保顺利出行。以群体为行动单位，提升与其他群体或个体的协商能力，降低务工过程中的一系列风险，增加挣钱的几率。同时，借由凑热闹，妇女个体强化了原有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与在家乡村落难以经常见面的亲戚或朋友共同劳作；结识了新的朋友，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以此来进一步增加后续务工的机会与选择，并最终反哺于妇女们的留守生活。

四、结 语

概而言之，乡村已婚妇女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集中体现在她们对凑热闹这一行动的意义赋予与建构的过程。集体外出务工时，凑热闹隐含了妇女们逃离家务劳动、出去看世界、挣脱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等独特心理诉求。凑热闹的实质是妇女们在这一话语下组成一个群体并以群体为单位进行行动。她们一起出行，以群体的形式与带班、地老板等其他群体或个体进行沟通与协商。她们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重组了个体的社会关系，这不仅为她们未来提供了更多的生计可能，也影响到其在家乡村落的生活，其间体现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妇女个体对苦闷心理的排解、对精神压抑的放松、对远方的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追求。

当然，凑热闹并非影响乡村已婚妇女集体外出务工行动的唯一逻辑。凑热闹之外，“想挣钱”是更为显在的逻辑。对于乡村已婚妇女来说，想挣钱这一逻辑在促发务工行动时更为正当，她们讲述起来理直气壮。相比之下，“凑热闹”更像是托词与玩笑话。当笔者执意追问Y村已婚妇女“怎么凑热闹”“热闹什么”等问题时，她们大多十分严肃地对“凑热闹”这一逻辑予以否定，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没有什么热闹的，拾花累死人”“那可不是闹着玩呢，几千里地去了”“出去都是为了挣钱，谁还有心情热闹啊”等等。从中可以得知，对于绝大多数参与集体外出务工的妇女来说，“想挣钱”是位居第一位的动机。

但这并不是说凑热闹是无关紧要的。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往往根据社会交往情境与交流对象的不同来变换讲述策略，想挣钱、凑热闹都是她们可资利用的话语，她们偶尔提及的“寻快活”“打热闹”也可以纳入凑热闹这一话语中进行理解。面对他人对她们外出务工行为的质疑，她们适时选择凑热闹或想挣钱来回应。在家人看来，挣钱并非家庭照顾责任较重妇女的主要职责，照顾好家庭是第一位的。当有人质疑这些妇女照顾不好家庭时，她们会以“家里需要挣钱”来回应。而当有人质疑60岁左右的中老年妇女不好好爱惜自己身体时，她们则以“凑热闹”来回应。

不同于以往对拜神或游玩孰为女性进香行为主要动机的辨析，鞠熙提出“游观入道”的行动逻辑，尝试将“游玩”与“进香”放置于同一逻辑下进行理解，“走过(游)，并看见(观)，以此进入某种‘境界’，从而进行自我修炼，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自我并建立新主体性的行为，绝不能被简单归为休闲娱乐或消费行为”(35)鞠熙：《游观入道：作为自我修行的女性朝山——以明清碧霞元君信仰为例》，《民俗研究》2020年第4期。。借鉴这一分析思路，我们是否可以将想挣钱与凑热闹置于同一逻辑之下进行理解？概言之，想挣钱与凑热闹本属于同一意义系统的两面，她们在不同语境下进行着不同的表达与阐释。虽然有些阐释可能缺乏一定的逻辑，有时候不同阐释之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当我们将这些话语还归她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理解时，不同的阐释却是与她们的生活自洽的。

乡村已婚妇女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Y村已婚妇女将所有经济利益之外难以言明或无法清晰阐述的需求都笼统称之为凑热闹，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们的精神世界，热闹与凑热闹的多元含义恰好为我们理解她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研究与呈现乡村已婚妇女多元且充满张力的话语，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她们的精神世界，管窥她们的精神生活。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以更大的耐心深入她们的生活，重视她们对自我生活的定义与阐释，寻找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词汇并进行提炼、界定、解读，尝试以其开启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