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振华

关德栋教授是我国著名俗文学家、敦煌学家和满学家，其学术研究横跨俗文学、满学、佛学、民族史等领域，研究对象包括敦煌俗文学、民歌、聊斋俚曲、子弟书、宝卷、鼓词、佛经、满文等。由于博学多闻，涉猎广泛，关德栋教授在上述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并最早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是俗文学研究。关德栋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学派的重要成员(1)刘锡诚：《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郑振铎、赵景深及其他俗文学派学者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其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见证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起承转合。系统梳理关德栋俗文学研究的历程，全面总结其学术成就，对于中国俗文学学术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万鹏就已简要介绍过关德栋的学术经历及其俗文学研究的成就。(2)参见李万鹏：《关德栋教授与中国俗文学史研究》，《文史哲》1983年第6期。21世纪初，车锡伦、山曼对关德栋的俗文学研究进行了更加全面地总结和评述(3)参见车锡伦、山曼：《关德栋的俗文学研究》，陈平原：《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白化文则对关德栋的治学风格作了概括，发出“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感喟。(4)参见白化文：《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两位先驱者——周绍良先生和关德栋先生》，《文史知识》2006年第11期。此外，叶涛对关德栋的学术历程、学术成就、研究方法和治学特点等进行了全面总结，为我们了解关德栋教授的学术成就提供了丰富的、翔实的资料。(5)参见叶涛：《关德栋教授与俗文学、敦煌学和满学研究——为山东大学百年校庆而作》，《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叶涛：《醉心绝学的关德栋》，《光明日报》2003年4月17日；叶涛：《关德栋学术思想述略》，《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叶涛：《俗文学、满学与敦煌学家关德栋先生》，《文史哲》2011年第5期。

笔者借参与整理《关德栋俗文学研究著作集》的机会，对关先生的俗文学著作细读了一遍，发现一批此前没有发表过的手稿、书札、课程讲义等资料，对其长达六十余年的俗文学学术历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故不揣谫陋，将一点学习浅见记录下来，希望对中国俗文学学术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德栋俗文学研究概述

关德栋(1920-2005)，满族，北京人，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后，他曾任北京明德中学教员、北京中国佛教学院讲师、上海佛学院教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师、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副教授、东方学编译社编辑、沈阳博物院满文老档编译组组长、耕耘出版社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北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员，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讲师、副教授，《历史教学》月刊社执行编委，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从1953年开始至逝世止，关德栋教授长期执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6)参见叶涛：《俗文学、满学与敦煌学家关德栋先生》，《文史哲》2011年第5期。

关德栋教授的俗文学研究始于佛教通俗文学研究。1942年，他在《佛学月刊》发表《唐代的民间佛教文学——变文》《唐代的民间佛教文学：诗歌——中国佛教文学史初探之一》《元明间的民间佛教文学——中国佛教文学史初探之一》等文章，正式开启了他的俗文学研究之路。

20世纪4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的三种“俗文学”周刊成为关德栋发表俗文学论文的主要阵地。(7)三种“俗文学”周刊分别是：赵景深主编的《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赵景深主编的《中央日报·俗文学》周刊，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据统计，1946年至1949年，他在“俗文学”周刊共发文29篇(8)参见关家铮：《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总目》，齐鲁书社，2007年，第315-316页。，成为“俗文学”学派的干将。同时，他还在《觉群周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了多篇俗文学研究论文。这些文章涵盖了多种俗文学样式：关于小说的有《〈柳毅传〉与佛经故事》《论〈枕中记〉故事的根源》《〈传奇〉补遗》《〈述异记〉的佚文》《公案传奇》等；关于俗曲的有《〈风月梦〉中的俗曲》《时调小书并谱》《关于“十二时”》《再记“十二时”》等；关于变文的有《谈“变文”》《变文目》《略说“变”字的来源》《〈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等；关于子弟书的有《现存罗松窗韩小窗子弟书目》《说“子弟书”》《“满汉兼”的子弟书》《〈升官图〉——记满汉兼子弟书之一》《〈升官图〉跋》等。其中既有俗文学作品的本事考证和佚文搜罗，还对许多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进行了开拓，充分体现出作者博学多能以及锐意进取的探索精神，使其一举成为当时俗文学研究领域知名的青年学者。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参加革命工作之余，关德栋仍从事时调民歌的搜集和研究工作，搜集、整理了大量西北地区的民歌，出版《新疆民歌民谭集》并完成了《甘肃、青海民歌集》的编撰。从50年代起，他在俗文学研究上保持着一贯的宽广视野，对各种形式的俗文学都曾给予关注，尤其着力于说唱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时调民歌、明清戏曲、子弟书、聊斋俚曲、弹词、宝卷、木皮鼓词等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出版了《曲艺论集》《聊斋俚曲选》《聊斋志异话本集》《聊斋志异说唱集》(合编)、《贾凫西木皮词校注》(合著)、《子弟书丛钞》(合编)等书，这些著作在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堪称该领域的典范之作。

1953年夏，受陆侃如、冯沅君之邀，关德栋调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山大中文系，除与冯沅君共同开设“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程外(9)参见郭同文：《忆文学史家黄公渚》，《春秋》2015年第1期。，他还开设了“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概论”“明清俗曲概论”“敦煌文献研究”等有关俗文学的课程，使山东大学成为当时国内较早开设多门俗文学课程的高等学校。(10)参见车振华：《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人民口头创作”课程的教学与“生产实习”》，《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在俗文学(民间文学)的教学上，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开设“人民口头创作”课程时，他围绕课程组织了两次“生产实习”，并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暑假亲自带领学生前往山东沂水县和淄博市进行民间文学采风。这两次采风以科学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方法为指导，搜集到大量珍贵的民间文学资料，编印成四册《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其中“沂水卷”一册，“淄博卷”三册，在当时的民间文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资料已于2020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民间文学采风资料汇编》为名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恢复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生培养不久，在关德栋教授的带领下，山东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又开展了一次田野调查活动。1982年3月底至4月下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东分会(今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原临沂地区组织了以培训民间文学骨干为主要目的的座谈会。时任分会副主席的关德栋教授带领山东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三位研究生简涛、曲金良、张登文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会议之余，他们分赴临沂、费县、苍山(今兰陵县)三地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民间文学采风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关德栋教授从1955年起开始培养俗文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他指导的研究生陆树仑后来成为冯梦龙研究专家。1981年后，他又指导了多名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留学生，讲授“敦煌学”“聊斋说唱”“明代时调歌曲”“宝卷”“讲唱文学”等课程。自2003年开始，关德栋教授担任山东大学“中国俗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为中国俗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先生曾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等学术职务。作为中国俗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与海外学者联系广泛，经常及时地向国内学界传播海外学术信息，加强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界同海外同行的联系和交流。美国的韩南、赵如兰、梅维恒，日本的波多野太郎、太田辰夫、大木康，俄罗斯的李福清，德国的嵇穆等著名学者，都与之有学术往来。关先生的学术思想也对海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包括中国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2004年11月，时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的知名学者李福清教授访问山东大学，笔者陪同前往新华书店购书，他望着架上的年画图书深情地说，他所从事的中国年画的编目索引工作，就是关德栋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建议他做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在悼念文章中，也追忆了关德栋教授对他在冯梦龙《山歌》研究上的帮助，称他为“长期以来的导师”(11)[日]大木康：《关德栋老师之学恩》，中国俗文学学会、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合编：《关德栋教授纪念文集》，2006年，第76页。。

二、关德栋的敦煌俗文学研究

在俗文学诸领域中，关德栋教授最早接触的是敦煌俗文学。记得昔日笔者侍坐时，他曾谦虚地说：“我觉得我不应该被称作敦煌学家，因为那不是我终生的研究方向，我只是躬逢其盛，凭着兴趣做了点工作而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期，敦煌文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热点。(12)陆永峰：《中国百年敦煌学述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尤其是四十年代后期，“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由前一时期的编目、考订、辑佚、绍介准备阶段向着正名、探源以及跨学科探索的高层次进展的阶段，是一个走向成熟、获取成果并向纵深展开的阶段”(13)林家平、宁强、罗华庆：《四十年代关于变文及“变”字的研讨》，《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凭借极强的学术敏感性、扎实的学术功底，关德栋迅速投身敦煌俗文学研究，取得了出色的研究业绩。

1929年，郑振铎发表《敦煌的俗文学》(14)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三号，1929年3月10日。一文，首倡“敦煌俗文学”的概念。1938年，郑氏又出版《中国俗文学史》(15)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对敦煌所藏的变文和民间歌赋做了深入探讨。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界定，白化文的《敦煌变文论文录·编辑说明》认为“大致包括敦煌文学中通俗性的说唱故事和通俗歌曲两部分”(16)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在通俗性说唱故事的变文和通俗歌曲的敦煌曲子词两方面，关德栋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42年，他在《佛学月刊》发表《唐代的民间佛教文学——变文》一文，随后又发表了《〈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1946)、《谈“变文”》(1946)、《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1947)、《略说“变”字的来源》(1947)、《变文目》(1948)等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有专论变文名称来源的，有总论变文文体的，有对单篇变文的本事考证，有对变文写卷资料的叙录，基本涵盖了变文研究的各个方面。周绍良、白化文合编的《敦煌变文论文录》一书，收入王国维、陈寅恪、冯沅君、向达、王重民等知名学者的敦煌俗文学研究论文60篇，其中关德栋一人就有5篇论文入选。

研究变文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对“变”字的解释。在关德栋之前，郑振铎、长泽规矩也、向达、周一良等学者已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郑振铎认为，“变”是指变更了佛经本文而为“俗讲”之意；长泽规矩也认为，变文来源于曼荼罗的铭文。而关德栋不附众说，他在《略说“变”字的来源》一文中，通过对梵文的考察，认为：“一、‘变文’的‘变’字就是‘变相’的‘变’字；二、‘变相’就是‘曼荼罗’；三、‘变相’的‘变’字就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17)关德栋：《略说“变”字的来源》，《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页。“变”实为“曼”字的音转。他的这种观点是当时“变”字“外来说”的代表，影响很大。

关德栋的《谈“变文”》一文长达数万言(分载于1946年《觉群周报》一卷一期至十二期)，是当时对变文最全面和系统的著述。他在文章中详细探讨了变文的渊源、体制、分类和命名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认为变文的产生主要是受佛教翻译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上溯到六朝时代佛教的唱导文学，“依据经典变更了佛经的本文的俗讲，殆为敦煌发现中之‘变文’”(18)关德栋：《谈“变文”》，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9页。。他认为，“变相”图与“变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宣传佛教的方式，只不过“一个是以绘画为空相的表现者，一个是以口语文辞为时间的展开者”(19)关德栋：《谈“变文”》，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1页。，“所以这样的图画俗讲并用，其传教的效果一定很大”(20)关德栋：《谈“变文”》，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2页。。他肯定了郑振铎对“变文”的命名，并对前人曾使用过的几个名称，如罗振玉所用之“佛曲”、北图所用之“俗文”、伯希和所用之“唱文”等进行了辨析，认为“变文”应该是一个最普遍和恰当的名称。他根据韵散结合的不同形式，将变文的体裁分为三类；根据韵文和散文承担的不同功能，将“变文”的组织内容也分为三类；根据“变文”的题材性质，将其分为“佛经的故事”和“非佛经的故事”两大类。其中，“非佛经的故事”可以分为“写历史传说的”和“写当代的‘今闻’的”两类；“佛经的故事”可分为“严格说经的”和“自由叙述的”，后者又可以继续细分为“演述经文而不叙写故事的”与“写佛经故事的”。(21)关德栋：《谈“变文”》，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0页。《谈“变文”》一文，虽没有将“讲经文”和“变文”区分开来，却准确地把握了变文的特点，其观点在当时被学界普遍接受，为后来变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德栋认为佛教经典的通俗讲唱，除了变文外，还有所谓“押座文”与“缘起”。他在《〈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一文中为“缘起”下了定义，认为“‘缘起’是一种韵散兼刊的‘变文’引子，所以在其内容方面也与‘变文’一样，多采取佛经里面的故事。所不相同的就是偏重于简短的或有趣味的而已。”(22)关德栋：《〈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页。经考证，他认为《丑女缘起》取材于一个简短而有趣的佛经故事，可见于《撰集百缘经》卷八《波斯匿王丑女缘》、《杂宝藏经》卷二《波斯匿王丑女赖提缘》和《贤愚经》卷二《波斯匿王女金刚品》，内容有所出入，目的是增加故事的趣味，可以看作是敷衍佛教故事情节的典型之作。《〈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一文，虽然不长，却很有学术分量，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根底。

在潜心于变文研究的同时，关德栋也非常关注敦煌曲子词。《关于“十二时”》一文针对罗振玉《敦煌零拾》中所收《天下传孝十二时》《禅门十二时》以及刘复《敦煌掇琐》中所收《太子十二时》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与《叹五更》不同，“‘十二时’的体裁，在今日的民间俚曲中，却已找不出结构相似的东西来……但是，‘十二时’一体在南宋时仍然存在，却可找到一个证据来”(23)关德栋：《关于“十二时”》，《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9页。。这个证据就是宋代释晓莹所著的《罗湖野录》。该书卷三中的第二条，就有一篇宝峰湛堂准禅师创作的《十二时颂》。此书的撰述年代为绍兴二十五年(1155)，因此可以断定，南宋时期“十二时”尚在流行，而且可能只是通行于佛教歌唱中。通过这个例子，关德栋指出，《罗湖野录》曾取材于“尊宿提唱”，“所以研究民间俚曲俗语等，禅僧语录亦不可忽视”。(24)关德栋：《关于“十二时”》，《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针对魏建功的《十二辰歌》，关德栋发表了《再记“十二时”》。魏建功认为，“十二时”等敦煌发现的俗曲是当时的“流行的歌曲，佛徒宗教家随便应用着并没有确定的名称”(25)关德栋：《再记“十二时”》，《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他引用《洛阳伽蓝记》“白马寺”条记载的沙门宝公故事，断定这种俗文学的名称应该叫“十二辰歌”，命名的依据是“这种歌原始形式当是四句，而特别是三言，有韵脚，是一、二、四句相协。因为依十二辰分章，故名‘十二辰歌’”(26)关德栋：《再记“十二时”》，《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

经考证，关德栋认为《洛阳伽蓝记》“白马寺”条中的沙门宝公就是梁沙门宝志，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赞颂偈诗中收有宝志和尚的一首《十二时颂》，其句法与魏建功所言并不相符。对于魏氏所持的“十二时”是“依十二辰分章，故名‘十二辰歌’”的观点，关德栋认为也不能成立。他举出《高僧传》“宝志传”的一段文字，“上(梁武帝)尝问志云：‘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志答云：‘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答云：‘旨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议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27)关德栋：《再记“十二时”》，《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3页。，认为这才是造成十二章《十二辰歌》的最初根源。

关先生年未而立，就能在敦煌俗文学研究领域如此轻松地纵横驰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门绝技”——精通佛教经典和熟练掌握梵文、巴利文。据其自述，他青年时期曾下苦功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能自由阅读梵文和巴利文经典。大学期间，他又师从在北京法源寺办佛教学院的著名佛学专家周叔迦，同周叔迦之子、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周绍良一起研读佛教经典。(28)2005年关德栋逝世后，缠绵病榻的周绍良嘱弟子白化文代撰唁诗《唁德栋》：“法源精舍岁时迁，水月光阁赖广传。变文初探皆青鬓，省忆前尘一潸然。”诗中所述即关先生早年研习佛学、开展变文研究一事。参见白化文：《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两位先驱者——周绍良先生和关德栋先生》，《文史知识》2006年第11期。广博的语言能力和扎实的佛学基础，为他日后从事佛教文学研究插上了一双翅膀。

三、关德栋的时调民歌研究

时调民歌是关德栋教授较早关注的俗文学门类。1950年，他就整理出版了有关新疆民歌的《新疆民歌民谭集》。该书是赵景深主编的“民间文艺丛书”之一，由赵景深作序、郑振铎题写书名、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该书介绍了维吾尔、哈萨克、锡伯、蒙古四个民族的民歌以及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蒙古等民族的民间故事。正如初版“后记”所说，此书“虽然不是一本比较全面的介绍新疆各民族间民歌和民间故事的集子，但大体讲，比较著名的几族的民歌和民间故事是都介绍了一点”(29)关德栋：《新疆民歌民谭集》，北新书局，1950年，第77页。。《新疆民歌民谭集》是对新疆民歌和民间故事较早的整理和介绍，受到当时学界的广泛重视。据刘锡诚回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用汉文出版的新疆民歌和故事集属于凤毛麟角，这本书显得非常珍贵，成为他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选材的蓝本之一。(30)刘锡诚：《贤者之风——悼念关德栋先生》，《中国民族报》2005年5月20日。《新疆民歌民谭集》也受到外国学者的重视，曾被俄罗斯学者李福清翻译成俄文。(31)刘光裕：《吾师关德栋教授》，《粤海风》2017年第3期。

1950年末，关德栋还编成了一部《甘肃、青海民歌集》。1950年春，他被派往兰州大学工作，任教于少数民族语文系。除讲授“民族史”和“民族政策”的课程外，在赵景深的鼓励和指导下，他还从事当地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编写了《甘肃、青海民歌集》一书。1951年，他从兰州大学转调福建师范学院时，赵景深为该书作序，并拟由当时的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后因出版社面临公私合营，该书未能出版。《甘肃、青海民歌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甘肃民歌”，包括“山歌——‘花儿’或‘少年’”“小曲”，并附有曲调；第二部分为“青海民歌”，包括“山歌——‘花儿’或‘少年’”“小曲”，并附有曲调；第三部分为“西藏族民歌”；第四部分为“兰州鼓子”。这本民歌集基本涵盖了甘肃、青海当地最有特色的民歌形式，保留了民歌的原始风貌，为西北民歌研究提供了原始的文献资料。

1959年至1962年，关德栋与赵景深共同策划编校出版了“明清民歌时调丛书”，其中由关德栋标点整理的《挂枝儿》和《山歌》分别于1961和1962年作为“明清民歌时调丛书”之两种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明清民歌时调集》为名重新订正出版。他为两书各作了一篇长序，对这两种民歌形式的起源、流传、历代辑集的情况以及两书的内容分类、艺术特点作了精到细致的分析，并高度评价了冯梦龙搜集、整理民歌的重要意义。《挂枝儿·序》指出，冯梦龙“几乎是用尽了毕生精力从事着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写的工作”(32)冯梦龙编述：《明清民歌时调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页。，冯氏这种愿意为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辛勤付出的精神远超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家。《山歌·序》充分肯定了冯梦龙在《叙山歌》中提出的“山歌”是“民间性情之响”，以及“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的论断，认为冯梦龙用“挂枝儿”和“山歌”来表现真挚的爱情，体现出与虚伪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战斗精神。这种战斗精神“在明代较进步的诗人、作家当中确乎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33)冯梦龙编述：《明清民歌时调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5-256页。。这两篇序言是明清时调民歌研究的重要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92年，关先生选注的《挂枝儿 山歌》由济南出版社出版。选注本从两书选出部分优秀作品加以注释。该书“引言”对“挂枝儿”“山歌”的名称和流布传播进行了简要辨析，高度评价了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明代人民生活的歌”，“所以其中优美诗篇是思想健康、真挚感人、质朴可爱的。这些直接讴歌健康、纯真的爱情的作品，确乎是当时文人诗作难于企及的”。(34)冯梦龙编纂，关德栋选注：《挂枝儿 山歌》，济南出版社，1992年，第7页。全书共12万字，选篇精当、注释简洁、通俗易懂，利于经典传播和读者接受，体现出关先生对明清时调民歌研究理念的延续性。

四、关德栋的说唱文学研究

除变文等敦煌说唱文学外，关德栋教授在弹词、子弟书、宝卷、俚曲等说唱文学样式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说唱文学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曲艺论集》。该书最早由赵景深向古典文学出版社(35)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改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书名初定为《满汉兼及其他》，后在赵氏的建议下，改为《曲艺小说论集》。又因为书中文章大多是关于说唱文学(曲艺)，考虑到内容单纯会对学者更为有用，最终将书名定为《曲艺论集》。该书收入论文22篇，涉及变文、宝卷、子弟书等传统曲艺，其中既有旧作长文，也有新作的读书札记；既有对各种曲艺文学样式渊源和发展的考辨，也有对曲艺文献的搜集和校订；既提供了珍贵的曲艺文献资料，也做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该书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再版，成为说唱文学(曲艺)研究领域重要的参考文献。海外知名汉学家波多野太郎、太田辰夫、李福清、戴密微、嵇穆等多次转引书中的观点。

《贾凫西木皮词校注》是对明末清初贾凫西所作鼓词的整理校注，由关德栋和周中明合作完成，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贾凫西木皮词校注》收入了贾凫西的《历代史略鼓词》《太史挚适齐全章》两篇鼓词，并附有长篇的“校记”。全书附有三个附编，包括贾凫西的传记、前代多个版本的序跋和贾凫西所作的诗集《澹圃诗草》，对于了解贾凫西其人其文以及明末清初鼓词的面貌大有裨益。

《子弟书丛钞》由关德栋和周中明合编，赵景深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是国内较早的一部子弟书选本。篇首“前言”对子弟书的起源、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澄清了学界对子弟书的很多误解。最为可贵的是书末附有关德栋自藏的清代顾琳著《书词绪论》。《书词绪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部子弟书研究专著，因为非常罕见，所以尤为珍贵。它“着眼于子弟书的内容、主题和表演等多方面，提出了子弟书要‘善能法古’的原则，从‘立品’‘脱俗’‘传神’等方面对子弟书的艺术性提出了高标准，对子弟书的规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6)车振华：《新时期说唱文学研究的成就、困境及其出路》，《文学遗产》2020年第6期。。

关德栋教授在聊斋说唱文学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蒲松龄的研究多集中于《聊斋志异》，对聊斋说唱文学的研究则开始得较晚。1929年马立勋辑《聊斋白话韵文》发其先声。1936年，路大荒主编的《聊斋全集》收入了当时新发现的俚曲和鼓词等作品。日本学者平井雅尾以20世纪30年代在淄川寻访的资料为基础，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建立聊斋文库，编辑出版了《聊斋小曲》。1949年以后，关德栋是较早关注聊斋说唱文学的学者。在《聊斋俚曲偶记》中，他首次将平井雅尾的《聊斋小曲》介绍给国内同行，并在“附记”中对部分俗曲的来源进行了考辨。他认为，“快曲”一名也就是“快乐曲”的省称。平井雅尾简目中著录的部分小曲散见于清代华广生辑集的《白雪遗音》卷一和卷二。关德栋分析了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并结合旧抄本对《聊斋全集》所收《学究自嘲》和《禳妬咒》的缺漏加以补正。他认为：“蒲松龄通俗曲艺作品流布甚广，传抄本亦多，部分曲词且在蒲氏故乡曾予传唱。整理时若能注意及此，相信发现必多，其收获当不止限于校订异文，修补完整。”(37)关德栋：《聊斋俚曲偶记》，《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5页。

关德栋教授对聊斋说唱文学研究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文献的搜集整理上。《聊斋俚曲选》是他1963年在“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的主持下所编，20世纪70年代末又做了修订，198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全书收入《穷汉词》《学究自嘲》《千古快》《墙头记》和《闹馆》五种俚曲，前四种是叙事或叙事兼代言的说唱作品，后一种是戏曲。《聊斋俚曲选》根据多种传抄本加以校订，并对每篇作品做了说明和注释，成为聊斋俚曲研究的重要文献，该书“篇幅虽不多，而气魄很大”(38)著名学者任中敏的评价。参见关家铮：《关德栋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89页。。

除了聊斋俚曲，他还高度重视话本、子弟书、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样式涉及的聊斋故事，并为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付出了大量心血。《聊斋志异话本集》辑录了两种根据《聊斋志异》改编成的话本，包括《醒梦骈言》十二回和《删定二奇合传》中的两篇，于1991年由齐鲁书社出版。据初版《辑校弁言》记载，辑校《聊斋志异》话本始于1940年代他检读马隅卿所藏通俗小说，其中《醒梦骈言》就是以马隅卿旧藏乾隆以前刻本为底本，并以其后翻刻本和至德周氏旧藏影钞为别本对校。《删定二奇合传》是以咸丰间刻本为底本。因为两书底本都有缺漏，所以提交给出版社时未能补足。1984年，关德栋教授赴美讲学期间搜集到两书的底本原刊，恰好完整无缺，于是将之前缺漏部分抄录下来，以《校后记》的形式附于全书末尾，终成全璧。

《聊斋志异说唱集》由关德栋与李万鹏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该书收入改编自《聊斋志异》的说唱作品，即民间说唱“志目”50种，包括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词、弹词。为便于阅读，《聊斋志异说唱集》将唱词部分进行了分段处理，对每篇作品的篇首都做了简要说明，对曲词里的方言土语进行解释。该书《前言》追溯了《聊斋志异》改编成“志目”的发展流变过程，详细说明了每一种说唱样式在改编时的不同特点，对于研究《聊斋志异》的通俗化传播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支持。

直到晚年，关先生还在读“俚曲”、写“俚曲”，依旧保持着对聊斋说唱文学的研究热情。在《读“聊斋俚曲”札记》(39)关德栋：《读“聊斋俚曲”札记》，《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4期。中，他结合明清俗曲的发展流变和艺术特点，对蒲松龄的俚曲《增补幸云曲》的取材和《琴瑟乐》的说唱艺术形式进行了考辨。他认为，《增补幸云曲》虽是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增补改写而成，却有着自己鲜明的风格。据他考证，明代两种戏曲选集《摘锦奇音》和《万曲长春》中都收入了一首与《增补幸云曲》内容一致的〔劈破玉〕，分别题名《嫖院记》《正德记》，根据仅存于《摘锦奇音》一书的两出戏文“出游投宿萧庄”和“周元曹府成亲”，可知《增补幸云曲》的说唱内容与明代杂调传奇《嫖院记》《正德记》的关目相一致，蒲松龄的这只俚曲取材于戏曲。《增补幸云曲》特地标出“增补”二字，可见肯定有内容增补和艺术加工。关先生将《琴瑟乐》与清代最早刊刻本俗曲总集《万花小曲》收录的一套重头联章俗曲《闺女思嫁》做比较，认为“《琴瑟乐》里采用的〔陕西调〕，也很可能就是传唱已久的〔两头蛮〕曲调的变异”(40)关德栋：《读“聊斋俚曲”札记》，《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4期。。其扎实的论证让人叹服不已。

五、关德栋的治学特点

关德栋教授的俗文学研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李万鹏评价他“既重视学术理论研究和史料整理，又注意有关学科的相互影响、渗透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41)李万鹏：《关德栋教授与中国俗文学史研究》，《文史哲》1983年第6期。。白化文曾将他的俗文学研究特色总结为三点：一是发人所未发，有独到见解；二是重视对不同地域的俗文学样式的研究；三是注意研究与公布活的新的俗文学材料。(42)白化文：《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两位先驱者——周绍良先生和关德栋先生》，《文史知识》2006年第11期。这三个特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具备跨地域、跨学科的意识和广阔视野，才会广泛搜集和大量占有包括俗文学在内的相关文献资料；只有在坚实的文献资料的支撑下，才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只有提出新观点、新见解，丰富的文献资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价值。关德栋教授在文献整理、研究视野和学术创新三方面都堪称俗文学研究界的表率。

他重视对俗文学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每到一地都留意当地的俗文学资料，细心加以搜集，同书本文献相印证。例如，他在福州任教时，专门寻访了在当地传唱最盛的“评话”，也就是当地的弹词。他介绍了《王邦盛世词》《武则天轶事词》等福州弹词的情况，对于郑振铎“惜未得一读”(4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572页。的长篇弹词《榴花梦》做了详细介绍，对郑振铎、阿英的相关记述进行了丰富和补充。

他总能发现鲜为人知的史书、佛典、域外文献，写文章用材料说话，以丰赡扎实的文献资料作为支撑，呈现出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气象。虽然他喜欢写札记式的短文，较少发表长篇大论，但文章以解决问题为旨归，言简而义丰，总能切中肯綮并给人以启发。他的文章中漂亮精警的句子似乎并不多，而其学术观点却总能被同行参考和引用，原因即在于此。

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德栋教授克服重重困难，搜集保存了上海《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上海《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上海《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上海《中央日报·俗文学》周刊、北平《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等六种“俗文学”周刊。这些资料现已成为海内珍本，对20世纪俗文学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德栋重视与学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与郑振铎、阿英、任中敏、冯沅君、赵景深、王重民、胡士莹、吴晓铃等俗文学研究名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来往书札中时常可见对学术问题的切磋探讨。此外，他注重中外学术交流，留意海外的俗文学文献收藏和研究状况。1983年至1984年，他获得“路斯基金”，应著名汉学家梅维恒的邀请，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1993年，他获得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基金，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和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满学系从事合作研究。(44)参见叶涛：《关德栋学术思想述略》，《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在海外，他搜集到《聊斋志异》满文译者扎克丹的未刊稿、《云贞寄外书》满文本、满文翻译本《红楼梦问答》《红楼梦论》《红楼梦论赞》、“满汉兼”俗曲《清汉集锦歌》，以及一百多种明清时期的戏曲和俗曲资料，“其中包括赵景深在《曲论初探》中提到的一些国内已失传的明代戏曲剧本”(45)杨鸥：《风物长宜放眼量——访俗文学专家关德栋教授》，《人民日报》副刊1986年10月16日。。借助这些资料，他撰写了多篇论文，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俗文学是俗文化的产物，它与商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娱乐文化和大众传播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俗文学研究者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之一隅，而必须有跨学科的视野和见识，把历史学、艺术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同俗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46)参见车振华：《新时期说唱文学研究的成就、困境及其出路》，《文学遗产》2020年第6期。关德栋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大力提倡俗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访美归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充分肯定美国俗文学同行经常采用的多学科交叉以及纵横联系的研究方法，认为“俗文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之争上，应该和整个民族文化联系起来，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就无法全面地理解俗文学”(47)杨鸥：《风物长宜放眼量——访俗文学专家关德栋教授》，《人民日报》副刊1986年10月16日。。这种观点有受美国学术界影响的成分，更是他数十年俗文学研究的经验之谈。他既在“俗文学”观念的统摄下，将戏曲、小说、说唱文学、民歌俗曲等熔于一炉统筹研究，又打破大的学科界限，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来为俗文学研究服务。例如，他对子弟书的研究就涉及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更是涵盖了文学与语言学、宗教学、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学科。以语言学为例，他使用梵文和巴利文研究敦煌俗文学，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观点。而满文作为他的本民族语言，也成为他从事相关研究的一个利器。他早年搜集校订的“满汉兼”子弟书《螃蟹段儿》《升官图》以及满文俚曲《黄昏卸得残妆罢》等，为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关于“聊斋俚曲”的创作年代，关先生从语言角度出发，为俚曲创作于蒲松龄晚年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他发现，《增补幸云曲》中“宣政院的婊子，从了个昂邦的良家”的“昂邦”一词，实为满语“anban”的音译，通常译作“昂邦”“谙班”等，汉语意思为“大臣”。根据现有历史文献，“昂邦”一词在清代康熙中期使用较为普遍。所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蒲松龄写作《增补幸云曲》的时间约在17世纪末的观点是可信的。(48)关德栋：《读“聊斋俚曲”札记》，《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4期。

六、结 语

关德栋教授六十余年的俗文学研究历程，可谓风雨兼程、硕果累累。他成名甚早，年未而立就已经成为知名学者。及至壮年，因为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他曾沉寂过。(49)参见陈宛希：《1954-1956年间的〈长生殿〉讨论：爱情主题说及其批判》，《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刘光裕：《吾师关德栋教授》，《粤海风》2017年第3期。但他穷且益坚，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迎来了学术研究的高潮。六十余年间，关德栋教授一直在俗文学研究这块热土上孜孜不倦地耕耘，进入耄耋之年，他还在思考和写作，撰写出《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校录》《日本“明清乐”书录》等文章，并亲自整理了自己的文集——《中国俗文学丛稿(初编)》。关德栋教授以他杰出的学术贡献在20世纪中国俗文学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借用刘锡诚的一句话来概括，即“在俗文学领域里，成为郑振铎等人开创的学术传统的最重要的薪火传递者”(50)刘锡诚：《贤者之风——悼念关德栋先生》，《中国民族报》2005年5月20日。。