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林

传统学科十分重视按学科门类进行学科建构，这使得学科越来越走向专门化和精细化；而现代学术特别强调以问题为导向来开展学术研究，这使得学术越来越走向交叉化与综合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新兴学问，其发展既有学科建构问题，也有学术研究问题。本文基于当下大力建设新文科和发展交叉学科的背景，讨论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走向，从破除传统学科壁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交叉学科体系，以及强化学术的问题导向、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创新机制这两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一、破圈：破除传统学科壁垒，建立非遗交叉学科体系

科学是对物质世界的现象、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反映，是依据学术的性质而划分的科学门类。每一学科都具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对象、内容及核心方法、学科语言、知识体系，体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独立性、稳定性，具有内在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规律。有学者指出，“各个学科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同时又因其对象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而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包括多个学科的更高层级的学科或学科群。”而且“一个学科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才能称其为一个成熟的、健全的学科”。(1)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通过学科的划分，相关学科获得了某种相对独立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学术知识的丰富、积累与传承。伴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学科分类已成为实施专业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基本制度依据。

(一)打破“学科性学术”壁垒，实现学科交叉

随着学科建设的深入发展，传统学科分类使学科日益走向精细化道路，在学科专业间形成泾渭分明的壁垒，催生出谨守学科边界的“学科性学术”。在过强的学科规制下，出现了学科边界的刚性化，各种专业名词在服务学术表达的同时，成为学者巩固学术领地的锐利武器，“学科专业甚至成为不同学术群体相互孤立的学术‘土围子’。其直接消极后果就是导致同一学科和专业知识结构、经验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单一化”，从而无法思考和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复杂问题。在“学科性学术”背景下，大量所谓学术研究“留连于从概念到概念的语言游戏，醉心于专业工具的技艺表演，满足于渊博知识的记忆炫酷，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初心’和‘使命’，‘异化’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和玩赏的游戏”。(2)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与再建制化》，《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但现代科学研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具体而复杂的问题，这需要通过越来越多的学科专业之间综合协同才能解决，从而推动了学科的交叉渗透。

学科的交叉始终与科学研究相伴而行，特别是在近几十年来，人们更加主动地从不同的学科发掘能“为我所用”的理论和方法。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上，重大成果的发现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思维路线的交叉点上。”(3)路甬祥：《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年第1期。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在1926年就提出了量子的波动力学理论，并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于1943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观》一书就是用热力学、量子力学和化学理论来解释生命的本性，是典型的学科跨界研究，这为后来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开辟了道路。(4)[奥]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观》，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953年，化学家L.C.波林、生物学家J.D.沃森、物理学家F.H.C.克里克、R.富兰克林和M.H.F.威尔金斯等对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发现，就是多学科合作的结果。交叉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技术交叉和集成，进而使技术高度综合化和集成化，“在多学科之间、多理论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形成了‘科学键’，从而能开拓众多交叉科学前沿领域，产生出许多新的‘生长点’和‘再生核’”，形成了现代宏大的技术体系。(5)路甬祥：《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年第1期。

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上交叉学科的兴起并在许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突出进展，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1985年5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科学家讨论交叉学科的文章。钱学森指出：“交叉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一般公认的所谓正规学科也是交叉的，它们是不叫交叉学科的交叉学科。交叉科学是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交叉科学在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中是有它的位置的，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列的还有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文艺理论和行为科学。这九个学科部门之间显然有交叉。如果说到这九门科学的实际应用，那其中的交叉就更甚了。”(6)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和研究的展望》，《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三强则认为：“可以预料，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各门自然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到本世纪末，还将产生出一系列的新生交叉学科，这将使存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宽阔鸿沟渐渐缩小，并终将形成列宁所预言的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7)钱三强：《迎接交又科学的新时代》，《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他们呼吁学界要高度重视交叉学科的发展与运用，建议在我国要建立交叉学科制度。

进入21世纪，伴随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学科专业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大势所趋。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前13个学科门类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20〕30号)，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学位〔2021〕21号)，2021年11月17日。交叉学科从此成为国民教育中的正式学科，据此建立相关专业、招生、授予学位、成果认定以及职称评审等一系列制度具有了合法性。

学科交叉是众多学科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叉后形成的理论体系，构成众多交叉学科，而众多交叉学科构成了交叉科学。正如路甬祥所言，交叉科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数学科学和哲学等“大门类科学之间发生的外部交叉以及本门类科学内部众多学科之间发生的内部交叉所形成的综合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9)路甬祥：《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年第1期。。设立交叉学科，将有利于更加高效地解决人类全球社会面临的复杂而重大的科学问题与社会问题。

(二)适应“新文科”发展，建立非遗交叉学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3.htm，发表时间：2016年5月18日；浏览时间：2022年1月28日。这表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门学科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体系，交叉学科将是我国今后学科发展的重点和突破点。

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们“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1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本文件：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教科文组织，2020年，第5页。从21世纪初开始，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持续深入，社会价值和功用的日益彰显，建立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呼声日益高涨，其学科属性、专业方向与学术范式等讨论也日益深入。有学者指出：“我们经常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这样一个独特概念定义它，把它单独地在遗产、在文化中分类，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对象、概念，它就必然还有独特的学术结构，它会利用其他的学科但自己又形成了独特的学科。”(12)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术独立与学科新创》，《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3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等。(1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2月25日。因此，许多学者和部门基于不同的学科认识视角，提出了对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归属：基于其与民间创作的密切联系，将其归于文学学科，比如中山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二级学科；基于其与众多艺术类别有很强的关联，将其归于艺术学科门类，如教育部本科学科课程设置体系中将“非遗保护”列入艺术学理论下；基于其传统性和遗产性征，将其归于历史学科中国史的专门史中；基于其民族性和文化性特征，将其归于“民族学与文化学”一级学科“文化学”下的“文化遗产”中，等等。当下国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归属皆从某一侧面或角度而定，这无疑都具有“片面的深刻性”。

交叉学科在我国学科制度体系中的正式建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有着比较明晰的学科内涵和外延界定，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从发轫之时就具有跨学科色彩，相较于其他学科领域，它涉及古代的生活、当下的认知、现代的保护以及未来的复兴等理念，其学术的领域、目标以及方法等具有跨度大、交叉多以及综合性强等特点。(14)王福州：《“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定位及未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2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其分为十大类，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民俗。由此可见，它包括民间文学，民俗学，传统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民间工艺、传统手工艺技能、文化空间等学术范畴。如果按现在学科大类来看，直接涉及文学、法学、历史学、艺术学、农学、医学等学科门类。随着该学科研究的深入，可以预期的是它还会分化出更多富有交叉性、渗透性的边缘学科。这些学科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相互关联和交叉融合过程中不断演化，彼此形成支撑。基于上述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无法仅靠任何单一学科门类就能系统有效地彻底解决它所涉及的各类问题，而需借助科学交叉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在新文科背景下，适应“交叉学科”发展，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天津大学自主增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位点代码：99F1)，这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交叉学科建设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是从学科发展出发，强化学科交叉是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一级交叉学科已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应抓住国家大力发展交叉学科的机遇，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体系的建设，凝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交叉研究的重大方向，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交叉学科研究，从国家政策层面加以推动和持续引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完善。

二、聚焦：强化学术问题导向，建立非遗学术创新机制

当今学术的发展已形成两种取向：一种是传统的为学科的学术，即学科性学术；一种是现代的为问题的学术，即“问题性学术”。而这两种学术取向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高校的发展模式：一种是重视学科建设，如高校“双一流建设”，争取有更多的学科进入“一流”；一种是强调学科融合，如发展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争取出更多的一流成果。目前，学界正围绕着这两种学术倾向开展讨论，如《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开辟的“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专题笔谈，以及有些报刊开展的关于“新文科”和“交叉学科”的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的发展方向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同样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以明确学术发展方向和研究范式。

(一)“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关系

“学科性学术”强调坚守学科本位，坚持自成一体，强化对本学科的深耕，执着于本学科的概念、方法、理论，但由于过分强调本学科本位，忽视了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往往使整体的学科体系孤岛化，使系统的知识体系碎片化，容易把学术研究引到脱离社会现实和科学研究使命的境地。“问题性学术”强调学术必须以问题为导向，重视解决问题的目的，聚焦学术问题本身，从具体问题从发，强调各种相关知识、理论与方法的综合运用，但由于不重视本体学科的建构，往往容易忽视对本体学科基础性理论和方法的系统研究。有学者认为，学科性学术容易产生学科“内卷”，问题性学术容易导致学科“异化”，究其原因主要有学科的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导向、资源配置问题，而学科制度最为关键，起着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除此上述原因外，学者个人学术价值追求和研究方向的选择也是重要的原因。笔者赞成渠敬东关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关系的观点：

事实上，今天只有将“学科性学术”重新问题化，才能回应问题本身。“问题性学术”的意义，并不是所有学术都要解决现实的问题，学术当然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也需要从人类历史的源流和发展来考察问题，更需要进入学科内部，去发现每个学科的发端、变迁和未来的可能处境来探讨知识本身的问题。总之，任何学科，本来都是从“发问”和“追问”中产生的，用韦伯的话说，既是一种信念伦理的要求，也是一种责任伦理的要求。学问本于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进入未知的领域，而不能沦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技术，或一种社会竞争的技术。

因此，所谓“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话题，倒是应该反过来谈：学术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依据学科的轨迹去探究问题，进入问题的深层机理。而任何学科的原发状态以及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并不是自明的，而是因学者所遭遇的不同时代之处境而不断得到重新的理解和阐发……从根本上说，任何专题或主题性的研究，都不是学术的根本，只有再次返回到一个学科最基本的提问方式和基础命题中来，获得新的认识，才是学术的真正目的。(15)渠敬东：《学科之术与问题之学》，《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两者既各有特点、追求各异，但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从学术追求来看，“学科性学术”是“为学科而学术”的学术追求，主要是从本学科的问题出发进行研究，强调学科的纯粹性和基础性，从具体学科问题中探讨一般学科规律，是一种以理论性为主的理性学术；“问题性学术”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追求，主要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研究，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和务实性，在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中综合运用各学科理论和方法，是一种以实用性为主的感性学术。因此，“学科性学术”更需要精耕细作，“问题性学术”更需要综合交叉。

从两者关系来看，无论是“学科性学术”，还是“问题性学术”，这两者都必须具有问题意识，问题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一方面，解决学术问题必须以学科发展为基础，各学科的发展与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方法和路径，不同学科的综合与协同则为复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整体的系统的解决方案，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所实现研究的巨大突破，反过来也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二)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问题导向

“问题性学术”作为一种应用性学术取向，它能为解决科学问题提供最快捷、最有效的路径，在当下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背景下，它将成为最值得提倡的学术追求。作为以研究民众文化生活为主要对象、以交叉学科为发展方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必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学术研究，即“问题性学术”学术取向。

首先，以问题为导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根本前提。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6)[美]A.爱因斯坦、[波]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第66页。。对于“问题”意义的追问，在很长时间里是科学哲学的一个议题。波普尔就曾明确指出：“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始于观察，尽管通过观察可以引出问题，但是在观察时必须带着一定的问题。”(17)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创造、享用，并以活态形式世代传承的生活、艺术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不仅在于阐明与之相关的历史，还更注重于面向当代甚至未来。以民间生活、艺术、文化等问题为导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更应强化问题意识，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理论和方法，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研究“无形性、传承性、活态性、地域性、多元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属性，探讨“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艺术价值、教育价值”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价值，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向文化产业、文化旅游、文化体育、文化教育、文化设计、文化制造和文化农业等领域转化，这里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应该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有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其次，解决复杂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担当。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需求日趋多元，学术研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复杂。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它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深厚的人文背景，与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息息相关，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主要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进行传承而得以延续的活态文化，因此，其研究对象丰富多样，问题错综复杂复杂。既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的研究，更有对重要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探讨，还有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和传承载体的研究，另外还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等等。面对研究对象和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应有自己的学术担当，积极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扎根中国大地，直面前沿问题，形成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的自觉，综合发挥交叉科学优势，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问题。

其三，知识综合性运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显著特征。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探索未知、创造新知，回答或解决自然、社会、人自身和学术研究本身的疑问或问题。从历史来看，知识本是一个整体，研究是对知识综合运用的过程。如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人学、自然学、军事学、养生学等方面的知识。另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的著作，所涉及的领域除了哲学外，还包括逻辑学、政治学、军事学，以及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物理学、光学、机械学、工程学等。(18)钱乘旦：《文科为什么要交叉——兼论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从现实来看，大多学术研究都需要知识的交叉、整合和综合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从保护角度来说，涉及保护理念、保护原则、保护方式、保护机制以及代表性项目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等；从传播角度来说，涉及资本媒介、技术媒介、传承人媒介、传播理念、传播模式、传播渠道等；从利用角度来说，涉及资源性质、生产创意、产业转化、产品销售等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本体研究来说，涉及民间文学、民俗学、艺术学、工艺学方面的知识；从关联性角度来说，涉及传播学、经济学、产业学众多学科知识。因此，其研究视角必须是多维的、知识的运用必须是综合贯通的。研究者必须秉持知识包容、方法开放、学术灵活、目标多维等学术理念，不断补充、完善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技能，通过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突破原有的学术藩篱，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三)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协同组织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化趋势的加快，各种研究都突破了单一学科的限制，不同学科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越来越普遍，于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交叉联盟”应运而生。在大科学、大文化的时代，在新文科、交叉学科建设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必须从个体的单打独斗转向体系化的协同攻关，建立学术共同体，充分汇聚成员的智慧是实现学术研究新突破的必然选择。不过，新的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和运作是有条件的。

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术共同体必须是一个因问题而凝聚的共同体。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播和利用的某一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纽带，聚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和团队组成学术共同体，发挥多学科集体攻关的优势，共同完成研究任务。这一学术共同体一定要有克服和走出狭隘的学科“土围子”的自觉，必须打破具体的某一学科对问题研究的束缚，突破现有学科的边界特别是学科专业的边界，形成一批具有战略眼光、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创新团队，从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与发展中的“问题”勾连、对接起来，把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问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通过解决问题来获取学科发展的灵感，丰富学科的专业知识储备，而非固守传统狭隘的“学科”思维和话语去自说自话。只有基于交叉学科思维的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完成更复杂的理论和学术问题，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创新，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共同体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术共同体必须是一个有核心人物的共同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共同体既不是一个群众社团组织，也不是一个科研管理机构，它是一个以某一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为目的而形成的学术研究群体，要使这个学术团体有计划、有序、高效地开展学术攻关，其中是否有一个学术水平高超和领导能力很强的核心人物至关重要。这里有一个管理系统论问题，没有一个具备对这个组织系统的综合管理能力、对这个具体研究问题全面把控能力的核心人物(或领军人物)，这个学术团体只是一群缺乏灵魂的学术乌合之众。因此，这个核心人物(或领军人物)必须具有这样的品格：其一，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具有很强的学术影响力，并且十分了解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状况，知道解决所研究问题的学术需求；其二，他(们)必须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较强的凝聚队伍、整合资源和协调关系的能力；其三，他(们)必须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敬业精神。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术共同体必须是一个优质资源共享的共同体。从许多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来看，只有在相关学科研究同步达到一定高度时，在系统整合和严密逻辑的组织下，将相关学科的优质研究团队整合在一起共同攻关才能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共同体，是一群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问题的学者共同组成的对综合性和复杂性问题的协同攻关的学术团体。这个学术共同体是不同学科知识高度融合的体现，是相关问题研究不同学科优质资源的聚集。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必须打破僵化的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之间的深度交叉与融合；尊重不同学科的内在特点，鼓励个性发展，建立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与融合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术共同体必须努力与时俱进，主动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需求和学科自身专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从而不断地巩固自身的发展优势，积极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与众多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的发展。

(四)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创新机制

学术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学科建设的核心目的。通过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研发手段等方面创新，来推动具有开拓性、引领性、超前性的原始创新，这是创新时代科学的追求。从全球范围的学术、科技创新与学科关系看，原始创新大都是学科前沿和学科群交叉融合的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要实现学术创新，必须坚持文化内容与科技手段的结合、理论研究和田野作业的结合，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结合。

其一，文化内容与科技手段结合。21世纪，人类整体进入了一个新的竞争激烈的科学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化的渗透性和影响力越来越强，文化对新科技手段的运用越来越多，两者相互结合，共同促进了时代文化的发展。深入研究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和5G等现代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播和利用的重大影响，通过研究数据库建设、大数据资源挖掘、新媒体展示与传播、人工智能精准推送等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比如，聚焦于数字化展示和传播技术，研究不同传播媒介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表现形态，针对不同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播媒介提出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方式，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能力；聚焦于智能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特点，探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价值、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链，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转化，探索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和生产效率的路径。

其二，理论研究与田野作业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植根于民族民间沃土的活态文化，它由民间故事家、歌手、艺人、匠人、戏人等创造和传承，被称之为“草根文化”。对这种草根文化的研究，必须开展广泛、扎实、深入、系统的田野调查研究。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既是践行求真务实学术精神的体现，也是挖掘、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必由之路，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起点和基础。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流变性特征，开展田野调查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规律，坚持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原则。只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状态、生存环境、传承情况及存在问题开展长期的、全面的，反复的、跟踪式的、动态性的深度田野调查研究，才能及时准确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变化状况，为保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为科学研究提供源源不竭的资料。田野调查研究同样需要理论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田野调查是盲目的、低效的，加强田野调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其三，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结合。笔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文化经济学阐释》一文中曾提出，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必须面向现代社会生活、面向现代市场经济和面向现代科技发展，并特别强调要面向现代，充分挖掘其潜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通过生产创造、产品创意和技术创新进行转化，让其在当下继续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和经济价值。(19)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文化经济学阐释》，《文化遗产》2018年第1期。作为中华优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丰富的资源、多彩的内容、多样的形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宠，在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要用现代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在面向现代市场经济进行产业开发过程中，实现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以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产品和独特竞争力的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必须根据社会需求，以遵循社会服务导向的逻辑，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经济价值的实现机制、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提高资源整合和科技融合的能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文化产业融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